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旧式教育下人性丑陋泛滥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完全恢复了旧式教育的模式，共产党的那种延安“抗大”式的试验性的办学思路完全被抛弃了，原本是旨在抗议旧式教育中只为培养尖端人才的现象的“交白卷”行为成了笑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尝试的“反动”。如果说，电影《决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对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掌控的旧式教育话语权的决裂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复辟了旧式教育政策就是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决裂。也就是说，电影中所全盘批判的，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全盘肯定的。这就是文革中两种教育理念的较量!

四十多年过去了，忽然间，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复辟旧式教育虽然给了文革中少数被专政的人通过上大学而获得个人成功的机遇，但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唯升学率、唯分数主义的旧教育观却为现实社会制造了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人一定是当不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他们倒是为自己谋得了许多加官进爵和出国、发财的机会，至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有没有哪怕一丝的承担的意识就很难说了。不过毕竟，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教育转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种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即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一切免费的社会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数人先富的大蓬车以及那些依靠转型期一批推行的旧式教育制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样，则人们难免不会激发起一种巨大的社会人士去追求的"中国梦"，也就是说全社会所有的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进大学的身上。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所谓“教育产业化”以及伴随之而来的“扩招”则成了大势所趋，再也阻挡不了了。

然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推行旧式教育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低端人口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给极力为孩子谋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长们带来无尽之负担与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换来的是甜美的报偿的话，家长们还是想得通的。可随着经济危机的逼近，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每年成倍增长的毕业生数量、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与应届毕业生择业的心理预期之间的剪刀差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变成了一个“定时炸弹”，极大的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就如电影《决裂》所隐喻的一样，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后不断形成的旧式教育体制让大量的应届的毕业生成了只能应付考试的“马尾巴的功能”———他们的所学既与社会的需要脱节，他们的心态又与社会的环境脱节。除了愤怒，他们和他们将要面临的社会之间，还剩下了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层次上的原因，还在于“决裂”这两个字。曾经有一位中国的老板说，其实，就业的机会很多，有的行业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专业对口的人，而许多职业是现在大学生不愿意屈就的。为什么许多的工作机会很多的大学生不愿意干呢？这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改革开放后的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为追求个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资本家、官员、技术专家。显然，社会对后者的吸纳程度毕竟是有限的。

本来，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应该可以向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会有着多元化的自我期许。但由于中国的社会各种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相互决裂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过程，于是乎，教育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的角色———要么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要么为培养尖端人才制造一大批对追逐名利的兴趣远远高于求知的兴趣的人；将自我实现看的远远高于社会责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该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养学生们结合实际社会需要的新式教育, 还是盲目地培养些学非所用如学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旧式教育的时候了。

电影《决裂》于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后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代表作。电影的主要内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到松山办抗大式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期间，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办学方针与严重脱离生产实践的学究式资产阶级办学理念做坚决斗争的故事。

不但大学这样，小学也如此，又红又专的办学理念贯彻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小学一二年级，上半天文化课，另外半天是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文革时期，综合大学也有办，主要培养以理论学习为研究课题的专业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专业院校，如农学院、林学院、医学院、畜牧学院、工学院。按照教育要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农学院下放到了农村，林学院被赶到了林区，工学院则办到了工厂。大学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取消，改由工厂、农村、部队基层单位推荐，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要紧密结合地方的生产实践。

如农业大学在南方山区道路崎岖，主要牲畜是牛、猪，那么主要专业课程应该是如何养牛、养猪，而不是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在办学理念上，反对高楼大厦，强调勤俭持家。

然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华丽的大转身。小学、中学自不待言，大学的变化更大。专业院校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兴其径，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 如林学院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天晓得这样的学生跑到生产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至于“红”的培养方向，更是被金钱、权力所异化，“宁在宝马中哭泣、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当代年轻人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大学生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做人的道德价值底线，也谈不上为什么理想而坚守；长期在生存压力下，极易为物质利益所诱惑而随波逐流。为名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为道。例如在当官发财的当下，区区一个政府机关的处长职位，可以引来50多个教授激烈竞争。今天的高校， 论文压倒一切，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类教师为职称可以去炮制在化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假文凭假论文等等什么都有。只要有名称都可以造出假来,  还可以以假乱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给少数人带来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许多好的人和事,  有许多的精华。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面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旧式教育下的许多学生连韭菜与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当时的新式教育体制下，学会了割麦、插秧、打谷、车水。因为中小学又红又专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学生参加工作后，很多学生经常多次地深入山区、林区的林场、农户、林业站调查。

有的学生因为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的缘故，多次被有关部门领导邀请作为专家参加一些林业方针政策制定前的研讨。不止一次在参加国家部委召开的专家研讨会时，仍有一位林业专家悲哀地说：不超过10年，等新中国培养的老一代林业专家都退休时，这样的会议就无法举行了。因为，目前高校新进的师资基本全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林业调查规划实践经验、对林区基本情况不了解的学术研究型教师。

今天我们怎样来看泛教育质量，怎样来衡量泛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各种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有人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  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有人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 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

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

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

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

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

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人，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人，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四十多年前的电影《决裂》，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中国教育产业化资本化后的种种丑陋。电影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的结合是紧密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校内的课堂上!   教授们又开始大声地讲着《马尾巴的功能》,  学生们也认真地又或是装着认真地听着非洲斑马的马尾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而类似于《马尾巴的功能》一样的东东在各式各样的学校里还多着呢。怪不得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很多都是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的。同时为了抢钱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后造成学生毕业后即失业之外,  还出现了许多买卖文凭造假学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所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专门为农民子弟建起来的农业大学里，学生的管理是采取“社来社去”的培养方式即从当地的农民中招生，毕业后再返回到农村去。电影"决裂"中马尾巴的功能的一个老师是由葛存壮饰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里教授正一本正经地在对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这时，一个老农民来请这位教授给牛治急性病，却被轰走了。教授认为他的“教学大纲”要比农民的实际困难重要得多。

建国后，围绕着教育方针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以刘邓为主的认为教育规范化、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尖端人才是当务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泽东为主的则坚持教育的目的是为工农大众的实际需要服务、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而主张在教育的问题上应当继承延安“抗大”的办学精神，走降低入学门槛、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大纲与当地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道路。争论背后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层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针之争不免演变成了政治路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