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瞿同祖先生，是张遵骝先生陪着瞿先生到我家。他身材不高，相貌清朗，说话温和，声音不大，一口老一代的北平官话。张先生平常闭门索居，几家亲友以外极少与人来往。其实他是一位十分健谈，满腹学问与不合时宜的人，所以每次到我家来，都是张先生滔滔不绝。这一次也不例外，本来是张先生介绍我父母认识瞿先生，不知不觉变成是张先生独自侃侃而谈。瞿先生话不多，目光与嘴角带着微笑。母亲对瞿先生很恭敬，我是第一次听到“学长”这个词，瞿先生不仅是母亲的学长，而且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是老师辈的。

关于瞿先生的故事，最早都是张先生讲的。学问有多大，专攻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只知道瞿先生一直在北美当教授，1965年回国，没多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一个人在华侨饭店住了整整六年才回到湖南老家。已经记不清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哪一年，这时候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联络处已经建立、美籍华人学者已经回来过好几拨。

七十年代的瞿同祖

1972年7月最早访华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里，就包括张先生的妻弟王宪钟教授、挚友刘子健教授，他们的到访极大地改善了张先生的处境。在他们到京前，文革中“掺沙子”住进他家的一户人家被命令迁出，张先生恢复了完整的三室一厅住房。在新华社关于参观团抵达北京的报道中，到机场迎接的人员名单上出现了张遵骝。在文革时期，名字在报纸上出现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讯　由团长...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林家翘教授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进行观光、探亲，于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参观团成员包括：...王宪钟...刘子健...等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二十七人。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工作者和参观团成员的亲友有：周培源、秦力生...王宪钧...张遵骝...等。

美籍华人教授的风光无两给人印象深刻，也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瞿先生会回来。刘子健先生是著名宋史学者，似乎他事先未获批准私下去看过瞿先生，后来杨联陞先生回来想见瞿先生就被拒绝了。

张先生告诉父母，瞿先生在长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地方上相对来说条件差，也没有人照顾。在混乱贫瘠的年代，北京无论如何是首善之区，也是瞿先生从小长大的故都，他想回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张先生介绍父母认识他，就是为了请时任中华民国史主编的父亲帮忙调瞿先生进京。

我至今找不到张先生的照片，牟宗三先生曾经这描述四十年代的张先生：“遵骝，张文襄公之曾孙，广交游，美风仪，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好善乐施唯恐不及，恶恶则疾首痛心。”七十年代我见到的张先生面白无须、细皮嫩肉、慈眉善目。他声音有点细，因为常年哮喘，说话多了就有点喘不上气，但仍然要说下去。如今我已经是和初次见到的张先生同样年龄，才明白他无论对谁都十分谦和，不仅是因为修养，还出自内心高傲。他记性极好，各种典籍和八卦都了然于胸，貌似东拉西扯的聊天背后，有许多对人情世故的感慨与洞察。

张先生自然明白说动父亲帮忙，关键在于母亲。母亲勇于任事、乐于助人，反应机敏、有决断力，在家说一不二。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张先生与母亲有一重在文革里刻意不提起的渊源，那就是他的曾祖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任湖北巡抚。张之洞与于荫霖此前在广东共事，相知甚深，虽然两人政见颇有些不同，但彼此一直敬重，后人相见自有一种连带感。张先生谨慎到偶尔会显得惊惶，但他和母亲无话不谈，甚至曾经争执。

张先生和瞿先生渊源更深：清朝末期，张之洞是洋务派领袖，出将入相，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瞿先生的祖父瞿鸿禨是清流首班，历任枢臣，由军机大臣而协办大学士。两人同为清末新政的主要推动者，并以清介著称。瞿先生生于1910年，在北京教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燕京大学，与费孝通同学，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的先生）。他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出版后备受好评，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研究著作之一。抗战爆发后，瞿先生奔赴大后方，任教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在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的英文版1961年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经典。

瞿鸿禨

张先生小瞿先生六岁，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后任教于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南皮张氏与义宁陈氏是世交，陈寅恪在1945年写的四阕七律《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就是给张先生的。其序云：“乙酉七月与公逸夜话作也。诗凡四篇，篇有十年意，因以为名焉。”张先生字公逸，研究陈寅恪的学者张求会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他的文章里有很详细的考证。“用听水斋韵”是指用同光体诗大家陈宝琛韵，其第一阕如下：

天回地动此何时，不独悲今昔亦悲。
与我清谈一夕后，恨君相见十年迟。
旧闻柳氏谁能次，密记冬郎世未知。
海水已枯桑已死，伤心难覆烂柯棋。

二

我没有考证出张先生和瞿先生两家先人是否来往密切，虽有先后之不同，张之洞和瞿鸿禨同为清流名臣，政见亦接近，有一定私交是完全可能的。瞿家与陈家的交谊很深，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曾经在瞿鸿禨身后为《瞿文慎公诗选遗墨》题记，陈寅恪和瞿鸿禨之子，著名学者瞿兑之交谊颇深。我不知道张先生和瞿先生两人何时相识。但他们在西南联大有交集，而瞿先生1945年去了美国，以此推论，他们应当至少是从抗战时起的旧友。

瞿先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种亲切和信任，在当时并不多见。那年头人与人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怀疑戒备是常态，久而久之是会反映在眼神里的。他的风度气质，也让我想起曾经见过的美籍华人学者，现在记不得是王宪钟先生还是刘子健先生了，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穿的是西装外套，一个穿的是中式棉袄。我后来到美国居住许多年后，体会到瞿先生长年在北美象牙塔中，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习惯信任他人。

瞿先生对张先生是言听计从，张先生对瞿先生的事情是关心备至。瞿先生中学是育英中学、汇文高中，母亲小瞿先生十岁，中学是与之对应的教会女校贝满中学、慕贞女中，同样被保送燕京大学，自然和瞿先生一见如故。

瞿先生去美国和加拿大二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直潜心做学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生，曾经被问及何以能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大后方完成有分量的专著，他回答是因为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做。在美期间，瞿先生又完成了《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前者在西方汉学界极负盛名。瞿先生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第一人，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过。

然而社会学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说而遭禁，过了整整三十年才恢复。所以六十年代瞿先生回国时，极少有人了解他的学术价值。瞿先生原本是通过翁独健先生联系去简称学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辖的历史研究所，然而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里，历史所不敢接受他。国务院侨委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回老家湖南，湖南方面却要求北京安排。瞿先生就像一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直到1971年才被安置在湖南省文史馆。

瞿先生回到长沙，终于和分别了22年的妻子赵曾玖团聚。赵先生出身于安徽曾经出过四代翰林的书香世家，比赵朴初高两辈。她是瞿先生在燕大的学妹，甫入学即成婚。1949年冬天她带着一对儿女先期回国，瞿先生本打算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也回国，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期间中美的敌对关系使回国变得困难。另一方面，赵先生回国后被怀疑是特务，发配到贵州教英语。在这样的情况下，瞿先生的回国就拖延下来。

瞿先生为和家人在一起，1956年谢绝了胡适先生介绍他去台湾东海大学任教的美意，1962年离开美国去加拿大以方便回国。1963年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探亲，见到了妻子儿女。两年后他辞职回国，不料回去以后又因为文革多年。瞿先生和赵先生结婚四十多年，聚少离多。赵先生从贵州退休回长沙，不过五年就因胃癌去世了。

1976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瞿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东单三条里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不清楚是女儿泽礽的家还是亲戚的家。七十年代户口管制十分严厉，想要进北京难似登天。父亲做的第一步，是借调瞿先生到近代史所，将工资医疗关系转入。似乎湖南省文史馆并不想留人，一联系就放行。倒是近代史所这边，谁也不知道瞿先生的大名，颇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调入这么大年纪的一位老先生。父亲其实对瞿先生的学问也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不能让瞿先生一个人留在湖南，身边没有亲人。父亲当时在近代史所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和管人事的人关系还不错，也不知他是怎样运作的，结局是瞿先生不久就以借调人员身份到近代史所工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寄住东单三条非长久之计，再说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冬天相当难过。在住房高度紧张、人均面积只有三平米的年代，解决住房的难度和户口进北京不相上下。然而中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取决于势与人。所谓“势”者时势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结束，世风剧变，瞿先生这样的人开始受到尊敬。父亲在1977年成为近代史所主要负责人之一，有关瞿先生不再遇到巨大的阻力。不过最关键还是要有运气，和我家隔一幢楼的永安南里九号楼素来十分紧俏，然而那一年一单元三层的王姓夫妇因工作调动而搬走，由于认识他们，早早就得到了消息。想必又费了不少力气、办了不少手续，最终这套房子竟然分给了瞿先生，于是他就成了我家邻居。

不久前朋友发来永安南里的照片，七号楼到十号楼还在，但是外观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这四幢楼建于1964年，被称为永安里学部宿舍。学部宿舍有几处，最主要的两处是这里和干面胡同的宿舍。这四幢楼是淡红色砖墙、开放式阳台，七号楼和八号楼从三室一厅到五室一厅，九号楼和十号楼则是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当时的语言不是“室”、“厅”，而是说一套几间。学部宿舍有两间、三间、三间半、四间和五间一套五种居住面积不同的房型，按照级别分配。住进五间一套的有学部领导或研究所的正职领导、更多是一级或二级研究员。现在还想得起来的，有七号楼的关山复、尹达、曹葆华，八号楼的夏鼐、吕叔湘。两幢楼之间原本是花园，不过文革中逐渐失修，唐山大地震后更是地震棚四起，从此乱七八糟。

瞿先生这套两居室是最小的一个房型，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我记得张先生特别高兴，好像还专门在家里请了一次客庆祝。张先生因为哮喘病很少出门，他请客的方式很特别，有时由夫人王宪钿先生或者某位小辈去新侨饭店买一些。那时饭店不提供饭盒，去端菜要自己拿着饭盒去，从三层的铝饭盒里盛出罐闷牛肉、火腿沙拉的情景至今难忘。

瞿先生很淡泊也很随和，他说话时偶尔会停下来，自嘲地笑一下。他从来不抱怨，反而会说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在文革里没有挨整，如今又有了自己的家。瞿先生喜爱古典音乐，从美国回来时还带了一些唱片，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否在他家里看到过唱片，听过音乐。

三

瞿先生的公子泽祁十岁多随母亲回到中国，他能够说中文，但是不会写，据说是俞平伯先生亲自教他。他在父亲的母校读书，位于灯市口、原本是教会学校的育英中学改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现在的育英中学则是从根据地进城的学校，前身是在西柏坡成立的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二十五中高中部后来又改为六十五中，瞿公子在那里高中毕业。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瞿先生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回京照顾父亲，后来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终于调进北京。

那时我不知道瞿公子的大名，一直称呼他“刚刚哥哥”。他其实已经年近四十，可是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酷爱运动、身体健壮、皮肤黝黑；他性格非常阳光，总是兴致勃勃，一会儿提议去这里、一会提议去那里；他喜欢打篮球、骑自行车郊外远游，喝啤酒就像喝水一样，一扬脖子就下去一瓶。和瞿先生的温文从容不同，刚刚哥哥说话很急速，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是哪里口音的音调，据说是因为小时候说英文的缘故。他自称不爱读书也不多想，就喜欢运动和玩，所以总是很快乐。他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完全不同，也和激荡又沉重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我们都很喜欢刚刚哥哥，私下里称他为“美国人”，他也确实和我在美国接触到的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孩子一样，心地单纯，快乐向上。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性，刚刚哥哥从纽约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林海雪原，与父亲分别27年、与母亲也是二十年聚少离多，然而这一切在1977年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许多痕迹。当然，也可能这仅仅是表象，隐痛深深埋在心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记忆，刚刚哥哥对美国的体育兴趣盎然，如数家珍。我最初关于篮球、美式足球和棒球的知识，好像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刚刚哥哥是如此爱对我们兄弟讲美国的事情，以至于此后很多年我一直有一种错觉，以为他是在美国高中毕业才回国的。想来他的童年幸福而印象深刻，在艰难岁月里成为内心的慰藉。

为写这篇文章搜寻资料时，读到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据乃父日记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交往记录”，仅1947年，在瞿先生家里竹战亦即打麻将就有17次，而且往往是打通宵，输赢不大，其乐融融的样子。

杨联陞先生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他是陈寅恪的弟子，更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华人讲座教授。他学问博而精，在世界汉学界享有盛名，然而因为后半生一直在国外，著作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反倒名声不彰。在我看来，杨先生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出的真正大学者，然而估计大多数校友知道的是钱学森吧。与此相似的是，瞿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是在国外完成，在国内至今只被少数学者重新发现，以至于身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

杨道申先生是杨联陞的长子，不知何故也留在国内，与刚刚哥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瞿先生195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也是杨先生推荐的。他发布的父亲日记，部分展示了老一代学人日常生活的侧面。除了方城之戏，还有接字游戏、打油诗、编撰故事章回目录等，其中尤以章回目录对仗之工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们一行的“玛萨葡萄园岛消夏小记”回目里有：

碧海平沙双车游橡港，长空明月二美访欢头
海上看松鸥一教授挺身得意，门前闻对燕两夫人侧目惊心

日记中还提到瞿先生自定竹战规则、炒虾段受好评等，读来予人亲切感与想象空间。我不禁有些遗憾，未曾有机会和瞿先生打一次麻将。家住永安南里时，我家是时不时开牌局的，留学以后也曾几度制定规则、纠集同学，竹战而不知天之将晓。这大约是与前辈学人唯一相接之处，至于其他需要更多文字功底的游戏，则只有兴叹的份了。

读杨先生日记，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虽然有种种家国之痛、在大学里也未必待遇很好，但生活基本安定、学术环境无虞，多数人因此留了下来，而瞿先生思念家人，选择了归去。

晚年接受采访时瞿先生曾经说：“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一位青年学人吴景键校友上个月发表《一九六五，瞿同祖归來》，文中引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国家科委专家局旧藏瞿同祖档案”，史料珍贵、内容丰富。其中提到瞿先生临回国前关心的，是能不能买一台唱机带回去听古典音乐唱片。

四

1978年，瞿先生的户口终于进了北京，正式调入近代史所。然而没有人了解他的学问，有能力做他的助手，而图书馆开门时间不长、很多书不外借。瞿先生年事已高，每天跑图书馆跑了两年，大病一场。在他年青时就给他看过病的协和医院名医张孝骞，指出“你不能过于焦虑，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就焦虑引起的。”瞿先生因此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著作的念头。

瞿先生说得很清楚：“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

由于是以这样的标准自我要求，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的情况下，瞿先生回国后的43年一本著作都没有写。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谢绝招生，最终一个弟子也没有收。

八十年代初，瞿先生搬到崇文门大街新盖的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在那里一直住到2008年仙逝，享年九十八岁.父亲和家兄都去看望过他，听说他晚年过得非常宁静，除了家人很少与人过从，一直保持了听古典音乐黑胶的习惯，每天喝一杯咖啡。

张先生是1992年走的，享年七十六岁。据吴宓记，他二十多岁时陈寅恪先生就“欣张公逸之资禀”。但是他毕生一部著作也没有留下，现在唯一可考的，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里“唐代佛教”那一部分，主要是张先生收集史料并执笔。佛教的事情我完全不懂，但曾经听方家评论，说张先生写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张先生晚年是无力写还是不想写，但我知道他和瞿先生一样，是不会轻易为文的。陈寅恪先生有云：“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里，能够做到不曲學阿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那一代学人承旧文余绪、开新学先河，本应有更多成就，却多半湮没在世事茫茫之间。如今我们与先贤隔着巨大的断层，自身根底多半先天不足，就连对他们的“同情之了解”都渐渐稀缺。

瞿先生之所以取名同祖，是因为他出生的1910年是庚戌年，恰是祖父瞿鸿禨还历之年。瞿鸿禨亲自为他启蒙，教授《论语》。自1906年被罢黜后，瞿鸿禨一直清廉自守、坚持气节，辛亥革命后，他拒绝出仕，赋诗自娱。他平生不纳妾、不抽鸦片、几乎素食，生活节俭、家教严谨。这种家风，自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清末民初之际，瞿鸿禨并不以诗或书法名于世，然而今日回望，皆有可观。康有为《題瞿文慎公像》的第一句“清癯风骨过来人”不仅于瞿鸿禨平生事功、于其相貌、诗墨都很贴切。我读到瞿鸿禨这首《樊山有诗留别同社索和与乙庵同次原韵》时，正是清明时节，窗外新绿，令人“春草忆王孙”。

从来乐道不忧贫，天问终难测盖浑。
昨夜微霜催客子，明年春草忆王孙。
飘萍聚散真无定，蟠木轮囷自有根。
梦里东华风景异，铜驼应感止车门。

瞿鸿禨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