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月不居、人事渐缈，记忆在不知不觉里褪色。在《明暗交错的时光》提及陈绂先生，说他是陈宝琛曾孙，后来家兄告我，陈绂先生是陈宝琛幼孙，已故世多年了。书写往事，虽难免个人色彩，但基本的准确度比文字水准更为重要。以前，或以记性好自诩，最近发现这种能力的衰减，是和年龄增长成平方比的。

文革时，小学中学成立红小兵、红卫兵闹革命不读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风气才为之一变。而我自1968年冬小学一年级时辍学，度过八年多自由自在的日子。1977年初，周围大人们开始传播有关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突然起了些高玉宝式“我要上学”的心情。在十六岁上，我囫囵吞枣地读过从《神曲》到《苔丝》一溜儿经典，但数学只会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根本没学过。虽然按年龄该上高一，我一开始连上初三都是跌跌撞撞。好在当时还是就近入学，大多数学生还不读书，只要不捣乱就不算差学生。很快我就赶上功课，于是故态复萌，带着小说到学校看。一次带屠格涅夫的《初恋》、《阿霞》，班上几个所谓“坏学生”，看见书名和插图，断定我是在偷看黄色小说，立刻和我哥们起来，课间很神秘地给我看他们的黄色照片，我一看，原来是费雯丽等明星的大头像，便一一道出名字，几个家伙大乐。若干年后，在东单偶遇其中一人，犹自相谈甚欢。
    我最初进的是北京市东城区124中，曾经是北邻24中的一部分，后来分出取名外交部街中学，现在好像又并回24中了。辍学八年后，我没了学籍，连户口本上的成分都是“无业”，幸亏家兄在124中任教的同学帮忙，才得以插班。124中虽然是一所普通中学，师资不很强，当时按片分来的学生却有很多来自外交部、协和医院、人艺、北京军区等单位或大院，成分驳杂。此时校园秩序较文革中有所恢复，但时不时仍有打群架一类事情。为首的几个，似乎家境不错，不是穿黄军呢就是着绿军衣，脚上崭新的白边懒。印象深的是一位姓车的同学，矮个黑瘦、小眼有神，外表就是特别能打架、上来就动家伙的狠小子。我少年时面白唇红，走路一摇三晃，入春仍穿一厚棉袄，笨手笨脚，一望而知是个不中用的。由于色素沉淀和日晒变成黑红、因为吃得多也好歹干点活变得厚实，都是人到中年以后的事。虽然不大灵光，但我素来喜欢到处逛荡和人搭讪。不久这位小车同学想必是听说有这么一个新插班的，某日在操场把我截住，他比我矮几乎一头，一声不吭、自下而上地盯着我。我心里发毛，但知道这时候既不能惹他也不能太鬆，只好做微笑状眯着眼看他。僵持了一会，围上了几个看热闹的，小车一转脸吼一声“你们丫看什么看？”人群散，他也走开了。

我就这样回归了社会，每天背个书包走五里路去上学，不久跻身于学习好的学生之列。不过，我几次课上举手指出老师的错别字，对社会规范还相当陌生。这年秋天高考恢复，各中学开始筹办重点班。位于和平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空有名气，可就近分来的学生大多成绩不佳，情急之下，私自在全市通过熟人介绍招生。原在师大附中任教的杨天石老师，这时候刚刚调入社科院，热情介绍我去考试。师大附中师资极好，尤以数理见长，出的考题让我几乎晕倒。幸好我作文英语均佳，遂被录取。北师大有三所附属中学：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和师大二附中。师大附中前身是师大男附中，创办于1901年，有诸多知名校友，时下最著名的，大约是半世纪前“大跃进”时积极对亩产万斤做科学论证的钱学森。实验中学原为师大女附中，历史也很悠久，宋彬彬是极具争议的著名校友之一。二附中的成立晚近得多，但因位于师大旁边，反而近水楼台，师资生源稳定。

二

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迟到许久，班主任已在讲话。我走进教室，径直到讲台前，摘下帽子，鞠躬二十度，以朗诵般声音：“老师，您好！我是李大兴，向您报到。对不起，来晚了。”全班安静两秒，然后爆发哄堂大笑。老师有些错愕，等笑声停顿，说你就先找空坐下吧。我见第一排还空着一个座位，就遵命坐下。一会儿课散，便和邻座聊起来，邻座少年老成，和我截然相反，却自那天起结下三十多年同学友谊。其间时有聚散，虽然同在美国，却是动如参商。好在所谓友情者，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感觉。疏懒如我，往往是不在一个城市就想不起去联系，然而一见面彼此就觉得仿佛回到了从前。虽然从前是回不去的，只见下一代迅速长大，自己须发渐白。

新成立的初三8班，人丁兴旺，以致最后一排要加几个课桌联在一起。我因脑袋硕大、身材竹竿，几乎每次排位子都被分到最后一排。这一次被夹在中间，左面是脸蛋扑红、严肃认真的女班长，右面是刚从抚顺转来，两圈眼镜片一口东北音的P君。一时间我再也无法藏本小说在课桌下，眼观鼻鼻观心做听讲状看，只好老实上课。班长和P君都是标准好学生，善良老实、热爱学习。我平时忍不住抄作业，虽然注重互通有无，主动请邻座抄我的，可两位邻座不但自觉，而且脸红，倒象他们做了错事。我也过意不去，改从隔一个座位的Y君那儿抄。Y君一直和我投缘，功课拔尖且认真，后来在高一和我同桌，成为我交作业的主要供应来源。

我自以为老师们都不知道，作业抄得很开心、交得很坦然，不料到世纪末时物理老师还清晰记得这事。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少年时耍的小机灵，哪里逃得出老师法眼？而师大附中几位老师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教学，更在于对学生的爱护宽容。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温和严谨、细致认真，喜怒不形于色。她在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告诉我，她当年一见我，就觉得我和别的学生不一样，也就没有象对别的学生那样要求我。的确，我比同学们年长一两岁且经历独特，相对来说成熟得多，张老师显然是察觉到这一点，对我说话更象和一个成年人谈话，总是商量的口气。
我本不是“刺儿头”，更禁不起顺毛捋，加之几位老师课确实讲得好，很快就从不得已的老实听课变成着迷地上课、玩命地做题。不仅如此，不久我被从语文课代表提升为学习委员，每天负责收作业，自然就不抄别人的了。

1978年春天，七七级大学生刚刚入学，全国为准备下一次高考抽疯般忙碌。那是学校终于可以业务挂帅的年份，师大附中文革里被红卫兵打得半死的老校长官复原职，他是“三八式”干部，政治上此时占了上风，培养一拨能够为学校争光的学生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初三7、8、9三个新组的重点班得以配备业务最强的老师，虽然他们都不是党员。教物理的顾老师当年是北师大物理系的尖子；教数学的乔老师更是文革前北大数学系高才生，才气风流，外表是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一路人物，一望可知是教师里另类。他们此时三十多四十出头，终于能够一展长才，也都十分投入。
师大附中虽是名校，却除了一栋两层砖楼，全是平房，院落大约也还是民国时期的结构。进校门，一条主路通往操场，操场后面是四个并列的里院，每个院有道圆拱门，走进去院落深敞、别有洞天。初三8班位于右起第二个，也是最大的院落，一进拱门两边都是教室，容纳了十几个班。三个重点班占据了三间坐北朝南的宽大教室，粉刷一新；对面的一堆普通班相形见绌，多少象后娘养的。

我当时以身体不好的名义，逃避上操，独自坐在教室眺望对面。普通班有一拨被认为“小流氓”的坏孩子，头头是个女孩，个子是否很高难说，穿了双七十年代还很稀罕的半高跟，显得挺拔飒爽。女孩有股北京胡同妞的泼劲，眉毛上挑，眼神里更有些野气与凌厉，后面跟了一溜小男生心甘情愿做她的“催辈儿”。已经是后文革，师道尊严恢复，学生的野性却远未驯服，两者之间关系微妙。女孩避免和老师、“好学生”直接冲突，只在课间操带着队伍在里院逛荡。有一次闯进初三八班教室，只有我一人，女孩和她的小分队围了我一圈，死盯着我。我以不变应万变，端坐入定，女孩最后摸了我脸一把，留下一句“哟，还挺嫩”，飘然而去。

三

在那个春天，我和两三同学，常受老师小灶辅导，直到月近中宵。有好几次是赶9路公共汽车末班车回家，又累又饿。春夜温暖，拱门边几丛丁香阵阵；月色如水，洒在新铺过柏油的操场上。虽然后来选择学文科，但我一直感念满面疲惫地推着自行车走出学校的老师。三个月下来，我对高中数学、物理豁然开朗，一下由浆糊状态跳跃成参加竞赛的选手。此前，我对自己能否学好理科毫无信心；此后，我尽管把所学悉数还给老师，却多了一份人生中很重要的自信。
在《哥德巴赫猜想》的光环下，数学、物理竞赛风行一时。不过，我几次参加数理竞赛的成绩让人啼笑皆非：区数学竞赛取前三名，我高挂第4；市物理竞赛初赛取前五十名，我列榜第51。好在我皮厚心宽，胜易骄但败不馁，从未因一两场考得差垂头丧气，倒屡次由于心不在焉错得离谱把老师给气坏了。非始料所及的是，参赛既给我自信，也使我见识了山外有山，后来反而促使我在重理轻文的时令里，决心弃理从文。少年的好胜虚荣是一时努力于数理的动力，到必须有所取舍时，回归文史是自然的选择。
虽然《哥德巴赫猜想》轰动全国，但给我的感觉用北京话讲是“起腻”——那时候还没“煽情”一词。不过，陈景润的流行，在当时学校里还是有助于宽松环境：只要学习好，其他怪异多少就被容忍。邻班一男生，十六岁依旧发育未全，小个细脖大头，聪明用功，沉浸在数理世界，从不玩耍，常在手心、衣袖上做题，口中念念有词。我看着他，不无罪恶感地想到，在手心、衣袖上偷写答案作弊是高招啊。

我自己也是怪物一类，三十年后，据说同学还记得我挤公共汽车时不忘背诵英语。只不过我不仅是有些所谓“怪”，而是多重性，或曰“复杂”。我只在学校用功，回家继续看“闲书”，时不时写古诗；只在学校老实，出校门就戴上墨镜，书包里还藏着烟。

时有李副校长，似乎也是三年内战时的妇女干部，矮敦而略具双枪老太婆的风度。虽然风标急剧转向业务挂帅，政工干部不大受待见，李副校长纹风不动地重视本职工作，每天早晨站在校门口检查风纪，不老实的学生见她多似老鼠见猫。我自幼养成见人先打招呼的习惯，每到校门，必向看门的李大爷和李副校长两位本家长者请安。这本是平常不过的礼节，在当时却不多见。所以李副校长尽管几次看到我在门外匆匆摘掉墨镜，有时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的装束，终于没有发作。——天气暖和时，我穿一条淡蓝色府绸长裤，北京人所谓“哆米索的裤子”，虽不醒目但颇为罕见。我又是匮乏年代里极少在矫正牙齿的少年，一笑露出一排铁箍和铜丝，也常让人一怔。

在传闻、酝酿、博弈半年多后，1978年夏天北京中学废除文革时期按片招生的大锅饭、恢复市重点、区县重点、普通中学三级制。7月中旬，举行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市高中统一考试。不过，那一年与后来不同，虽然是全市统考，市重点却不是全市招生，而限于所在区县。这一决定公布，入选重点中学的学校欢欣鼓舞，成为普通中学的学校怨言纷纷。师大附中被定为宣武区唯一的市重点，囊括全区最好的学生；而124中虽然原来生源颇佳，但沦为普通中学后，两个重点班的学生几乎都考入市重点、区重点，从此一蹶不振。这一决定基本是回到文革前的体制，也确立了此后三十年的体制。在当时，被认为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在今日，则被认为有相当多弊病。在当时，恢复等级制和竞争的改制得到大多数家长支持，平素学习好的学生大概也都愿意。然而，当尘埃落定，看到包括女班长等近半同学未能留下，或感伤或灰溜溜地离去时，我感觉很不好而无奈。后来区里一次活动遇见，她却已显得很生分了。

全国竞赛得奖者，多被保送北大等校。比附之下，区里规定数学竞赛头三名可以保送市重点高中。我本想由此捷径免试溜过去，不过，想得太美的事大都不会成真。待我知道自己是第4名，必须乖乖考试时，离统考只剩不到十天。别的课好说，政治课一向是我的弱项，总让我背得眼冒金星。但那次我手气忒好，一打开政治考卷，就发现几道大题都让我曚上了。其中一道，是在临考前半个小时背的，如刚出炉的面包。于是，我侥幸以高分考上重点高中，继续留在师大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