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革得罪了新贵族阶层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对苏联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毛主席指出一是“干部高人一等”，其次是“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他说：“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还进一步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说：“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  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会见法同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到毛主席是如何启发农民勇敢的参加革命时，毛主席说：“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

当马尔罗问到“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时，毛主席说：“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杜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

1966年7月12日，毛主席阅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因此他们提了几条要求： “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 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

毛主席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专门做了批示：“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潜在的贵族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就是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他们是走上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历史周期率的阴影正在悄然逼近，毛主席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贵族阶层这头阶级社会的怪兽萌芽的破土声，他要打碎它。

他行动了。他说要“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要继续革命。

1967年10月3 日，毛主席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他在谈起干部存在的问题时说：“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维护的都是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用以维护政权的稳固，任何官僚都是端着一副架子的，“官架子”是中国历史的天经地义，唯独毛主席要砸破官僚体制的旧世界，建立没有官架子的新世界。

为此，他得罪的不仅是中国的旧官僚，他得罪的还有中国的新官僚。

1967年10月12日，毛主席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到干部受到群众的冲击问题，他说：“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发表了许多言论，阐述了他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说道：“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毛主席深谙历史，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清楚一个贵族阶层或贵族集团在中国的滋生会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在这个集团尚未成气候的时候发起了阻击战，他最大限度地迟滞了这个集团在中国的形成，并向人民准备了未来同这个集团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武器。

1975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发表过一篇《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的文章，文章是讽刺苏联教育界的“新行业”的，它列举了苏联教育领域诸如“私人授课”、“代人考试”、“论文出售”、“毕业证书制造”等奇观，文章认为“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文章列举的现象是那么熟悉，因为这些现象也曾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又何止这些呢?如果不是闭着眼睛说话，毛主席所担忧的并竭力阻击的那个贵族阶层或集团是不是已经或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形成了呢?

苏联已被历史不可避免地悲剧了，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个被毛主席屡屡提起的“高薪阶层”，重温毛主席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教导，常令人唏嘘不已。

回顾四十多年来的否定抹黑文革的、反对控诉文革的不是某某某大官被批斗了,  就是某某某教授关"牛棚"了。所有受批斗关"牛棚"的都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和“高薪阶层”。都是"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毛泽东豪无办法。文化大革命来了,  这回好了，群众就整他了。毛泽东说：“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