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和专政的《枫桥经验》

人类习惯于《神》作主。《听天由命》《命中注定》。自有阶级之分之后，人们习惯于《奴隶主》作主。《封建主》作主。《皇帝》作主。《资本家》作主。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盛世时期，马克思横空出世，发现了工人们要想加工资，成立《工会》组织工人《罢工》强迫资本家听工人们的意见。开始被开枪镇压，工人《罢工》人数越多，资本家为工人们加了工资。原来工人们也可以作一回《主》的。

尝到了甜头，工人们也加了工资，不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工会》组织工人又进行《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又实现了。当工人们可以《作主》了，农民们也学习了，成立《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分了地主的田，农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推而广之，劳动人民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

这就是《大民主》！发动群众起来，老百姓人人竖起耳朵睁大眼晴，一发现有人搞《自私自利多吃多占》，或是做有损于大众利益的坏事时，人民公社的社员，在毛泽东时代又一个称呼叫《贫下中农》们就用《四大》武器中的大字报贴出来公布于天下，让人人知道，人人来监督。文革中还有造反派红卫兵给戴高帽游街。这样就从源头阻止有人搞《自私自利多吃多占》做坏事了。同时进行教育帮助也能让初犯错误的个人免遭牢狱之灾。就是对犯罪进过牢后放出来的人，也进行关心帮助尊重他们重新做人。这就是真正民主的《枫桥经验》。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行《警察》《法官》《法律》来管理。事实证明效果欠佳。有些民事纠纷根本无人力资源去应付。对犯罪分子有时也是无法应对。如今的枪、偷、盗、零元购等频发，枪击案屡禁不止。吸毒流浪汉随处可见。平民百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靠《警察》《法官》《法律》忙得过来吗？而且打官司要钱，很费钱的。而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是免费的。更是没有资本家的。

《枫桥经验》到底做了些啥事情？《枫桥经验》诞生，1963年枫桥人民公社《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共8页。以下所有条文都抄袭于原当时下发的文件。在原作者原文中都有图佐证。人们能否一分为二学学《枫桥经验》，人人都把社会当成自己的家来管理，就会象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对社会治安一定会有好处的。

第1页主要内容：调处了大量的各种生产纠纷和房屋、债务、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纠纷，据1962年不完全的统计，调解委员会所处理的就有3605件，其中生产纠纷700件。对这些纠纷的解决，一般都做到了深入群众，查明原因，分清是非，联系各方，充分协商，按照政策，妥善解决。

第6页主要内容：调解组织的任务是：

1·直接负责或组织群众进行调解各种民间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2·经常向群众进行爱国、爱社、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守法律、守纪律、遵守社会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教育。

3·经常负责督促爱国公约的执行，并结合生产，围绕中心，发动群众及时检查修订。

4·与治保组织一起，加强对不良分子的教育改造。

第7页主要内容：调解委员会必须遵守的原则：

1·必须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

2·调解纠纷，必须是双方自愿，不能强迫群众接受调解。

3·必须了解调解不是起诉必须的程序，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目前凡是调解组织没有建立或不健全的地方，应当尽快地整顿和健全起来。人民公社必须有一个健全的调解委员会，应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或副主任、文书兼任调解主任；大队必须有一个健全的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应由支部副书记、副大队长或监察担任调解主任或调解组长；调解人员必须是政治可靠，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办事公道，热心于调解工作，并且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

以上图片说明的主要内容均实录自文献中的原文记录。

“枫桥经验”是怎样源自公安的。浙江省诸暨县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始建于1950年7月，是一个农村乡镇派出所。当年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即以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属地公安为主，业务上由上级公安主管和指导。国家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

1963年6月浙江省委工作队组成人员大部分是省公安厅干部，具体政策的制定也由省公安厅、县公安局直接下达到地区派出所。社教运动中，浙江省委工作队根据公安干部的“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以理服人，实现不捕人，制服四类分子”建议，并由公安干部率先试点和总结出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

“枫桥经验”诞生，诸暨县公安局1962年第20号文件共5页。

第1页主要内容：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政治思想教育的通知。指出有的基层干部公开对四类分子讲：“蒋介石真的打进来，先把你们统统杀掉，甚至斩草除根！”这样讲法是很不策略的，对分化瓦解敌人是不利的，人民政府也不会规定这样的政策。所以工作中既要防止和克服不讲政策策略，多捕多斗，扩大打击面的现象，又要防止产生该惩办不惩办的现象。

第2页主要内容：新华社最近发表的揭露蒋匪帮阴谋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消息，在地富反坏分子中引起了几种不同的反应。

那些经过一定改造的，对形势认识比较清楚，仍然安分守法，积极劳动，靠拢人民，不为别人的挑唆煽动所动摇。

那些在改造中动动摇摇的，对形势认识还不大清楚，虽然也不安分守法，但不是对人民政府的改造政策产生了疑虑，就是对国民党回来增加了幻想。

至于少数不愿接受改造的，对形势总是从反面看，盼望蒋匪帮早日回来，有的甚至动手动脚起来。

第3页主要内容：事实证明，人民政府处理问题是严肃认真的。不少人已经获得改造，摘掉帽子、改变成分的人，他们享有应得的政治权利，和劳动人民一起参加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同工同酬，并没有受到歧视。

没有摘掉帽子、改变成分的人，只要愿意改恶从善，党和政府历来表示欢迎，并且帮助其积极改造自己。

第4页主要内容：对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猜疑顾虑是没有根据的，没有问题的人，用不着怕，有问题的人，怕也没有用，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认真改造自己。

第5页主要内容：各地在加强对四类分子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应当向群众和治保人员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必要性的教育，发动群众共同来做这一工作，使“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原则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结合起来。

这份文献是诸暨县公安局于1962年7月2日下发的在社教运动中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教育提纲，提纲中明确了党和政府的对四类分子感化教育政策。在1963年6月开展的社教运动中，枫桥区试点的7个公社的6·5万人中，共有四类分子911人，其中163人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

斗争会上干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更没有捕人，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因地制宜采取“文斗”的形式，通过说理斗争，就把那些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 用“文斗”就把“四类分子”制服了。在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年代里，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他们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大胆尝试，会在以后的几十年持续影响全国。

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0月上报到公安部。

当时毛主席在杭州视察，负责警卫工作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将枫桥的做法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也感到很好，就报告给了毛主席。

1963年11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了解枫桥区在运动中没有捕人的经验后，也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口头汇报了这一做法。就这样，枫桥区对敌斗争的经验通过公安系统的两条途径汇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很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要好好总结枫桥区的对敌斗争经验。

遵照毛主席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蹲点诸暨枫桥，研究讨论总结，在一个月时间里，最终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同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递呈的向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诸暨的好例子，就是“枫桥经验”。这一日，被视为“枫桥经验”诞生日。至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此后，这套始于枫桥，源自公安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经验，走出诸暨，走遍浙江，走向全国。

毛主席对“枫桥经验”高度赞赏，批示后仅两天，他又找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22日，毛主席在与有关负责同志口头谈话时指出：“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以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至此，“枫桥经验”正式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起源于社教运动的“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范例，在全国各地被争相效仿。

“枫桥经验”的推广，对全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64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

首发2023-07-17·王兰生
作者：王兰生

原文题目：《从文献中探究“枫桥经验”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