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靠实行《民主》战胜国军

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也说：虽然红军的质量还不算太好，“不过根本就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样）”。

陈毅1929年9月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引者注：指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1911年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热血沸腾响应号召入伍当了半年兵，当时“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收入比民国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谁还能相信红军士兵的“工资”是当时“行业内的最高工资”？

那么普通红军战士的“军饷”究竟是多少呢？由于红军实行供给制，主要的支出就是伙食费。对于伙食费，1932年，中革军委作出规定，每人每日为大洋1角（条件好时为1角5分）。一个月按30天计算，普通红军战士所得伙食费（由于红军经费短缺，其他经费项目诸如零用钱和草鞋费等难以按时下发）为3元（条件好时为4.5元）。这基本上就是红军战士的“工资”。

虽然毛泽东作为红军领导人会有其他办公费用，但在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的“军饷”不会比普通战士高多少，3至4.5元这个数额与他跟斯诺的谈话是比较吻合的。

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却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朱毛红军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原先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兵（因为战斗频繁死亡甚多，现只占部队的三分之一），有平江、浏阳、岳阳、湘南的农民，还有从国民革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俘虏兵现在差不多占了部队的一半）。俘虏兵现在有当连长排长甚至营长的。

杨克敏的报告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基本吻合，这说明有大量的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

有一句老话叫当兵吃粮，卖命拿饷。当兵吃粮拿饷银似乎是天经地义，从清朝的绿营、北洋的新军一直到国民革命军，士兵都是拿军饷的。如果以军饷多少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还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其实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战争回忆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上面这段话：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可见，吸引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的是新型人民军队迥然不同的气象和作风，而不是所谓的“高工资”。

相比较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饷发放是这样的：

抗战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队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定的薪饷表，在这个表里面规定了从士兵到特级上将的薪水和饷银，但由于其实际上是一个军阀的集合体，各部队千差万别，大多数没有按照其执行。而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根本没依照其执行，蒋介石依靠着中央的优势，以金钱为手段，对服从自己的多给点，对疏远的给的很少或完全不给，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严重，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定的规章，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类当然是老蒋的亲儿子，中央军的嫡系，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师，独立第6旅共3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以及骑兵第7师及税警总团、教导总队。和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等，约40多万人，这些人是老蒋的亲生儿子，嫡系，所以装备良好且军饷优厚，而且这些部队大都经过调整，人员也充实，每师官兵达到约1.2万人，这些部队每师每月的军饷（包括办公费包干约1.3万-1.5万左右)一般约为25万左右。

有些人认为25万很多，一年就要300万，这40多万人，每年光军饷就要有1.2-1.4亿左右，但仔细算来，这25万只不过将将够而已，当时中央军的调整师编制有士兵1.15万左右，军官600-700名，每兵月饷8-12.5元（另外，骑兵和炮兵以及文书，技术兵的工资更高），每月这就12-13万，几百名军官，上尉连长就工资100元左右了，营长以上就更多了。这样，数百名军官的月薪就约9-10万元了，另外每月还有些伙食补贴和1万多的办公费包干，加起来就25万左右了。

当然，每个师的情况也不一样，如骑兵师因为兵员只有4000-5000，虽然官兵的薪饷也相对较高，但每月不足20万，教导总队人数多，每月就得30多万。至于税警总团的支出是在盐务支出里面，非常优厚，而又不在军费帐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个整理师因为编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其月饷也都不同，不过大多在25万左右。这些部队都能保证按章发饷，从不拖欠。

第二类是一直依附中央军的部队，都是能听老蒋命令的部队，如原朱培德部（抗战前朱培德已死，该部有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系湘军（谭延恺也死去，不过该部因陈诚为谭延恺的女婿，过得也可以，该部有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他收编的几个师等（第5.55.56.57师），一共十来个师，他们每月是16-18万，但有时还要拖欠一些（拖欠后一般不会补给了）。

这些钱就不太够了，但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这些部队除孙连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较多的空饷，这样一来不但把少发的钱给补回来，还能落几文。孙连仲的办法就是西北军的老办法，少发一些钱就是了，反正西北军很少发军饷，他扣了之后发的钱在西北军系统里面也算不错了。不过，南京政府经常拖欠军饷，拖欠之后基本都是欠30万50万的，一次说定发个10万8万就算结账，这些军阀由于实力较弱，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之后，他们的官兵也只能跟着吃这个亏，因而往往一年只发11个月甚至10个月军饷。

第三类是与中央关系一般，但有地盘有影响的半独立军阀，这些军阀一方面有其独立性，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蒋介石，而蒋介石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实力，也不得不以补助其一部分军饷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如阎锡山虎踞山西，拥有十几万人（12个师），宋哲元占据平津有军队10万人（4个师），韩复榘在山东拥兵6-7万人（5个师），何健湖南有7-8万人（6-7个师），杨虎城在陕西有3万多人（3个师），还有一段时期的东北军20来万人（15-16个师），这些部队每月主要军费是他们自己地盘筹集，中央补助，大体上是每个师每月2-8万，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相差很大。不过这些部队因为都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错，虽然薪饷有时候也不足，但基本还是过得下去的。发个七折八扣的军饷还是能保证的。对这些军阀，蒋介石有时也拖欠军饷，但因为他们有实力，敢于和蒋介石对着干，如韩复榘就曾因为南京政府拖欠其军饷，一怒之下命令军队接管山东的国税机关，自行扣款，宋子文没办法，只好找人说和，以后再也不敢拖欠其军饷。

第四类是没有地盘或有地盘但很小收入又少，并且与中央关系较好的军阀，这些部队如镇嵩军2个师，20路2个师，西北回军3个师，黔军几个师，第十军（原直鲁联军徐源泉部）2个师，共15-16个师，对这些部队每师每月发军饷10-15万，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这些部队的办法很多，如马鸿逵等部队基本不发军饷，最多每人每月发3-5块钱维持费，人马的花销多靠士兵自己抢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带枪马，自带口粮，一副中世纪的领主摸样。20路的军官由于大多是土匪出身，为搞钱不择手段，甚至绑票、贩卖毒品无所不为。徐源泉的部队更是利用打红军之机贩卖人口。可以说，这些军队是国家养的一群土匪。

第五类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地盘，又桀骜不驯，老蒋就用卡住其财政的办法逼他们就范，以达到消灭其的目标。这些部队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还有甘肃的新一军，鲁大昌师，河南的原建国豫军改编的45师，方振武余部（1师1旅），庞炳勋部（39师），国民2军、3军的余部高桂滋部和高双成部等，老蒋对他们都是每月每师5-6万就打发了，还经常赖账，这些部队也不敢闹，只能咬牙忍住。军饷随之降成每月12万了，还长时间不发，弄到最后梁冠英只能辞职，老蒋很高兴的接受了其辞职。还有邓宝珊的新一军（只有2个旅和一个军部，直属队不到1000人），每月只给8万元，弄得他们每月士兵只发5块钱，军官发20元。

第六类，就是半独立的军阀，而且与中央关系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么样他们的，这些人如川军的刘湘（以他为代表的川军有30多万）、桂系的李白（7个师），云南的龙云（约3个师），广东的陈济棠（11个师），这些人的军饷老蒋只在用得着的时候给几个钱拉拢一下。

这些人的情况又分几种，广东收入多，每年8000-9000万，养活十几万军队绰绰有余，陈济棠还能办工厂，买军火，建立海空军。广西只有每年不到3000万收入，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缩小部队，训练民团，并以和陈济棠联合的代价，换来陈济棠每月接济30万元，双方还成立鸦片专卖公司，每年能获利500-600万，对军队，李宗仁号召大家吃苦耐劳，仅发一部分军饷维持。龙云的云南只有2000来万收入，所以只能有3万多军队，好在其是鸦片主产地，光卖鸦片每年就获利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