最近常听李健，偶然听到这首《什刹海》：

什刹海边住过的那条街

又是遍地金黄的银杏树叶

河灯已点亮

湖心的黑夜

却不见摇晃的碎月

……

十年前的一个夏夜，听说前海后海沿着湖开了不少小酒吧，就约了朋友去体验一下。重新开发后的什刹海，亭台掩映，灯火幽明，是很有小资浪漫情调的所在。游客多是青年白领或情侣，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很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里其实并不太像公园，湖边很多住家，路灯黯淡，是所谓小流氓出没“拍婆子”的地方。冬天那里是北京最大的滑冰场，偶尔会打一场颇具规模的群架，然后流传一阵故事与谣言。

我和朋友喝了两扎啤酒，溽热渐渐散去，华灯初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会天，我提议去散步，沿着前海南岸走了一会，又拐进一条胡同，再往左转时，路牌上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白米斜街。我不禁轻呼一声，这可是我儿时常来的地方，不过是靠近地安门外大街的东头。我们向东北走过去，不一会就到了另一端，可是往日踪迹全无。四分之一世纪过去，记忆自是稀薄了许多，胡同的名字和门牌号都记不太清楚；更有多少沧海桑田，物非人亦非。我怅然走在地安门外大街上，只能凭关于地理位置的模糊印象依稀看见，一个少年走进地安门副食品商店，花7毛8买了一斤蛋糕。那时也是夏天，他穿着跨栏背心，头顶草帽，拎着蛋糕哼着《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这首歌后来被曾改编梁祝的陈钢改成小提琴曲，流传甚广），走进了30年后他相信是白米斜街的那条胡同。是5号院还是7号院他真是记不住了，但是他还记得院落并不大，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过了第二道门的两间北屋，门总是敞开的，张老总是笑眯眯坐在那里。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简称学部)　1969年被全体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关于这个干校最著名的描述，自然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按军队编制，每一个研究所成为一个连，所谓军队“支左”来的军代表担任指导员。各连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代表的态度，父亲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军代表为人比较圆，大概是方方面面都不想得罪，虽然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哪一面都不讨好。无论如何，父亲渐渐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客，后来还参与了一点连队的日常管理。

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后任教于复旦大学，上世纪50年代被范文澜调来编写《中国通史》。读书人下放到农村干体力活是一种变相的流放，身体不好的自然招架不住。张先生久患哮喘，在干校发病危殆，父亲代为说情，终于得到回京治病的许可。之前一年，我家从铁狮子胡同一号搬到永安南里学部宿舍，与张先生成为一楼之隔的邻居。本来张先生这样出身世家的“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简称），对父亲这种算是党内知识分子的“高干”一般敬而远之，经过在干校共患难有了交情。张先生回到北京以后不久，介绍母亲去找张老看病。母亲原来是北京中医院名医卢老的病人，卢老是歧黄高手，曾经治好过母亲疑似癌的肿瘤，第二年却自己患癌去世，好像还不满七十岁。母亲自年青时就体弱多病，文革中尤甚，常年需服中药治疗或调理。我经常去药房抓药，喜欢上了药材的味道和大堂安静的氛围。抓药等上一两个小时很平常，往往是带一本书，在药店里找一个角落边读边等。久而久之，药房里的师傅都认得这个大脑袋细身子少年，我一进去就会说声“来啦”，我赶紧毕恭毕敬地打招呼，递上药方。时光缓缓漏去，我的阅读从《育婴常识》到《世界各国概况》、从《红旗飘飘》到《钟为谁鸣》，大多染上了中药的气息。中药抓得多了，有一段时间我能背不少味药名，还多少知道一点功效，看着老中医的风度，曾经想过自己将来要不也这样。后来一上大学、一出国，渐渐就把这一切都遗忘了。

小时候多是找卢老看病，就习惯了卢老的范儿，有点架子，自信、健谈、谈吐颇有机锋，用药相当凌厉。也许正由于这样的个性，卢老似乎一直不是很快乐，具体缘由我不得而知，但享年不永，应该与此相关吧。

第一次随母亲见张老，圆短身材，眼睛本就不大还总是含笑眯缝着。时值盛暑，张老穿背心、短裤，手执大蒲扇，看上去与大马路电线杆子底下借着灯光下象棋的老头并无二致。张老说话，态度十分随和谦逊，一点脾气都没有似的。他声音不大，一口地道而略为绵软的京腔，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民国时代北京人的话。张老最初开的几个方子，都是些平淡无奇的药，见效也慢，和张老的性格一样，“慢慢来，没问题”是他的口头禅。他住的两间狭小北屋，统共就20多平米，堆得满满的，连坐的地方都很局促。墙上密密麻麻挂着字画，每次去张老家，如果前边没有病人，他一定不是在看画就是在读线装书。母亲从来没有问过张老的名字，也不清楚他的生年，她甚至没有问张遵骝先生。这一方面是出自礼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那代人的谨慎：不打听别人，也少说自己的情况。当时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都是大忌讳，和1980年代之后以家世显赫、海外有亲戚为荣的风气恰恰相反。熟悉了以后，听张老自己说起，父亲是清末御医，他继承父业，民国时开诊所多年。1950年代“公私合营”，取缔私人诊所，开业医生泰半入国营医院。张老是极少数拒绝当“公家”医生的人，就此成为无业游民。至于为什么不肯去公私合营的医院，拿相当高的工资，张老仅说是因为他自己“觉悟太低”。隐约记得张老有7个子女，大多在文革前就上了大学，有一个儿子好像学地质，分配到青海。老夫人在街道工厂上班，我去时常看见她在前院，带着从青海送回来的小孙子。1970年代初，地安门街道革命委员会的老太太们办了一个街道门诊部，请张老坐堂，每日半天，挂30个号，一个号5分钱。不清楚张老能拿到多少钱，但总算是有份工资了。

我至今不清楚他从1950年代到文革中这十多年是如何谋生的。北京不似上海，有相当一批大大小小资本家，公私合营以后主要靠银行里的利息维持生活，而且一个中医在民国至多是殷实之家，并非大富大贵。另一方面，前朝富贵到了文革时绝大多数被扫地出门遭遇很悲惨，隐居在大杂院的张老倒是平安无事。在我的印象里，张老虽然说话谨慎，却又活得泰然，乐乐呵呵的。他想必善于与人相处，估计把街道革委会搞定了，所以在70年代中批林批孔的阳光下，敢于公然在屋里挂着古字画，记不清在屋子中间有没有挂毛主席像了，很可能还是挂着的。到了1990年代，听说张遵骝先生晚年曾经变卖祖传名画贴补家用，我忽然想到张老当年可能也是那是叫做旧货店的当铺常客吧。

我们去请张老开方治病一般是去他家里，按照革命年代的潜规则，不可以付钱，但礼数总是不可少的，所以每次去必备一份点心或者水果，张老必拱手道谢然后收下。记得最常买的是一块钱一斤的浅黄色蛋糕。张老为人极其周到，一定先聊一会天，家里每个人都问到了，然后才认真地望闻问切。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家里处方时，张老总是用毛笔写药方，一手漂亮工整的小楷。

家兄有一同学，平常身体健康，25岁结婚后却发现有不举之症，四处求医不愈。遂介绍他到张老家看病，张老沉吟许久，并未开汤药，处方竟然是一味用于治胃的成药。同学愕然，张老也不多言，只说你服用两个月，不好再来见我。同学半信半疑，来问母亲，母亲劝他先遵医嘱吃一段时间。不足一月，霍然痊愈。

那时北京生活物资匮乏，运动却一个接一个。不管是积极革命的，还是心存怀疑的，大多数一门心思发着政治高烧。张老从来不予评论，和母亲熟悉后，有时会聊些民国年间北京的人物和吃食，偶尔感叹一句，其实哪个朝代的人都差不多。跟着张老看了十多年病，这中间的天翻地复和改朝换代也差不了多少，不变的是张老那双笑眯眯的小眼睛。随时间推移，张老由医生成为朋友，尤其和母亲、三哥谈得来。母亲性格果断、爱憎分明，却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张老很有共鸣。在“同志”是普遍称呼的年代，张老特意称母亲“于先生”。我是跟在后面只有听的份，却也渐渐听出些记忆。张老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对人的同情总是那么真诚，对事的反应总是那么和煦。他从未生气，更不发怒，虽然世事人生有许多无奈，他却表达得婉转温和。

张遵骝先生没有子女，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也是我少年时的启蒙人。我曾经写过一篇《遥远的琴声》怀念他，发表在《读书》2007年10月号，之后《读书》又发了一篇读者来信，才知道牟宗三于抗战期间曾经被张先生资助，而那时候的张先生“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1970年代中期的张先生，却是脸色惨白病弱惊惶的老人，以至于出门都有困难。至少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看张老，从他们的交谈中我隐约感到他们交情十分深厚，但是他们又是如此不同。和张老在一起，张先生似乎更能直抒胸臆，虽然气喘嘘嘘，谈起具体时事仍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双颊泛红。张老静静听着，并不发表意见。在他对张先生的态度里，有一种对读书人的尊敬，也许是长年隐于市吧，张老习惯于把自己放得很低；也许是装老百姓装久了，渐渐地下意识有了一种身份认同。

在我的少年时代，张先生和他的夫人王宪钿先生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他的家国意识、他的悲观态度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的一生。而张老却是从容淡定、观棋不语、笑看风云，在他面前，忧患感似乎并无意义。洞察力一方面带来平静，另一方面也导致惟有生活才仿佛是实在的。张老曾经慨叹的是：如果一家人能够在一起那该多好！在当时那确实是一种奢望，我家6口人就分在4个地方。如今回首我也不禁慨叹：所谓知识分子往往怀有高度的期待，更多人却不过是渴望低度的生活。在几代人求温饱安宁而不得后，这种反差在中国尤其明显，对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往往是我们不曾看清的。

在商业社会的忙碌中年里，人很容易就稀里糊涂地“前尘往事成云烟”，而且消散得无影无踪。待到“往事纷到眼前来”之际，许多记忆却已模糊。大约七八年前，有一次回京探亲，检点旧札，在一本日记里夹着一张药方，纸已发黄，字迹已陌生。要在记忆里搜索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是张老开的药方。那一年正好在网上和人掐架，告诉那些奉胡兰成为民国时大书法家的网友，其实只是民国的书法看得太少，不知道那时候字写得好的文人墨客多了去而已。虽然我不懂书法，但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重睹张老墨宝，更惊于他的字骨而秀。且那根本不是秀书法，而是一边想着味药，一边想着剂量一挥而就。我努力回想张老的样子，却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似乎喜欢书法，可能也擅长丹青。他无疑是一位高明的老中医，但除此以外，他的文化底蕴、内心思想都躲在温和的笑容、一点也不起眼的矮胖身影背后。我曾经感到他的谦和与通达，然而我并不知道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怎样的修为。听说张老在街道诊所给人看病又看了很久，没有去想要聘请他的医院，也不曾像别人那样著书立说。他一直保持着一介平民的姿态，也一直如他自己平时闲聊的那样：人活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不要去求名利，也不用想留下什么。于是他就什么都没有留下，光阴渐渐掩埋了他的背影。

去国许多年后，听说张老在90多岁上无疾而终。

原载2015年6月8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