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个卖国贼之一《章宗祥》!

亲日媚外的“亲善”大使,   五四青年暴打《章宗祥》

有资料称，章宗祥的发迹，一方面因为他在日本的确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则是靠着妻子陈彦安的周旋疏通。陈彦安是姑苏人，曾在上海女学读书，章宗祥当时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两人在上海邂逅倾心，后来陈氏到日本与章宗祥订下了婚约，归国后两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陈彦安善于交际，看到归国后的章宗祥在事业上久久未见起色，便主动拜会各方面政要的夫人们，以便疏通门路。后来陈彦安结识了载振夫人，因为聪明伶俐，又有见识，被载振夫人认作干女儿。通过载振夫人的这层关系，章宗祥得到了庆亲王奕劻的举荐，而进入民政部当差，从此发迹。袁世凯任民国总统时，章宗祥出任大理院院长，后来改任司法、农商总长。袁世凯筹办帝制，章宗祥也在奔走效劳，后来见帝制无望，才改投到段祺瑞门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他仍然出任司法总长，随后远赴东洋，继陆宗舆之后，出任驻日公使。

1916年章宗祥初到日本，便遭遇棘手的“郑家屯事件”。章宗祥代表段祺瑞政府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要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经章宗祥出面与日本方面多次密谈，达成了著名的“西原借款”。史料记载，在章宗祥的经手下，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共借了八次款，总额达到1.45亿日元。通过“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在八次借款中，由章宗祥亲自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直接酿成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后果。

痛打章宗祥的前前后后

1919年，章宗祥从日本回国述职。他的夫人不愿同他一起进京，于是他把家人安顿在了天津，然后独自一人进京，住在曹汝霖的家里。2009年北京档案馆公开了一批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前后知情人的口供记录。在这些文字记录中，章宗祥被爱国学生暴打的那一幕穿越了近百年，再一次在人们面前清晰起来。

曹汝霖家的总管张显亭清楚记得，“主人（曹汝霖）那天下午3点多钟同章公使（章宗祥）由公府（指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到的。砸进门来把章公使打了。我家老太爷挨了几下，我主人藏开了。”而曹家的管家燕筱亭则证实，曹汝霖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曹汝霖听到学生的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出来，乘乱换上便装，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章宗祥则躲在地窖里不敢出来。

这时候，有学生点燃了曹汝霖的书房，一听到有人喊“起火了”，章宗祥从地窖里跑出来，没想到迎面遇到了一群学生。曹汝霖的管家燕筱亭回忆：“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家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前门是走不了啦。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燕筱亭后来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逃出来，躲进了一间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杂货铺老板后来证实，那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燕筱亭）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进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章宗祥躲在杂货铺后面的柜房里，学生们进来，燕筱亭拿了章宗祥的名片出去，学生看见不是曹汝霖，就退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很多学生，把杂货铺围了起来。愤怒的学生拖着章宗祥的腿到街上，燕筱亭在现场“拦也拦不住”。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章宗祥从此再也不敢涉足政坛半步。1920年他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后来迁居青岛。抗战胜利后，有人曾在上海看见年过六旬的章宗祥在城隍庙前摆一个写字的小摊子，为他人代写书信。新中国成立后，章宗祥为政协撰写了一些文史回忆资料，1962年他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