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走资派邓小平的《谎言总公司》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
走资派牛鬼蛇神岂能懂《文革》？一些不懂《文革》的总喜欢拿《文革》来说事，见到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时总说《文革》来了，真是有点如马户又鸟们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下会有《文革》发生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罢工，或各种群众运动，或各种学生运动都是对剥削压迫的反抗，以争取自身的利益。这种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自马克思主义的共运之后就己成为常态。这不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
又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砖家叫兽右派走资派牛鬼蛇神们，站在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能懂得《文革》吗？例如资本家马云说“996“是打工人的“福报“，然而大多数的打工人应该是不认可的。又例如香港的“国安法“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大多数的港民来讲是认可并执行遵守的。但还是有少数港人反对，更有趣的是加拿大联邦国会反对党华人面孔的议员，举着反香港的“国安法“的牌子领着几个不知道是不是文革漏网的牛鬼蛇神在游街反对香港的“国安法“。台湾的什么群众运动更是扯不什么《文革重演》了？美国的黑命贵更不是《文革》。近期的西方世界各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以《支持加沙人民被灭絕反战》为主，跟新中国毛泽东的《文革》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经过正反面检验过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参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通过对继续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对继续革命的系统认识，构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个理论在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后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在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从铲除这个基石做起的。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存在的提法，继而走资派特色政府坚持否定阶级斗争不存在一直至今。
有人说，从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经济范畴说的，而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条件适宜，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机会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泛滥成灾。走资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了，看今天的走资派治理下的中国社会现状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吗。
那么，这个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还是背离呢? 用走资派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正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复辟就是有力的证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立即将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可以为此提供十足的验证。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新生了千千万万个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资本家阶级，或者私有化掌握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出现后，官商勾结贪污腐化还要为资本家鸣锣开道的走资派官员。而《文革》就是针对走资派和资本家的。要研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是不存在《文革》会发生的。因为《文革》是批判走资派，资本家和牛鬼蛇神，自私自利，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的。
这里还要解释清楚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要发生继续革命呢? 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认识工具，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矛盾是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
这三个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决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三条总路线就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提出来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于这个原因问题极为重要，是继续革命的立论基础，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大，因而筒单列出来，作为今后进行具体论述。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从继续革命的原因开始，梳理出了继续革命的十二个要点，这就是：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通过对这些要点的剖析和论述，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理论中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还付诸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缘故。所以，不懂马列毛主义的瞎乱叫，文革又来了是不存在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时才发生。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时候，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检验，也经过了文革被走资派邓小平否定后的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的反面检验。如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比作燧石，那么这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就如同为辨别真假去撞击燧石一样，燧石被撞击后发出的灿烂光芒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照耀着共产党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亘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论述精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劳动人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和解读和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从来都是不能分开的。
把国民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美国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和要求。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而且是一种发展到成熟的、很高阶段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为榨取、获得最大利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的。
美国政府并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分开。
美国政府是十分注重对国民普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为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部分。
在历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担任总统时，就制定过《2000年，教育战略》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规定了教育的核心课程有5门：英语、数学、自然、 历史、地理。要求历史、地理是必须合格，才能取得学分，才能毕业。如 历史上课时可称"抗美援朝"吗? 地理课上讲如何从墨西哥霸占上地吗?
在美国一向都是把历史、地理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学生、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可见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注重程度。
美国政府还把履行国民权利与责任做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教育学生和国民具有履行国民的权利和责任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讲八小时工作制如何来的。五一劳动节为什么改为九月份。等等
克林顿上台，也同样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制定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内容与布什的《2000年：教育战略》差不多。
由于美国政府的官方传媒对共运、马列、共产党、社会主义等的恶意宣传，总是把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诬蔑为“洗脑筋”，用以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专制极权国家。
因此美国人又彧是美奴才们都说到“你们中国人就好洗脑筋”。其实“‘洗脑筋’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美国也同样重视对人们进行‘洗脑筋’，不仅要对本国人‘洗脑筋’，还不遗余力地要对全世界的人进行‘洗脑筋’”。
在美国的大学里，通常都开设有“综合教育”或叫“通识教育”的课程。开设有《职业与文明》的课程。课程的目标明确规定为“保持与扩大美国社会必须的伦理和社会价值。”
美国政府的目标下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宣扬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来就十分明确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以人利己为中心，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利己为目标。
美国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推行资产阶级一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思想体系。
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尤其对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最仇视、最反感的。他们时时宣传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对他们的威胁，在国民中制造各种各样的诬蔑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奇谈怪论。
美国电视事业很发达，电视频道中，就专门设有历史频道，天天通过电视，生动地向人民进行历史教育，教育人民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
美国还注意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各门学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推行资产阶级一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思想体系。
美国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史地课教学和作业，有一课主要讲美国对西部的开发，讲了开发西部艰苦、死亡、流血的历程，课后就让学生画向西开发移民的路线图，沿途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场面，让学生到图书馆自找有关资料，画成各种图画，在班上展览。有的历史事件曾是发生在附近的地方，就带学生去参观。让学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理解了西部开发的艰苦历史，理解了今日繁荣来之不易，是奋斗、流血的结果，理解了今日的繁荣而感到国家的可爱，民族的自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人，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
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没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列宁：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
列宁：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
列宁：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
列宁：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郝贵生：“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吗?
作者：郝贵生
——三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讨论，而是在权力意志支配下，全国党、政、军及思想理论界一窝风的跟风运动)后，在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之下，开始了某大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解放思想”的行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结论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位大人在南巡讲话中为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关键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究竟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概念讲起。
一是“商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产生之后出现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商品经济，但不是社会的主导。封建社会从总体上是自给自足的社会。马克思概括商品交换的公式是W-G-W。这里的商品W完全是劳动的产品。
二是“资本”概念。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在存在W-G-W的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换公式即G-W-G'。前一个公式G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第二个公式中的G就是“资本”，这里的W就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二是包括一般劳动产品、土地及劳动力等特殊的商品，这里的G'一定大于前者的G，G'减去G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著作及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资本”的运行过程、手段、方法论述的，所以叫《资本论》。其整个《资本论》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资本的本质、本性、过程、历史作用和危害性。
“资本”现象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早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那里就已经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概念加以阐述了。但他们大多数人把“资本”现象仅仅看做只是一种物，看做生产工具。马克思与他们最大区别就是承认“资本”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34页)“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94页)
那么资本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与人的本质关系呢?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而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以资本所反映的人的本质关系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是等同概念。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但有“商品经济”与“市场”概念。把整个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市场行为概括为“市场经济”是列宁。例如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15卷104页)中说：“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经济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均衡的发展。”《列宁全集》15卷104页)，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都转交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10卷407页)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经济剥削现象，于是就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国家区分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类国家，开始使用“市场经济”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商品经济，但社会的本质和体制不是商品经济，因为只是一部分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交换。所以这种经济体制的本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不仅把一切劳动产品全部推向市场，而且把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也都推向市场。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就是完完全全的商品经济，也就如同列宁所说的，市场经济。他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商品经济有质的不同。资本主义不仅把本国变为市场经济，也力图把整个世界变为市场经济。也正是这种把生产要素中的最主要要素劳动力推向市场，所以才能够使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是完全划等号的。而且上世纪联合国所划分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标准就是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划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把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虽然是三个概念，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内涵与外延是等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能因为三个概念、字词的区别而割裂它们内在同一、等同关系，更不能停留在现象上，歪曲和阉割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本质。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使用这三个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又开始把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个概念割裂开来。
一是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为由，主张引进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资本”。在他们眼里，“资本”就是货币，就是金钱，就是物，自觉不自觉地否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提出“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引导资本，驾驭资本”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他们借口马克思对“资本”在历史发展中的曾有过积极和促进作用，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内容就是要正视和承认资本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要大胆借鉴和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为“资本”大开绿灯。他们也承认“资本”有消极和破坏作用，主张对“资本”要加以限制、引导、开红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中“驾驭资本”。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科学评价“资本”思想的歪曲。马克思对“资本”是历史辩证的评价，当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时期，资本的积极作用确实大于消极作用，但伴随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表现为必然灭亡及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也确实说过对“资本”加以一定“限制”的思想，但这只是在一定意义上。真正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不是“限制”资本，而是“消灭”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
二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中国当前某些权力者和经济学家，为了给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硬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某位大人1992年南廵讲话中，胡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他借口市场与计划是手段的思想，硬要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某位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一位权威人物最近一篇文章中硬要把所有制与经济运行方式割裂开来。他说：“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说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也就是说，前者涉及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而后者涉及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的市场与计划(政府或国家)问题。倘若使用‘资源配置’一词，那也是前者指资源由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来配置;而后者指资源是由企业，还是由政府来配置，即‘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调节(运行)配置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可以与计划经济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计划或政府调节的方式。”这同样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根本否定。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就不可能有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完全推向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完全是一个问题。这位权威人士硬要把资源配置、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割裂开来，然后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嫁接在一起。
那位大人在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的同时，也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句话是对的，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是手段、方法，市场经济是体制，借口“社会主义有市场”，理论上推导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完全是偷换概念的诡辩论的手法。
同时。我们讲的“市场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按照那位大人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下的那个定义即“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确实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它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学习和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就必须把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同一含义。割裂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硬生生捏造和杜撰出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且自我标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等于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念，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行为，是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典型的“合二为一”的楷模。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而是“倒退、背叛”。我们今天也确实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而是应该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解放发出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轨道上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列宁：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列宁：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列宁：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
列宁：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列宁：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列宁：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转载：《列宁：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作者：列宁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
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0年5月2日)
标题中提到的那段时间，相隔有一年。这段时间是很长的，尽管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还很弱小，尽管任何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安排、组织和纪律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缺点还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毕竟是做到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庞然大物已经移动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我们决不欺骗自己，我们做得还很少，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只有劳动者穷凶极恶的敌人、资产阶级穷凶极恶的追随者才会轻视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只有最卑鄙无耻的、死心塌地投靠资本家的人才会反对利用伟大的五一节来大规模地推行共产主义劳动。
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我们坚定不移地屏弃了这种使私有者成其为私有者的“自由”，这种资本可以剥削劳动的“自由”，并同这种“自由”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打倒旧的社会联系和旧的经济关系!打倒旧的劳动“自由(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自由)!打倒旧法律和旧习惯!
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
过去，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全世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几度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现在，我们也不会被巨大的困难和极艰巨的事业开始时难免会犯的错误所吓倒，因为改变一切劳动习惯和劳动风气是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互相提出庄严而坚决的保证: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将在这场反对习惯势力的最艰难的斗争中昂首挺立，坚持到底，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地工作几年以至几十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差事，凡是劳动都理应按一定标准付给报酬的习惯看法。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
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一年来，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过这一运动还无比弱小。我们不会因此而气馁。我们亲眼看到，“无比弱小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并且正在成为无比强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量。我们将在几年以至几十年内努力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它，推广它，改进它，使它成为一种风气。我们一定能取得共产主义劳动的胜利!
载于1920年5月2日《五一节星期六义务劳动特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