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说天津现在也是一个很有情调的现代大都市，从照片上看，海河竟是一片金黄色的灯光，波浪闪烁，在深蓝色的夜里。意大利风情区更是灯火辉煌，人群熙攘。听说意大利风情区主要由若干栋欧式洋房构成，大部分是民国名人故居，尤其是北洋时代，政局变乱频仍，失意官僚、下野军阀以及北方豪门很多在天津租界盖豪宅当寓公。

我大半生在国外，虽然经过很多次却没有真正到过天津，只是小时候偶尔听母亲讲起她在那里度过的少年时光：园林、大宅子、狗、钢琴，但是具体时代背景却语焉不详。事实上，母亲从未完整叙述她的祖先和早年经历，起初是故意不说，晚年是不想说。我记事时，文革刚刚开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到处传诵，我记得清楚却是横批：“基本如此”。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身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或她的命运。我很小就知道，外祖父是个律师，算是自由职业者，这种成分不算好也不算坏，所以父母对外时不时强调，在文革时却多少有些保护作用吧。1966年8月，北京有一阵抄家之风，出身不好之家大多被抄，不少人被驱逐回原籍。究竟有多少户被影响、多少人死去如今还不清楚，但已被命名“红八月”。我家在此之前就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抄，但幸运的是没有因为家庭出身再被抄。也许是由于关于抄家的经历见闻吧，我十一岁读《红楼梦》就很有感觉。

我也知道，母亲在填写户口时，写的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归街道管。记忆里，也曾经跟着母亲去街道居委会开会。她说话不多，保持微笑。母亲很瘦，长年只穿一件洗得褪色的外衣，却自有一种气度，足够显得与众不同。居委会主任是一位胖大妈，好像姓李，对母亲十分客气，一口一个“于老师”。母亲也十分客气低调，全无锋芒，虽然目光仍然明亮犀利。进入七十年代，文革气氛最紧张的几年过去，人们私下里开始恢复交往。在和张之洞曾孙张遵骝先生走动频繁后，母亲才告诉我，她的曾祖父在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是湖北巡抚。不过，至少当时她并没有告诉张先生这一层渊源。此后的岁月里，母亲的家世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挤出来些，但仍然很零碎，她依旧不曾细说。她为什么不想说这件事本身，大约就是有原因的吧。在向前看的时代里，她自己不说，别人也顾不上问。我自己就走过近四十年的匆匆，而且本乏绍述祖先的愿望，直到人已黄昏，母亲远行数年后，在一个雾霾的凌晨，回到老宅，检点母亲遗物，看到一张二十年前和她在芝加哥市中心湖滨喷泉前的合影，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忽然感到，关于母亲，我其实所知不多，而且随岁月流逝，她在和我自己的生命一道走向遗忘。虽然并没有打捞历史的雄心，而且

悠久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与珍惜，湮没远多于保存，我还是想留下一点记忆，追寻关于家族的只鳞片甲。

毕竟，有时那些故事的断片，比鸿篇巨制的史书更接近历史。

二

十一月中旬的北京，竟日灰雾茫茫。世界并不太平，总有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巴黎在十三日星期五遭遇恐怖分子袭击，依稀仿佛十四年前的“9.11”，令人唏嘘不已。在疑似太平盛世时，人们容易忘却苦难，其实玫瑰色的回忆大多不乏自欺欺人的一面。随着时势变迁，河东转到河西，当年讳莫如深的出身，大多成为炫耀的本钱或至少是津津乐道的谈资，坊间常见民国世家子弟或权贵后人对旧日好时光的怀念。母亲也喜欢读这些怀旧文章，但自己并不多说，倒是很冷静地告诉过我，大家族里的人情冷暖，和《红楼梦》里差不多。大概是1993年，母亲在国际长途电话上说起，她在一部电视连续剧里看见天津旧宅了。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早年丧母，她父亲续弦后，每年暑假寄居天津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齐耀珊，二十五岁中进士，民国时历任浙江、山东省长，内务、农商总长，下野后定居天津，任农商银行总裁。据说齐家有多处府邸，一是在民生路的中式院落，现已拆迁，另一处位于河北区光明道，是一栋居住面积一千四百多平米的洋房，现在是重点文物保护建筑，意风区景点之一。我在网上见过照片，即使以现在的标准也算豪宅。母亲的生母是长女，齐耀珊对留下的几个外孙女一直宠爱。母亲从童年到高中，虽然貌似是锦衣玉食，却流寓苏州、上海、北京和天津。

我曾经在1985年陪她寻访儿时苏州旧居，记忆里，那是1985年夏，我回国探亲，陪父母去了苏州。母亲是离开苏州半个世纪后第一次回来，我还是好事的年龄，便鼓动她去寻找旧居。她只记得从观前街进一条小巷，离原苏州监狱不远。抱着撞撞运气的心情，我陪着母亲慢慢散步，一边问问行人，一边由她回想儿时街景。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原苏州监狱在哪儿。走着走着，母亲往前方一看，大门就在几十米外，外观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挂的牌子不一样，估计早就不是监狱了。记忆在似曾相识的巷陌里复苏，过了大门，左转右拐，入一条青石板小巷里，

蓦然间，母亲的旧居出现在眼前。母亲说，门厅还是依稀可辨的，只是旧得不成样子了。走进去，里面已明显成了一个大杂院，东一间西一间加出来的简易房把头两重院子改得面目全非。

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走到最里面一重，出来一个相貌清秀的年青人，问我们找哪一位。母亲说明缘由后，那年青人很热情，说他家就是这里的老住户，邀我们进去喝盃茶。坐了片刻，年青人的妈妈回来了，和母亲一聊，竟是远亲。两人说起许多久已云散的旧亲戚，都不胜感慨。年青人一直微笑着坐在旁边，不时为我们续茶。临走时，说到交换地址，便让两个小辈写。我一向觉得自己的钢笔字写得尚可，虽然不合章法，但至少还精于勤，不料拿过年青人写的地址一看，那一笔字直教我惭愧不已。同辈学子中佼佼者我见识过许多，若论书法，至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归路上，我还不住称叹江南真是人文荟萃，一不留神就碰上个书法家一流的人物。母亲却感慨于那些小巷，尽管过了五十多年，仔细看看其实未曾天翻地覆，不象她的一生那样屡经变故，回首已恍如隔世，觉着儿时如此陌生，实际上是记忆的凋零。我看见路边墙上有一条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便很老成地对母亲说，其实只是换了几茬人和好些口号罢了。

三

人更愿意回忆美好时光，母亲亦然。毋须守口如瓶后，她会告诉我读教会学校的一些记忆。从贝满女中而汇文高中再被保送燕京大学，母亲一路在北京最负盛名的教会学校接受美式英语教育。这其实是她毕生引以为自豪的经历，也确确实实影响了她的一生，遍及她的观念、礼仪、审美乃至所谓思维方式、人生态度这些大的东东。九十岁时，母亲依然衣冠整齐、挺拔端正。我从小走路东倒西歪，一想事就咬手指，直到留学后探亲时仍被她批评“坐没坐样，站没站样”。我只能推诿：第一，小时候有软骨病，虽说后来证明只是由于襁褓期吃不饱营养不良缺钙；第二，我自幼辍学根本就没受过教育。最后我会告诉她，我能这样您就知足吧。

另一方面，在革命年代，母亲的家世与教育都是不仅完全被否定，而且随时可能被追究的。即使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学习隐藏与遗忘。几近半个世纪，她不再说英语，也极少读任何英语书报。1995年，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到芝加哥看我，一开始和那些不识英语的老人似乎并无二致，对周围的英语声音没有反应。过一段时间，虽然还不能听懂完整的句子，却时常问她看到或听到的词语的意思，开始恢复尘封的记忆。让我惊讶的是，原来她曾经学过不少一点也不生活化的单词，比如尊严、判决、保守主义等等。

好像是前年，北大为静园改建的事引发不少校友的异议。当时有年青校友私下问我，静园在哪里？静园位于图书馆西，两排小院，一边三个，中间夹着长长一片草坪。我进北大时，那里是文科几个系办公室所在地。很少有人知道，静园是燕京大学时代的名字，静园一院到四院是女生宿舍。母亲上燕京大学后住二院，门口有工友把门，她会笑着回忆男生来访时恭谨有礼地向工友求见的情景。北大取而代之后，二院成了历史系办公室。我入校时，一间宿舍住七八人，又不巧在水房之滨，过道经常泥泞。去系里宽大的办公室时，我不禁想四十多年前母亲住得舒服多了。母亲住过的房间，是系里的储藏室，挂一把铁锁，从窗外看去，堆着废置不用的家什，落满尘土。我不曾在1980年从那里幻化出几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少女的倩影，母亲年青时照片，绝大部分在文革付之一炬。我最初见到的母亲，已经两鬓飞霜，因此我从来想象不出她年青时的容颜，更想象不出她在话剧《日出》饰演陈白露的样子。

四

母亲应该是先被保送新闻系，因肺结核疗养半年后转入历史系。在香山疗养的记忆，她偶尔会眼含笑意想起。我在刚上大学青春期荷尔蒙高涨的年代，对母亲年青时发生好奇，就问：您上大学时恋爱过吗？她没有直接回答，沉思着描述疗养院的风景，也在那里疗养的一位研究生，温文尔雅，时常过来聊天，一阵晚风吹过。含蓄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听来已似古代，如今更显得不可理解。不过，若有若无的倾慕，也许在记忆里更加久长。

燕京大学的静好岁月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戛然而止。在动荡的时代，毕竟谁也不能幸免，大历史多半是在某个时刻偶然地就嵌入了个人的轨迹。我不知道此后若干年，母亲究竟是怎样度过。应该还是经常去天津齐府吧？在那里有她的表兄妹，还有七舅。七舅是齐耀珊的小儿子，比母亲只大八岁，虽然是长辈，但是实际上像兄妹，经常带着母亲玩，是母亲为数不多的回忆时最常提到的名字。九十年代初刚刚到芝加哥的时候，想要读中文书只有去中国城的图书馆或者郊区的侨教中心去借。侨教中心的书籍都是捐献的，因为数量有限，反倒什么都看而且看得仔细。有一天看到一本《谈梅兰芳》，作者的名字是齐崧，眼睛顿时一亮。当晚就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看到七舅的名字了！从母亲那里，我听说七舅书读得好、风流倜傥、尤其爱看京剧。读到这本《谈梅兰芳》我才知道他原来是齐如山那样的京剧研究家。又过了若干年后，在网上读到国内出版了他的文集，于是齐崧在热爱京剧尤其是梅老板的小众里，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据我十分有限的考证，他早年在北平任银行经理，去台湾后又赴美留学密西根大学，返台后好像是邮政总局的负责人。

在国外呆久了，偶尔会感叹自己一生虽然很平常，可是比起许多老外来还是貌似经历复杂，飘泊流离。在郊区二十多年，住过几个不同所谓中产阶级小区，其实从蓝领、职员、小业主到公司高管什么职业都有。据说美国人民的收入构成是一个胖枣核，“中产阶级”是个宽泛得很的概念。另一个特点是，我的邻居大半是一辈子土生土长，许多人终生不曾离开芝加哥及其郊区。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经历简单、岁月平淡，他们自己聊起来也多半竹筒倒豆子，十分坦率。这里没有户籍、档案，个把罪犯要藏匿还是颇为容易的：换个名字换个州换个社安号就能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必要。我曾经和一位研究现代中国史的美国学者聊天，他告诉我在美国如果想弄清一个人的经历相对还是可能的，而中国的事情有时让他真假莫名，一头雾水。我当然不好说我国国情老外不见得能明白，但也忽然意识到当历史似万花筒变幻时，有意无意之间，个人的某些片断会变得模糊，随岁月流逝而终不可考。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母亲在1946年背叛自己的出身与家庭，离开北京去了解放区。虽然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然而每个人其实还是一个个案，有各自独特的理由。历史终究在细节里才是真实的，可惜许多真实已经湮没。如今我只知道，那一年父亲在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兼职负责鼓动输送大学生去解放区。那一年父母结婚这一史实对我非常重要，后来我因此来到了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


发表于2015年11月23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