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五月四日是现在的北大校庆，虽然北大真正的生日是12月17日，这一天也是胡适先生的生日。这篇《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学》曾经以《北大散忆》之名入选《2015年中国随笔年选》）

一

    我1980年考入北大，第二年被保送留学，在北大其实只呆了半年，最后拿了一张肄业证书，和被开除的学生同等待遇，以至于二十多年后想在校友网上登录而不得。上校友网是需要学生证或毕业证书号码的，前者早已经遗失，后者我没有。那一次恰好北大校友会代表团访问芝加哥，我就和校长大人说，今天我和校友们在这里招待您们，可是北大校友网还不认我。校友会办公室的年轻小伙子马上满口答应回去就解决我的问题，我也就那么一听，他回去后自然也就把这事忘记了。

    虽然我在北大的时间很短，但是值得一记的事情还真不少。三十多年过去，记忆已经开始模糊或者走样，还是在老年痴呆到来之前留下点文字记录最好。我们学历史的人自然要尽量精确，我记忆里进北大的那一天是1980年9月1日，离开北京去长春留日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是1981年3月5日。入校那一天秋高气爽，先去领凳子，然后到38楼109。 最先见到的同屋，好像是L和H。H和我初次见面就聊得很热闹，壮硕的身材和他的声音形成对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应当是当天下午就拿到了图书证，我立马去图书馆借书。入学第一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每天去图书馆借一本泰戈尔全集，躺在图书馆东边的草坪上读。我就这样读了泰戈尔全集，书里面的内容差不多都忘记了，至今难忘的是阳光下草地上读书的美好。
    第一学期的课其实不大有意思，五门课里有一门哲学、一门党史。哲学用的课本还是艾思奇文革前写的，记得里面提到摇滚乐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表现。党史用的是胡华那本。胡华先生是家里朋友，实际上是个风流健谈之人，和他那本厚厚的书基本相反。我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旷课的习惯，高一旷课达四分之一，多次挨批，好在我从小皮实，听到非常严肃的批评耳朵立刻闭上，低目不语，神游化外去了。教哲学的是一位女老师，估计是因为上课看不到拿着班里名册的学习委员吧，期中考试给我60分并且叫我去她办公室谈话。我当时正在不靠谱的时期，和她大聊萨特，让老师全晕菜，大概也忘了要批评我什么，一摆手说，行了你走吧。我立马溜走，带本小说去上了两堂课，然后故态复萌，继续旷课。

    转眼到了期末。先是欢天喜地地知道这次哲学不考试，改写小论文，于是就放宽心把这事搁一边去了。后是满怀焦虑地发现，只剩下两天就要交了可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怎么办？看来唯有向同学求救这一条路。其时我和中国史的几个调皮同学是烟友，在他们帮忙打听之下，发现对门的一位好学生已经写好了论文。我和那位同学不熟，现在只记得他的模样，却想不起名字了。事态紧急，我当晚向他求助，他忒大方地把文稿借给我。挑灯夜读，感觉他写得很不错，就是字迹草了点，段落也不够分明。连夜工工整整地将他的文章顺序打乱调整，遣字造句多处改动，第二天下午总算攒出一篇交差。还同学文稿时，免不了连连道谢，且按下不表。
    那时候一点版权意识都没有，做了次文抄公还挺开心，感觉对“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更切身的体会。要过一些年才认识到，我们几代人在抄袭谎言中成长，长大了以后无论抄袭还是撒谎做起来都轻而易举。期末成绩公布，被我抄的同学文章得了一个良，而我的居然是一个优。我自觉不妙，赶快出西南门买了包好烟，不是牡丹就是精装大前门，到中国史宿舍请罪。一进屋果然大哗，得亏挨个发烟，旋即吞云吐雾里，又称兄道弟、其乐融融矣。

    那一学期正儿八经听的课只有两门，一门是世界史、一门是中国通史。世界史前半部分是周怡天先生讲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后半部分是朱龙华先生讲希腊罗马。周先生讲课不是很生动，但其实学问很扎实。我有时问他问题他会讲得非常仔细。周先生告诉我，学世界上古史最好直接读英文的剑桥通史。剑桥通史当时不外借给本科生，周先生专门开了张条子让我能去图书室读，我至今感激。朱先生当时其实也只有五十出头，鹤发红颜，穿着整齐，有一次向他请教，距离很近，仿佛还闻到了香水的味道。朱先生课讲的好，希腊罗马又的确光彩照人。应该是听朱先生指点吧，读了部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过认识到修昔底德的了不起与个人修史的意义，是多年以后的事。
    讲中国通史是宁可先生，他从北大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我不明白当时他在北大兼课的原因，也许北大虽然师资雄厚，但是中年老师里少有能讲通史的。不过宁可先生讲课我觉得更胜一筹，很有些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风度。那一代老师一半是受蛊惑，一半是被吓的，当时观点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但学问的功底还是很扎实。宁可先生的课我好像一堂都没有旷过，笔记不仅记得认真，而且还复习过，感觉一堂课的笔记有头有尾，就似一篇小文章。

二

     北大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可以随便听课，这在当时其他的高校里几乎是没有听说过的。所以虽然本系的课不大好玩，我那个学期还是旁听了不少其他系的课，至今印象犹存。
刚上北大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文艺青年，对历史根本摸不着门。能够多少懂得点历史学，是在日本读研究院的时候。所以我蹭听的多是与文学有关的课和讲座。次数最多的可能是袁行霈先生说宋词，然而更喜欢听的是吴小如先生的课。袁先生讲的是南宋张元干词，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而一句一句的解读也颇到位。吴先生讲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是他说话字正腔圆，又如潺潺流水，听着很舒服，内容很细致。
    当时去蹭课的学生很少，有时不免让人侧目。但是北大的老师真是很宽容，顶多看我一眼。我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居然不自量力地去听李赋宁先生给西语系77级用英文讲乔叟作品。一堂课下来听得我大汗淋漓也没听懂几句。
    我去过的最火一次讲座，是社科院外文所的陈焜先生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讲演。大阶梯教室不只是座无虚席，根本就是人挤人。陈焜先生是当时外文所中年一代的大才子，我上大学前就在别人家里听他谈过意识流文学。那晚他念了一段他自己翻译的《尤利西斯》， 没有停顿没有标点符号，读完全场掌声雷动。陈焜先生次年出版了一本《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后赴美不归，听说在新英格兰一家中学教书，就此隐遁在美国的茫茫人海里。
    如今还记得陈焜先生大名的人应该已经不多了，而1980年在喜欢外国文学的青年学生里他可是大名鼎鼎。应该是从陈焜先生关于现代美国文学黑色幽默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他好像也是最早用中文介绍索尔·贝娄的人。陈焜先生文章写的简洁漂亮而且一点也不晦涩，但他讲演更是精彩。 陈焜先生是南方人，身材不高，文质彬彬，说话吐字清晰，声音不大但是气息悠长。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从文本分析开始，先把作品的一段翻译得很漂亮，说得很清楚，进而论及整个作品乃至作家与流派。我上高中时有幸听过钱钟书先生谈话并蒙垂赠著作，不过钱先生于我高不可及，他的《管锥编》 我也读不懂。陈焜先生则文字易懂，一方面才气纵横，另一方面没有让人觉得学问深不可测。那是解冻的年代，陈焜先生介绍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他强调的价值怀疑本身已经蕴含着批判。到了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听说他处境不太好。1985年回国探亲时， 陈先生已经去波士顿了。那年夏天我读了索尔·贝娄的代表作《 洪堡的礼物》，激动不已，颇想向陈先生请教，去问当年曾经带我见陈先生的女孩，她也没有陈先生的联系方式，结果我们聊了整整一天，交流了彼此青春期的故事。

    再听到陈先生的消息，是20年后的2005年，据说早已退休，隐居在东部的一个小镇上， 我也远离了文学，远离了青年时代。

三

    1980年的未名湖西岸， 还是秋高草长，几乎有点青纱帐的样子。湖边土径，人迹稀少，偶尔可见学生情侣出没。我因为入校不久就搬到颐和园外家父办公室居住，每天进出北大多从这里经过，也许是荷尔蒙过剩吧，常常一边走路一边放声歌唱。唱着唱着，后面过来两辆自行车，在我前面停住，下来两位个子高高神采焕发的女生，问我要不要参加合唱团。我听说合唱团是利用每个星期四下午全校政治学习时间排练，立马就答应了。
   合唱团团长刘楠琪是西语系法语专业77级师兄，为人温和圆润，在团里很受拥戴。蒙他另眼看待，我不仅成为合唱团那一学期唯一的一年级学生，而且被封为第二号男中音。第一号姓邹，似是数学系79级，唱做俱佳。刘师兄到了第二学期，因为他和大多数团员要准备毕业论文，就私下告诉我，打算设副团长让我当，然后招收新团员接班。但是我的接班梦没做两天，就被送出去留学了。不过我对刘师兄一直心存感激，但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似乎彼此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
   是时北大的机构已经叠床架屋，所以三十年后有二十多位“校级领导”也不足为奇。当时是党委下有团委、团委里有文化部、团委文化部管北大艺术团、北大艺术团下辖合唱团、话剧团、舞蹈团。北大艺术团里，五音不全的、发音不清晰的、手脚不灵的都有，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逃避政治学习走到了一起。
    英达那时就有点名气，又白又瘦，有点卷毛，颇招女生喜欢。前几年他住在芝加哥西郊瑞柏市，有一次在机场看见，他当年就没和我说过话，但我还能认出他。如今胖胖的样子，比较适合演喜剧或者土豪。合唱团里人气最旺的是哲学系78级龚继遂。老龚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已过而立之年，身材高大，剃个平头，戴深度近视眼镜。排练开始前或者中间休息时，他身边总是围着一圈人，女生居多，听他侃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萨特。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能够把俄狄浦斯的故事和恋母情结要言不烦地讲出来。老龚似乎对哲学并没有太大兴趣，听说后来到美国学西方美术史，再后来海龟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品鉴定专家。他的弟弟是西语系77级，后来曾经在海外留学生中大名鼎鼎的李三元，李三元兄隐居印第安纳也快二十年了，有一次我竟然在家门口的衣服店里遇到他，说是来这边做项目暂住隔壁水牛村， 如今不知他在做什么。同样是西语系77级的赵兄，名字已想不起来，妙语鬼话连篇，据说曾经获北大桥牌赛第七名，十分引以为傲。这也难怪，当时北大数学系、物理系的桥牌队实在是太厉害，横扫北京高校。我家邻楼的一位少年，出生时就少一只手，然而聪明过人，1978年获得全国数学竞赛第二十多名，被保送入北大数学系。这位老兄入学后迷上了桥牌，在北京市高校桥牌赛颇有斩获，然而考试成绩一落千丈，最终被开除。几年后我回国探亲时，看见他在大院自行车棚看自行车，听说他依然每天打桥牌活得很快乐。
    引荐我入合唱团的王红宇和薛文琼，是物理系78级的高材生，女声部的台柱。王红宇唱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颇具花腔女高音的范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北京师大二附中几届毕业生传说中的女神级人物。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我背起行囊流浪到美国。第一站到波士顿参加一个会， 居然在会上遇到薛文琼。她听说我还要在波士顿逗留几天，就邀我参加她们在一场演出里的小合唱。记得那天唱的歌是《五月的鲜花》，在那一场难忘的音乐会上，唱的和听的很多人都热泪盈眶。我有点茫然的想到，离北大、北京越行越远了。

四

    学史之人当知回忆不可尽信，需有旁证才能够算比较完整的史料。比如我自己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入北大就充当临时班长，帮着外地来的同学提行李办学生证取板凳等等很成熟的样子。然而几年前和一位家里的朋友也是当年的学姐在阔别三十年后通了一次电话， 感慨之余说起往事，在她的印象里，我虽然貌似比同龄人深刻，生活上却笨的一塌糊涂。我入学那天她专门来宿舍为我铺好被褥。我听了有点无语，我知道她说的一定是真的。我不到十岁就独自满北京城乱逛、十一二岁就做饭记账，虽然没偷鸡摸狗但也顺过心里美萝卜，虽然没动真家伙打过架但也抄过砖头，自己就这样觉得长大，其实什么都不会。
    去年夏天北大同班同学为聚会纪念毕业30周年，建立了微信群，大家在一起聊天。当年校园里引人注目的风景是某位帅哥骑着自行车英姿勃勃后座载着一位美女，我班一位女生则至今清晰记得的是 一位“高挑、白皙”美女骑着自行车英姿勃勃后座载着我。这件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但应该也是真的。

    把自己记得和记不清的往事叠加起来，大约更接近一些历史真实吧。1980年渐渐成为一段故事，知天命的我也早习惯独处静夜。在2009年初夏，曾经写了一阕七律，其中一联是：

    偶思旧友犹同梦，已悟余生老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