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我和朋友做网站的时候，聚集了山南海北的一大圈网友。每次回国，不免会聚几次，多半是聚餐，狂聊三个小时左右结束。有一次聚餐恰好离我的住处很近，我就约大家到我那里坐坐。有一半的人告辞了，余下的六七个就很热烈地说着话，走在温暖熙攘的街上。虽然在论坛上用真名或者披着一件马甲彼此说过许多，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彼此并不熟识。我固然远来是客，却总是聚会的由头，那天晚上我更是要尽一点地主之谊，招呼着每一个人。平常潜水的我，网友聚会时因此会恢复一些年轻时代的话痨习惯。大抵在虚拟世界能够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的人，在现实中多是内向沉默的，需要有人先营造氛围才能呈现真面目。通过网络相识的朋友，往往在兴趣与话题上有着更多的一致，聚在一起一旦聊起来，时间就会拖得很长。与平常不同的是，那天晚上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我和亦真是第一次见面。她是一个安静柔和，玲珑袖珍的八零后女孩，个子不高，穿着朴素，在一群人里并不起眼，但五官清楚精致，让人觉得舒服，抬起眼睛看人的时候还有一丝好像受了惊吓的表情。我觉得她看上去有些熟悉，想必是在论坛上来往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缘故吧？她在那里很活泼，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也很能讲的文艺女青年，对诗词、音乐、电影都很熟悉，据说还能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我曾经邀请她担任诗词版版主，但是她坚决不答应。其实她不仅能写诗词，而且读过许多明清几乎被遗忘的作品。有一次我提到王次回，一位直到民国初年还曾经很流行如今很少有人知道的诗人，被比附为中国的波德莱尔，亦真立马贴出了他的《浣溪沙》：“一寸心期百尺楼，明河界作两边秋，银屏掩过月初收。鬓态易迷花影乱，衣香暗接水光悠，帘垂背面也堪愁。”聚会时她是说话最少的一个，我走过去夸奖她小令写得很好，她的脸一下子刷地红了。我问她大学是不是中文系出身，她说“李老师，不好意思，我学的是经济，现在没有人去读中文系了”。我又随便和她聊了几句，她告诉我在芝加哥读过两年书，拿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就海龟了，现在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做事。我说那可是非常著名的公司，应该不容易进去的。她说“唉，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实际，不像您们八十年代那拨人忒理想主义”。我说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每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自愿或者自觉不得已地活得很实际。午夜散场时，亦真忽然告诉我，她的父亲也是七号大院的。

七号大院是1949年以后北京城里围建的诸多大院之一，里面既有前清时的府邸，也有民国时的官厅，五六十年代不免又增添了一些仿苏式不土不洋的楼房。大院里的住户也是前清遗老、留用职员、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勤杂人员等三教九流。我问她的父亲是哪一位，她说了一个我从没有听到过的名字；我又问她父亲是哪年生人，知道比我大几岁后，就觉得释然了：大院里有那么多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彼此不认识很正常。

过了一个星期回到芝加哥，继续我下班后淘黑胶、听音乐、洗唱片的夜晚。听着迈克尔·拉宾演奏的《流浪者之歌》，我眼前忽然一亮，想明白她像谁了。放下手中的黑胶，我给亦真发了个短信：“令尊是不是随母姓？”

二

老人们常说七号大院风水不好，院子里常死人，而且经常是自杀。一进门那栋哥特式大楼，虽然巍峨，却是古旧阴森。小时候听大孩子讲福尔摩斯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就是在这栋楼的回廊里。某一个晚上，一盏灯都没有，一群小孩子听他讲得毛骨悚然的时候，忽然一道灼眼的亮光，照着伸出来的舌头白晃晃，小孩子们大叫四散而逃。我腿脚不灵光，跑起来最慢，下台阶时还摔了一跤，倒摔明白了：不就是讲故事的大孩子在吓唬人吗！

在回廊的尽头，据说五十年代初有人在那里上吊。近二十年过去，夜里从那儿走过，还会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鬼出现。虽然居委会主任大妈在开会时专门辟过谣，说那都是瞎掰，是迷信，可是晚上如果捉迷藏走到那附近，还是忍不住有点哆嗦。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楼尽管早就成了筒子楼，住着杂七杂八人等，靠尽头四五间屋子却一直没有人住，好像是资料室、储藏室一类地方。大约是在1969年初，天气还很冷的时候，最把头的一间屋子忽然灯亮了，不久就听说是一对姐弟住了进去。母亲告诉我：莹莹和小弟是一对失去了父母的姐弟，他们的父亲张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自然被打成了“特务”，在两年前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是在大门口，揣着网兜去买菜的路上，顿时眼睛一亮。，姐姐穿一件很旧、已经洗的发黄的军上衣，扎了一条腰带、戴了顶帽子，头微微扬起，乍看像个女民兵。弟弟跟在后面，比姐姐矮，出奇瘦小的身材和脑袋不大成比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张脸眉眼如此秀气，面白唇红，还是一头微黄的卷毛，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他是个男孩子，真会觉得遇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姐姐发现我在盯着他们看，就瞟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厉害、有点满不在乎。不过她一看我比他弟弟还小，而且一望而知不中用无害的样子，就把眼睛飘了过去，倒是他弟弟也盯着我看了一会。

“自绝于人民”者的后代，多少类近于麻风病人。他们很自觉地不和别人主动说话来往，反而引起好奇心。关于莹莹的故事在流传，据说大院里几个有名的“坏孩子”有一天把她截下来，要和她交个朋友。莹莹的反应是一抬手，谁都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把领头的刚虎撂倒在地上。具体情节自然是越传越邪乎，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虎背熊腰的刚虎如今带着他的几个小弟兄跟在莹莹后面，清一水地骑着闪亮的永久牌或飞鸽牌自行车，在大院里穿梭而过，然后就冲到大街上去了。

七号大院里有几百个孩子，足够形成一阵子一阵子的流行。那年流行的是小提琴，几乎走过每个单元，都能听见某层楼里穿出呕哑嘲哳的琴声。那是一个每天早晨六点钟广播站高音喇叭就震耳欲聋的时代，所以没有什么其他声音会让人觉得难为听。除此以外，对于孩子来说，那倒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时代，尤其像我这样从小辍学在家的。大人自顾不暇，我经常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溜出去一天，天黑后才回家。在一个黄昏，可能是仅仅出于无聊，就在院子里转悠，走到了回廊尽头，听见了非常好听的小提琴声，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就是站住走不动路了。

那时北京的春天虽然偶有风沙，大多数时候还是晴空万里，空气清新。说暖就暖，一下子就到了穿单衣的日子。我的好朋友告诉我，院里的孩子们约好在后花园比小提琴，我记不清他用的是不是“茬琴”这两个字，但是要较量一下的意思是很明确的。我的朋友也是学得很卖力的一个。还专门要他爸爸去找了一个据说在中央乐团拉小提琴的老师。那天晚上后花园里来了上百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是空前绝后的。大院里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已经在工厂里当工人的老初中生。他站在后花园久已荒芜的花坛上，两手揣在口袋里，嘴里叼一根烟，很有风度的甩一下头发，然后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大家是通过小提琴会会朋友，交流交流，不是比高低，友谊更重要等等。新月升起的时候，一阵接一阵的琴声飘在后花园中，真是一个难忘而美好的夜晚。尤其难忘的是，小弟背着小提琴，低着头有些畏畏缩缩地走上花坛，可是他一拉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舒展自在，浑然忘情。他演奏的乐曲其实我已经在窗外听过好几遍，但不曾这样真切动人，回肠荡气。曲毕，停顿了几秒，钟花园里的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开始鼓掌，而弟弟又回到了原来拘谨局促的模样。

三

亦真有时会问我七号大院的事情，我问她为什么不问爸爸？她说问过，但是她父亲告诉她记不得了，什么都不说。我听了也只好说离开四十年其实好多事情记不清也很正常。

我问“你大姨怎么样了？”

她说“我大姨在美国呀，有三十年了吧。不过我只见过她两次，都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回来过”。

“你大姨住在什么地方啊？”

“她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上，她过得怎么样，在做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嫁了一个老美，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好像在做社会工作者。她跟爸爸来往也不多”。

威斯康辛州离我不远，我就向亦真要了她大姨的地址，想着什么时候路过那里时去看望一下。第二年夏天，我真的路过密德尔顿，一个离湖不远的小镇。我一时兴起，就停下车用手机上网找出了地址，然后就开到她家门口。一栋小小的两层别墅，园子剪得整整齐齐，在中西部郊区再常见不过的样子。小区树木葱郁茂密，安静无人，是那种适宜居家、适宜老去的气息。我在街上停了一会，看不出她家里是否有人，贸然敲门见面怀旧的兴致却渐渐淡下来，最终我驱车离去，把湖水留在身后。

又过了两年，微博兴起，论坛云散。和亦真久无联系，忽然有一天收到她的短信：“我和爸爸下星期去芝加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您？”一来二去，我们最后约好在城里一起吃个饭，然后开车带他们兜兜风。这样我又一次见到亦真，得知她新婚不久，先生是咨询公司的同事，自然免不了祝贺，看上去她变化颇大，多了几分少妇的成熟与职业女性的干练。她的父亲王子梵，秃顶，一身黑衣裁剪贴身，品牌高尚，沉默寡言，目光坚定。除了身材瘦小以外，看不出一点小弟的影子。

说起小时候是一个大院的，他微微一笑，眼神变得柔和，但是很诚恳地告诉我那一段时间的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我们做生意的人，和您这样的文人不同，过去的事就不想了，只考虑现在和以后的情况”。我问他莹莹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去过，他看了看我说：“我姐姐的性格很固执，她不肯相信国内这三十年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八十年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

“她去插队，后来又去哪儿了？”

“她没有去插队，是去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在那儿呆了八年才回来，身体不行了，就在街道上又呆了几年，后来就出国了。”

我们一面兜风，一面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

“亦真在文学方面很有才华，听说她小提琴拉得也非常好。”

王子梵很开心地笑了：“是啊，她小提琴天赋很不错，她的老师很希望她考这个专业呢。”

“会不会觉得可惜呢？”

“嗯，有时候有一点吧。”

那天的芝加哥市内观光，结束在夏夜的海军码头。坐在湖边长椅上，温暖的风习习吹来。深深的湖水闪动微光，回望城市，满岸楼影灯火。

四

可能是1977年吧？文革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调频台里开始播放古典音乐。有一天我忽然听到了小弟拉的那首曲子，浑身振颤了一下。我听到了萨拉萨蒂的名字，知道了在遥远的美国有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名叫海飞兹。听到《流浪者之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小弟，想他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了。不过后来我自己走了不少地方，听了太多的古典音乐，从室内乐到交响乐，越来越无标题，反而很少再听流浪者之歌这样的作品。直到开始收集黑胶，有一天偶然遇见这张迈克尔拉宾的10寸盘单声道唱片。这位在36岁上就不明不白夭折的天才，琴声里有一种令人着魔的气质。听着听着，自己仿佛也染上了吉普赛的心情。离开北京三十年后，回去找不到一点故乡的感觉。七号大院已不复存在，一幢幢高楼沿街而起，挡住了大部分阳光，大部分的记忆也在物换星移之间消失在阴影里。

小弟茬完琴后，似乎在大院里更加孤立了。他从来不出来和别人玩，偶尔可以看见背着小提琴盒孑孑独行。我有时候会在晚上到他们住的房间外面，望着里面透出的昏黄灯光，听他拉那首曲子。不知不觉中，我在回廊尽头不再觉得害怕了。我有一次鼓起勇气对小弟说：“我很喜欢听你拉琴”。他对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打那以后，我们在路上碰见，彼此都会朝对方笑笑。

 “九大”胜利闭幕，大批的知识青年开始离开北京去农村插队或者去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也曾经去火车站送哥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有标语口号、有豪言壮志，还有忍住的泪水、忍不住地抽泣。莹莹走了，她没有父母，只有一帮小兄弟给她送行，我能够想象她是仰着头离开的。刚虎不久也走了，去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据说在火车站哭得稀里哗啦。莹莹走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又到了他的窗下，那天他的琴声好像分外忧伤。

夏天，院里院外打过几次群架以后，仿佛换了一个朝代。新当上孩子头的几个，据说拳头、板砖、链子锁都更硬。一个闷热的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一进大院门，就看见路中间醒目而孤单地躺着一个被摔成两半的小提琴盒和一把已经被踩烂的小提琴。从此以后，回廊尽头的那间屋灯光也再不曾亮起。听说他是被赶走的，也有人说他是自己走的，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时光过得很快，大院里人又很多，不多久小弟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起了。又过了一年，我自己也离开了七号大院。

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弟，王子梵也没有承认他小名是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