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于过年仅仅是停留在有鸡把腿和龙岸垌的猪榔棒（猪血糯米灌肠）、烟菜包的印象中，再就是可以在还没翻地的田垌里一颗一颗的放鞭炮，仅此而已。粉碎罪恶滔天的反革命 “四人帮”团伙后的第一个年，也就是1977年的春节，才逐渐的明白什么叫欢度春节。金江东方红大道沿街的各个单位的大门口都挂上四个大红灯笼，都写着欢度春节四个大字，有的单位单门上还插满了彩旗，很喜庆。而我，也第一次不用跟外婆回龙岸垌地栋村，外婆也没有回去，我们都留在了金江。

大哥从工厂回来过年，二哥从老家农村回来过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很是开心，母亲和隔壁家在饮食公司上班的阿姨一起做了金江传统的过年必备美食酥角和蓝花根，这些在东门从来没有做过的，那一天整个三楼的走廊都是油锅的香味因为下油锅的油是本地的茶籽油，所以特别香。也就是这一年，因为隔壁家的阿姨和我们同姓，于是两家还认了亲戚，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姑妈、三个表姐、两个表哥，这个亲情就这么一直延续着。

因为是粉碎了“四人帮”，就像是取得了革命的大胜利，普天同庆，摆在我面前的鞭炮比以往过年的都多出很多来，大哥二哥带我出去逛街，金江的街上卖鞭炮的摊位明显要比东门的多，以至于我两个裤口袋一整天都装着满满的鞭炮，因为走一路快放完的时候，大哥又会给我买一封。

在我还没有明白初一到十五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大哥就要继续回厂烧锅炉去了，我也不知道烧锅炉对于一座大工厂意味着什么，大概就是像饭堂烧热水的那种。接着二哥也要回到农村继续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生活，毛主席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光辉思想和他定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还要继续执行，他老人家的革命遗志我们在大会上说过要继承的。哥哥们离开了家，家又恢复以往的冷清。

这也是我们全家在金江过的第一个春节，没有想到，此后我再也没有回东门、回龙岸过春节，冥冥之中，随着“四人帮”被打倒，翻过山看山那边的世界变得容易起来，到后来，翻山越岭走得越来越远。

也许是在金江无论怎么样都没法提起我对读书的兴致，对去上学，我是大内心里抵触的，时不时的想到“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暗地里也偷偷想过：”四人帮“真的该打到吗？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是不可告人的，要是被同桌或者其他什么人举报，绝对是要被抓起来的。尽管不喜欢去学校，却又害怕被学校打倒、开除。人呐，就是这么样的无奈。

开学的时候，和阿心阿壮两兄弟不约而同的在轻工局和重工局隔着东方红大道各自的大门口相遇，我们一起去学校报名开始新的一年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也就是这时候还稍有点开心，毕竟，过了二十多天，不管是机关单位的还是山坡上的同学又都回到学校，头一个星期嘛，还带有过年的喜悦，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那些天得放了多少鞭炮。高兴、幸福的事其实都很简单。

那时候，饮食店都要三班倒，隔壁姑妈若是上大夜班，第二天清晨在军分区那些解放军叔叔起来跑步之前回到家，就会在两家门口走廊的煤炉上煮一锅新鲜的猪肉米粉给我们做早餐。

金江的切粉和机子粉相当的好吃，我后来才认真的分清切粉和机子粉的不同，切粉是人工用长刀把刚压出来的大块粉皮切成两指宽的粉条，吃起来满嘴的粉皮感；机子粉则是刚从压粉机压出来的粉皮，通过机械刀均匀的切成细条状的粉线，吃起来顺滑爽口。其实两种形式的米粉都是一样的原料，关键是金江饮食店选用的大米和地下水相配制出的米粉，比其他地方的粉口感要好得多。

喜欢吃隔壁姑姑煮的米粉，作为金江饮食店资深老员工，她煮的米粉相当讲究火候，腌制的猪肉片咸淡拿捏到位，肉片什么时候下锅，肉片煮到什么程度放水，水滚到什么状态下粉，都蕴含着深厚的功力，每天早晨我都能吃一大碗才去上学。

若是姑姑上小夜班，到了晚上十点回家，则会给我和小妹带两个肉包子或馒头回来给我做夜宵。饮食店的肉包子还可以，但馒头完全比不上金江汽车总站食堂的好吃了。总站食堂的馒头因为是要给早班司机们做早餐的，所以比饮食店的馒头大一号，而且还很筋道。在姑姑上白班或小夜班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我就跟父亲先到总站，吃过总站大馒头之后才从总站走到金一小去上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虽然老师和外婆时常跟我提起困难时期，他们如何吃不饱饭，甚至吃过小脚藻之类的食物，我都没办法理解，总的来说，对于我来讲，无论是不是打倒”四人帮“、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都没有感觉过肚子饿。只能说，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新社会。

后来我也很庆幸自己没有遇到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没有遇到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当来到金江的时候，龙江河水再也没有能把我们住的房子淹没，因为我们从东门搬到金江一开始就住在三楼，这也消除了我们搬到山坡上的可能；要再往前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就离我太远了，根本没办法说；特别是在深刻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时，又庆幸没有被他们完全毒害。于是开始觉得自己很走运的，不是一般的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