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号是“五一六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51周年。去年是发生半个世纪的大日子，我发了一篇2006年的这一天写的文字，不料不久就不见了。好在我曾经是学史之人，深知个人在当下的无能为力，古今皆然。另一方面，历史家本应是无能为力的，而不是想要在当下有所能为；本应是叙事，而不是判断的；本应是寻找真实，而不是追求真理。不过，如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被遗忘，所以才需要年年提醒自己，拒绝遗忘。以下重发去年文字：

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2006年5月16日）

（整整十年前写的旧文，今天读来好像还没有过时）

今年五月十六日，是文革开始四十周年，我写了一篇短文以记之。不料当时“文革”成了敏感词，无法发出。幸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民性还没忘，试了几次，终于在“文”与“革”中间加了一个“ * ”，得以避开过滤及时发表。

文革话题仍然如此敏感，这一事实本身，恰恰说明这段历史无可回避。刻意淡化的结果，的确使四十岁以下的人对于文革缺少起码的常识性认识。而经历或卷入过文革的人，又很难走出当时的体验，立场与处境所带来的局限。近年来颂毛篇什不断，翻案文章流行，固有现实因素，也与文革红人及其后裔拥趸的浮起有关。大抵中国人的历史思维，难脱肯定或否定，价值判断总是先行，与历史本身倒往往愈行愈远。

我们自古就有“曾参杀人”的传统，上至大夫，下至庶民，都常患上谎话多说几遍就成真的幻觉，而且说着说着自己先坚信不移起来。不过，我们幸好也有追求信史的传统，历朝历代总还有少数人不憚艰辛地寻找历史真相。我并不赞同历史是我们的宗教这种说法，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缺少宗教精神与对文明的虔敬之心。但是，那些寻找历史真相的人们的确显示出圣徒般的坚韧，其存在不绝如缕。

当今之世，对历史的兴趣与关注似乎高涨。戏说乃至歪说的历史充斥坊间，对史料不加分析，随意解释的所谓历史著作流行一时。愈来愈多的人拾人牙慧地以为，历史是一个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却对胡适先生此言的真意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最敢于大胆评论和改编历史。四九年以后，尤其是文革里的很多历史著作与文章都佐证了这一点。

我是主张“为历史而历史的”，这本应是常识。然而，几代人所受的教育不是要以论代史，就是要古为今用，让历史为现实服务。时下历史认识的混乱无知，实在有其历史根源。怀疑的精神，严肃的态度，对于想要穿过历史迷雾，分析史料，梳理线索的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难免不人云亦云，误己误人。由于文革是晚近的历史，不免人人都是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论及文革、毛泽东、林彪、造反派，乃至乔冠华这样的小角色，就会各持己见，争吵不休。然而，面对历史的难度，并不在于给出结论，而在于提出疑问。面对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试图重建历史图景的过程。

寻找历史真相，首先不以对历史做简单评价为目的。无论是肯定否定，还是功过几开的做法，都隐含着预设的价值判断，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并不可取。重建历史图景，自然要深入历史细节，然而，如果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历史评价或以此为目的，就难以避免不对具体史料做有倾向性的选择与分析。这种情形在文革研究中尤为显著：一方面，主流史学囿于官方的政治性结论而多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民间文革研究者往往已具有某种鲜明立场，其实也是对主流观点的一种反动。奉中央文件为学术研究圭皋的荒诞自不待言，但如果过于意识宣传文本的评价，缺少对翻案背后的个人取向反思，就难免仓促抵达另一些可疑的判断。例如近年来对林的重新评价以至翻案，颇多对林在文革中作用及其势力膨胀的淡化；又如所谓“两个文革”的看法以及对所谓异端思想的发现，多少是当年造反人士出于对峥嵘岁月的怀念而做出的一种解读。

一方面，文革史料浩如烟海，有待整理发掘；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的关键史料或尚未解密，或已付之阙如。史料繁多的好处虽多，却也有一些副作用。第一是真假待辨，需要认真地分析，比如各种回忆录，日记，口述历史等。任何时代这一类史料的真实性，都需要甄别，而文革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走过这一时代的人往往既曾是受害者，又曾是加害者，而他们的回顾大多着重于做为前者的经历。毕竟，缺少宗教精神的人愿意忏悔过失的少，想要摘清责任的多。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文革史料多为意识形态话语，历史叙述充满歪曲，缺少具体证据与数据，极其需要穿透纸背的功力，才能够接近史实。然而，习惯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几代人，很容易对这种话语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更难摆脱以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判断取代历史探索本身的思维模式。怀念毛泽东时代，将文革看成是一次乌托邦实验甚至理想主义运动，固然是一种对日渐式微的毛精神的传承；仅着重于对文革进行思想批判，以这些话语为依据做出的历史评价，也不免走不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忽略被话语掩盖了的历史底流。

文革这段历史，根源深远，影响久长，又有谁能够回避？文革研究能否成为显学我不知道，但禁是禁不住的，历史总会有人研究下去。我所关注的是，我们该以怎样的方法看这段历史？我想，我们虽然要大胆怀疑，努力穿透话语的迷雾，更重要的还是要小心求证，以坚实的史料来提供历史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