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平，我的记忆还是很深刻的。我没有丝毫责怪他乱给我安排座位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要怎么说东平呢？这么说吧，东平之所以那么主动的来与我交往，并不是他属于自来熟那一类，而是因为他在班上属于被孤立的那一类。被孤立在那个年代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保育院，我们就曾经分为两派，一派是革委会的孩子，一派是吃军粮的武装部的孩子，这当中如果有其他单位的个别孩子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那注定是要被孤立的了。我想东平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学班上摇摆不定而被孤立，这是我最初的认为。

但凡被孤立的孩子如果自身不够强大，那在班上就只有被虐的份了。很显然，东平不是那种懦弱被虐的那一个，因为他每次走进教室总是昂首挺胸、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对孤立他的各派不屑一顾。他来和我说话，我是没有任何办法拒绝的，尽管这样也许我也会被各大门派孤立，但在我的字典里还没有“拒绝”两个字出现。

那个时候，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敢于斗争，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敢于和胡汉山、黄世仁、周扒皮那样的坏蛋作斗争。也就是时常做梦都认为自己是潘冬子、刘文学那样的少年英雄。当你在一个班上认为某某属于胡汉山黄世仁一类的坏人时，就会团结一些有同感的孩子组成一个团体，继而与那个坏蛋作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以拳脚的形式而不是从言语上喊几句“打倒某某”的口号。这是我在金江一小二年级的时候融入的斗争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东平被班上任何一个人以拳脚的方式对待，尽管很少有人和他说话，每个人看他的眼光一律的冷漠，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嘲讽，但他保持着一股傲气。这改变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他自身强大，简单的说就是他的拳头硬，很能打，没人能打得过他，所以他敢于直面孤立，而不是左右摇摆不定的那一类。然而，在和他的交往中我还是有些小心翼翼的，一是因为他是山坡仔，他的那个生长环境就如同之前我说的东门街上仔，和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大院的孩子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革委大院毕竟是领导革命的，二街上仔要么是跟随革命、要么就是被革命的；二是东平终究是在班上被孤立的人，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这样立即、马上投入到孤立的境地，多少还是心有不甘。

山坡，住在山坡上的人家。我不知道六十年代某年的那场大洪水到底有多恐怖，把幸存的家庭全部从平地沿河两岸迁移到山坡上安家；我也没参加过金一小的忆苦思甜大会，只是偶尔听覃老师在班上教育那几个上课讲小话开小差的捣蛋鬼的时候，讲到当时的大洪水把两岸住茅草房的很多家庭都卷走了，幸存下来的家庭由政府安排到山坡上住，还都住上了砖瓦房，还能在金一小读书上学，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许在课堂上讲小话。由此而对山坡充满的好奇，总是想上去看一眼，还是像在东门那样，没有熟人带，我是不敢单独走进东门街，没有熟人带，由怎么敢只身上山坡？

最后，还是东平带我上的山坡。大概是开学后的第四个星期六，那时候只有星期日不用上学，干革命的大人们也没什么双休日，学校到了周六的下午也就是大扫除，所以放学得比较早。由于一直和东平在班上讲话，别的同学也一直没搭理我，或许是想看我到底会不会站队，然后再接纳我的加入，偏偏我不是那总会主动搭讪的人。那天扫完操场，东平一直在我身边滔滔不绝的说这话，说了些什么我实在是想不起，就是到可以放学回家的时候他说：“走，去我家玩！”于是就跟着他往山坡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