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家整理物件，将一摞珍藏了许多年、已经发黄的老照片拿出来给我看，讲起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勾起了我的缕缕思念。“这一张是你自己母亲的照片，是我们刚结婚时照的”，父亲递给我一张照片说，我接过来细看，是一幅标准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时装照，与我在影集里珍藏的、我十二岁时大姨妈寄给我的母亲照片差不多的装束。我翻过照片看，反面写着：马慧兰1913—1932。我久久的凝视着这一组数字，脑海里热血翻滚，心底里不禁泛起一阵切肤之痛：亲爱的母亲，你以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给予了我弥足珍贵的血肉之躯，这充满爱意的生育之恩，是我此生最最刻骨铭心的永世记忆。

我小时候听好婆（祖母）讲，母亲是在我生下来三个月后去世的，三个月的我，全由好婆一口口用米糕喂养，三岁时我患上了天花，好婆怕我满脸抓痒，“狠心”将我手脚捆住，这才保住了我没成麻子脸；再后来，又患眼疾，眼睛里长了颗“星”（白点），好婆带我四处求医，吃了不少诸如“移星草煎鸡蛋”之类的偏方，仍不见好。（这颗星始终陪伴着我，直至今天，以至我的右眼一直只有0.00的视力）总之，用好婆的话说，我小时候是多灾多难。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我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1953年3月，住进了靠近鸭绿江大桥的一处战地医院，后来，当我随同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一起，搭乘军医专列离开医院的那天夜里，医院即被前来轰炸鸭绿江大桥的美军轰炸机误炸摧毁，死里逢生，逃过一劫！再后来，住进双城县由大庙改成的陆军第三十二后方医院医治，又因当时根本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致使大批病员病重死亡，我也吐血不止，卧床不起，病重命危，最后，医生只好采用气腹疗法试试，硬是将我肺部的空洞压缩，以阻止血流，如此历时半年，才算捡回了一条命，再后来，痊愈了三十多年的肺部钙化区，又因多次咯血而被怀疑为疤痕癌，后经反复检查，总算又被排除。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冥冥之中都有一位幸运之神在暗中保佑着我、庇护着我，我想，这幸运之神一定就是我那亲爱的母亲！只有她，才有如此神力，才有如此爱心！

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将倍加爱护、倍加珍惜母亲留给我的身体发肤，让自己健健康康地活着，尽量延续母亲给自己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更值得欣慰的是，我已有了一个和睦、美好的大家庭，儿辈出息，孙辈聪慧，母亲若在天有知，也一定会含笑欣喜的！

靖儿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研读博士学位，已经两年多了，明年就要毕业了。他的博士研究论文题目是《胃癌易感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分子流行病研究》，对于这些专业内容，我们自然是一窍不通的，我们只是从中看出了孩子可贵的钻研精神，这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有的精神。我们感到十分欣慰。论文最后写了“三个感谢”：“感谢父母三年来的全力支持，感谢妻子三年来的倾情付出，感谢宝贝女儿对我的理解，我爱你们”。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几年他能在北京专心学研，我们老两口其实只是在他家中忙不过来或小高出差时去帮一把手，这也是作为父母辈应有的责任。倒是小高的确是“倾情付出”，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任，除自己上班外，孩子的学习，家里的重活，全由她柔弱的肩膀一肩挑起，实在是难为她了。而小悦月，则正是顽皮、淘气的时候，常惹人生气，记得有一次，她放学后自作主张没有去上课后的困难班，而是到同学张晨曦家去了，小高下班后左等右等不见她回家，急得四处寻找。此时，悦月也知道天黑了，匆忙赶回家,下楼后才发觉把课余学习的二胡忘在了楼上同学家，她却叫同学把二胡从楼上抛下来，想想看，一把精致的二胡，从四层高的楼上丢下来，会摔成什么样？！小高气得不行，打电话向勇华诉说，勇华就只好在电话里给悦月讲讲道理，要她向妈妈道个歉、消消气。就这样，象这些日常的琐事，虽不大，却烦心。当然，它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料，有了它，生活才有滋有味，才有乐趣，才有回忆。

来年暑假，小高带悦月去北京，参加了靖儿的博士毕业典礼。看照片上，她母女俩依偎在戴着博士帽的靖儿身边，那甜蜜、兴奋的样子，我想，三年来的辛苦，一定都已化作甘露，流进心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