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上午，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门课。下课后，传来了胡耀邦在早上去世的消息。在同学们的沉默中，我默默地骑上自行车，直奔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家。近五十分钟的路程，不为别的，只想去给他举个躬。

　　还没有进入会计司胡同，就看到了长长的等候进去鞠躬的队伍。我相信，在这个长长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人和我一样，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前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之外，与他并没有个人交往的关系。人们为什么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鞠躬，以我的感受来说，一是他做的有益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二是他彻底颠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领导人的形象，让普通人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尽管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和他亲近。

　　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在盖棺论定时，都少不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或“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我通常都把这句话看作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抑或说是满足死者生前的愿望而已。因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胡耀邦却“不难”和“最难”得兼了，必将“永远活在我们(普通人)心中”了。

　　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

　　从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拉开了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序幕，这就是极具针对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有多深远，在党内政治层面已有定论。不过，普通百姓远离政治，很难说能解其堂奥。因此，要说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这个话题，还要从普通人的感受来说。

　　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只要统计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中，有多少是直接让普通人受惠的，就迎刃而解。

　　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直接导演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戏。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这一大戏中，唱主角的蒙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到了平反，而作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为何?是因为胡耀邦的作为，直接惠及了普通人的政治生命。

　　下面这一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的反右运动，官方给出的右派数字为55万(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人数);1958年“反右补课”、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全国又有二三十万人“戴帽”，两者相加，有七八十万人。按照当年严格的政治审查标准，一个人“右派”或“右倾”，一家人就被划入另类。以当年五口之家的约数，这七八十万人，实际上牵涉了三四百万人的政治生命。胡耀邦让这些人从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这三四百万人心中“不朽”吗?

　　我作为一个与耀邦毫无关系的学生，为何非要去给他鞠个躬?就是直接原因就是他在这三四百万人中的“不朽”。

　　1978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但与我家关系密切的长辈中有好几个是属于“黑五类”的。当时，胡耀邦主导的对“右派”摘帽的会议就在我的家乡烟台召开，他们在一起谈论这次会议，谈论胡耀邦。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也是从他们获得平反后无任感激的言谈中，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并且此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小个子”的作为。我去给他鞠个躬，事实上代表着我的长辈们的意愿。我都如此，遑论那三四百万人!

　　包产到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场大戏，胡耀邦也是这场大戏的导演。包产到户，现在我们说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这创举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言犹在耳，“一大二公”仍然为主流思想观念的情况下，要顺应农民这一伟大创举，并不是那样容易。而胡耀邦是如何做的?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82年至1986年，在总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连续主持推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激发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胡耀邦这个名字，也被几亿农民挂在了嘴边上。

　　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秆秤”。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上述两项是决定性的开局工程。谁在百姓这杆秤的分量最重?非胡耀邦莫属。

　　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镜头而已，对于他的工作作风无缘知晓。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大会上作报告，亿万国人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的作风。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他几次站起来，辅之以夸张的手势，甚至还夹杂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党的总书记的这种讲话风格，尽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层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觉得十分新鲜。当年与我一起看电视的一位长辈就说，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实事啊!当年我还是黄口小儿，不能体会这位长辈的意思。现在阅历稍深，才有所体会：当年，胡耀邦实际上是树立了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形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至深：“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应当是对耀邦所树立的崭新领导人形象感受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自然是针对着党内有人非议耀邦讲话随便而言的。

　　2003年11月20日，在耀邦诞辰日，我和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与耀邦有关工作关系的杜导正老到耀邦家去表达思念之情。那天来人很多，当着耀邦夫人李昭及亲属的面，也谈到了所谓耀邦讲话随便的问题。杜导正老说了这样一番话：“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

　　导正老水平高，几句话就将耀邦作为崭新领导人形象诠释清楚了，令我等普通人豁然开朗!

　　胡耀邦何以能树立起这个崭新领导人的形象?缘于他不管是位高位底，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对自己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在场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

　　与胡耀邦共事多年的胡启立老后来说：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胡启立站得高，揭开了耀邦崭新领导人形象的本质：以此推动党内民主作风。

　　的确，在所能读到的党内高层对胡耀邦的回忆中，大多数人提到了耀邦作风民主这一条。比如，田纪云老曾这样说道：“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的。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胡耀邦这种崭新的领导人形象，在党内高层，带来了民主作风;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觉得他的这种形象不假，让人亲近。《左传》曾提出品评历史人物的“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史家的评判标准，普通人总结不到这样的高度，只是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标准：一个领导人，你惠及了大多数人，你不假、让人亲近，你在人们心中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耀邦逝世20多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本文写于2009年4月14日于耀邦20年祭日前夕，今天是耀邦26年祭日，略作修改，再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