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靖已经十一岁，小强也已八岁，小男孩长到这么大，正是最淘气的时候，也是穿衣服最费的时候，瞧那裤子，刚穿上没多久，膝盖上不知怎的就冒出了两个大洞！那年月，布票是最金贵的，可不能破了就换新的，提倡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为了节省布票又能省点买衣服的钱，我们就设法托人从上海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这是当时名牌货，也是家中购的又一个大件。先按说明书把缝纫机装配好后，下班回家无事时就学踩缝纫机，还要学会调节、维护。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多时，两个人都学会了。接着第一步就是缝补衣裤，等熟练后就要自己学做衣服了。先去书店买了两本“服装裁剪法”，里面的服装式样都是比较简单的“学生装”之类，说是简单，但对我们初学者来说也并不简单，先从容易做的裤子开始，我看着图比划着，在布料上一点点划线，一点点裁剪，勇华则按照书上的提示，一步步缝制。当第一条自己做的裤子从缝纫机上取下来时，成功的欢乐，着实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从此两个孩子的裤子，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了，膝盖上有了破洞，当然也是自己补。做上衣可没那容易了，不敢直接在布料上试验，先在旧报纸上划线、剪裁，试几次都没成功，只好作罢。一次去上海出差，在书店里看到了有服装裁剪的纸样，那纸样是印在牛皮纸上的，有各种类型的服装，每种服装都按尺寸大小在纸样上印了好几条线，只要按所需的线剪下来，放在布料上，依葫芦划线，剪裁，再根据标示的虚线缝制，衣服就可大功告成！上海人就是精明！这种纸样在当时大受欢迎，买的人很多，我也一下子买了好几套。为后来自己做上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衣服会做了，其他被套、沙发套等等，更是不在话下。从此，每到夜晚或假日，从我们的小屋里就会不时传出“哒……”的缝纫机声，唱着勤俭，唱着欢乐，唱着四口之家的幸福，温馨而甜美。

后来，勇华又来了雅兴：要学绣花！说是要亲自绣两对枕头套，以增添我们的床头的色彩，这当然是好事。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为她作好“后勤保障”。先是趁出差的机会，到上海城隍庙去买了两副刺绣用的“绷子”。那是一种用双层竹圈制成的架子，用以撑紧绣花的料子的，又买了许多支各色丝线，以备选用。绣花的图案则是她从同事处借来的，我就用复写纸轻轻地将图案描画到“的确凉”布料上，她就可以慢慢地绣了。绣花可是件细活，必须静下心来干，每天下班回来，先忙家务，忙备课，忙批改作业，还要忙屋前的菜地，好在学校离家很近，是前后院，步行大约只需十分钟左右，省去了不少路途上的时间，这就为干副业创造了条件。那年月，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吃过晚饭后，在小营院子里散步个把小时，等把作业批改完，她便坐下来在灯下开始绣花，我则有时踩缝纫机缝补，有时看书、写东西，两个孩子就在一旁或做作业，或玩积木，一派悠闲平和的生活，倒也十分满足。

创作组终于配齐了成员，有搞剧本创作的，有搞曲艺创作的，还有编舞的、作曲的、写歌词的，共九人，象模象样了。按理说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创作问题，可当时的现实是政治运动不断。年底刚计划下部队去，74年初就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又投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创作组几乎成了批判稿件写作组，出“专刊”搞宣传，任务都落在创作组肩上。其实也不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艺舞台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可以说是“万马齐喑”，哪里还需要搞什么创作？文工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排练好、演出好样板戏《红灯记》，演员们都有演出任务，只有创作组的“笔杆子们”闲着，自然理应担起批判重任。

这样也好，除了上班的八小时之外，就可以回家多分担些家务，也好让勇华肩膀上稍微轻松一些，这是多年来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