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技术人员分给农村仅有10%，经费只占25%，根本没条件供养正规医生 

从194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全民公医制并未惠及当时绝大多数的农民，1965年时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由于人员聚集程度很低，农村根本没有条件供养正规医生。要改善农村如此缺医少药的现状，只能想其他的办法，这就是赤脚医生制度。 [详细]

中央“六二六”指示要求农村培养一批“农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成为政治进步的表征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了解到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后，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做了重要的“626指示”，要点是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为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开了两个具体的方子，一是把城市的医疗资源挪到农村去，二是要培养一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于城市的医生，农村养不起也留不住，而且城市也需要医生，实际上落实到位的只有第二条，即为农村培养一批“农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的文章，这是赤脚医生这个词的第一次亮相。《文汇报》的文章说明了赤脚医生的特点，赤脚医生“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同年9月，这篇文章被党刊《红旗》杂志转载，不久后毛泽东为此做了“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赤脚医生由此开始“走红”全国。 [详细]

赤脚医生最多培训半年就上岗，对于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

赤脚医生主要由当时生产队干部，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里选出，多数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公社卫生院或是县人民医院进行短期培训，长则培训半年，短则只有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生产队上岗。他们只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及发点去痛片、阿斯匹林、黄莲素、磺胺类药的工作，只能应付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小病，对于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一般社员根本享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就是处于农村上层的大队干部也是如此。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回忆，“那时候，村（生产大队）里有了赤脚医生，也建立了所谓合作医疗制度，而我并非最底层的人，先是生产队的出纳兼记工员，后是大队小学的教导主任，多灾多病的我回乡六年从未“享受”到任何医疗福利。” 这当然和当时的医疗条件普遍较差不无关系，但是赤脚医生与城市正规医生医疗水平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医疗设施之间的差距，怎么也是否认不了的。[详细]

“一根针一把草治百病”被无限夸大，农民根本不买中草药的账

许多人对赤脚医生的认知是：“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找。”有关赤脚医生的文艺作品里，赤脚医生确是这样的形象，但这些作品因为时代的关系，很多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与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赤脚医生主要职责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消灭传染疾病。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

大力宣传针灸与中草药，是因为稀缺而昂贵的西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针灸与中草药成本低，不需要花多少钱，但治疗效果算不得好，很多小病其实是自愈的，而中草药之类只是起到安慰剂的作用。实际上，根据方小平先生的研究，很多农民并不买中草药的账。浙江富阳勤功大队在推广使用中草药时，有的社员说：“草药能够治好病，天下没有死的人。”有的说：“猪草怎么能医治人的病呢？”有的社员则干脆把从大队合作医疗站配来的中草药一包包地抛在路边，社员“不进医院不安心，不打针不放心，不吃西药不放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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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和行医都是挣工分，赤脚医生受器重更多因为收入更好地位更高

赤脚医生的兴起不仅因为国家当时鼓励低成本培养乡村医生合法行医，还因为在人民公社集体里，赤脚医生是个好差事。他们靠提供医疗服务领取工分、再凭工分在集体领钱分物。有记录表明，当时的赤脚医生差不多总可以拿到所在集体内的最高工分，有的地方“赤医与支部书记的工分一样多”，甚至有比普通社员收入高出十倍。例如浙北长兴县虹星桥镇的乡医高福初回忆，1975年他“拿队里最高工分，还要外加一成，不用劳动。”此外还有社员示谢的实物、在乡土社会广泛受到的尊敬、以及“比大队干部还高的威信”。 

也就是说，赤脚医生巍然成风在当时的农村并非因为医术高超不可或缺，当赤脚医生作为政治任务之后，务农和行医都是挣工分，并不会增加生产队的管理成本。不仅如此，由于赤脚医生收入高于普通农民，赤脚医生的选用成为社队干部的重要权力，安置亲友、以权谋私现象相当普遍。相应地在医疗资源享用上，社队干部多吃多占现象也并不罕见。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制代替了“大锅饭”之后，1985年，全国实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锐减到5%，赤脚医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依托，部分转成个体开业者。 [详细]

农村合作医疗是靠农民自己筹资建立的互助形式，国家财政并没有投入

与赤脚医生一同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支撑赤脚医生的制度保障。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宣告解体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了乡村医生。县、公社、大队三级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被称为当时中国医疗体系的三大支柱。农村合作医疗具体的形式是，在生产大队设立合作医疗站，社员代表、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组成大队合作医疗管委会，赤脚医生具体主持。大队医疗合作站的经费由大队、生产队以及社员三方共同筹资，一年一次，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以1966年的浙江省余杭县下沙公社为例，社员需交纳一元的保健费，生产队和大队按每人每年一元的标准从集体公益金里提取。到了1967年，社员交纳两元的保健费，而生产队和大队则按每人三元的标准从公益金里出资。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益金属于社员的集体财产，都是来自社员的生产劳动所得。这就是说，所有能报销的费用全部都来自农民自己，国家财政并没有投入，其实就是一种完全靠自己的互助保障机制。 [详细]

农民看病要花自己的钱，一般只能减免医药费的二到五成

所谓的“看病不花钱”只是当时的政治宣传，实际上，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看病也要花钱。一般而言，在公社的卫生院和大队赤脚医生那看些日常小病，也要交5分钱（余杭县）的挂号费。这还不算，在赤脚医生那看病的医药费并非免费，要根据所在生产大队的经济条件减免一定的比例，一般是二到五成，只有相对富裕的大队才能做到五成减免，慢性病则可以报销五成的医药费。因不正当行为如打架而产生的医疗费用是不能报销的，擅自外出就诊也不能报销。 [详细]

大病报销是少数人的特权，合作医疗因筹资困难难以长期持续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统筹只限于生产大队一级，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筹集的合作医疗资金很快用完，无法长期持续。在资金管理上，常常账目混乱，挪用资金时有发生。对于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而言，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渐渐成为了鸡肋。赤脚医生能看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即使不参保也负担得起，而他们负担不起的大病，赤脚医生看不了。转诊到大医院，要想报销得通过所在大队的批准，掌握批准权力的是大队干部，微薄的资金只够满足大队干部及其亲属的转诊报销。 

这样，搞了一两年后，大队很难再从社员那里筹集到资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难以长期持续，许多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在搞了两三年之后陆续停办。如到1973年浙江省富阳县仅有7.6%的大队还在办农村合作医疗。更有一些地方的合作医疗是“春建秋散”，但当时的舆论在大力宣扬全民“免费看病”方面并未改变。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