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75年，不知道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有没有结束，又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就是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将解放不久，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再一次打入冷宫。我们住的筒子楼每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我们厨房的几家人已经相处了十几年，相似的背景使得大人们成为莫逆之交。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做饭时间轻松快乐的说笑没有了，变成了小心翼翼地谈论和欲说还休的无奈，从大人忧心忡忡的眼神中，我可以嗅到一种山雨欲来的窒息感。

隔三差五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讣告，我们知道又一个老干部因病离世了。1976年元旦刚过，收音机里又一次响起了沉痛的声音。前面一长串的头衔预示着逝者的重要地位，接着听下去，是周恩来离开了人世。在北方夜晚刺骨的严寒中，人们聚在小学的操场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唯一的一台9寸电视，就是为了看到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老师课堂上给我们讲周总理的故事，经常是开口不久已是泪流满面。这一切让我体会到周总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随后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更是使得人人自危。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据后来政府人员估计，最多时约有200万人。人们隐讳地攻击张春桥、江青等领导，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有人表示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封锁天安门广场。民警双方冲突升级，并互相都有受伤。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驱散，38人被捕。此后，我们所在的大学也开始追查抄写和藏匿天安门诗抄的人。我们同一厨房的赵阿姨成了被调查对象，她因为和一个同事说她读了诗词觉的很受感动而被同事揭发。

接着朱德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可以看到父母们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1976年在阴历上属于闰年，而且是闰八月。于是人们开始议论闰八月不吉利，不知还有什么厄运会降临。

暑假结束不久的一个下午，清楚地记得我正和几个小孩在外面玩， 广播突然响了起来。我们根据沉痛的声音知道又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辞世了。随着一个又一个头衔，我们很快知道是谁走了。没有人敢说话，相互交换着诧异的眼神，经验告诉我们还是少惹事，我们立即解散回家了。后来听说有听到广播当场晕倒的。

第二天去上学，没进教室就听到里面哭声一片。我走到座位后赶紧趴在桌子上，想尽办法让自己哭出来。那天轮到我们班劳动，为大学里在建的综合实验楼搬砖。开始大家都表现出很沉痛的样子，可我们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小孩，没多久就忘了那一茬，一边搬着着砖头一边又唱又叫了。太不像话了！你们对毛主席的感情在哪里！校领导的断喝惊醒了我们，大家赶忙回复到悲痛中去。我弟弟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成年后我们聊起这一段，弟弟说他为了装哭把唾沫抹在脸上。

那一年的秋天奇冷而且连续下雨，竟然冷到要穿毛衣毛裤的地步。我们高年级的学生需要步行到几站路外的和平门去参加追悼会，我弟弟因为年纪小幸运点，只用在校园里开会。为了显示全民哀悼，每个单位都有参加追悼会的硬性指标，我们附属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被用来充数了。妈妈为了让我们少淋点雨，用塑料薄膜做成衣裤，套在毛衣毛裤外面，然后再按要求穿上白衬衣蓝裤子。会议期间一直大雨倾盆，上厕所时发现里面都是瑟瑟发抖躲雨的人。不时有人倒下被送到会场的临时救护站，不是因为悲痛过度而是因为冻坏了。大会结束后我的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回家换下湿透的衣裳，跑回家后发现弟弟已经钻在被窝里了。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和一个同学放学后结伴回家。路过大学的行政大楼时发现很多工农兵大学生正在贴标语，一看内容居然是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出声。回家后问了爸妈，才知道事情属实，而且是一件大好事。记得老师给我们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北京的百姓争相在金秋十月买螃蟹，还专门要三公一母，隐含的意义是把四人帮千刀万剐。

不久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高考。因我的父母在高校工作，家里的很多亲戚请他们帮助下乡或者工作的子女找复习资料和填报志愿，但最终大部分孩子名落孙山，可见竞争之激烈。那时我刚刚开始上中学，心里明白不用读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完全要靠自己，自然而然地开始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