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一次聚会上见到一位老兄，和我年龄相仿，善饮健谈，一见如故。聊天之间知道他来自长春医大，便问了一句，我曾经拜访过你们那里一位教英语的陈老师，不知你知道不？他立马说，岂止知道，她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呀！随即神色黯然地说，可是几年前就过世了。

聚会上人来人往，杯觥交错，我和他初次见面，也就没有再谈一位共同认识的逝者。倒也未必是因为这话题令人沉重，只是在温暖的夏夜草坪上，一瞬间陈老师的音容忽然宛在，让我不想再问。

那是1981年，我去长春学习日语。那时我瘦得像一支竹竿顶着一个大西瓜，却特别能吃，好像一个无底洞饭桶，曾经一顿吃了一斤二两米饭。那时还是粮票年代，当地人一个月只有两斤米票，我们这些准留学生有一点特殊化待遇，一个月有七斤米。我虽然生长在北京，却有一个南方胃，爱吃米不爱面食，但当地高粱米饭吃久了扎喉咙，而且刮油水，越吃越饿。我兜里钱很少，又不好意思跟家里要，于是一到周末就想着到哪里去打牙祭。好在长辈亲友担心我第一次远行，临行前介绍了不少当地的朋友。我去副省长家里蹭过两顿饭，独门独户的日式小楼，宽敞的院落，秘书勤务员一应俱全，让我见识到自古以来地方大吏何等威风。我也去过好像是省军区副参谋长家里吃过好几次，他们家有大碗红烧肉加白米饭，与外面的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

来长春前，我在北京有时去见外语学院的林老师补习英语。我的英语很不怎么样，不过林老师对我读过不少翻译文学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夹生年龄，能够背诵一串串书名和情节概要，于是补习变成了聊天，到后来，林老师竟把我看成一个忘年交的小朋友。他当时四十多岁，虽是闽人却南人北相，颀长清瘦，深目高鼻。许是教了多年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用词讲究，颇带着那一代人的书卷气。

知道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写一封信，你临走前来取，拿着我的信去见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她帮忙。”临行前去告别，林老师递给我一封至少四五张纸厚的信，停了片刻，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里最优秀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长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见了陈老师。她住在一栋筒子楼最里面一间北屋，光线很暗，房间整洁。背对光线，我看见陈老师脸色苍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来自南方。她穿一件上世纪80年代初常见的洗褪色的蓝外衣，戴着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师老不少。然而她的声音年轻，语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安静。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后，陈老师开始读信，读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视着我说：“克琛很夸奖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其实并不清楚林老师的名字。我注意到陈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时眼眸一闪，很亮。

后来的几个月，我先是忙于学习，到饥肠辘辘时，也没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以“老战友的孩子”“老领导的孩子”去别处蹭饭心里相对踏实点。转眼大学都放了暑假，我还在满头大汗地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看我，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我自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再去陈老师家的时候，她正在楼道里的灶台边忙个不停。我问她需要帮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告诉陈老师十岁我就自己做饭。她笑说原来你不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接着她问我，你喝酒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喜欢喝酒。她就说那好，喝点葡萄酒吧。

过一会儿，陈老师变出来的竟然是四样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斟酒的熟练，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两杯过后，陈老师苍白脸色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焕发光彩。

她先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地问了我和林老师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微微一笑：哪像他说的那样！不过，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陈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一惊之下便问：那您去过劳改农场吗？陈老师又一笑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过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也不敢再问了。我那时虽还年轻，但见过的“地富反坏右”不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当时我以为我明白了为什么陈老师是一个人，始终没有结婚。

后来我找陈老师去请教过几次英语，读的大约是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及狄更斯小说的缩写本。以前在北大，教我英文的老师叫做麻乔治，从名字就可以猜出是教会学校出身。麻老师长发中分，深度近视，围脖搭到背后，颇有“五四”一代老夫子的形象。他用的应该还是许国璋那套很无趣的教材，但是他发音很好，讲课也相当生动。从北大到长春，老师换成一位英语发音带东北口音的壮汉。有此对比，陈老师的纯正英语在我听来有如天籁。

估计陈老师的公共英语教得也颇为无趣，她对我这个临时的私塾弟子讲解相当用心。陈老师的家不到二十平米，一桌、一几、一柜、一书架、一床，干净整齐，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师那间凌乱的房间，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林老师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兴起时会滔滔不绝，而陈老师则话不多，慢条斯理，一边认真想一边说。

有一次，我说起“文革”中同事、师生、朋友乃至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构陷的现象，言下颇为不齿。陈老师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太偏激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自保不能不那么做，是可以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他们幸亏这样做了才没成“右派”。我脱口而出：“林老师也揭发批判您了吗？”陈老师说：“当然了，克琛那个时候和我最谈得来，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检讨，根本过不了关。”

冬天来了，宿舍暖气很差，晚上温度只有摄氏两三度。我那时很容易失眠，而且还有一毛病，须脱得只穿裤衩背心才睡得着觉，每天钻进冰窖般的被窝都簌簌发抖。招架不住的时候，我只好晚上徒步走五里路去吉林大学的朋友家借宿。在寒夜里，有慢性鼻炎经常流鼻涕的我，第一次领教鼻涕真会冻成冰柱。后来借宿成了新常态，住进朋友家，时不时还能就着花生米半夜小酌。

结业考试前的星期日，零下十度的天气，朋友煮了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饮着六十五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她说你要走了，我来给你道个别，也托你带件东西。我看她冻得脸通红，就问，陈老师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陈老师点头，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喝了真暖和，再来一杯吧。酒毕，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贴着一封信，对我说：把这个亲手交给克琛。

天色已暮，陈老师坐了一会就走了。我送她到吉大校门，她和我道别时，先是声音很轻地说：“你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睁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还长，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陈老师走向公共汽车站，她头裹毛围巾身穿棉大衣，臃肿的外表下，让人感觉她的身形更加瘦小。冬季灰色天空下，街道空旷寂静，两边高高的树，枯枝在半空交错，夏天的时候，这里应该是一条葱郁的林荫道吧？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回到北京，我就把陈老师嘱托带的东西送到林老师家里。林老师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装了一小盘当年挺贵的散装巧克力给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说：陈老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随即剪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布包，却见里面是两支巨参，形状有点像婴儿，乍一看竟有点悚然。

林老师一愣，自言自语道，这份礼物可是太贵重了一点。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来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在长春学习的情况，自然也问了我和陈老师见面的经过。

最后他忽然问：你没见到陈老师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惊，回答说：我看见陈老师是单身一个人呀。这次轮到林老师大惊失色：“你是说陈老师是一个人？”我说是啊，陈老师亲口对我讲她没有结婚，是自己一个人。林老师没说话，深深地看了我一会，叹了口气才说，“陈老师告诉过我，她已经结婚快20年，女儿也快该考大学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向来健谈的林老师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起身告别，他没有留我，只是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在那个冬天，我自然也预料不到从此永去故国。转瞬间三十多年过去，许多人不曾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去年二月的一个夜晚，我不经意间Google了一下林老师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满头白发、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样。从博客的链接，我又找到他大学校友会网里的班级网页，那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左边是年轻潇洒的林老师，右边的陈老师明眸闪光。冬夜的美国中西部平原和当年长春一样冰天雪地，我抬头看窗外，雪刚刚停，小路上连足迹都没有。

我关上了那个网页界面，阖上电脑。夜已经很深了。

（原载2016年2月1日《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