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一
原创 思目（jocole） 

十一、一波三折的土改

对于这段难以言传的历史，时任华东局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的高克亭多年后在其回忆里含蓄地叹道：“有的地方掌握了运动领导权的所谓“赤贫”不是真正的贫雇农，而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不思劳作的流氓无产者，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在混乱的局面下，他们的破坏作用远大于建设作用。”（注1）

高克亭（图片取自网上）

据经历过二次土改的老人们回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之前工作组都专门组织过演练，而且批斗大会的议程和“积极分子”的控诉发言等，都是在土改工作组帮助指导下才得以完成的。群众动员起来后，土改工作组在观望的同时不忘指导，于是乎，各村的批斗很快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从开始时的打人，很快过渡到将人打死！
对于其时随意打死人发展到何种程度，老前辈王文正有一段触目惊心的回忆：“8月中旬，我们工作队从莱东县出发，路过莱阳（属南海专区管辖）、招远（属北海专区管辖）、掖南等县时，就看到有的批斗会的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等等。”（注2）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还有的编着花样去批斗和打人——据高克亭回忆：“‘过关’就是一个‘发明创造’。这是淄川城附近村庄的做法。他们召开对被管制的地主的斗争大会时，在会场设木桥，要斗争对象地主在桥上检讨交待，往往在检查交待时就被群众打在桥下，有的则被打死。”（注3）最为出格的是华东局渤海区土改工作团，竟然将景晓村、李人凤和李震等渤海区领导带到批斗现场——据李震回忆：“一百零三天的土地会议上，批判的重点就是我们三个人，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对我们进行考验，叫我们去看看贫下中农怎样打死地主，几分钟就打死一个呀。”（注4）
那二次土改为什么要批斗和打人？为什么发展到要往死里打呢？根据史料记载和亲历者们的回忆，刚开始打人主要是为了起浮财。那时，不要说穷苦百姓，就是一些地主也不是很富裕，所以起浮财像挤牙膏一样。可很多地主和富农爱财如命，甚至有的宁可被打死也不说。浮财比土地要实惠多了，而且金银财宝和大洋以及皮袄和绸缎等，又都是些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东西。
可此风一开，乱打乱杀！一些抗战时期同中共合作的开明人士、抗日军人家属同样难逃厄运，只要“贫雇农团”同意就直接去抄家翻箱倒柜。其时渤海及胶东区对地主和富农的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扫地出门一锅端”，被集中到一起——说是土改完了再进行处理。除了那些被当场打死的，还有很多被斗后痛不欲生、自杀的——如丁钊将军的父亲，就是忍受不了毒打和受辱而自杀的。
其实被活活打死的，又何止地主富农和某些中农们！根据李震回忆：“华东局工委组织了土改工作团负责土改工作，对过去的工作全面否定。令各村成立‘贫雇农团’，口号是‘贫雇农团说了算’，斗军属、吊打地主出身的连长、指导员的事不断发生。对被斗对象边斗边打，有的乱棍打死。”（注5）毋庸置疑，仅凭各村的“贫雇农团”，是无权将这些“地主出身的连长、指导员”从部队调回来批斗的！其时部队的“连长、指导员”，大都是38年、39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由于没有明确记载，到底有多少被调回打死无法得知！

图片取自网络

时至是年的10月份，渤海区的土改进行不下去了！
国民党军在是年的6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三次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于南麻等战役的失利，8月后除渤海区黄河以北及胶东根据地尚保有少数几个县外，山东黄河以南所有的县城，全部都被国民党军占领。而国民党军采取齐头并进的战术，使华野无处下口，只好暂时退到黄河以北。9月间，陈毅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整部署，主力由渤海向西绕至鲁西南及豫东一带，配合二野进军大别山开辟中原战场。
对于这一时期的严峻态势，邓子恢在其《自述》里的描述为：“此时华野的兵员补充、粮款物资供应以及运输、担架等都依靠渤海，渤海人民负担很重，土改过左，群众不满，……，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停止过左的土改行动，另一方面在机关部队中实行‘三大方案’（缩小编制，降低待遇，并将各机关部队后方的小家当全部集中），把各机关部队后方的编余人员和节约出来的粮款物资全部供应前方，以减轻渤海人民负担。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紧急措施是巩固后方、争取前线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措施。”（注6）
那么，渤海区“停止过左的土改行动”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张云逸、邓子恢等组成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于10月8日，在惠民地区的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渤海区的土改整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委、专署以及县委、县府的三级干部，共计550多人。会议议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学习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第二阶段进行整党，解决组织不纯问题；第三阶段部署进一步搞好土改复查工作。
从相关的史料记载来看，会议开始时依然安排景晓村，以渤海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以及山东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代表返回后，邓子恢与张云逸、舒同三人于21日，联名给华东局、中央工委发出一份报告：渤海地区土改问题异常严重，从去年7月开始是“右”，与华东局的“九一指示”不谋而合；今年7月接受华东局的“七七指示”，又出现“左”的行动，一概“扫地出门”、“一锅端”，扫了中贫农；每会必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死；大部分地区土地问题基本没有解决；群众是在发动，只是小众，不是大众行动；军政干部不得干涉土改。
因而，此次会议强调要用打通思想、调整组织、执行纪律三种办法，来达到整编队伍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的目的。并在报告中建议，对区党委、地委的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充实、加强。随即风向一转，会议改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以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
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后，决定对原来的大会主席团进行改组——经邓子恢代表华东局工委提议，主席团内的贫雇农成分不少于1/4，这自然会被毫无障碍地全体通过。同时，原来的会议代表支部也被改选，区党委机关及各地县均需成立由贫雇农出身的同志组成新的支部来领导。如此一来，参加会议的渤海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几乎人人自危——都要被查祖孙三代，凡是出身或被认为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基本上都一律靠边站。
这种局面的出现，使邓子恢等感到有些错愕，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打电报给中央工委，请求康生来渤海指导。据说，他们认为康生是山东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但说起话来会超脱些，而且也方便工作。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康生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于10月30日，与妻子曹轶欧、秘书凌云、联络员毛岸英等部分土改工作团成员一起，乘坐一辆美国10轮大卡车，于11月5日来到了渤海区党委驻地阳信县何家坊。
11月16日，康生致电中央工委：“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各地县委中保护地主、阻挠土改者到处皆有……土改情况可想而知。许多贫雇农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土地，没有得到斗争果实，没有翻身……。”“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注7）
根据相关记载，康生于11月6日开始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议转入集中检查区党委的领导问题，着重检查、批判渤海区党委在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斗争中的右倾错误，矛头集中指向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副书记王卓如、行署主任李人凤和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局长李震，以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等。据黎玉回忆，康生下车伊始便武断地说：“我还在延安就听说，山东有两个娃娃；我在来山东的路上，又听说这两个娃娃。我到了山东，见了胶东的林浩，渤海的景晓村，果然是两个娃娃。‘三十而立’嘛，不到三十岁，上帝允许说胡话，说胡话上帝也不会怪罪。”

康生（图片取自网上）

11月16日，刘少奇、董必武在发给康生并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说：“现在山东土改应大量用有经验的外地干部去作领导，本地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及官僚蜕化分子应调离本地。以后再不要在干部中提华中、山东干部的界线，一切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即应提拔，一切不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工作的干部均应撤换，不管是华中来的或原在山东工作的。”（注8）可康生却在25日渤海土地会议上，继续大放厥词：“军队与地方、冀鲁边与清河、外来与本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最后是山东干部与华东局干部之间，关系上不是没有问题的。”
随后“几次大会，是张晔、刘格平、王卓如等人发言，揭发批判原渤海区党、政两主要领导景晓村、李人凤，两人数次检讨右倾错误，并牵连到李的历史经历。”（注9）张晔、刘格平、王卓如等都是原冀鲁边的干部，而景晓村和李人凤则是原清河区的干部。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何矛盾？熟悉山东那段历史的同志都知道，渤海区是于1944年1月由清河和冀鲁边合并而成，合并后渤海区的党政军一把手均为原清河的干部——区委书记、军区政委为景晓村，军区司令为杨国夫，行署主任为刘其人（去东北后由李人风接任），原冀鲁边的王卓如、张晔（后被调到滨海区）和龙书金等均为副职。
据某位老同志回忆，在渤海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曾有原冀鲁边的干部借题发挥，对渤海区的领导景晓村等提出尖锐批评。但由于景晓村等较为大度，没有计较并进行反驳或报复，所以其时原冀鲁边与清河的干部，在后来的工作与团结上未出现大的问题。对于这段历史，邓子恢等华东局领导显然是心知肚明，否则不会特意组织原冀鲁边的干部（包括彭瑞林等），站出来批判原清河的主要干部——景晓村和李人凤等。
根据老前辈何郝炬所著《门开万寿逢三叟——追忆张晔》一文透露，多年后编纂《张晔传》时，当时揭发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时，张晔被认为“起了打头阵，镇前台的作用。他对这一历史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如实反映。”（注10）至于王卓如、刘格平二人的批判，未见引述不得而知，推测似乎应该不算激烈。
对于其时批判发言的激烈程度，可通过时任平北县任民运部长李兴民的回忆，来领略体会一下——“大会发言，措词激烈，如：彭瑞林发言指原班子：‘狗肉丸子不放盐，是一盘荤蛋。’康生的讲话，尽是批判富农路线，还讲指名批省委书记黎玉同志，说是在黎的住处挂匾，群众送书：‘跟黎主席走’，大叫跟你到哪里去……‘命令立即摘掉’等，整个会议严肃、震感。……。”（注11）
“参加会议的所有成员，在大会气氛的影响下，都严格的而且是过火的回顾自己在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民主作风和阶级路线方面。还用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份，唯恐自己不能参加土改工作和党、政领导工作。还听到在军队上清洗和退役了一批地、富出身的干部；有的则与地、富家庭脱离关系，以说明划清界限。在农村，曾出现坏人控制村组织，扩大化的乱划地、富家庭，使一批干部受到损害。以济阳史家寺为例，李克祯退役回家，张耀堂与家庭脱离关系：张廷秀错划，夫人出党，弟除名等。”（注12）
1948年1月9日，在康生的坐镇与支持下，华东局开始对这个“宗派主义集团”进行组织处理：决定将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及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撤职，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王卓如免职，区党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李震予以撤职处分。任命张晔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王卓如改任行署主任，渤海区公安局长则在此之前就早已安排妥当——由杨帆接任，彭瑞林任渤海区党委委员兼民运部长。
随后，那60多名干部以及渤海区各地委、县委和区委的大部分主要领导人，被撤的撤、免的免，也有的则借支前之机调出。其中阳信县委基本被大换班，十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三人，其余七人全都被撤换。1948年2月25日，历时138天的华东局工委渤海区土地会议，终于降下了帷幕。

当年《渤海日报》上刊登的撤销景晓村、李人凤职务的布告。（图片取自网络）

就在邓子恢等召开渤海区的土改整党会议期间，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于1947年10月中旬，在诸城主持召开包括鲁中、鲁南、滨海三区的大鲁南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为这三个区各地县以上的负责同志。那么，“饶大将军”为什么要在此时开这个“大鲁南会议”？笔者依据史料及老同志回忆推测，大概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以饶漱石为首的某些领导干部攻击和污蔑山东土改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以黎玉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干部，以达到全面夺取和控制山东行政权利的目的。因此，当邓子恢等在渤海区土改问题上打开突破口后，就将矛头指向黎玉以及被认为是黎玉圈内的其他山东干部。
二是其时鲁中与鲁南的区委书记早已由原华中的傅秋涛和向明担任，至于滨海的书记虽仍为原山东分局的谷牧，但在这儿之前就被“饶大将军”敲打过——1946年初冬，未经华东局同意，谷牧就“擅自”给华中来滨海休整的两个团换了冬装，并动用了华东局库存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中的少量呢子。饶漱石知道后不但狠狠地训了谷牧一通，还因其进行申辩当场“气呼呼地说：‘我撤你的职！看来你久在滨海工作，尾大不掉了！’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等着你们的通知。’”（注13）
有资料称，“饶大将军”刚进山东，就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像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注14）之后，又在各种场合批黎玉——“他在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借题发挥，说：‘人家到处挂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万岁哩。’‘省俯有黎玉派哩。’……我听说后十分气愤，在会上当场问他，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有此事，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竟然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注15）故而在此次“大鲁南会议”上，饶漱石抓紧时机，更是大批而特批！
这位“饶大将军”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真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挑拨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的关系！“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讲‘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注16）
据时任鲁中区副书记的高克亭回忆：“会议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主持，张鼎丞同志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央土地会议精神，接着就批判《九一指示》，批判黎玉同志‘富农路线、山头主义、个人崇拜’等。本来黎玉同志已作了违心的检讨，但饶漱石抓住不放，继续批判，夸大其错误。大小会结合，大会主要由饶揭发批判黎的‘错误’，张鼎丞同志也发了言，有些大会黎并未参加，而是背靠背斗争。会议很不民主，只是他们华东局个别领导人讲话，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少发言，只是在小组会上讨论时发言。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注17）
那么，黎玉等原山东分局大部分干部的态度如何呢？
注释：
注1、3、17：见《高克亭回忆录》，“解放战争（七、纠正土改复查左倾）”。
注2：见王文正《一九四七年胶东解放区土改复查的问题》一文。
注4：见李震著《回忆战时在山东的公安保卫工作》一文。
注5：见李震著《忆景政委晓村同志》一文。
注6：见《邓子恢自述》，第29页。
注7: 见李维民著《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之“二、”第四自然段。
注8：见《刘少奇年谱》，1947年11月16日。
注9、11、12：见李兴民著《土改运动（从46年54指示开始）》一文。
注10：见何郝炬所著《门开万寿逢三叟——追忆张晔》，“坚忍执著、忠贞不渝的张晔（五）”章节。
注13：见《谷牧回忆录》，“3.滨海十年3•12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章节。
注14：见《黎玉回忆录》，第250页。
注15、16：见《黎玉回忆录》，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