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我在业余创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干部部门把我从司令部领航处调到了直属政治部文化科工作，任务是组织开展部队的业余文化活动，使我本来的副业转成了正业，由于领导的重视和战士们的热情投入，加之直属队演出队是受过毛主席接见的，所以在整个军区空军中颇有影响力，在宣传工作中，接受了许多任务，这是后话。

不知怎么搞的，痔疮病突然发作，整天疼痛难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从门诊部借了个气垫子来也没有用，最后只好住进空军454医院开刀解决。医院离家虽说挺远，荣华还是每星期都用自行车，一前一后推了两个孩子来医院看我，住院一个月，每个周末我们都在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愉快地度过，倒也别有趣味。

病愈后立即奉命参加工作组去太仓县沙溪镇开展农村社教工作，那时并不知道沙溪是林彪老婆叶群蹲点的地方，当年曾红极一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顾阿桃，就是她抓的典型。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只是在生产队住在农家做一些具体的了解情况的工作，对“上面”的活动一概不知。

一天下午，我正准备去参加批判“四不清”干部大会，忽接公社电话称：“孩子病危，速回南京！”那时已经下午四点多钟，小镇上已没有长途班车，我急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想，是哪个孩子病危了？心里急，脚步快，走了四、五个小时，到太仓已是晚九点多钟，县里也没有班车了，好在那年月群众对解放军很尊敬也很信任，我拦了一辆赶夜路运货的卡车，把我带到昆山，然后上火车赶到南京，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公交车乘到鼓楼，再火急火燎快步奔向小营（那时这段路根本没车）到家里已经快三点，这时才知是老二小强病了。荣华说，孩子开始有病时，没好意思麻烦领导，直到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才不得已告诉了单位，多亏直政王同一主任，非常重视及时与医院领导打招呼，并派专车，请专家，批特效药，才使孩子的病得以好转，现在病情虽已有所控制，但仍需专人护理，麻痹不得，我除安慰荣华外，别无能力。天亮后，我和荣华一起赶往医院看望强儿，并抽空对医院领导和王同一主任表示深深的谢意，如此忙了两个月，强儿的一场大难总算顺利度过，一家人才又平平安安地开始有序的生活。

眼看就要回四清工作队去，忽又接空军政治部电话，说要召开空军创作会议，点名一定要我去参加，既这样，只好又把家里的全部重担托与荣华，我自己于七月初赶赴北京，集中住在空军学院，南京空军共十七人参会。

此次空军创作会议，主要是学习《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因为我去年参加了“全国青年业余创作会议”听了周扬、彭真、陆定一等的报告，故此必须肃清流毒，大破黑线。会议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10月26日，看批判电影四十多部，每天看四部，看得人头昏眼花，基本上解放以后拍的电影全部被否定了。接着是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其间（9月15日）还参加了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百万红卫兵的大会，我们解放军队伍集中在中山公园天安门城楼下，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后，我又参加了一次工作组，参与组织来京红卫兵大游行的活动，并在10月1日和红卫兵队伍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已是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了，我算是切身体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

荣华来信说，她的名字是“荣华富贵”之意，被认为有封建残余的味道，需改掉，问我改什么好？那时改名字是潮流，改得越革命越好，否则就会被批判，甚至打倒。于是我考虑了一下，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改为“蓉华”保有女性特色，二是改为“勇华”，有点革命色彩。结果采用了后者，这可以说是“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第一个变化。

我抽会议间隙，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给勇华买了一件小羊羔毛的大衣，还买了两把玩具小机枪，算是带给两个儿子的礼物。

这期间，勇华的养母病逝，丧葬事宜均由她一人操办，我在北京一点儿都不知道，辛苦她了。

十月底回到南京，“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燃遍金陵，燃遍全国，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一切行动听指挥了。

二姨（马慧卿）解放初在南京市教育局工作，家就在成贤街上，那时我刚参军，在华东军大学习，驻地就在附近的小营，所以经常去她家玩，结识了表弟（吕大兴）、表妹（吕大芸）。之后，大兴从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一机部工作，大芸也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棉纺系统任职，只有二姨独自留在南京，先在城区的几个小学任教，最后调到郊区江东门小学工作。这段时间，我就更是经常去她家里，一来，她是我在南京唯一亲近的人，二来，也可以弥补一下她一个人的孤寂，特别是我婚后有了孩子，先是一家三口，后又一家四口，热热闹闹到她家去玩，更增添了亲情的欢乐，每次去，二姨都盛情地准备了满满一桌菜，款待我们，小家伙们更是一口一个“二姨婆”亲热地叫着，一派别样的天伦之乐，温馨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