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三
原创 思目（jocole） 

十三、艰难的土改胜利

让我们循着时间和历史的轨迹，来探究一下五莲（实验）县土改的大致过程。
按照《中共华东中央局土改工作团关于五莲县结束土改工作的总结》中的相关记载，早在中共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之前，华东局就已向实验（五莲）县派出了土改工作团——“我们工作团是分两部分先后下乡的，一部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部分是二月下旬。”（注1）
这也就是为何会在“1948年1月整编中，又将过去各种错误的责任过多地推在区、村干部身上，进行简单的复员精简”的原因所在。而中共五莲县委党史办在其后来的记载中，描述成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48年2月22日下达的指示精神的说法。其实严格说来，只不过是为饶漱石等人的错误，加了块儿“遮羞布”罢了！而后面派出的那一部分工作团，显然是因为有了中央指示的“尚方宝剑”。
根据史料记载，这后一部分主要为党校出来的干部，大都为来自华中团师一级的干部。对于这部分人前往实验（五莲）县的经历，亲历者范征夫有一段较为有趣的回忆，同时亦可与前文华中干部的写照相映衬：
“我们从党校出来的约百多人到华东局驻地附近一个河滩里集合。我们这批干部大都是县团以上干部，少数是地师级干部。这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有的人头戴羊皮帽，身穿棉大衣，还带了警卫员、通讯员和马匹，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地方。……张鼎丞同志说：‘你们这副装束，还带了警卫员、枪支，是来发动群众还是吓唬群众呀？！’……会后，我们都把随带的人员、马匹交了，我们二人全是自己背上背包走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五莲县委报到。”（注2）
根据辛玮回忆，张鼎丞进抵五莲县县委驻地仁里村后，立即亲自主持召开首次县委扩大会。首先阐明，实验县是根据任弼时1948年1月的讲话和中央2月指示精神，运用解剖麻雀、总结经验的工作方法，及时指导面上的工作，从而达到转变作风的目的。张鼎丞讲完话后，认真听取了辛玮和原县长张鲁东有关五莲工作情况的汇报，然后由新任县委书记尹阿根，提出具体工作安排意见。最后张鼎丞确定：以仁里区为基点区，仁里村为基点村。其它各区都要选择一个基点，两至三个副点，配备得力干部，全面展开工作。
实际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早在“实验县成立之前，当地组织虽就如何开展基层整党的方针方法问题做过反复酝酿，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占了上风，未能采纳‘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正确意见，而是采取了‘另起炉灶’的错误方法，单纯走贫雇农路线，错误地认为许多基层干部都是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人，对他们采取了斗争打击甚至‘搬石头’的做法。”（注3）
可当土改工作团分散下去时，又正值老百姓常说的“青黄不接”之际，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按说应该通过生产救灾考验干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谅解，然后再进行整党和土改。但工作团首先进行的既不是救灾亦非土改工作，而是发动群众进行整党——“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曾提出‘双管齐下’（即对基层干部采取领导自上而下，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教育批判）的方针。华东局工作团按照这一方针，在基层包办代替、发动群众批斗干部，对他们作了不公正的处理，引起下面干部思想动荡，少数组织陷入瘫痪，给土改整党工作带来了严重不良影响。”（注4）

张鼎丞（图片取自网上）

令人遗憾的是，这段话虽然提到五莲县的基层干部被批斗争，但对批斗的面及程度却都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
我们还是通过文献史料，来窥测当时工作团对基层干部是如何看待的——“上次县委布置工作时指出，村干大体可分为：a.地主、富农、流氓、狗腿子等阶级异己分子；b.已经蜕化变质，历史上老根不正的；c.正在蜕化变质，还可转移（变）的；d.错误相当严重，但本质上还是好的；e.基本是好的，有些小错误的；f.好的。这些各种不同的干部，都要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形分别处理，不能不分轻重，机械一律。”（注5）
这段文字，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依照通常行文的次序，一般都是从好的、比较好的、中间的，最后才是差的和坏的。更何况这次土改整党，已是在经历过二次土改批斗和整编之后！这显然是按照华东局的基调定的性！可这里的疑问是，难道山东八年抗战及根据地是靠“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打出的吗？！如此不难想象，还未开始整党就将大部分（山东）基层干部都看成是坏的，发动群众狠斗他们事所必然。
根据《仁里区半年来工作总结》里记载，由于“过去大复查时乱打乱杀，……工作团刚下来时，撇开组织‘另起炉灶’，进一步发展了贫雇农路线。（略）县委整编工作简单化，方式生硬，未很好教育。全区三十四个复员干部回家，并在回家时带着保证书，引起干部满腹牢骚。”（注6）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来了解一下，其时工作团是怎样精简复员基层干部的：根据其时被指定为常山区郝戈庄乡工作组组长范征夫的回忆：“……，群众对常山区副区长王山印象很好。他出身贫穷，一贯接近群众，办事公道。为什么要把他精简回家呢？理由是土改前，他挑过年把货郎担，做过小买卖，因此被认为‘成分不好’，会上一宣布，叫他回了家。”（注7）可见那有什么标准？只要工作团认为有问题，便可将一个副区长赶回家！
1月16日五莲（实验）县委新派出的土改工作团，遵照县委对基层干部过分不纯的估计，以及饶漱石提出的“双管齐下”方针政策，进村后专门寻找能满足“四大条件”的贫雇农，以便开始采用调整组织、执行纪律、发动群众的方式进行整党。虽然工作团最初的“整干”只在十余个村庄，但其坏影响立刻像瘟疫般迅速蔓延到全县！大部分村干部都顾虑“上级整，群众斗，家庭怨恨，坏蛋反攻”，内心产生的与工作团和上级对抗的情绪——有的待在家里等着挨整，有的干脆伸腿不干了！
此时又恰逢春荒时节，据县委统计，全县二十五万人中缺粮者高达近九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如此一来，大部分老百姓都对土改工作团，产生了不信任和不理解。所以，如果不迅速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困难，放任各村的工作、生产自流，不要说春耕春种，恐怕不少老百姓就要外出逃荒了！
在此情况下，五莲（实验）县、区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主要是华东局派下来的干部）认为，还是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继续进行整党；另一部分（主要是原五莲县的干部）则认为，应当先想方设法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解决不了春荒问题老百姓就要饿肚子！还搞什么土改？！面对严重分歧，五莲（实验）县委只好向张鼎丞请示汇报，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2月27日，华东局在五莲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并决定将其作为其时最重要的中心工作。要求党、政、军、民，在“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层层成立生产救灾互济委员会，紧急动员，全力进行生产救灾。滨北专署根据上级部署，迅速调拨一部分粮款，紧急救援五莲（实验）县。县委又及时提出“亲帮亲、邻帮邻，对门帮对门”的口号，以后又提出“轻灾民帮重灾民”以及“户与户、村与村”和不同乡区间的互借互助等举措。
为了动员基层干部能主动站出来领导当地老百姓生产救灾，五莲县委一方面派人到之前批斗干部最狠的村庄进行检讨，另一方面又于3月20日召开全县被精简下放干部的大会。会上先是由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常委曾山做形势报告，然后县委副书记辛玮代表县委出来做检讨，向先前被错误处理的基层干部们赔礼道歉，初步使他们放下包袱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由于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及时得当，满足了人民群众渡春荒的最低生活需要，五莲（实验）县整个春荒期间没有饿死一个老百姓，县委和工作团重新赢得了当地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信任，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下一阶段的工作，张鼎丞在听取县委汇报和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必须摈弃过去提出的“双管齐下”方针，向华东局提出了“爱护、团结、教育、改造”基层干部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整党新方针。在得到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的同意之后，张鼎丞亲自领导并部署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随后专门召开五莲（实验）县干部大会上，要求“不算老账，一切向前看”。
根据时任五莲（实验）县委书记尹阿根（邢子陶）回忆：“本来我们下来后的工作，差不多都是饶漱石亲自布置的，会也是在大茅庄开的，但执行中发生问题后，张鼎丞同志就自己出来，把‘双管齐下’的整党工作停下来，对干部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将基层干部正确地引导到生产救灾工作上来。对县委和工作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不算老账，不纠缠，引导大家向前看，团结一致，贯彻正确方针。”（注8）张鼎丞的这一系列新举措，彻底扭转了不利局面，终于使五莲（实验）县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五莲（实验）县委和工作团在生产救灾过程中，通过调查了解了农村党支部及村干部们的实际情况，又于3月12日正式提出“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路线方针，改变了原先撇开党组织及当初依靠贫雇农的“极左”方针。可正当五莲（实验）县委按照新的方针轰轰烈烈开展工作之时，康生等在张鼎丞陪同下突然来到仁里，检查五莲（实验）县的土改与整党工作。康生究竟是应华东局之邀而来，还是一时兴起自发而来不得而知，但听完尹阿根的有关汇报之后就开始批评，而且批评的非常严厉！
他认为，五莲县的土改还不彻底，对干部的不纯，还要进行坚决斗争——这显然与饶漱石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当时土改和整党都存在‘左’的情况下，我（尹阿根，笔者注）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研究过中央的指示？我真是担心，不知如何是好。但张鼎丞同志在旁却不作声，康生坐了两小时左右就走了。此后张鼎丞同志完全不提康生来过的事，没有要我贯彻康生的指示，……”（注9）
由于其时大批的支前民工依然没有返回，加上之前国民党军的烧杀抢掠和抓壮丁，解放区的春耕春种遭遇缺乏人力和畜力的困难。为了保证不误农时，五莲（实验）县委号召老百姓变工互助，并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妇女和身体较为健壮的老人下地拉犁。同时各级政府处留下必要人员值守外，其余全部下乡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一起在田间拉犁耕作。华东局机关和工作团的领导干部们也纷纷下乡，不但带着警卫员等同老百姓一起劳作，而且还亲自牵马、扶犁、摇耧播种。
在春耕春种和与老百姓共渡春荒的过程中，华东局机关干部及工作团的同志们通过劳动和交流，与基层干部增进了友谊和相互了解，并对过去土改复查和“三查三整”中“左”的做法，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方面偏差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
为了能彻底解决之前因土改复查造成的问题，张鼎丞在3、4月间，连续三次参加仁里区召开的干部、群众大会，还亲自抓典型——找仁里村被斗干部蓝保森谈心。经过张鼎丞苦口婆心的教育及耐心解释，终于解开了蓝保森的思想疙瘩，重新挑起了乡长的担子。在第三次仁里村大会上，蓝保森现身说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位很少出门的八十多岁老汉也来到会场，一定要亲耳听听张司令的讲话。
解决了仁里村的问题后，五莲（实验）县委趁热打铁，于5月26日至31日在仁里区的娄古庄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部署了夏收夏种、生产救灾和纠正整党中“左”的偏向等当前工作。会议期间张鼎丞亲自到会讲话，针对过去土改复查及“三查三整”中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提出要给这些人改变成分、恢复名誉并适当予以赔偿等。对于那些遭受被错误批斗、搬石头、交权等打击的基层干部，重申华东局“爱护、团结、教育、改造”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新方针政策，要求县委适当给予慰藉和重新安排工作等举措。
6月3日，张鼎丞亲自参加仁里区委，在娄古庄召开的区、乡、村三级干部大会，再次向到会的400余名基层干部，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我对不起大家！我代表华东局向同志们赔礼道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今后再也不要斗自己的人了，再也不要‘翻地瓜秧’了！大家要捐弃前嫌，既要对受委屈的同志们恢复名誉，又要团结新的积极分子共事，还要对失误的工作团同志谅解。”（注10）张鼎丞主动承担错误的举动，不但感动了工作团的同志，而且深深打动了那些受委屈的基层干部们，使五莲（实验）县的各项工作，彻底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张鼎丞领导的五莲（实验）县的土改整党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月16日华东局派出的土改工作团进驻后，完全依照饶漱石提出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开始整党。遭受挫折后，张鼎丞经过调查研究，果断停止“双管齐下”的方针政策。二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整党，实施新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将主要工作投入到生产救灾，扭转了混乱的形势。三是通过纠正土改复查“左”的错误，团结了广大基层干部，从而稳定了民心，摆脱了过去的不利局面。
实事求是地说，五莲（实验）县2月之后的举措，是对饶大将军之前做出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做了根本性修正！因此，五莲（实验）县委纠正土改复查“左”的错误后，向华东局领导做了专题汇报。7月29日在张鼎丞陪同下，饶漱石来到五莲（实验）县委会，专门谈了对五莲（实验）县今后工作的意见：指出“土改、整党的步骤在五莲情况，我考虑恐怕要以整党为中心结合完成土改建政，先以整党为主联系土改，后以土改为主联系完成整党未完备的事情，进行民主运动。整党、土改、民主运动三个步骤逐步前进，最后总结土改整党转入生产支前。”（注11）
饶漱石在其讲话中，显然是认可了张鼎丞及五莲（实验）县委对“双管齐下”方针的易弦更张，但对之前土改复查乱打乱杀以及精简复员等“左”的错误，却“一推六二五”！指出：“今天党的领导不符合土改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肉体消灭地主，一个是袒护地主。‘左’右倾两种倾向是由于党员出身成分不同，产生不同思想。”（注62）仿佛完全忘记了他在土改复查之初所说的那番“杀气腾腾”话语，并要求“眼睛向前看，不要翻老账，……<对>过去<的错误>要检讨，但不要追究责任，互相埋怨。”（63）
至于乱打乱杀的责任，则轻描淡写地下了结论：“乱打乱杀的是不了解政策，主观上还认为是执行上级指示，为了革命。杀错了是不对的，但是不光杀错了一个人，一阵风都杀起来，不能怪那一个人，已经杀错了死而不能复生，给以适当照顾抚恤，保证以后不再杀就行了。”（注64）
根据史料文献记载，此后山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才开始得到遏制，但胶东区的杀人风则一直持续到年底！
那么，华东局主导的土改复查都带来那些不良后果呢？
其时山东的形势，可用“按下葫芦起了瓢”来形容。在各级政府帮助下度过艰难的春荒后，解放区的老百姓最迫切的希望是能尽快接上夏粮，以彻底解决闹粮荒饿肚子的问题。此时正是国共双方在山东战场相持不下的时候，夏粮征收的好坏不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吃粮，还影响到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援前线的大问题。可由于上年土改复查、乱打乱杀造成的恶果，再加上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带来的严重破坏，山东各解放区上年不仅“麦子种的很少，而且种的不好”。
根据邓广所著的《山东解放区的农村财粮征收（1946—1949年）》一文中记叙，1947年底一位名叫张蓬的干部在汇报他所视察的渤海区说，“一路上所到之处民生疲敝，小清河北的孬地秋天未耕，一片荒草和高粱秆子，麦田下种的极少，因为战争及群众生产情绪不高，怕种了麦子自己吃不到，完全交公粮。据广饶县县长谈，种麦地数只占往年的30%，减少了70%”。渤海区还算好的，根据相关记载，胶东区上年秋种麦面积仅及往年的二分之一！山东其它大区的情况，同样也不乐观。
毋庸置疑，上年秋种植面积的减少，必然会大大影响来年的夏收。根据邓广所著《山东解放区的农村财粮征收（1946—1949年）》一文提供的数据：1948年渤海区在土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夏粮征收却较上年减少约6400万斤——减少幅度达四分之一还多；而胶东区1948年在人口、土地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夏粮征收较上年度减少7000万斤——约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大鲁南在人口增长百分之七十、土地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的情况下，夏粮征收的增长幅度仅为百分之十八！
1948年7月中旬，华东局不得不向中央报告，鉴于山东各地的灾情仍然较为严重，希望中央同意华东局继续暂停土改与整党，仍将生产救灾或生产备荒作为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时至当年10月，山东各地在张鼎丞等亲自指导下，生产救灾和秋收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11月27日，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满心欢喜地向中央汇报，“今年华东秋收一般约七八成，为四年来最好年景”。
依照山东省实业厅的统计：“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年景。胶东一般地区，1948年秋季收成较1947年增产1/3到1/2，接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年景，鲁中南约六成至七成年景，少数县份达八成年景，较1947年增产二成至三成不等。”秋收粮食的好转，加之上半年制定的公粮征收标准不高，相对缓解了农民春夏缺粮的困境，为此后结束土改和整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后真正开始转入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调剂土地和确定地权。
土改复查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不给地主富农出路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一些未被打死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弟们逃出去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组成还乡团，跟随国民党军打进解放区后，十分残忍地报复和杀戮老百姓！以鲁南区为例，1946年底全区共有中共党员42892人，经1947年国民党军及还乡团的反攻倒算及杀戮，党员仅剩下11135人（包括随军转移的党员），也就是说，被杀害的党员高达31757人——占原有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之多！至于解放区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那更是不计其数！
1948年4月，得知解放军要攻打国民党军重镇——潍县时，中共潍北县委专门给攻城主力华野第九纵队写了一封信。信中历数了躲进潍县的地主恶霸还乡团及国民党守军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恳切要求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为解放区的人民报仇雪恨！

图片取自网络

潍县战役是1948年的4月2日发起的。计划是首先分割潍县与昌乐等外围据点的联系，尔后集中主力攻下潍县城。负责打援的部队主要由华野七纵、十三纵和渤海纵队一部担任，分别阻击东（青岛）西（济南、淄博）两个方向的敌援军。负责攻城的部队主要为华野九纵、渤海纵队和鲁中军区、胶东军区、十三纵等各一部，以及炮兵部队共22个团的兵力和800多门火炮。华野九纵、十三纵为胶东子弟兵，其余攻城部队均为渤海及鲁中的子弟兵，广大指战员对敌军——尤其是还乡团，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其时周边大量地主恶霸及还乡团都猬集在潍县，这些人对解放区老百姓所犯下的累累恶行，可以说是死有余辜、罄竹难书！他们自己也明白，即使缴械投降也难有活路，因此在后来的攻城作战中，这部分人顽抗到底死不投降！笔者曾听好几位老同志回忆说，打潍县死了“老鼻子”人了——当时双方杀红了眼，谁都不肯后退！
潍县是历史名城，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潍县经相当济繁荣，曾任职潍县的郑板桥更是留有“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的诗句。县城以“双城”著称，西城较大呈方形；东城较西城略小呈椭圆形，两城之间有小河相隔100多米，有五座石桥连通。早年间一直为土城，因抵御不住洪水的侵袭，明崇祯十二年(1639)县令邢国玺改砌为加高的石城，但位置、规模及城门的命名上没有变化。由于改砌后的城墙高大坚厚，据潍县县志记载，历史上从未被攻破过，故素有“潍县石城可抵十万雄兵”的说法。
潍县地处胶济路中点，是交通枢纽，东连青岛，西接济南，扼胶东、渤海、鲁中三大区之咽喉要道。守敌兵力较强，有整编第四十五师4个团、地方保安部队6个团，加上门卫队、还乡团等等，总计4.6万余人，统归敌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指挥。守城的正规军为一个师部（四十五师）、两个旅部（二一二、二一四旅），下辖四个建制团以及土顽徐振中、张天佐保安部队六个团，加上周围各县恶霸地主和还乡团等共约二万五千余人。潍县城防工事迭经日、伪、蒋多年的修筑和改建，构成了以西城为核心，向外三道防线的半永久性防御体系。整个防御体系有点有面，既可独立固守，又可互相策应。所以攻取潍县城，预示将会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攻坚作战。

潍县东西两城。（图片取自网络）

攻城总指挥聂凤智根据潍县东西两城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决定先攻西城——敌四十五师师部及二一二旅和保安第八旅（张天佐匪部）指挥机关，以及六个团的守备兵力均在西城，拿下此处就可打烂敌指挥中枢，造成敌城防指挥瘫痪。4月8日，扫清外围的战斗在三个方向陆续打响，战至18日扫清为县城外围战胜利结束。其中攻打北宫一带外围阵地的战斗异常惨烈，以致九纵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因伤亡较大，战后不得不暂时撤下去休整，没有参加之后攻打潍县西城的战斗。
4月23日夜，攻城部队向西城发起总攻。根据战前部署，第九纵队从城北主攻，渤海纵队和鲁中军区部队从城南助攻，并对东西两关实施监视。率先打开突破口的是九纵二十七师，登城并占领了北门的三个突出部。但从西北关进攻的九纵二十五师，却遭到国民党军集中火力的拼命抵抗，未能突破城垣。九纵首长当机立断，命令第七十九团坚守突破口，并相机向纵深发展。
24日天亮之后，九纵向北城垣发起了新的攻势，双方为了争夺突破口展开了激战。一批由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还乡团骨干分子组成的保安队，也气势汹汹地直扑过来。战至13时，九纵二十五师主力七十三团在纵队炮火支援下，仅用三分钟就炸开了突破口，又用六分钟就登上了城头。接着二十七师后续部队登城，并与已经打入城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从城南进攻的鲁中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也突入城内。
此时的国民党守军虽然仍在拼命抵抗，但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陈金城、张天佐等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向东城逃窜。当晚西城被我军全部占领。4月26日傍晚时分，攻打潍县东城的战斗全面打响。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潍县东城被攻破！27日中午时分战斗结束。不幸的是，九纵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王昆在战斗中牺牲！王昆是潍县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

潍县战役历时约三十天（包括打援），共歼敌4.6万余人（1600余人起义），其中2.6万余人被俘，而伤亡人数竟然高达1.9万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42%！战况之惨烈，略见一斑。解放军伤亡约8千人——其中阵亡1364人，受伤6548人。此役，解放军攻占了潍县周边的寒亭、坊子、昌乐、安丘、仓上等6座城镇以及附近4000余平方公里地区，使渤海、胶东与鲁中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济南、青岛等地国民党军进一步孤立。缴获火炮181门、枪支1万7千多支、炮弹3万8千多发、榴弹约11万5千发、子弹26万多发，以及飞机、火车头、汽车等大量物资。为之后的济南战役，备下了较为充足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
1948年10月，山东军民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除孤零零的青岛之外，山东大地到处都是红旗飘扬。此后，整个山东解放区，都开始转向土改与整党的最后阶段。但此时的“饶大将军”，并没有放过黎玉等人——反而对他们变本加厉的继续进行压制和迫害。1948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这个由康生亲自起草、经饶漱石反复修改而成的决议，认为黎玉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并严厉指出：
“黎玉同志错误主要的表现是：（一）违反中央决定，拒绝正确领导，以代表山东自居，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的地方主义。（二）非阶级的建党路线及在组织上领导关系上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三）自满自足，自以为是，个人领导，独断专行，重视个人，散布个人高出于党的宣传和影响，表现出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黎玉同志这种错误的本质乃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的本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决议》中竟然还给黎玉扣上“铁托主义”的大帽子！
注释：
注1：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107页。
注2：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51、252页。
注3、4：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22页。
注5：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5、26页。
注6：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81页。
注7：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54页。
注8、9：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31页。
注10：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237页。
注11：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60页。
注12、13：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54页。
注14：见《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