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总结《十条教授法》启示
有着长期教育经验的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早在瑞金红色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队士兵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教学方法》。
这就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条教授法》。
《十条教授法》详细内容如下：
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二，由近及远；
三，由浅入深；
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俗）；
五，说话要明白；
六，说话要有趣味；
七，以姿势助说话；
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九。要提纲；
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这《十条教授法》是毛泽东在多年教育实践（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安源煤矿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红军大学等均为免费教育）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若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本不可能提炼出这样的方法。
由于创办过不少学校，毛泽东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对于每一所学校，毛泽东看重的是校长和教员。
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亦这样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兴办学校的宝贵遗产。
毛泽东为强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蕴含精深哲理、富有实践意义的《十条教授法》，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十条教授法》的提出备受欢迎，使红四军全军“政治课”具有了易于推广的实用方法，迅速掀起了教学相长的学习热潮，极大地提升了红四军的整体政治素养。
直到今天，《十条教授法》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学习它有利于形成推动教员联系实际教学、学员联系实际真学的机制，对新时代党校教学工作又或是各类大学中学小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条教授法》激发学员思考的灵感。
注重启发学员思考，反对填鸭式教学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
综合分析《十条教授法》，启发式是其灵魂和根本，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启发式》放在第一条的原因所在。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启发式》的同时，还明确标明要《废止注入式》，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注入式》教学方法的坚决的不认可坚决地反对坚决地否定。
归根结底，《启发式教学》就是要突出并确立学员的主体地位，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有认识、有思考、有收获。
从投身革命之初，毛泽东一直秉持着这一核心理念，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和示范。
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鞭辟入里地指出，旧式教育弊端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其导致的后果非常地严重的：《消磨个性，灭掉性灵》。
194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又明确地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毛泽东《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员自身的思考，其基本做法就是《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学员不同认知水平的客观事实，也遵循了学员认识提升的客观规律。
《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都要求从学员熟悉的环境出发，从学员已经掌握的知识层次和体系出发，使深奥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浅显化。
毛泽东在讲著名的《实践论》时，为了形象阐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这一论点，毛泽东通俗地讲道，这就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亲口尝尝梨子滋味”的说法，立刻引发了学员的思考，直接明白了注重实践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谈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深奥论点时，为了便于学员理解，毛泽东通俗地讲道，这就好比“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梨子的滋味”和“鸡蛋变小鸡”都是学员已经熟知的“近”和“浅”，“变革的实践”和“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都是学员受启发后真正理解的“远”和“深”。
毛泽东在授课中，只要牢牢围绕《启发式》这一核心理念，灵活运用《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的具体做法，激发学员积极思考，不管多么晦涩难懂的道理都会被学员轻松理解并深刻掌握。
《十条教授法》是要营造学员爱听的氛围。
语言是课堂的精灵，再深邃的道理，再精美的板书，再丰富的讲义，一旦离开了生动的语言都将黯然失色。
在《十条教授法》中，对于课堂语言，毛泽东提出了《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四点明确而又实用的要求。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不管是面向学员还是面向社会大众，毛泽东的讲话总是备受推崇并被广为传颂，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善于运用大家熟悉的话语透彻地讲明深奥的道理。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其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要用群众的语言解答群众的疑问，而不是“背天书”一样高深莫测地胡讲一通，最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毛泽东还善于借用姿势巧妙宣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谈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宏大命题时，毛泽东在黑板上画出一座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正当学员们愤恨于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而感到无力抗争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翻塔顶的手势，学员顿时领悟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把塔顶推翻，就能翻身做主人，彻底消除穷苦百姓身上的沉重压迫。
这些深奥的问题，只要经毛泽东一讲，就能让学员理解和掌握，这就是毛泽东讲课的语言魅力所在，也是《十条教授法》中关于语言要求的精妙所在。
《十条教授法》提升学员吸收的质效。
讲课不是一讲了之，听课更不是一听了之，讲课的要旨在于必须让学员有收获。真正让学员全面吸收课堂的讲授知识，必然要有学员自身的参与。
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讲授者一人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学员的畅所欲言。
《十条教授法》从确保学员听课必须有所收获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三个具体的要求。
课前精心准备提纲，课中组织相应讨论，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规范动作，是确保学员学有所得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在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份简明扼要的提纲，而这份看似简单的提纲却饱含毛泽东大量的心血。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讲课，为了讲好这堂课，即使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情况下毛泽东也挤出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提纲。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这看似“折本”的一堂课，讲课内容整理出来就是充满真理味道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和提纲的精心准备是分不开的。
为了让学员透彻理解、深刻吸收，毛泽东格外注重引发和参与学员讨论。
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长达110多学时的“唯物辩证论”的课程，而这些课时中，有一半都是学员讨论课，每次上课都是上午毛泽东先讲，下午再认真参加学员讨论。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
大量的讨论和对应解答，能够真正使学员明晰讲课的内容，并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也能让授课者了解学员的所思所想，有利于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而《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过程，更是强化学员吸收讲授内容的补充手段。
通过不断复习之前的讲授内容，让学员持续加深认识，不断指导工作和实践，实现了一堂课《时时新鲜》《处处精准》《年年可用》的长期效果，使学员真正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以致用。
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曝光了代号“棱镜”的美国秘密监听项目。其《监听对象》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要和百姓》。
美国国家安全局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建有一个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有300份。监听名单从“A”开始，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位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默克尔排在“A”区第9位，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时任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
美国的《长臂管辖》是对世界各国的实体和个人滥施“域外管辖”的蛮横司法实践。《长臂管辖权》在美国确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扩张到合同、侵权、商业、家庭、网络等领域。美国法院率先将长臂管辖权延伸到《互联网》案件中，并且在Cybersell案中创造性发展了互联网案件中的《长臂管辖权》，即把《网址》分成互动型网址与被动型网址，并对互动型网址行使《长臂管辖权》。
《长臂管辖》原则是经济及《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这种灵活的规则容易适应复杂的社会情况。与此同时，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向国外扩张长臂管辖权提供了后盾。长臂管辖权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霸权武力强大之中这种保护最明显。
美国应停止《非法单边制裁》和《霸权长臂管辖》，切实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美国《霸权长臂管辖》是美国霸权政府以综合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根据本国法律，对他国实体和个人滥施《霸权长臂管辖》的蛮横司法实践。科技发展让美国监听管控全世界。
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9400多项。美国“长臂管辖”已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导致了多达1.3万人死亡。
美国霸权为维持经济和科技领先地位，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人为干扰正常经贸往来，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背道而驰。美国霸权滥用长臂管辖权，门槛不断降低，力度空前加大，打击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损害了世界各国家之主权平等原则，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扭曲了正常国际贸易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各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应停止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切实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
《“棱镜门》十周年：美国“监听瘾”越来越重。
（国际观察）“棱镜门”十周年：美国“监听瘾”越来越重
记者：朱瑞卿
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率先通过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曝光了代号“棱镜”的美国秘密监听项目。其监听对象不仅包括美国民众，也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政要和百姓。
十年过去了，遭到美国政府通缉的斯诺登如今居住在俄罗斯，已获得俄国籍。“棱镜门”事件引发全球对美国大规模监听活动的强烈谴责，但美国并未悔改，十年来仍不断曝出各种监听他国的丑闻，其中不少受害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这些事件反复证明，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不择手段，是不折不扣的“监听帝国”。
惊天丑闻
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2009年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建有一个专门存放外国领导人信息的数据库，其中关于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报告就有300份。监听名单从“A”开始，按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第一位是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默克尔排在“A”区第9位，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时任乌克兰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
2013年7月12日，新闻工作者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打开网页浏览斯诺登的讯息。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斯诺登提供给《卫报》的一份文件显示，美方设于英国北约克郡的一处情报分支机构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监听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俄国内的卫星通话。这次监听的时间是在梅德韦杰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后数小时，两人在会谈中刚刚就建立互信达成共识。
“棱镜门”事件令美方十分尴尬和恼火，斯诺登因此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等罪名通缉。2019年，美国政府还起诉斯诺登，指控他出版的回忆录未经政府审查，违反了保密协议，要求没收其出书和参加公共活动获得的收入。斯诺登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很难想象还有比美国政府的一纸诉状更能证明这本书内容真实性的方式了。”
监听成瘾
“间谍行为是一项已经嵌入美国历史、根深蒂固的习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文章这样评论。
美国并未从“棱镜门”事件中汲取教训，“监听瘾”反而越来越严重，不断践踏别国主权，侵犯互联网用户隐私，严重危害国际网络安全。2015年“维基揭秘”网站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对多位法国总统进行长时间窃听；2021年丹麦媒体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丹麦国防情报局接入当地网络，在2012年至2014年间窃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政要的短信和电话通话；今年4月，一批美军秘密文件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内容涉及美国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韩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盟友的窃听行动，再次暴露美国监听行动范围之广。
如今，美国的对外监听行为已走向“制度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通过《涉外情报监视法》等立法，不断扩大安全机关权限，对他国进行监听。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将于今年年底到期，该条款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对“外国目标”实施监听，搜集其电话、短信及互联网通信内容。最近，美国政府正敦促国会延长该条款有效期，白宫方面甚至直接将该条款称为美国的“宝贵工具”，宣称延长该条款有效期是本届美国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
“没有可避难之地，没有可安息之所，美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地方处于其监控视野之外。”美国记者巴顿·格尔曼在《美国黑镜》一书中如此揭露。
霸权工具
多年来，美国声称维护联合国作用，却在联合国掀起“监听风暴”；自诩自由、民主的所谓“捍卫者”，却利用先进技术构建“监听帝国”；标榜维护信息安全，却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充分表明，美方在网络空间实施双重标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和私利。
2013年10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块反监控的大型标语牌竖立在国会大厦前。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厄瓜多尔拉丁美洲新闻社的评论文章指出，随着霸权开始衰落，美国为维持自身地位而变得更加暴力和危险。这时，美国的各种干预活动变本加厉，斯诺登披露的大规模监听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扎·卡莱诺埃认为，包括监听在内的网络战是美国“混合战争”的工具之一，与经济制裁、恐怖活动、心理战以及军事行动一样，都是其用来干涉其他国家、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手段。
西班牙《国家报》刊文指出，世界上有许多地图，如地理地图、人口地图、经济地图、军事地图及政治地图，这些地图可以提供各类信息，但都无法像美国的“监听地图”那样呈现出关于霸权的赤裸裸现实。（参与记者：赵冰、宋盈）
《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新闻分析：美国真的放弃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记者：林小春
当您通过手机、笔记本或台式电脑连上互联网时，也许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同。但在互联网几十年发展史中，这一天可能具有特殊意义。
就在这一天，美国政府终于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移交“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ＩＣＡＮＮ），从而结束对这一互联网核心资源近２０年的单边垄断。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真的放弃了互联网控制权了吗？
事实上，这次“交权”并非美国政府心甘情愿，而是在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的一点点让步。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是随便“交权”，而是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交给“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并设立了复杂的制衡系统，以保证自己在形式的“交权”后仍拥有隐形的控制权。
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ＩＣＡＮＮ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根据与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合约，它承担全球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互联网协议（ＩＰ）地址分配、协议参数配置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管理等职能，而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对这个机构如何运行具有最终决定权。
自ＩＣＡＮＮ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承诺未来会交出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权，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直到２０１３年，“斯诺登事件”曝光美国情报机构大范围监控互联网后，为了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美国才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宣布加速移交进程。
美国南加州大学互联网研究专家洪宇说，美国政府在互联网顶级域名分配上一直保持单边主义的垄断性控制，构成单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威慑力，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得人心。“斯诺登事件”戳穿了美国自称的“开放互联网守护者”假象，严重削弱了它在互联网外交政策上的道德基础。
同时，互联网已由一项前沿技术转变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逐步受到世界各国法律的规范。在此形势下，如果还在最基础的互联网资源层面坚持一国特权，没有太大意义，反而让美国政府陷于被动。这些都是导致美国最终决定“交权”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近日在一份背景声明中所承认，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中的角色“一直是让外国政府不满的一个源头”，一些国家因此呼吁由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或新设立一个政府间机构来接管域名系统管理权，“如果美国政府不完成这一权力的移交，各国以多边政府运行方式取代多利益攸关模式的呼声只会越来越高”。
应该说，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交出对ＩＣＡＮＮ的控制权后，表面上美国对域名管理的行政干预能力确实大幅削弱，但美国已充分利用最后一段时间的权力，为ＩＣＡＮＮ今后的演变埋下伏笔，“多利益攸关模式”就是关键。
所谓“多利益攸关模式”，是指包括学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乃至政府等在内的多元参与。但是，为了避免交权后被其他政府或某个第三方控制或者“恶意接管”，在移交条件中，政府及政府间组织被限定为政策制定顾问的角色。超过１６０个国家的政府整体作为一个咨询委员会参与进来，必须在委员会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方能发布政策建议。
因此，ＩＣＡＮＮ独立接管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后更可能走向“私有化”，而非多边政府运行。这并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张。
曾撰写多本全球互联网治理专著的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米尔顿·米勒认为，这种互联网治理模式是一个“重要创新”。他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标志着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走向人民主权。”但他也承认，还需等这种模式开始运行后才能知道是否实际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巨头在“多利益攸关模式”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将通过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企业、硬件和软件技术、人才等优势继续保持影响力。
洪宇认为，虽然“全球互联网多利益攸关社群”原则上支持多元参与，但实际上互联网企业将拥有极大影响力，所以这次移交获得了亚马逊、谷歌、思科、微软和脸书等巨头支持，而这些都是美国企业。另外，最具商业价值的域名资产，如顶级域名中最大的“．ｃｏｍ”、排名第五的“．ｎｅｔ”都在美国企业威瑞信手里，不会随着此次交权而改变，“域名产业的政治经济格局暂时没有变”。
此外，对今后的互联网管理，美国法律的控制也仍然存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局长劳伦斯·施特里克林曾表示，ＩＣＡＮＮ会“一直并将继续受到（美国）反垄断法的制约”。交权方案也明确指出，这个机构的总部仍位于加州，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显然，在互联网域名管理权转移的过程中，其适用法律是一个讨论焦点。米勒指出，美国政府尤其是执法与行政机关对ＩＣＡＮＮ的影响确实在减小，但美国法律将继续影响这一机构。他进一步解释说，ＩＣＡＮＮ是一个国际机构，所以一旦有行为被认为制造或增加垄断，将不仅可能受美国反垄断法律调查，在中国或欧洲也同样可能接受反垄断法律调查。
从长远看，ＩＣＡＮＮ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美国之外如瑞士建一个平行机构，以提升其国际化合法性，目前仍不得而知。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0日于伦敦。摘录部分内容：
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们是在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北部作辨护。
辩解的论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进一步说，这场战争是无原则的，它没有触及奴隶制度问题，事实上问题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道想借武力压服800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吗？南部的脱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2000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迄今梦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吗？因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血而无效的内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吗？
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第一条辩词这样说——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走一部分？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
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1846—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1861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的时候，1828年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掳联邦的军队。
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迫使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才动手炮击查理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尔堡垒。4月11日（1861年），他们的博雷加德将军在和萨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谈中获悉，该堡垒只备有3天的给养，3天后必将不战而降。
为了防止他们不战而降，脱离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晓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该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讯一传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哥马利，陆军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结束。”
同时他预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飘扬在华盛顿的古老的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而在短时期内大约也会飘扬在波士顿的凡尼耳会堂上。”
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林肯征集75000人来保卫联邦的文告。炮击萨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径的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样。
对林肯来说，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华盛顿，撤离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弃肯塔基、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逐渐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则大叫：“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a great slave republic）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吗？
正如炮击萨姆特尔堡垒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
林肯于1860年11月6日当选。1860年11月8日，南卡罗来纳州发出的电讯就说：“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11月10日，乔治亚州立法议会就忙于搞脱离计划；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议会决定召开特别会议来考虑脱离问题。
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不过是民主党阵营分裂的结果。在竞选期间，北部民主党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则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
那末，为什么共和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统治联邦的权力，他们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
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
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又被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
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
由于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领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纽约州4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领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纬38度。
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萨斯和亚拉巴马的法典相比。
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约10万居民中，奴隶还不到50人。因此，
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险家携带少数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把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统治强加于这个领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领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从国会转而诉诸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属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的百依百顺的工具。
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
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
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
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了。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
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任务。
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经被美国土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袭击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
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海盗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宫指挥的。
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15000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
一系列的妥协导致了这种结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达到的。
在这个联盟面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败。最后，才到来了一个转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
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
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萨斯的斗争。
在借武力使堪萨斯变为蓄奴领地的企图失败以后，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
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萨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华盛顿国会内进行的。
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斯，这时（1857—1858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
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1854年的内布拉斯加法案所规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取北部所垦殖的领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
所以，正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1856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60年5月17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1856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补充。
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遣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黄土地上 的办学奇迹。战争年代创办干部院校五十余所。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出色，可以说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办学奇迹。毛泽东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同时也注重其文化知识教育。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时期兴办的干部院校多达50余所，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等；属于边区政府领导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纺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警校等中高级干部学校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样出色。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识字人口约占1%，文盲约占99%；旧的小学不过120所，没有一所中学，贫困农民的子女多无条件读书，适龄儿童失学率非常高。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小学的数量1945年达到1377所，学生数量增至34004人。同时，边区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边区还加强了识字教育，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边区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观。
由于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的教育带有战时特点。毛泽东对教育的目的、目标规定得更为清楚：一切为着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毛泽东还阐明了整个民族的抗战教育政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论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时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全民族要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对于具体怎样办好根据地的学校、学校的任务和课程设置等，毛泽东都有考虑与说明。
1939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要点：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办学校、传授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故毛泽东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评价很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更加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能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其学习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组或组、学习小组或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还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各类学校的教育相当规范，学制、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毛泽东历来主张学制灵活、反对课程过繁，而战时学习要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使之精简，学以致用。然而，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当齐备，尽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此外，还有时事政策报告和讲座。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学习。鲁迅艺术学院，专修课是各系根据专业需要设立，选修课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下设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1944年7月并入）和医药系，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学制2年，自然科学院学制3年，医药系学制l至2年。
其课程设置最为齐全，有共同课与专业课两种。共同课占总课时的20％—30％，专业课占70％—80％。
全校的共同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
行政学院的共同课为边区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学院的行政系行政专业的课有社会政策、干部工作、乡政权工作、群众工作；
行政系警政专业的课程有警政业务、社会常识。
司法系的课程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
教育系的课程有边区文化教育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
财经系的共同课有边区经济概况、会计审计与统计，经建专业的课程有农业、工业、合作问题、交通运输；财政专业的课程有财经业务、税收业务、银行业务、贸易业务。
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共同课有数学、物理学、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各个系如机工系、化工系、农业系的课程都较齐全。
延安大学医药系的课程各专业有侧重。
医生班设有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生理学、药物学、中药学。
司药班设有药物学、中药学、简易药物学、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
助产班设有助产学、生理解剖大意、简易药物学、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
护士班设有生理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简易药物学、理化常识。
中医班设有药物学、诊断学、治疗学、生理卫生学、消毒学。
兽医班设有畜牧概论、中国兽医学、药物学、诊断学、普通病、传染病、免疫学。
1941年秋还增设俄文系。
延安大学的学科这样齐全，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学不能比的，它是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而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是以实用为主。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
从延安时期的教育成绩来看，其学制、课程设置符合实际，符合教育的规律，各院校办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规律。
在当代，按照实践的发展和实际开设急需专业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