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到的历史著作，大多擅长定性。我熟读的，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都是每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干脆不看，只挑中间的叙事部分看看——虽然现在看来，叙事部分恐怕偏见与问题同样多。中学的教科书更不用说，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枯燥度比政治课本略低但也有限。好处是容易总结，归纳成几条一背，就能对付考试。比如五四运动，就变成了四个要点，以“五四运动是”的句式呈现。高考复习时背的东西，考完自然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又变得混沌起来。

留学前学日语时，有一门“世界史”，用的是日本的高中教科书，基本上都是史实，叙述也少倾向性。虽然就一本，但内容之多，要记住很不易。从那时知道，日本很多出版社各出各的高中教科书，没有统一版本。留学后学历史专业，渐渐明白历史原本是具相的，无从定性与定量，与教条尤不相容。所谓史学，也就是试着把错综复杂的事件个人捋出头绪，把偶然与激情的因素予以整理而已。一好高骛远，或想臧否人物、或想以史为鉴，就容易有先入为主的目的性；至于要从中总结必然规律什么的，就更容易离谱。

我国文人，好义理之辩、好道德判断，但不见得长于分析，一不留神就从白马非马落到指鹿为马。义理之辩一盛，免不了压缩历史，更不用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意识形态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环境，历史总是在为现实服务牺牲的。

由于具有天然正义性，尽管历经世事变迁，五四运动一直是显学，也就不断在为现实服务牺牲。“五四运动是”的句式重复了九十年，难免不造就相当数量的八股，一大堆形容词与性质的判断；也难免不导致几代人都会背两句五四是什么，但未必清楚那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所以，纪念五四，似乎不妨从五四运动不是什么说起。

第一，五四运动不是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之所以闹大了，是因为失控，一失控就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群众运动的驱动力，多半在于集体无意识的激情，不失控、不激进才是怪事！运动的起因，是政府的无能，于是奋起爱国；能够以撤曹、陆、章收场，连徐世昌都半真半假做了一番辞职秀，还是因为政府无能。民国初年的元首里，徐世昌和黎元洪算是最窝囊的，但是，无镇压之能，就会让步而不致镇压，还真是一件幸事。

仔细想想，教科书里说成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北洋时代竟是对民众运动相对温和、思想控制相对宽松的年代，哪怕是由于昏庸，而非出于明智，也令人感叹不已。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许多偶然性，比如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归国。但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就未必成气候。

其次，五四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也谈不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虽然二者人物有重合，如蔡元培、傅斯年。新文化运动是可上溯到晚清、继承梁启超“新民”运动、历时经年的思想文化事件，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则是一突发事件，其意义更多是后人赋予的。多年来，二者常被混为一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合体被激进化与政治化，成为一个符号，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军对峙至今。

然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各式各样的思想混杂并存、不分高下的自由时期，在我们这个向来以思想一统为理所当然的国度，如一道短暂的彩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色彩而已。五四则是一场并无明确政治倾向的爱国运动，救亡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压倒所谓“启蒙”的，也不是救亡，而是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是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新道统。李泽厚先生那个著名观点的后半，亦即农民革命压倒现代化，其实更确切一些。

第三，五四运动的精神导师，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它的诉求充满悲愤，若寻找里面反映的思想，与民族主义还有关系，似未涉及德先生赛先生。于运动发生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梁启超的进步系，蔡元培亦在其中，但他似未直接参与策划。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在于，群众运动的胜利喜剧大大提升了大学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就连“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普及，据说都在“五四运动”充斥当时报章之后。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就有着改造国民思想、弘扬新知的意图，五四的结局对于新文化的普及应该是很有鼓励。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结果是，学生从此更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因此胡适晚年，不仅不以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进而认为是“政治干扰”。不过这种看法，多少也是把五四当做激进政治的起点，和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捆绑在一起的观点对立，思路实同。

偶然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其间因果关系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五四运动不是思想事件，马列主义的进入、起因在于第三国际的活动、在于孙中山的联俄、建立列宁式政党并接受援助，而第三国际也好、国民党也好，和五四运动没有多少关系。共产党的创始人们，虽然大多是五四一代，并以五四传人自居，但其思想资源、组织形式乃至群众运动操作，都来自苏联。

五四运动的天然正义性，使后人无不想和它套磁。然而，群众运动的反权力，不为当政者所喜；非理性，令知识分子害怕。这大约也是五四运动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义 ，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思想文化标杆的原因之一吧？意义淹没真相的事，在当代史是经常发生的。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不过是个偶然孤立的事件，它的主要历史影响，是开学生运动先河，只是后来再也没有这么好运，多以悲剧结束，而且愈来愈惨烈。如果晚生几十年，那位据说是第一个放火的匡互生，估计只能算暴徒，而许德珩大概也不会满面笑容地当花瓶活到一百岁。

群众运动的顿挫，使如今有的学者对五四运动进行“法理反思”，结论是 “青年学生的放火和打人，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暴民专制’的一种表现。”这一批评似乎政治正确，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延长线上，难免不让人联想，是不是体制内外如今都希望，五四运动已成绝响？

（草于 2009年5月4日，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