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走资派是共产党内当权的大官们
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走资派》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当权的大官。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
毛主席生前的最后二十年，从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复辟资本主义过程的研究中，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内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发现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碘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党外，不是来自社会上已经被打倒，或者被改造的反动阶级，而是来自共产党内昔日的“战友”。
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才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敌人。
由此创立了毛泽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理论》），简称《文革》。《文革》解决了能让各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谁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敌人？这个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诞生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无比坚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半个多世纪中，不管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内所出现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分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两个阶段，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告诉人们的：“我一生做了两件事。”（引自《毛泽东传》《毛主席1976年对华国锋等人的谈话》）
研究中国革命，特别是学习、继承、宣传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能不研究这“两件事”。
根据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必须将革命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任务与形式都不相同，但是它们彼此又有着深刻的联系——后者是在前者取得胜利的基础之上的继续革命。
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在中国，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它不反对一般资产阶级，不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旧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国，资产阶级很软弱，它无力领导这场革命。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包括资产阶级）来完成的。因此，它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先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解放战争的破坏。第二，推翻了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统治。第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
民主革命的结束，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阶段胜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是一个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社会主义成分在逐渐增长，而资本主义的残余则尚未彻底清除。
因此，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领域，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并没有解决。这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与未死的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次“最后的斗争”（《国际歌》），社会主义彻底胜利或资本主义重新复辟，都存在各自的可能性。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概括的：“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引自中发（1976）4号 中共中央文件）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虽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方向。但是，“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引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正是来自他对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新鲜经验的正确总结。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来自该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的进步，都取决于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胜负：什么阶级胜利了，什么阶级失败了，决定着社会的前进与倒退，决定着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
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搞法”。（《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719页）
但是，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始终关切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始终致力于推动《兴无灭资》，《斗私批修》，《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都来自于（《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教育全全体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见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
毛泽东的思想也总是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特点的变化而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第一个“彻底决裂”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经济形态已经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谁是继续革命的对象？怎样继续革命？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没有论述。马克思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终生的敌人。列宁告诉我们，对资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而一旦消灭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形态，要去哪里寻找资产阶级呢？找不到资产阶级，如何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毛泽东，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反对以赫鲁晓夫式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遇到了这一系列的严重阻力和强大反抗的问题。毛泽东晚年当然要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引自197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逃兵数量激增 乌克兰军队：自愿返回就既往不咎》文章来源: 联合新闻 。乌克兰军事领导层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局面。仅在今年上半年，乌克兰当局就启动了2.9万名乌军逃兵的刑事诉讼案件。将这些案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公布的士兵人数进行对比，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乌克兰军队中的每14名士兵中就有1人选择当逃兵。
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个数字更高。由于官僚障碍，诉讼程序往往受到拖延。而逃兵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是，士兵渴望休整、心理状态不佳以及疲惫不堪。乌克兰的媒体多次报导有关士兵在前线附近长期驻守，却没有足够休假的情况。
由于士兵严重短缺，逃兵数量众多，基辅无法承担对他们处以监禁的代价。因此，乌克兰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在7月中旬对一项关于逃兵无惩罚重返军队的法案表达支持。根据该法案，乌克兰的逃兵如果自愿重新加入军队，便可以免于惩罚，即使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离开了部队。
《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指出，俄乌战争将在下周进入到900天。乌克兰方面对未来几个月的军事能力感到担忧，尽管泽连斯基最近从北约拿到了新型F-16战斗机的军援，但乌克兰军方高层一再抱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长达1200公里的战线上士兵短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乌克兰企业因为职位严重空缺，呼吁取消兵役。比如钢铁制造商Interpipe。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帕克霍莫夫（Vitalii Pakhomov）表示：“我们的工作已经到了极限。”
这家企业虽然已被指定为战略企业，这意味着其半数员工可以免服兵役，但仍有约1000人面临被动员入伍的风险。帕克霍莫夫表示：“如果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我们将如何运营。”
乌克兰商业银行Monobank雇佣了大量IT员工，该银行希望他们可以免除兵役。该银行联合创始人戈罗霍夫斯基（Oleg Gorokhovskyi）认为，在一场消耗战中，俄罗斯的资源远远胜过乌克兰，他指出，比起奔赴前线，在银行或在线市场的高级程序员可能对乌克兰的帮助更大。
解放战争期间，被歼灭的蒋介石国民党800万军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也即153个师、177万人先后起义投诚，其中包括蒋介石国民党大小各军队的将领就有1400余人。
这些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官兵经过改造基本都完成了脱胎换骨，他们的最终归宿大致又能分成五类：
第一类：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并长期保留。
如在长沙起义的陈明仁部，与解放军混编为第一兵团；在长春起义的曾泽生部，改编成四野第50军，并补充了来自我一、二、三、四野的官兵。
第5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四次战役，涌现出战斗英雄、功臣、模范1.4万人，并有7000人获得朝鲜方面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第二类：改编成解放区的地方部队或公安部队。
台儿庄、贾汪煤矿地区起义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三个半师，和我三野渤海纵队及江淮军区合编为第33军、34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改编为公安部队。
第三类：改编为解放区的其他军兵种部队。
在绥远起义起义的董其武部，先是改编成辖第36、37军的我第23兵团，1951年9月入朝执行工程任务。
回国后其一部与解放军第10军合并为第69军，董其武出任该军正兵团级军长，另一部则正式编入工程部队。
第四类：改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建设兵团。
在新疆起义的陶峙岳部，先被编成我第22兵团，1954年与新疆军区生产部队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五类：撤销原建制，原国民党官兵经过集中学习和政治改造后，一部分资遣复员，一部分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的傅作义部，被编入四野及华北军区野战部队；
在云南起义的卢汉部，被编入我13、14军；在四川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被分别编入我62军、60军和川东军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战斗序列中有10个军，系由在全国各战争起义的国民党军编成。
在新疆起义的国民党整编24师师长赵锡光部，被就地改编成我第9军，1952年11月第9军番号才被撤销。
在绥远起义的董其武部第116军、新编独立第7师，分别被改编为我第36、37军，1952年2月第36、37军番号撤销。
在长春起义的曾泽生部第60军，于1949年被改编为我第50军，1979年2月还分赴云南、广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番号始被裁撤。
摆脱白崇禧控制在湖北金口起义的张轸部两万余人，被改编为四野第51军，1950年9月番号撤销。
在长沙起义的陈明仁部被改编为我52军，1951年9月52军番号撤销，其中一个师改编为铁路工程师，另一师被编入55军。
在长沙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保安部队被改编为我53军，1951年9月撤销军部，其中一师改为水利工程师，另一师也编入了55军。
原国民党马惇静部81军、在甘肃武都起义的原国民党119军，分别被改编为我西北独立第3、第4军，前者于1950年12月撤销番号，后者于1950年撤销番号。
以上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经过改造和改编，大多实现了新生，在完成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或建设做出了贡献。
又如《渡江战役，10万国军起义背后的故事 》1949年，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开到了长江北岸。迫于两军兵力悬殊，当时蒋介石对外宣称隐退，实际上内心早已打好了如意算盘，在长江以南设下了固若金汤的防线。掌握着军政大权的他隔江而治，企图凭借着长江之险据守阵地，寻找机会卷土重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但早被我军一眼看穿。中央军委当即下令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摧毁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料到会有这场仗，所以让汤恩伯率领着几十万精锐部队，苦心经营了几个月，随时准备应战。但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他准备了几个月的长江防线，竟分分钟就被我军的百万雄师给突破了。事后，蒋介石得知这次兵败的原因，竟然是国民党内部有人起义，直接策反了10万国军。
为什么解放战争打的这么快？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又是如何改造的？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军这边起义、投诚或者接受了和平改编的部队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88万人，这其中将领就有1500多个，人投降了不说，还给共军带来了不少优质装备，极大的扩充了共军的装备库。
都知道当投降或者当逃兵是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可为啥还有这么多国军部队前仆后继呢？
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国军，不仅有人帮忙，还兵强马壮，占据着全国大部分的城市，有了这种力量，难道还愁着打不赢一场战争了？
所以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和陈诚将军便开始推测结果，还夸下了海口，要三个月结束战斗，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么想，手底下的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首先是在1945年的10月30日，新编第八军在高树勋的带领下起义了，这事还没过三个月呢，山东台儿庄的郝鹏又跟着起义了，在这俩人的行动下，起义成为了一种潮流。
高树勋的作战能力完全可以跟共军僵持一段时间，他起义的更多原因，其实还是基于民族大义。
毛主席方面也愿意跟蒋介石好好谈谈，商量共同料理天下大事，可蒋介石偏要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战争好不容易停下来了，全国人民都盼望着和平与自由，谁想打仗？
重庆谈判都说得好好的，蒋介石说翻脸就翻脸，单方面撕毁了协定，本来就说话不算数，大家都想回家休息，这样打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蒋介石走的很多路线，已经丧失了民心，比如当年在围剿红军的时候，即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些做法本就让很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后来在日军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很多来自东北的士兵都希望能回去守护自己的家乡，而蒋介石却在这个时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搞的张学良冒着砍头的风险发动了西安事变。
到了最后，国家本来好不容易稍微安定下来，蒋介石又突然大肆进攻解放区，挑起战争，大家实在是太累了。
而解放区这边，则走的是跟国军完全相反的路线，他们打仗是为了人民，每到一处都和当地的人民搞好关系，帮助贫苦的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只要是他们到达过的地方，都会得到老百姓的爱戴，渐渐声名远扬。
民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迫于国军的压力，并不敢把内心的热爱表达出来，红军对他们的好，也都默默记在心里。以武服人，最终比不过以德服人。
时间一长，一些国军的将领和士兵也渐渐知道了谁才是真正对自己好，对老百姓好，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其中有不少人是在部队路过家门口的时候而选择成为一名战士，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现在他们希望能重新做一次选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每个都知道，自己是为了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没有一个战士是“炮灰”，大家都很自觉的投身于革命，要是不想打仗了，也可以回家去陪伴亲人。而国军这边在最初征兵的时候就抓了不少壮丁，搞得很多家庭丧失了劳动力。
这次战争是蒋介石单方面发动的，对于下层的士兵来说，再不济也不会打到全军覆没，好歹都有一块地盘，大家也都不想打仗，所以打的时候就不怎么用心了，多多少少有些疲乏。
一听将领说要起义，他们也都非常高兴，因为去了共军那边，最起码还有选择，留在这里，没有任何选择，只有一道道残酷的命令。
一百多万的投诚部队，究竟如何改造？
在那个年代，被抓住的国民党部队一般分为四类，分别是：主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被动投诚、战败被抓。结果都是被抓了，可是对待不同类型被俘人员的态度，却有着天差地别。
既然要起义，那么肯定是时间越早，越能得到好的照顾。
比如高树勋，在1945年的时候，没人知道究竟谁能打赢，这种情况下他就率部起义了，当时共军这边还在还会积极反对内战，希望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听说这件事以后，毛主席本人都非常高兴，还和朱德亲自发去了贺电，并以“吾兄”来称呼。
在1945年的11月13日，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带领的新八军也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虽然后来闹了点波折，毕竟之前谁也没处理这种事的经验，在一些人的捕风捉影下，高树勋又被重新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毛主席亲自发话：“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后来，这位高树勋成功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在他的河北省当副省长，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遗体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算是对他起义的肯定。
这种结局非常好，也根本不用教育他什么，因为他在不知道谁胜谁负的情况下便发动了起义，说明他本人的心里还是非常明白的，也为革命做了比较大的贡献。
傅作义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由于他接受了和平改编，让北平这座古都免于战火的璀璨，后来，他本人竟然再次当上了绥远省军区的司令员，接着他担任了部长，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4年的时候，傅作义的病情加重，那会周总理的身体也不好，可就算是这样，周总理还是亲自来到医院探望，对他说了一句话：“毛主席说你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这让病床上的傅作义突然老泪纵横。
他们可以说比谁都清楚利害关系，只要他们选择了悬崖勒马，有能力的，可以继续重用。
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在于那些被迫投降的将领，他们也有文化，而且被国军的思想长期“洗脑”，在战争中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投降，这其中不乏还有大量的军统和特务。
这些人是誓死都要效忠青天白日旗，那我们有规定，人家既然投降了，又不能直接杀掉，改造的方式，只好然他们去管理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早上要上课，学习马列知识，下午要劳动，体验当回平民的感觉，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些人的思想也都时间慢慢有了转变，他们知道国军彻底战败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释怀了一切。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大多会被送到教导团中思想改造，改造多以一些生动形象接地气的话语为主，让他们能够听明白。
他们就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对于想要回家的，给他们开个条，发一笔路费，用这个条回家绝对能够通行无阻。
第二种是想留在部队继续打仗的，那就在思想改造完成以后被分往各大军区，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没有人在意你的过去，你说自己是新兵蛋子都可以，大家一视同仁。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倒戈的士兵，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卫祖国流下了最后一滴热血。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
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
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
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
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
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
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
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
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
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
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
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
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
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
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
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
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
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
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不过六年两个月，并且只有五十四岁就逝世了。“而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于是，解决这个无产阶级如何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理论、方向和路线问题，历史地落到了毛主席的肩上。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利诱下，首先背叛了无产阶级，把执政的共产党改变成为一个社会团体：“共产主义者联盟”；把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充当了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条走狗。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策动三次政变，终于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上台以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投降了美帝国主义，把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法西斯党；把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当年，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救得了沙皇，没有阻挡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打败了穷凶极恶的希特勒，为社会主义赢得了在欧亚十一个国家的胜利。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铁托及赫鲁晓夫两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上了台，打着红旗反红旗，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及东欧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同时W党W国，土崩瓦解。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引自《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23—25页。）
与此同时，毛主席看到，在帝国主义和瓶演边策略的作用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党内也出现了新变化：“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联系到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引自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疑，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中，阶级斗争新特点和新形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不断进入新的境界。
只要我们谦虚谨慎，认真仔细地学习、钻研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直到1976年秋毛主席逝世前夕，在这二十七年里，他对阶级斗争进退的观察，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把握，总是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地一步步深入，一步步前进，一步步由党外追踪到党内，一步步走进了无产阶级执政后，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必然王国。
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讲“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建国之初，他讲“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党内斗争的尖锐性让他关注“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目光移向了党内。他第一次提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引自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从此以后，他的注意力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内的阶级斗争。
他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X家和Y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GC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他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引自1967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为了给后人走出一条解决修正主义上台以后“你们怎么办？”的正确道路，他以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以及积四十年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与智慧，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一次修正主义上台后，党内外的左pai，如何运用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将走资派（右pai）打倒的“认真的演习”。（引自《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也正是在这场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人民造反的大潮中，他最后完成了对“走资派”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的论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GCD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自中共中央{1976}4号文件）由此，一条无产阶级通往GC主义彼岸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找到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虽然由于毛主席的逝世，而被走资派所颠覆，但是，走资派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恰恰最有力地检验和证实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这一客观规律，从而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由“启蒙”到高潮，再由高潮到低潮的演变，反复验证了一个事实：如同没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完整的一样，毛泽东主义的诞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共同构成了一部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造反有理，到如何造反，再到怎样才能取得造反的最后胜利，有了一整套科学理论的指导，全人类的最后解放也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是毛主席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即《文革》。战略上的《文革》有了。战术上的《文革》有待后人不断完善，真正体现《文革》，而不是夹杂着一些《武斗》，更要目标精准，而不是《打击面太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