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到了七五年我的记忆开始清晰起来，在大哥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之后，我感觉自己瞬间在县革委保育院大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了一样，优越感十足，毕竟在这个班级里还没有那个的哥哥姐姐是工厂里的工人。唯一例外的就是阿红的大姐，在林场插队，据说在林场种树也算是工人，跟我的大哥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一年，在保育院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很开心的，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包场看电影的活动，排着队去县革委大礼堂看，《闪闪的红星》、《小号手》、《侦察兵》、《神秘的大撸》......每一部片到现在还深深的刻在脑海里，特别是《闪闪的红星》，那时候，仿佛自己就是潘冬子，也尝试过把盐水倒在自己的衣角上、尝试着用柴刀砍麻绳、还很积极的想帮外婆用柴刀劈柴，甚至想象着去革委食堂帮老莫劈柴，然后有一天胡汉三带着还乡团来到食堂吃饭，老莫不停的给胡汉三上菜，我也端着一盘白切鸡过去，那胡汉三也是盯着我看，手里还拿着一只油光发亮的鸡腿......到了晚上。我也拿起柴刀，跟着潘冬子进了胡汉三的房间，一把火烧了胡汉三的被子，偏偏这时候我手里的柴刀怎么砍也砍不进胡汉三这个坏蛋的身子，结果就醒了过来，这不是想象，这是一场很清晰的梦。

那时候的我，认为潘冬子杀掉胡汉三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杀地主、杀国民党反动派都是应该的。

后来，老爹带我去武装部一政委家吃饭，这位人民解放军问我长大了做什么，我毫不犹豫的说要当解放军，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把他的军帽扣在我的头上，那一刻，他的形象妥妥的吴大叔的形象，这一点太真实了，走的时候，他把一个透明的小纸袋递到我手上，打开一看是一枚鲜红的五角星，现在就差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是那个敢于和胡汉三作斗争的潘冬子。这枚五角星伴随了我好多年，有时还拿出来在阿红这几个小伙伴们的面前炫耀，意思是我比他们优越，连潘冬子有的红星我也有。

关于闪闪的红星，我们还有很多的经历在现实中去比照电影里的情节，比如下大雨玉米地边上的水坑涨满水的时候，我们当真把竹排推入水中，然后唱起《小小竹排》。这让我时时念想起龙岸垌的禄马河来，认为小小竹排江中游只有在禄马河才能更好的反映出来。

过没多久，在革委食堂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建好了一排新房，新房的头头就是那个我认为是日本鬼子的炮楼的小塔，后来我是知道这个小塔是大炼钢铁时候遗留下来的小高炉，可我宁可相信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虽然塔上根本不可能容下一个人，却丝毫不影响我对消灭日本鬼子的美好想象。并且，我那时始终相信有一天我会像小兵张嘎那样把这座日本鬼子的小炮楼点着烧掉。

现实是，有一天，二哥的那帮同学又来到家里，呼啦啦的就把家里的家具都搬了出去，原来，我们又要搬家了，从八角楼搬到食堂前面的那排新房子。这排房子一共有十套三居室可住十家人。我们家分到从东向西数的第六间，也就是最中间那两套中的一间。过不久，那个小高塔被无情的拆除了，在塔的底部，还有一块块疙瘩状的铁渣子，站在上面，脚很容易被划破。

搬离八角楼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可以摆脱烂石花那种恐惧的困扰。外婆带我从地栋回来没几天，原来隔壁家的阿波哥家就搬到宜山玻璃钢厂，我对阿波哥家的不舍理由很简单，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外婆独自回龙岸，我和二哥在家，有时二哥晚上要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只能一个人在家，到了八点钟全国广播联播结束后，外面就会死一般沉静，唯一的声响就是从烂石花刮来阵阵风声。那种风声中似乎还夹杂着黄狗母的叫声，又似乎有"苗变婆"的笑声，总之会让人越想越害怕，往往这时我是会被吓哭的。而这个时候阿波哥的妈妈李姨妈会从饮食店下夜班回来，因为二哥出去的时候是把我反锁在家里，李姨妈也进不了家中，只好坐在屋外的窗口下陪着我，一直陪到我睡着或者二哥回来。现在阿波哥家要搬走了，往后的日子，万一又是我一个人在家，谁回来在窗口下陪我呢？

阿波哥家搬到宜山之后，隔壁搬来住的是李四妹家，四妹也是龙岸垌的人，我不记得她家是金街村还是龙凤村的了。我在保育院上到大班的时候她都还没得进保育院，但不妨碍她整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在烂石花边缘这个区域跑来跑去。我去保育院的时候她的哥姐和父母也都不在家，她就会过来跟着我的外婆一整天，直到我从保育院回来，再带她出去玩耍。相比于阿红，我那时觉得四妹要更可爱些，至少她不像阿红那样切列，也不会像阿红唱沙奶奶时的那种得意劲。或许是因为每天从清早去保育院的路上开始到下午从保育院回家的路上，阿红和我几乎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一起的缘故，坐在一起、吃在一起、在教室午睡也在一起，那种亲密度已经达到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就像左手跟右手一般的存在，所以觉得四妹要乖巧得多。

有时我会坐在窗口下面给四妹讲潘冬子的故事，也会给她讲头天晚上二哥给我讲的故事。

八角楼的日子是那么的美好，坐在窗口下不单单只是给四妹讲故事，在那可以等大哥从农村回来，等二哥从学校回来，等老娘从乡下回来，等老爹从五七干校回来，每一次看到他们从县革委小会议室的屋角出现时，我都可以欢快的向他们跑过去。

八角楼的日子真的很美好，虽然晚上会听到从烂石花那边刮风的声音，也会听到黄狗母的嚎叫声，但我却有了寸步不离二哥的理由，因为我害怕，不管是怕鬼还是怕黄狗母，总之到了晚上我就害怕，就得有二哥（大哥那时已经不在家）在身边才肯安心。以至于二哥和他的伙伴去打夜鸟也只好带着我一起去，这是我的那个岁月中最快乐的日子。就说打夜鸟吧，天黑的时候，飞鸟入林，二哥和他最好的伙伴国田哥就会带着我在革委院子找一些低矮的树，在树下用手电筒往上照，此时会看到树枝上站着一排排的鸟儿，那种戴帽鸟在东门又叫八蜡亏，因为屁股上有一撮红色的毛，也有叫红屁股，个头比麻雀大一倍，在电筒的强光照射下，这一排排的鸟一动不动的站在树枝上，此时二哥和国田哥举起手里的木棒横扫过去，几只鸟便会纷纷落下。如果是进玉米地的那两棵柚子树下，我就会在玉米地边的路上等候，这时我是不怕天黑的，因为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两个哥哥在柚子树下挥木棒的身影。

那些晚上，回到家，二哥会趴开地炉，用铁线串起拔了毛的八蜡亏，架在地炉上烤，烤得滋滋冒油，整个伙房都是烤鸟肉的香味。没烤完的第二天用来煮粥给我吃，八蜡亏的粥要比麻雀粥好吃的多，因为八蜡亏的肉比麻雀的厚实，而且，麻雀在那个年代还是以害虫的身份存在，吃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厌恶感，其实吃的也不少。

我无法完全的穿透起来，也没法描述有两个哥哥的人生会是是多么的完美，但我可以不停地回想着在八角楼的岁月，回想着在地栋村上的岁月，都是可以很好贯穿的。直到在家搬离八角楼去到食堂前那排新房之后，在我的意识里，有了生活会改变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