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安南里

1970年10月14日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敞开的后斗里，吹着风搬到了新家。在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就这样明亮地开始。

其实，搬家是不得已的。此前住房，是五十年代中期迁入的。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院前身），却拖延着没搬，一直住在原单位的房子里。拖到文革，各单位造反派就住房问题“掺沙子”（强制住房面积较大的家庭交出一部分供重新分配）时，由于我家是外单位的，这“沙子”该哪个单位的人来“掺“就不甚分明。拖了两年，终于顶不住，必须把房子限期交还。这时学部已集体去河南“五七”干校，包括父亲在内的“牛鬼蛇神”们都被轰出北京。大哥同学的母亲，在学部留守处，眼看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又打听到她家楼下空出来一套原先用来关押“五一六”份子的房子，于是鼎力相助，竟让我们拣了个大漏。

据说，学部留守处之所以同意把这套房子分给我家，是因为有人从这儿跳楼，死没死人不清楚，但总之没有人要搬进这套窗户都用鉄栅栏封住的房子。虽然已经革命了二十年，但人们骨子里的意识其实不曾改变，私下里都说这房子不吉利。倒是母亲颇有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宁和小鬼做伴也不肯低声下气地与革命群众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尽管是迁入“凶宅”，母亲却很高兴，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已去插队的大哥回来锯掉鉄栅栏、用大白刷了墙、用煤油洗净了地上厚厚的污垢，让水磨石地板闪闪发亮。那个秋天，乔迁之喜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多少家都给拆得七零八落，原来的房子里住进了陌生人。我们虽一家六口分布四地，却居然保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还不满十岁，无比开心地走进新家，在空空荡荡的屋里唱起歌来，记不清是“山楂树”还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只记得从未见过那么雪白的墙。我从此戒掉了在墙上画字的习惯，只糟蹋横格练习本。不知不觉，画字变成写字，童年走入少年。

建国门本来没有城门，只是城墙一道豁口。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条路，到抗战结束后，豁口就有了这么个高大的名字。五十年代长安街向东拓宽，从建国门外两里左右起向东沿街盖了两片楼群，估计是当时的面子工程。是为永安西里和东里，据说永安里这个名字，还是周恩来起的。这种说法不乏后人贴金的可能，姑且存而待考。后来市建筑公司在西里南边盖了六栋简易楼作为工人宿舍，到1964年学部在简易楼南面兴建了四栋宿舍楼，合称永安南里。事实上，刚搬到永安里还觉得颇为冷清，一望就有近郊的感觉，居民们去东单、王府井也会说是进城。学部宿舍南面农田参差，西面是头道街和二道街两条胡同，多为坯砖房，平时就看去危颤，唐山地震后倒也安然无恙。二道街小卖部是离家最近的商店，我常穿过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窄巷去那儿打酱油。胡同中央是一道明晃晃的阳沟，夏日恶臭，冬季污冰。时有马车经过留下几堆马粪，门口小孩闲坐嬉耍，三伏天时偶尔可见中年大妈上身几乎不穿衣服，笑语豪爽。买酱油回来，常在楼下遇见冯至先生，在任何季节穿着都一丝不苟，身躯健硕，步履稳缓。冯先生神态温和，但并不与人多言，只自顾自地踱步，表情始终如一，以至长大后读他的热情诗句，竟觉得几分怪异。在七十年代初，学部宿舍多少与周围不甚协调，无论是环境还是那里的人们。尤其是7号楼和8号楼之间，虽然失修，仍保留着花园。楼下孙毓棠先生家，索性圈起了自己的小花园，花草繁茂。藤萝自一楼攀附而上，布满我家阳台。穿过七十年代，无数青藤掩映的时光，构成回忆的暖色。

搬进不久，楼边挖出一副白骨。黄昏时分，人群哗然，我也心惊肉跳地跑去看，却没看真切。流言越来越邪乎，最终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年代已远的遗骸，还是新死的冤鬼。听老住户讲，四栋楼盖起来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坟场。若是太平岁月，这个说法不免让人毛骨悚然，不过1970年是一个死亡率相当高的年份，尤其在用当时“工宣队”语言来说颇为准确的、以“池浅王八多”著称的学部。老一辈身体不行的在干校倒下，年轻的在清查“五一六”份子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有的扛不过去。近来常被提起的北大才子沈元，则是把脸涂黑闯马里大使馆未遂，以叛国罪被枪毙。在动荡年代，死者被遗忘得更快。我没能忘记的是父亲说的数字：从文革开始到干校解散回京，一个二百人左右的研究所死了快二十人。

日子依然进行，吸引我的是大院里的种种游戏。五十年代后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学部宿舍我这一茬小孩也是人数众多，分成好几拨，此起彼伏。然而，由于先天严重缺钙又赶上三年饥荒，我两岁多才会走路，长到十多岁还不大会跑步，跑起来象只螃蟹。“官兵捉贼”我第一个被逮着，“攻城”我第一个被俘虏，弹球只会毫无准头与力道的挤豆，拍烟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个。唉，此刻我写这些还能感到当时的沮丧。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我在用左手写了几天“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就辍学在家直至1977年。我那么笨，又没有同学，尽管脾气随和，经常乖乖跟在别人后面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单。渐渐地，我除了打扑克不再玩别的，那是我的长项——少年时，豆苗般细长的身子顶着一个戴42号帽子的大头，兜里常揣着一副扑克到处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赖，我们打起来，我从家里抄起打气筒冲出去，牌友们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无趣，从此很少打牌。

与同龄人交往的断绝，一方面使我有了望着天花板发呆和偶尔会突然叹口气一类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不得不独自打发大把大把的漫长时间、咀嚼无边无际的无聊感觉、出声或者默默地自言自语。长大以后，我与人群总是若即若离、对生活总觉空旷平淡、在话痨与失语之间急剧摇摆，大概并非事出无因吧？其实，我本性是快乐合群的，既有往人堆里扎的冲动也不乏表现欲，然而，除了当父兄的小尾巴我别无选择，结果就这样出于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边上。三十多年后，妻子和我都开始喜欢回忆小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们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状。妻子惊讶于貌似万金油的我，对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竟然非常无知；而我在初次读到友人周泽雄的一段诗时，忍不住拾起忘却多年的习惯，叹了一口气：“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老了”。

《红灯记》那句著名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并不全对，我认识一些经济很拮据的家庭的独子，照样白白嫩嫩、什么活都不会做。倒是乱世的的孩子早当家，刚搬到永安里时，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和我两人，母亲经常卧病，父亲工资扣了一半多，于是我在十岁上记账管家，出没在菜市场排队或加塞儿。从二道沟而齐家园，到东单菜市场、再到西单菜市场，不久开始满北京城游荡。那时北京市内有28条公共汽车和13条无轨电车路线，我都坐过不止一次并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阵子，背站名比背古诗词还起劲，把所有长途汽车的站名也都记住了，甚至知道在往延庆的路上，有一站叫臭泥沟。

1996年初冬那个夜晚，我终于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故居，立马意识到在北京我已注定是个异乡人。我没有让家人来接我，而是自己打车回家。到地方下车，两边饭馆林立、人声熙攘，却看不见熟悉的楼。我转了三百六十度，才发现原来楼就在身后，自己正好站在当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马路对面，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浆店。故居被一道墙围起，走鉄栅栏门进去，左面隔墙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楼，有几点鬼火般灯光闪烁。后来听说，原1至6号楼拆建后，成烂尾楼多年，时而有流民出没。右面的社科院宿舍，则已老旧疲惫、黝黑不语。楼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国内楼道多用感应灯，使劲一跺脚一咳嗽就会亮。我早已擅长控制自己情绪，但走在一阶阶闭着眼也不会绊到的楼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阵感慨，不得不停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后，我敲门，微笑着和家人相见。

2005年秋，我最后一次走进永安南里，天空也晴朗，但不复记忆里的蔚蓝。人已去，屋未空，堆着旧家具和什物，盖着各色各样的布，落满尘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墙早已斑驳，地板失去了光泽、看不出纹路。这一带如今是超黄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样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写字楼与崭新的高级公寓之间，楼前楼后则停满了轿车——世纪初年的北京市区，就象一个大停车场。当年的住户，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经故世，房子留给遗孀或子女。斜阳里，人已不惑，用钝化换来几分定力。去国四分之一世纪，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习惯在哪一个屋顶下都没感觉。我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温吐烟圈的感觉，也重温1970年那个遥远的下午。原来，还是童年的墙最白。

二、孤岛乾坤

老了以后，母亲常说，从搬到永安南里后，运气就开始转好了。这话对不对其实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的好运是，在一个蒙昧时代，我曾经见到那些在夹缝里默默生存的老一代知识分子。1972年，干校解散，学部从河南明港回京，永安南里顿然热闹起来。当时就有人说，“一下子冒出好多遗老”。一个瘦小的老者踽踽独行，母亲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10号楼5单元，好像是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后来读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方知那时老先生时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乐。暴风骤雨过后，是高压下的沉闷。外面的革命世界表面上如火如荼，永安南里却多少有些孤岛气息。在家偷着乐的，不止俞先生，我的麻将技艺也在那两年突飞猛进。由于看病的关系，母亲结识了住在9号楼的陈绂先生。陈绂先生是清流名臣陈宝琛之孙，当时还不过四十多岁，长身俊朗、玉树临风。经过文革和干校的折腾，学部的旧知识分子大半病病歪歪、灰头土脸。陈先生其实也是生过多年病的人，所以才久病成医、自学岐黄，但他一直衣着考究、谈吐优雅。他十分健谈，往往是开过方子后清茶一杯、烟不离手，侃上两三小时方翩然而去。不久，陈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将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极好，还拉一手胡琴。

介绍陈先生到我家的，是南皮后人张遵骝先生。张先生多病苍白，温和的神情里夹几分惊弓之鸟的惶恐。他不爱打牌而话痨，容易激动而面泛红潮。他表面上谈旧事、历史或理论，其实最关注时局。他与陈寅恪先生是忘年交，也最重明末史事。后来，我从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里知道他年轻时性格慷慨热情，迥异于我熟悉的样子。岁月与世变的刻痕，令我震动。张先生无后，待我如子，我却要到这两年，在自觉地断子绝孙，养了一只小狗后，才领会他的爱心。张先生是我的启蒙人，他家里几箱柜的线装集著，大半都在我家呆过一阵，如今不知散落何处。我少年顽劣，从张先生未曾学得多少，倒给他偷偷起了个“多嘴老爷爷”的外号。不过我毕竟学会了读竖版书、写繁体字。因为张先生，我在读《说岳》前，就记住了“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知道了李卓吾为思想而死，王船山束发终生。不过，我想张先生让我看的诗书，我大多其实没读懂，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久远的影响。张先生家中，常年整洁，家具古旧，灯光柔黄，有一种故纸般氛围，久而久之，浸入我的身体记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文化遗民的气息。

虽偶尔在诗里以“盛世遗民”自况，我心里还是清楚，所谓遗民，是有传承的，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却无所传承。我长大后，一直怀有逃避的愿望、全无进取的雄心，到头来发现其实逃避也不容易。这逃避的愿望，似乎可追溯到七十年代。也许，真正的好运是，我阴差阳错逃避了学校与小社会，由于无聊而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家好看的书不多，但恰够启蒙：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比如各种通史、相当多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史料。最珍贵的则是一些内部书，其中有两本深深影响了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本，应该是很少见的，虽非全本，文笔却极具节制之美；另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1975年，这两本书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又可以从研究所图书室借书。当时没有多少人借书，借出的书拖很久还也没有人过问。五卷本的《全唐诗》就这样在家里被我读了两年多。由于没有注解，天知道这五万多首诗歌究竟读明白多少，但就这样学会平仄、韵脚、对仗等，开始照猫画虎。我还分别自编了七绝与七律诗选，把挑出的诗，工整地抄录在作文本上。费时数月，唯一成果是从左撇子改用右手写字。同样被悄悄留在家里很久的是民国时期杂志合订本，尤其是《东方》，从照片到内容我都无比热爱。盖博嘉宝费雯丽、金焰胡蝶王人美，张恨水的言情、勒布朗的侦探，等等，描述出一个遥远而迷人的世俗世界。似乎也是来自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三言二拍”居然在1973年左右偷偷来到我家，被我偷偷读了。其时我正在从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急剧降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些“以下删去xxx字”的括弧让我屏住声息，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其实什么都没明白。

父亲和黎澍先生是挚友，母亲更和黎澍夫人徐滨女士是中学同学。黎澍先生住在灵通观一号楼八层，当时灵通观的三栋九层楼，是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在晴朗秋日，从黎澍先生家门前过道远眺，可以看见西山。黎澍先生酷爱藏书，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书，几乎涵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经典。这些书经历文革奇迹般保存下来。从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诵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对话，还有《欧也妮 葛朗台》最后一段“她既无子女，也无家庭，。。。独自向天国行进。”天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一向漠然。当1988年我听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长眠不起时，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位魂灵会去天国的长者之一。黎澍先生面黑，神情严肃，烟不离手，手不释卷，我在他面前总感拘谨。然而，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而他们除了说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时不避讳我在场。文革后期的话题，不管怎么绕弯其实都和时局有关，黎澍先生尤其爱谈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没记错，他对《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很高评价。他和父亲，或用手指天，或称“老人家”，或如《参考消息》外电报道呼其姓而不名，对斯大林及“肃反”、对个人崇拜直接批判。

这些话自然是关起门来讲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墙上的标语年年翻新，与时俱进。人们习惯在单位说一套，回家说一套。这是生活的常态，却没有人觉得奇怪。也许因为年幼无知，也许由于游离在外，我曾经问过这是为什么，但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开始抱怨前几年写的检讨和外调材料逾百万字，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字数都多。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长大不做这么没劲的事。没想到若干年后，为了坚持这一点，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时家里来客人，我帮着把窗帘拉严、大门锁好。即便如此，大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这种暗室里的谈话，有些细节足以穿透时间。我记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讲述妻子被红卫兵打死的情形：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失声痛哭。后来，卞仲耘之死经王友琴女士的史笔广为人知。我前年在《我虽死去》里又见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却腰板挺直，比当年多了几分坚毅。这部电影令我重温记忆里的那些孤岛，而岁月湮没的，是无数平淡的起居。记忆也大半会走样，但远望海上那些孤岛，边际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记得，我在1975年窜个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层软髭。家里人开始公开讨论我的前途问题，结论之一是最好能去茶叶店当售货员。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气喝了二两，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被认为懂事、嘴严，忒让大人放心。然而，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或者躲在家里读书、或者独自在外流窜，常倚着公共汽车车窗无目的地看风景。冬天，我去天坛散步，公园几无一人，天色灰白，树秃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长大了的感觉。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进1976年。

三、地动天崩

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好像是张遵骝先生曾经预言：就看谁先走。然而，先走的是当时集人望与期望于一身的周恩来。讣告播罢、哀乐响起，永安南里的大人们多半两眼红肿。我从小泪腺不发达，而且越觉得该哭时就越干燥，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动地上了长安街。我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秧子的同龄人差不多，由于无聊，有事情发生难免一惊一咋。在长安街百万人群中目睹灵车缓缓驶过，集体悲情是如此震撼，于我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茫然。

四月五日是个温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睁眼就想：到广场去。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长在那儿听演讲看诗，是众多血脉贲张的看客之一。我从小腿脚不太好，到那时总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车连碰都没碰过。所以我每天只能乘大1路去广场。这一小小事实在那天对我而言很重要，历史的偶然性时常在个人身上也会显现。当我走到1路车站时，发现街上站满了人，没有车来，一直没有来。大1路好象停驶了。兴奋，惶急，忧虑的人群在长安街上，没有人说得出西边正在发生什么，不断有人向广场方向走去。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需要先回家吃午饭再说。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溜边蹭了上去。车子很挤，却没有争执。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标时就和谐起来。然而那辆车在中山公园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就开到了西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车没有停，想不起当时广场上的景象，只记得西单街上已经开始拥挤，玩儿了命才挂上一辆往回开的车，这一辆一口气就穿过天安门到了北京站。我一点也不曾意识到接着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很丧气而且很饿，再也不想朝广场奔，回家郁闷地睡觉，与一次在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失之交臂。几天后，楼下来了几个穿蓝色便衣的人，转悠了一下午，专政的铁拳一下子从报纸广播走近身边。原本亢奋不已的人们蔫儿菜，彼此见面连话都懒得说。不过，母亲没有叮嘱我要说话小心，父亲打着装病一类太极拳逃避运动，不去上班拄着拐棍四处看朋友，打听与交换各种小道消息。毕竟，从照片上看，伟大领袖已经连脑袋都直立不起来了。

异常闷热的夏日里，邻楼在东郊插队的小伙子来串门，说生产队鱼塘里的鱼忽然都死了，浮上水面。我最怕热，整天光着膀子躺在竹席上，象鱼一样喘气。躺到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大震得几乎被掀下床，我大叫一声“要穿裤子吗？”母亲的回答简短：“穿！”第一次感觉自己象飞起来，回过神来已在百米开外的空地上。空地上很快挤满了人，穿成什么模样的都有。某所平素严肃不苟的老支书只一条花布裤衩挺着肚子跑出来，而老先生们大多穿着衬衫，有的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到下午6时许余震大作，不远处，高高烟囱摇晃出毕生难忘的扇形。午夜，街上依然拥挤，母亲却决定回家睡觉。天花板上，一道道细细的裂缝清晰可见，再震的流言随风飘荡，地震棚如雨后蘑菇迅速蔓延。正在犹豫不决时，胡沙先生热情相邀，我们就蹭进了教育部大院的集体地震棚大通铺。

那一个月的露营生活格外美好，最初的惊惶过后，日子仿佛一场末日狂欢。抽烟喝酒打扑克，晚上在大院里边走边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夜里听着此起彼伏各式各调的鼾声，夹杂着体腥汗味的风不时吹过。集体地震棚搭在大木仓胡同35号院的第二进，院里都是平房，王小波家就住在东南角上。他家兄弟姐妹5人，除了小波都很要强，在艰难时世不断努力改善处境，小波却吊儿朗当，踢着踏拉板、斜叼一根烟。他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好像是两班倒，作息不定，独自住拐角采光不良的一间小屋。其弟在卷烟厂上班，常带回些没印商标的“散烟”，多数质地不佳，偶尔有“凤凰”牌，散发出巧克力香味。小波性滑稽、好讲故事，貌似随和憨厚，当时教育部院里就颇有几个小伙子，有事没事找他聊天，不知是否算骨灰级粉丝？那间小屋属于据点黑窝一类，烟雾弥漫，被子长年不叠，床单常灰不白，脱下来的衣服丢在床上，同样随意乱放的是一个个练习本，小波早期小说就字迹潦草地写在上面。我在一片说笑声中读了《绿毛水怪》，那原初之美，印象深刻。当时读过这一篇的亲友，都夸奖小波的才气，惊讶他怎么编出这样的故事。在大家印象里，小波是个老实孩子，和女孩很少接触，甚至有些腼腆。他病退回京后，来往的都是男孩子，那间小屋、他的邋遢兵外表加一颗形状怪异的大脑袋，足以吓跑不少女孩。如今回首，大概恰是无性时代成就了超现实的想象力。小波去世多年后，我在网上重读，它夹在后来的长篇巨制里已显得毫不起眼，却比他的三个时代更给我简单的感动。

天气转凉搬回家，已布满尘土和蛛网，不数日，毛泽东逝世。永安南里的人们都戴上了黑箍，肃穆紧张、窃窃私语，却没有多少悲痛的气氛。家里没有电视，我去邻居家看新闻，报道全国人民哭天号地如丧孝妣，忍不住笑了一声赶紧咽下去。夏天玩疯了缓不过劲来，在禁止娱乐的一周里，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一个晚上，大朋友谈完时局，被我缠着打升级。我们门窗紧闭，上了两道锁，被禁止的快乐尤其刺激。那个秋天，心理气压超低，窒闷的空气里，混杂着不安、期待和焦虑。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但不知道出什么事。其实每天过得乏善可陈，我照旧去齐家园菜市场买菜，偶尔排队买两毛钱肉，然后回家做饭。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由于无人坐班，一家人都成了夜猫子。1976年10月8日上午九点半，全家还高卧未起，忽然有人用力敲门。母亲慌忙起身，见黎澍先生喘着气衣冠不整奔进来，挥舞着双手大叫“抓起来了，都抓起来了！”，我们都从床上跳了起来，速度之快不亚于地震时。三十年后，黎澍先生的一位旧识来美探亲，我陪老人小酌，向他说起这一幕。他告诉我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预测江青会垮，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不过三十年，旧事就已被有意无意地遗忘。2006年秋难得的几篇纪念文章里，流传较广的是《“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亲等人，讲得很生动。作者是文革史家，应该是采访过依然健在的当事人如于光远先生，可惜与我亲历的情景不符。虽是小事，也足见历史的原貌真伪难辨。

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自由孤单的少年岁月也接近尾声。进入1977年，恢复高考还停留在小道消息阶段，但读书又成了时尚，尤其文革前的老中学课本行情紧俏。虽然心算快，自我感觉良好，可长到十六岁仍只会加减乘除。大哥的同学好友老钟在中学教数学，一边辅导我数理化，一边帮忙联系上学。此前我只上了两个月小学一年级，连学籍都没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时这样记述我，年龄：13岁，成分：无业。老钟费了大力气，总算把我的成分从未成年游民改回学生，并在两个月教完两年的初中课程，让我跌跌撞撞插班进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虽自幼营养不良，却发育早，主要是性的觉醒。我父母虽然性情通达，但都是极严谨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几无女性气息。我却很小就对异性好奇，不过十岁的时候，发现大衣柜深处竟然藏有一件黑丝绒底绣深红花的旗袍，是母亲烧自己家“四旧”时的漏网之鱼，大喜，拿出穿在身上，还在胸前塞了俩毛线球。母亲发现，大惊失色。

1972年冬，父亲朋友之女西燕从四川来京，她那年十八岁，名字漂亮、气质文静、人尤其美。走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记述了她走进我家时骤然生辉的那种感觉。文中还用了“惊鸿照影”一语，但那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亲送走西燕后的感叹。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热衷于读爱情故事。《约翰 克里斯朵夫》那些柏拉图式奔放的爱情文字让我着迷，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合订本里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实形象，似乎至今还影响着我的审美趣味。当美国流行小说《爱情故事》被当作内部书翻译出版后，我曾经短暂地为之倾倒，时常默诵“爱，就是永远也不用说对不起”，结果八十年代初我看这部名动一时的大片时，竟有些失望。

单相思在1975年的某个夏日黄昏来临。我抱着一只早花西瓜抵达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见一个女孩的侧面，阳光在带绒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线条，而尘埃在空气中浮荡。那是短暂的瞬间，我几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阵哄笑。那瞬间历历在目，虽已经过时间的加工。这是我个人史从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照片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年纪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级的。舒桦大我两岁，由于少年丧母又得过大病，早熟而略带忧郁。她喜欢西方文学，说话文静，穿着素朴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面。自己何尝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浑然不觉中说些深沉虚无的话，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驳的尿布”一类。

大概由于从小与女孩绝缘，加上天性愚钝，难免有些愣头愣脑。没过几天，我就窜到舒桦家，她很诧异，却温和地和我聊天。我开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绵延了四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大半是去舒桦的小屋，偶尔在外面散步聊天、交换书籍和感想。父辈们关系不错，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单相思不是爱情故事，没有难忘的时刻，只是一些悠闲的充满阳光的下午，纯净如水温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时幻想激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我上中学第一年，舒桦还在读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学校操场上转悠了一圈，做点唱小夜曲的梦，其实她早回家了。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写新诗，读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由于馋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样升起”之类的句子，后读《围城》，发现和默存先生笔下的曹元朗有一拼，不禁对自己的写诗能力有了怀疑。1978年我转入师大附中，舒桦考上大学，除了假期，很少见面，但她推荐借阅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许良英先生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边躺了很久。十年后，我去东京一条小巷看舒桦，回忆起当年这两本书的影响，她却早已不记得了。

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满一岁的孩子不知所终。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但依然震惊于眼前的这个男人，算来不过四十五、六岁，却看上去比大他十岁左右的郑先生苍老许多，完全是个被生活压倒的老农。

郑先生的妻子在城里另一单位分得两间平房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边。我回到屋里，告诉舒桦我得送他们去见亲人。舒桦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从屋里出来时，她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郑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浑然不觉，习惯性低头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这从云南颠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进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一路吭哐作响，墙上随处可见褪色残存的革命标语。郑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来京，当我们掀开门帘时，他呆住了。我告辞离去，走出胡同口，方觉饥肠辘辘，赶紧找一家小铺买炸糕。长达二十多年、没有眼泪的重逢，重击在心，使昨夜显得不真实而荒唐。不久舒桦来电话说不能和我去看海时，我已平静而空落落的。

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原载北岛主编散文集《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