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江的秋天和东门的秋天可以说完全不同，都十月份了，整个城依旧弥漫着夏天的炽热气息，四周的石山上的灌木保持着原有的青葱，不会像东门山边的枫树、乌桕树都开始变了颜色。我那时没有什么金秋的概念，但在1976年的秋天，“金秋十月”“十月金秋”的字眼铺天盖地的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容不得有半点拒绝的意思，就如同从年初开始，无法拒绝“永垂不朽”一样。

报纸上，宣传栏里，街头巷尾，机关单位，人们都还在满怀激情的化悲痛为力量。之后母亲还带回了一本缅怀毛主席的画册，从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一直到他离开人世的照片，厚厚的一本，没事的时候我会经常翻看。开始觉得年轻时的毛主席的发型很特别，有一张中分头的照片，看上去有点像母亲她们那些革命妇女的样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那张戴红军八角帽的，而是一张亚非拉青年簇拥毛主席的照片，就是觉得这些亚非拉青年长相很奇特，毛主席和他们在一起笑得很开心。于是我也笑了起来，朦胧中似乎自己当时也在其中，虽然不知道亚非拉在哪个地方，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能够幸福的和毛主席在一起，那他们和我们一样过着新社会的生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生活。甚至他们比我们还要幸福，因为他们能和毛主席在一起，而我们，当我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躺在水晶棺里了。

转眼就到了十月一日国庆节，正如我预想的那样，班上没有提名加入红小兵的名单，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加入红小兵的盛大仪式，我认为是因为毛主席刚死，任何带有喜庆的活动必须一律取消，与此同时，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母亲没有给我准备新衣服，就是那种全新的白衬衫。

过完国庆，我和阿心阿壮两兄弟变得形影不离起来，上学我们相约在东方红大道会和，因为从我家下楼走出轻工业局院子就到东方红大道的路边，他两兄弟从家里出来绕过一个小戏台走出重工业局也到了东方红大道的路边，我在路的这边，他两兄弟在路的那边。有时是我走过他们那边，有时是他们走到我的这边，然后有说有笑的去上学。放学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班上的同学，自然的又一起有说有笑的一起回家，从学校出来沿着东方红大道回家，一直走到轻工局的门前才分手，有时是他们从我这边横过东方红大道回到重工业局，有时是我从他们那边横过东方红大道回到轻工业局。感觉着又回到了在东门时的那种快乐时光，至少在我的认知当中，毛主席的死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说到生活的影响，在这里还有一个经历不得不说，那就是1976年的7月份，在遥远的北方唐山大地震，因为从来就不知道地震为何物，就听大人们议论说唐山大地震死了很多人，因为唐山是个大城市，比金江大很多倍，所以地震让很多人被埋在了地下。后来，那几天晚上时不时有人说要地震了，有那么一天晚上迷糊中好像听到一声“地震了”的叫喊，然后外婆带着我和小妹走下楼，在轻工局小院的空地里站了一会儿，空地上早就站满人。那几天父亲母亲都出差在外，外婆的耳朵又背，还是隔壁家李伯敲打我们的窗户才把我们叫醒，外婆慢吞吞的带着我和小妹下的楼。

记得外婆一边下楼还一边“造孽哦”的说个不停，大概是认为这个造孽的地震让我们都不得好好睡觉。这还是在毛主席死之前，我们后来在老师读报的时候还知道了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唐山人民战胜了地震带来的灾害。

再回来说说国庆过后的那些日子吧。

国庆过后没几天，具体是哪一天我也不记得了。就记得有一天凌晨，大约是四、五点钟的样子，听到母亲开门的声音，我也跟着起来，出了家门，在三楼的走廊上看到一楼灯火通明。轻工局一楼本来是沿街的商店，是用于展示轻工产品的，平时很少对外开门，所以一楼亮灯那是很稀奇的一件事。

母亲回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让我跟着她下到一楼来。我是第一次进到一楼的这个大展厅，里面的灯光很亮，可以用灯光如昼来形容了。只见轻工局的革命干部都在大厅里，包括两位开美吉普的司机也在，一个叫黄司机，一个叫莫司机。大厅的地上铺满了白纸，人们紧张有序的往白纸上粘贴着大字，有的已经贴好，那些大字的内容是这样：“热烈庆祝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

这时，我看到展厅的一个长条展台上摆着两个大号的蒸笼，就是饮食店用来蒸包子馒头的铁皮大蒸笼，蒸笼里是冒着腾腾热气的、洁白如雪的包子，轻工局的那个胖子叔叔招呼我：“去，拿两个包子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至今吃过最好吃的肉包子，比后来的雪中笼中包要好吃数十倍。

我一边吃一边看着母亲带着这群革命干部贴着字，黄司机时不时回头问我知不知道王、张、江、姚是谁，我当然不知道，但既然被革命干部热烈庆祝打倒，那自然不是什么好人。

直到另外一条横幅的字贴完才知道王、张、江、姚四个人的名字，王就是王洪文，张就是张春桥、江就是江青，姚就是姚文元。这四个人嘛，我最熟悉的是王洪文，因为从年初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开始，报纸上就没少出现他的照片，特别是在九月份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还有他的特写镜头，另外三个其实在那段时间里也是频频听到他们的名字的，也是属于如雷贯耳的那种。

这时候的我已经有了震惊的意识，就好像刚刚他们还是领导我们革命的人，下一秒就成了反革命。而且是被这样大张旗鼓的打倒，说明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程度要远远大于人民厂那个杀鸡煲汤给老婆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天去学校，一路上和阿心阿壮两兄弟分享我和轻工局的革命干部一起贴横幅标语的情形，一边回味着那两个可口的肉包子。我好像是一气吃了四个肉包子，上楼拿书包的时候还给小妹带了一个，在回味的时候还有点后悔，为什么把最后那个包子给小妹了呢，留着到学校吃不是更好吗？

等到了学校才发现在革命机关单位比山坡人家的优越性有多优越，那些山坡仔居然还不知道王张江姚被打倒的事，在我们和军分区、武装部、革委大院的同学们议论打倒王张江姚的大事的时候，看着山坡仔一脸懵逼的样子，心里充满着洋洋得意。这就如同城市和农村、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优越性对比一样，在城市和新社会，你永远都能获知很多的事。

这一天，学校里也开始热闹起来，尽管还不知道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件多大的喜事，要怎样庆祝？我在那时是没办法体会的，就是觉得欢呼总比沉痛让人心情舒畅。

这一天，覃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面用彩纸剪成的三角旗，说是要在庆祝大会上用，有几个女同学还领到了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制作成的花环，就像新闻简报纪录片看到的北京小朋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欢迎世界各地革命领导人来北京访问时舞动的彩环一样，耳边不由响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这样我那几天极其期盼庆祝大会的早日召开，这样，我也可以欢欣雀跃的舞动彩旗，和北京的小朋友一样欢呼“庆祝庆祝！热烈庆祝！”。没准，我们也能上新闻简报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