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往事被时间风化，但是总有一些悲欢与残酷会留存在记忆里。谨奉上最新拙作如下）

一

“是的，当你走进月亮门，那几树桃花已经不见了，那个十六岁的女孩也只在你的记忆里。”

在一个春天的傍晚，在阔别三十多年后，在我走进七号大院的月亮门的瞬间，我想起满头白发的子山说的话。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哈德逊河西岸一家意大利餐馆临河的座位上，在暖风习习中，望着对岸曼哈顿万家灯火。子山和我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已经在网上相识有年。从论坛到脸书再到微信，文字往来时断时续，意见交流有同有异，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关于七号大院的文字，便告诉我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于是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近了很多。

从月亮门进来就是后花园，有弯曲的小路、干枯的喷水池和若干株深绿的松树。然而我的记忆里没有桃花盛开，据说文革里花园荒芜，不少花木都死了或者被砍掉，大概桃花也就是这样消亡的。那时我刚刚开始记事，所以只记得一个黝黑有点空旷的后花园。子山有着关于桃花美好的回忆，他在七号大院度过人生最初的十八年，经历那里兴旺的风景，然后在暴风骤雨中离去。

“我们家是被扫地出门的，所以我四十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子山又高又瘦，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他的白棉布紧身衬衫熨得很挺脱，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铮亮，是穿着讲究而谨慎的老绅士风度。他熟稔地点了一瓶红酒，手托着酒杯轻轻摇晃，和着撒克逊管的律动。虽然是初次见面，虽然他和我有年轮的差异，却没有陌生的感觉。我们不仅曾经住在同一个大院，而且长辈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就都被打成右派了。不过我妈妈还算幸运，没有被送到边疆，仅仅是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到图书馆里做了一名资料员。我家也得以继续住在大院里，只是成了不可接触的人。”

我告诉他我父亲也差一点就成了右派，他曾经很详细地记录了事情的经过。父亲当时是七号大院负责人之一，因为主编一本书，暂时不在院内。运动初起时，来势汹汹，各单位领导纷纷制定指标，一个是百分比，一个是抓到哪个级别。父亲人不在，中箭也就很自然。为了自保，或者保与自己亲近的人，抛出别人是常见的做法。

有一天，父亲收到一位好心同事专程紧急送来的一份市委的报道，里面的内容是父亲曾经召开会议，容忍两个著名右派大放厥词云云，大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后台的画外音。父亲既惊又怒，立即提笔写信说明情况，要求更正，写好以后立即拿着信去见院长。

院长是声望极高、资历极深的老党员，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他住在距七号大院不远的胡同中间一个四合院，庭院深深，但是色调古旧，布置非常简朴。我童年时还见过这位老人，依稀印象里，他身材不高，相貌清癯，一双眼睛非常亮，微带笑意。

父亲那天气冲冲，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进了院长家，院子里却非常安静，只有初夏风吹树叶沙沙的声音。父亲向院长请示能否发这封更正信，或是再做些修改，院长微微一笑，用镇纸压住信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院长书房就在办公室旁边，父亲平常见他时，经常进去看书，那天却一点也看不下去，院长见他这样，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

父亲渐渐冷静下来，他和院长相识多年，素来事之如师，此刻醒悟到院长的态度自有其深意，便问他：“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院长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父亲回家琢磨半天才恍然大悟：如果发信提出异议，岂不是可能被说成是反对市委？当天晚上，院长又找他谈话，对他说：“反右是毛主席决定的，你怎么能不参加呢？”于是父亲回到院里参与反右。

二

餐馆灯光很暗，餐桌上烛光闪烁，轻轻回荡着的，是埃灵顿公爵的爵士乐。

“那次我看你关于《茵梦湖》的评论，‘我过了几十年，才懂得美好记忆是沉在湖底的，是纯粹的，也是一去不复返的。’说得真好！我当时想是不是背后有你自己的故事呢？”

子山和我以前在网上讨论过不少问题，却从来没有聊过各自具体的生活。网上的交流，对于我们本来就是思想的，而不是私人的。只是有一次，当另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发了一篇关于《茵梦湖》的短文，子山的回复不仅显示出他非常熟悉这篇小说和各种译本，而且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份悲伤。

“你听说过四号楼三单元住着一位姑娘名叫韦伊吗？”

“不记得了，大院里的女孩子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

“我和韦伊，就像《茵梦湖》里的莱因哈特和伊丽莎白那样一起长大，我给她讲故事，我们一起在楼顶看星星。有一年国庆节放花，楼顶上挤满了大人小孩，那年的花火特别缤纷也特别大，一簇花火最后闪亮时，劈啪作响落下来，仿佛就要落在头上。韦伊这时会不自觉地紧靠在我身上，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她冰凉的手很小、很柔软，多年以后，我还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当时那种触觉。”

“等等，四号楼三单元，哈，你说的是伪翻译官的女儿吧？”

“你也知道这个，看来她父亲这个外号流传了好几拨小屁孩啊！”

我当然记得伪翻译官：闪亮的秃顶，戴着金丝眼镜，裤缝笔挺，见人打招呼时点头哈腰。后来我自己留日，才知道那是因为在日本多年养成了鞠躬的习惯，回国以后努力改，又没有完全改掉，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韦叔叔确实是七号大院的日语翻译，‘伪翻译官’这个外号应该是从他的姓来的，也可能是了解他的人故意给起的。韦叔叔是钱稻孙一流人物，很小就去了日本，在东京长大，据说从日本大学毕业回来时，日语说得比中文好。他的重大历史问题是抗战时在伪政府任职，虽然官不大，但是污点已经存在，足以让他从此抬不起头。”

子山的父亲被送到北大荒改造，母亲带着三个从两岁到七岁的孩子，和韦翻译是同一单元的邻居。韦翻译是通人情世故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以前子山父母都是革命中年，彼此遇见只不过打个招呼，等到子山一家落到更为窘迫的境地时，他反倒热情起来，时不时帮子山母亲做点力气活。当然他很谨慎，阶级成分不好的人过从密切，是容易招来闲话甚至灾难的。不过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又在同一所小学，经常在一起玩就不足为奇了。

难怪我从来没有听谁提起子山，他从上小学起就独来独往，低调沉默，习惯像影子一样生活。

“不过文革前还算好，至少同学们还和你说话，老师态度也还温和。不过我很早就有自知之明：像三好学生、入团这些事情与我无缘。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我功课很好，却被分到离家不远一所很一般的中学；到考高中时我已经知道，除非考得极好，否则政审就会把我刷下来。我干脆不复习功课，整天看小说，于是我高中留在同一所学校。事后看来，这样也好：同学们都是胡同串子，对国家大事不怎么关心，文革开始后，闹腾了一阵就算了，我也就乐得逍遥。”

“逍遥派”是文革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是指那些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数量有多少，比例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有些人是因为出身不好，谁都不要；有些人是因为不关心或者胆小，哪一派都不愿意参加。子山和韦伊这样的，大概属于兼而有之。

“我当时是个不合时宜的文艺少年，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文艺青少年从来是不合时宜的。”

“呵呵，‘文艺青年’这个词现在被用得太滥，以至于许多人都自以为很文艺。”

“是啊，当下语文里的‘情怀’一词使用频率，和半个世纪前的‘革命’差不多。不同的仅仅是，那时候如果谁不表现出革命面貌，就会有些像做贼一样心存恐惧。”

我后来在微信群里问过几位比我年长的女生，她们或者根本不记得，或者知道名字，却不熟悉也记不清韦伊的模样。看来韦伊很少与人来往，也不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女孩。据子山讲，韦伊更像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的某个少女：安静、胆小、与世隔绝，喜欢的事情不外乎读小说与织毛衣。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在大院和学校里都是形只影单，反而多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子山承认后来他最常想起的是，下午的阳光斜射进屋里，落在插在瓷花瓶里的塑料花上，光束照见花上的薄尘，韦伊坐在旁边低头打着毛线针。那一刻人世间的风云仿佛从来不存在，时间停止成一幅静物。

三

文革一开始，图书馆就关门了。第二年春天，门前长起高高的野草，后面第二层楼的玻璃也被打碎不见了。子山母亲这样的右派，属于陪斗的老运动员，除了时常去院部里的学习班，倒也清静。她的领导成了走资派，周围群众成了造反派，都不需要再呆在空空荡荡的图书馆，就把钥匙交给被认为老实可靠的她。她每天去转一圈，其他时间在家买菜做饭，抚育子女，努力保持动荡岁月里相对的常态。

子山从小熟悉图书馆的里里外外，这时知道馆里空无一人，又看见后窗没了玻璃，就在月黑风高时翻窗户进去，打着手电筒找出些书搬回家里看。这样的事做了两次，就被他母亲发现了。不过她觉得孩子喜欢看书没有错，于是一方面严禁子山再行鸡鸣狗盗之事，另一方面干脆自己每次放一两本书在包里，从图书馆拿回家，过一段时间再还回去。

这样的事当然要严格保密，母亲告诉子山这些书绝不可借给别人。然而子山虽然满口答应，又怎么能不借给韦伊呢？尤其是当他读过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之后。那年他十七岁，正是阿霞的年龄。这两部美丽而忧伤的小说，使他激动地在楼顶上披着午夜的月光走来走去，反复念着一个名字。

楼顶的巨大平台、银白色的月光是七号大院孩子们共同的记忆，我也曾回到那里寻找往日踪影。在那里，光阴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如同当年那样，有一根根绳子拉起来晾衣裳，有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姑娘正在晾一件件外套、衬衫和内衣。

“你看过《阿霞》和《初恋》吗？”子山问我。

“看过，而且是在和你差不多的年纪。两篇小说在一本书里，还是竖版的，可能你看的也是这个版本吧？少年时读，我也觉得好美好动人；中年时重读，却觉得屠格涅夫其实是朴素细致地写悲哀而真实的故事，甚至有点残酷。”

“是的，可是我十七岁时读不出这些。同样的书在不同的年龄读，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子山抬起头，望着南流的河水微微苦笑了一下。

“韦伊告诉我她已经读完了，我约她在后花园月亮门那里见面。天很蓝，桃花盛开，韦伊梳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手轻轻搓着发梢，双目低垂，脸色粉红，说话声音很轻。下午的阳光掠过她的脸，从侧面映出长长的睫毛、极薄的绒毛，让我看呆了。”

“她并不喜欢《阿霞》、《初恋》，对吗？”

“是的，她一点也不激动，告诉我读完她挺难过的。她说这两个故事都不是她想要的，她只想有一个人和她一起，平平安安；她说她希望我爸爸赶快回来，能够和妈妈在一起。”

子山的父亲1979年才调回北京，在此之前的近二十年里，每年只能回来一到两个星期，每次回来，终不免和妻子大吵一架，然后和好，然后黯然离去。那时一家人在一起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念想，很快“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大标语铺天盖地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了将来小妹妹能够留在城里，子山和二弟很自觉地去农村插队。在远赴云南的前一天晚上，他去向韦伊告别，韦伊也即将跟着哥哥去山西落户。韦翻译紧紧握住子山的手，子山看见他的眼睛在近视眼镜后面黯淡无光，而韦伊的眼睛红红的。她送给子山一个日记本，在扉页上她没有写流行的豪言壮语，只写了四个字：“愿你平安。”

四

《茵梦湖》在德语文学作品中并不很著名，作者施托姆虽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诗意现实主义”重镇之一，但是在群星璀璨的德国作家中也不是很突出。然而《茵梦湖》在1921年就被郭沫若翻译出版，比《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早，曾经风靡一时，前后有二十多个译本。《茵梦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几乎没有展开就结束了，留下湖畔水雾氤氲。岁月的底色琐碎而粗砺，卷走绿荫与模糊的梦境，留下荒草与坚硬的疤痕。

“后来你和韦伊怎么样了？”

“我在云南橡胶林里干了七年。开始还给她写长信，她的回信总是很短，而且不是每封信都回，我的信也越来越短，时间间隔越来越长。1969年‘一号通令’发布后，我家被赶出七号大院。母亲去了‘五七’干校，北京的家就这么没了。我曾经以为我会一直留在云南，过去的事只有任它烟消云散。”

在橡胶园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些年过得很快，后来回想起来仿佛一片空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子山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说她今天见到韦翻译了，他这些年老了不少。听他说，韦伊结婚嫁到了太原。子山读完信，点上一支烟，想了一会儿，然后就又划了根火柴把信烧了。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他终于回到了北京，第二年考上了大学，成为所谓七七级大学生中的一员。然后考研、出国、读博、工作、下海，生活就像时代的脚注，一页一页翻过去。

在出国前不久，子山收到一封信。韦伊还是写得很简短，平平淡淡地叙述这些年她生活的变化，附了一张她抱着儿子的照片。最后她写道：“听说你要出国了，除了当年的那句话我又还能说什么呢？愿你平安。”

“你后来还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如果打听，大概可以打听到，但是我没有去问过。想必现在早就当奶奶了。”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就找出来给他看：

胡同里的情人
当了祖母
为秋天加一行注释
......
就象落叶是永恒
怀旧是一种瑜珈

我们离去时，河上的风已经吹来徐徐凉意。对岸巨大的城市灯火辉煌，近在眼前，又似乎相当遥远。当我眺望据说一切戏剧都在这里上演的曼哈顿，刚才和子山一起回忆的故事显得更真实，又似乎从未发生过。

我和他握手告别时，真诚地谢谢他让我了解一段很私人的感情。我告诉他，我久已习惯不去问别人的私事。子山的目光忽然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你不认识我，我可早就知道你。”在我愕然之间，他已经坐进了他的车，点燃引擎，摇下车窗，对我大声说：“我妈妈叫文影。”然后他就从车窗里伸出手挥舞着，一骑绝尘而去。

五

父亲晚年对院长更加佩服，不仅仅因为院长挽救了他的后半生，更因为院长对世事的洞若观火。他一眼就看出来父亲对运动的消极态度，所以直接安排父亲去参与。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料到父亲会明白，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父亲被安排去指导两个部门的运动，在知道“引蛇出洞”的情况下召开座谈会，有的人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划为右派。父亲在主持会议时，为了保护一个朋友，曾经中断会议，私下提醒；但是另一个朋友放炮太快，父亲来不及阻止，眼见着她落入陷阱。

也许因为这一段经历吧，父亲在1979年把几位平反或还未平反的右派调入所在单位，文影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有七号大院的渊源，彼此更多一些信任。我小时候不记得她，这时又忙于上学，所以只是时常听说她的名字和一些故事。

我印象清晰的，反而是文影的丈夫浦哲，也就是子山的父亲，一个看上去很儒雅的江浙文人，在林海雪原生活了二十二年，本应白皙的皮肤皱纹密布，全无光泽。他回北京申诉找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直接去找当时负责平反的领导。浦哲楞住了：“人家会接见我吗？”

“会的。”父亲很肯定地说：“他家大门是敞开的，和他这个人一样。再说他曾经是你的老领导。”

浦哲半信半疑地去了，几天后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家，向父亲鞠躬致谢，告诉他那位领导不仅见了他，而且马上批示解决他的问题。父亲很为他高兴，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也跟着蹭了一杯白酒。父亲在饭桌上对浦哲说，他不必感激谁，这只不过是纠正以前的错。父亲说他自己就很惭愧，在不少划右派份子的文件上签字，这样自己才得以幸免。

那天晚上浦哲叔叔喝得脸通红，眼里含着泪。

几天后我回到家里，把想起来的细节发给子山，但是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后来几次和他联系，包括打电话，却都没有回应也找不到人。在信息时代，联系上一个人很容易，但如果失去联系，也有许多种可能性。在询问共同认识的网友，但仍然联系不上子山后，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

月亮门、后花园竟然多少还保留了儿时的模样，我坐在旧楼回廊上，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当年的松树成为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