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自忠路自然是为了纪念殉国抗日名将张自忠而命名的，同时命名的还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那两条路原来的名字，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了，可是还有许多人仍然不说张自忠路，而说铁狮子胡同，可见传统的力量有时候还是很顽强的。到文革时，很多胡同都改成了反帝路、反修路一类名字，张自忠这种“国民党反动派”自然也是要不得的，可是几乎没有人记得当时路名被改成什么。那个疯狂的年代终究也是昙花一现，虽然深深刻进了我的童年。

我出生时，家住张自忠路也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熟悉那个大院的人简称为铁一号。这里最早是明末田皇后之父田弘遇的宅第，清末民初时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北洋后期段祺瑞执政时的执政府。1949年后，以培养党政干部为任的人民大学进驻。1950年代中期，人民大学本部迁往西郊林园，原执政府办公楼哥特式建筑西面，盖了3栋红砖宿舍楼。其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哥特式西方资产阶级建筑形式自然不会再用，但这3栋楼也不是苏联式样，除了厚大笨重庶几近之外，更多是国产土碉堡的样子，全无美感可言。这3栋楼因其颜色被命名为红一到红三楼，每栋楼有5个单元却被命名为甲到戊组，而不是1到5单元。这种称呼在北京极其罕见。楼呈宝盖形，乙、丙、丁组居中，甲、戊组拐过来各占一头。楼有5层，楼顶是一巨大平台，用1.2米左右的墙围起，每逢“五一”，“十一”，是看烟花的绝好地点。那时人头簇拥，欢声起伏，是童年难得的明亮瞬间。

楼顶平台的最大好处是各单元之间可以从楼顶来往，对小孩玩捉迷藏、大人进行“反革命”串联、小偷作案都很方便。我七八岁的时候有时自己去楼顶看星星，曾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回家晚了被狠狠训了一顿。不过文革时家长绝大多数不是忙着革命就是被革命，无暇顾及管教子女，我们就像荒草一样慢慢长大。执政府的大花园那时也是一片荒芜，喷泉早已干涸，野草丛生，小径长满青苔，路灯碎灭，入夜一片黝黑。岂止花园，由于维修工人们也起来造反，楼道里的灯没有人管，多半熄灭了。我从小就习惯在黑暗中上下楼，偶尔会一脚踹到邻居堆在楼道中街拐弯处的冬储白菜。如今我也经常半夜起床走来走去从来不用开灯。曾经写下诗句：“在梦里充满黑夜／在墓场坐到天明”，其实都来自亲身体验 。

在口号是“人多力量大”，根本没有计划生育的1960年代，虽然死人多，生得更多。大院里面小孩众多，一玩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就以四、五十计。有一次我藏到执政府大楼堆杂物的顶楼上，忽然站起一对青年男女，把我吓得半死，而他们更是仓皇而逃。若干年后，我明白了其中就里，也理解了他们的慌张。“男女关系问题”虽然不如“反革命”罪那么致命，也足以让人名声扫地，万劫不复。

在某次被“官兵”追得慌不择路时，我一跤前仆，两颗门牙飞出，满脸是血。幸亏是还没换的牙，不过据说我后来门牙长歪和这一跤还是有关系的。无论如何，从此我不再被准许晚上出去玩。家里有一套残缺不齐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小人书，大概是60册里的10多本吧，我十分喜欢并且经常照猫画虎画打仗的小人。父亲1967年一直在“牛棚”被学习，不过还算幸运，每天可以回家。晚上从学习班回来，他就给我读小人书，后来明白那也是他安慰自己的一种方法。他读了若干遍后，我就把这些小人书背下来了。不知不觉地我看着字形就能知道怎么念，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识了字，识的字多了，就该自己读字书了。家里书柜抄家时被贴了封条，风声尚紧，也不敢偷偷打开。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是各种文革里的小报，还有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我已经可以囫囵吞枣地读大会公报了。

1968年秋天，文革告一段落，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上了北京府学胡同第一小学，班主任翟老师，30岁出头，身材不高，常带笑容，和蔼可亲。开学第一课是学读和写“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出生在大饥荒年代，从小营养不良，缺钙性软骨，两岁半才会走路，此后也根基不稳，一推一跟头。不过估计是饿死鬼来投生，七八岁时的饭量已经顶得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所以我个子一点也不小，脑袋硕大，已经带40号帽子，因此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那是一间偌大的教室，后半间都是空的。我听课感觉无聊，时常望着窗外。然而窗外只有一片灰瓦屋顶，不像十年以后上高中时可以看见全聚德烤鸭店走廊，服务员端着烤鸭走过，我远远地咽口水。

望着窗外也不好玩，于是我在上课中站起来，在教室的后半间踱步一会再坐下，翟老师和同学看着我目瞪口呆。课间小朋友们三两成群地下楼玩，我却自顾自在座位上画古装小人骑马打仗。从七八岁时画十八般兵器，到十二三岁时改画高鼻梁大眼睛半裸美女，作为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倒也十分自然。

家兄那一学期也转入府学胡同第一小学读五年级，聪明机灵，极得班主任喜爱。然而没过两个月，班主任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学校要求学生“划清界限”，对他揭发批判。家母坚守学生不可以批判老师的原则，去学校交涉不果，只有让家兄休学。恰好翟老师也即将临盆，需要请别人代课一段时间。她向母亲建议说，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现在又没有哥哥罩着，不如也休学一段时间。于是我也离开。

再回学校，已经是八年多以后。

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也曾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度过童年。我和他谈起往事，他却告诉我那段时光不堪回首，他大半记不得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自己也曾经想要忘却，走出往日的阴影，许多记忆也就真的渐渐远去，徒增几分过往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教授从楼顶平台上一跃而下，当场死亡，大人和孩子纷纷奔跑过来围观。我也朝现场跑过去，但是马上就被抓回家了。我至今不能确定，有没有看到脑浆崩裂的死者，四十多年来，这个场景会情节变幻，偶然出现在梦中。

1982年，我看电影《铁皮鼓》时热泪盈眶，其实与电影本身倒没有太大关系，更多是一种相通的感动、一种我曾经梦想过的拒绝方式。死亡与暴力足以在瞬间摧毁童年，并以某种延续影响人的一生。如果你是一个被害者，那么你会经历一个受创与平复的过程；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你看到的景象或许会留存更久。在刻意或者不经意之间，童年体验对生活态度和有关我们所处时代的认知，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也许你读过卡夫卡，不知你是否发现，如果你想要走出去，你就永远走不出城堡。卡夫卡自己也是如此：生前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终生未婚，但是不断的恋爱、订婚、写情书，临终时深感绝望，想把《城堡》付之一炬。我们无法走出的何止城堡！虽然在时间的河流里，我们的一生和我们的时代无非过眼烟云，我们却不论在哪里，也毕竟不能走出历史。红一楼历经半个多世纪后依然矗立在那里，老迈不堪。我想起蜂窝煤炉的火光，冬夜我经常坐在炉边读书。书中历史人物的故事，遥远而有趣。那时自然不曾想到，若干年后，许多见过的人就成了历史中人物，一点不遥远，也未必有趣。

人民大学是党办学校，红色大学自然知识分子也是红色的，然而仔细看去，色彩其实十分复杂。像苏斯洛夫、张春桥那样冷酷无情但好像自奉颇谨的意识形态木乃伊，毕竟极其少见，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外表，其实经常是一种处世之道，大多数人依然是千篇一律的蓝制服下的百色人等。

北大历史系郝斌先生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中记述，1966年历史系三院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被伟大领袖知道了，改为“池深王八多”。铁狮子胡同一号虽然池子浅得多，“王八”却也不少。郝斌先生描写的批斗会情景，我不满6岁时就从二楼家里目睹在窗户下进行的全部过程。那一对夫妇是那个年代罕见的胖子，以两人加起来超过400斤闻名。我看见他们跪在单元门口，每个人背上再踩上一只脚。阵阵口号声怒吼轰鸣两小时后，数百人群散去，他们真的是站不起来了，手脚并用爬上台阶，消失在门里。宗生女士死于文革中，何务双先生文革后调外交学院任副院长。1980年外交学院招我作为保送生入学，我去何先生家了解情况，他又恢复了老干部的官气。

红楼岁月里，父亲和一位鹤发童颜、红光满面、声音洪亮的老先生时有往还。如今大多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文革后发现他原来是金日成的老师。尚钺先生曾是左翼作家、鲁迅弟子，1920年代的地下党，但是后来和鲁迅分歧、被党开除，转教历史，直到抗战后才重新入党并被派入民盟。在上世纪50年代热闹一时的古代史社会分期论争中，尚钺先生因主张“魏晋封建论”遭到批判，文革中更是丧妻失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老先生健康开朗，他和父亲都极健谈，一见面就说得热闹。

文革中，他的妻子阮季女士自杀。阮季女士是我母亲的燕京校友，也在历史系任教，本不必死，但好像年青时精神曾经受创，又在文革里被批斗，不堪折磨而逝。身后留下3个孩子，幼女才7岁。大约一两年后，尚钺先生走出哀痛，和一位詹女士结成连理。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婚礼，也就是门口贴上囍字，屋里人来人往，吃到了平常难得一见的奶油糖而已。听到大人们私下讲，尚钺先生是第四次结婚了。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人可以结不止一次婚。

尚钺先生的小女儿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还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圆脸，白白胖胖，很可爱的样子。不过我很快辍学，再听说她的消息，是11年后知道她考上北大生物系。又过了十几年，在校友会遇到一位历史系师兄，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参加过若干次聚会后，有一天他忽然提到他夫人也是北大的，名字是尚京子。以现在的流行语说，我当场石化了。此时他们阖家即将迁往麻省，我匆匆见到小学同学一面，自然是彼此都看不到一点童年痕迹。

三

红楼落成于1956年，户式有大有小，由“单位”或“组织上”按照行政教学级别和职务分配，主要分配给人民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和各级行政领导。父亲当时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尽管据说他颇为自律谦让，但还是分得了一套位于二层面积最大的，只是朝向为东西向，有些冬凉夏热。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其动力也从最早的意识形态热狂扩展到实际利益驱动：年青教职工纷纷“掺沙子”，搬进原来由教授领导霸占的大房子，这本是继承“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由于父亲反右后不久即离开人民大学，后来所在的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院前身）当权造反派与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彼此不对付，以至于两边都不那么容易“掺沙子”，我家就在夹缝中拖延着住了下来。街道居民革命委员会的老大妈隔一阵会来动员一次，被母亲和颜悦色、不卑不亢地拒绝着。就这样坚持到1970年，绝大多数人家住进了陌生人，我家成为仅有的钉子户。到了秋天，一方面终于顶不住了，另一方面朋友帮忙找到一套据说原来是用来做囚室关押反革命的房子。

在一个晴朗秋日的早晨，我坐在解放牌卡车敞开的后斗里，吹着风离开了铁一号，红楼从此成为童年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书，想读中文书，就要去中国城图书馆或者西郊侨教中心借阅。差不多每个月一次吧，或者去大三元饮茶，或者在南北喝豆浆吃油条，然后借若干本中文书回家。全本《日瓦戈医生》便是那时读的，后来台湾出版的中文译本实在令人失望。同时读的，还有《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出版的描述斯大林时代的小说。作者雷巴科夫是50后和60后熟悉的前苏联作家，《短剑》、《铜雀》曾经脍炙人口。然而随着前苏联的消亡，那些在中国风行一时的前苏联文学也多半不再被人提起，只有少数描写当年历史的小说传世。

《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有两条线索，故事的主干是大学生党员萨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另一条线索是大的时代背景：斯大林整肃部属，巩固权力。个人命运或者悲惨或者诡异，然而波涛之中仍有柔情。极权政治阴晴不定，漂浮着恐怖时代来临之前的冷酷坚硬。这里有爱与死、忠诚与背叛、谎言与威胁，当一切归于平静，青春与理想也随着屈服烟消云散。

《日瓦格医生》在美学上属于俄国而不是苏联，帕斯捷尔纳克更多是白银时代中人。在语言十分优美的叙述里，《日瓦戈医生》有巨大的悲伤。我十几岁时，读到1944年两位老友在前线重逢，一起回忆日瓦戈时，就会被他们的怀念压倒。与之相比，《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更像是一部苏联小说，雷巴科夫虽然对斯大林有很深刻的批判，但是他的思想与美学更多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他。事实上，当我读《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时，会想到北京的大院。如今有时听到“北京的大院文化”这样一种说法，对此我是十分怀疑的。北京的大院是1949年以后形成的特殊社区，折射出那个时代严密的等级制度，如此而已，何来独特的文化可言！王朔以来，描写大院的小说不少，大多比较适合改变成言情电视剧，和《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没有什么可比性。由此也可见近30年的小说，即使是与前苏联时期相比，在现实性与批判性上的差距尚不可以道里计。

据说阿尔巴特大街现在是一条近似王府井一样的大街，人群熙攘，繁华绚丽。铁狮子胡同1号也从执政府变成一所红色大学，再变成教职工家属大院。到了上世纪末，张自忠路拓宽，成了平安大道的一部分。记忆里的林荫道久已不再，不变的只有门前两头大石狮子，历经风雨沧桑，依然光洁如故，微笑着注视前方。小时候读《红楼梦》，对贾府门前的狮子的想象就由此而来。是否贾府只有门前的狮子是干净的这件事，对于我并不重要，倒是看着故居门前这对狮子的照片不禁感慨，曾经赋诗一首以记之：

观儿时故居照片有感

世变人殊四十年
   石狮犹守旧家园
   红楼月照儿时梦
   沧海泪飞槛外烟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原载2015年5月4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