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几日的一篇博文《地毯、生鱼、那碗药》里面提及一个老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齐玉文，本文就专门讲他家的故事。

在一个主要是有同一个姓氏组成的村落，往往有一种现象，就是辈分最大的人家往往是最穷的，而且穷人家光棍儿多。

这是为什么？

试想想，一个大家庭有好几个儿子，而很可能最小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时候父母已经年迈甚至早逝了，其受教育程度就差一些。有哥有嫂子的情况下，这个小儿子就可能处于劣势，财产就可能分的少。至于其婚姻，就有了适龄婚娶的可能之外的另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到了很大年龄才说上媳妇儿，而且媳妇也不是太出其类拔其萃的媳妇儿。娶媳妇晚，当然生孩子就更晚了。还有就是那说不上媳妇的，非但没有儿子，把个孙子也给耽误啦。

如此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穷辈分越大、越辈分大越穷。

我们村齐玉文家是我姥爷家的同宗，其比我姥爷还小好多岁，可是我姥爷却要喊他为太爷（great-grand-uncle），当然喽，那时候他还活着的妈和他的堂婶的辈分就更大了。

我们那里，有一句吵架骂人的损话叫“cao你八辈儿五”、一句赌咒人的损话叫“你八辈儿五也没好儿”。这是因为满清入关后一共是有十个皇帝坐龙庭，可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是同一个辈分，而宣统皇帝只是个儿皇帝，坐龙床统共才三年，算半辈，整个算起来就是八辈五（北京人叫八辈半吧？）。在明末我们那里是后金/满清入侵的重灾区、也是顺治爷金銮殿登基后满人跑马圈地的受害者，受着旗人（包括汉旗）和“旗奴”的双重气。所以大清亡了以后还恨着满清的汉民就有了八辈五的骂法。

有一天，一个年龄和我爷爷姥爷差不多，辈分和我一样的庄里人和另一个相同年龄段但是辈分和齐玉文一样的庄里人吵起来了。那个辈分大的就习惯性地骂了一句“我cao你八辈儿五祖宗”，当即齐玉文那有其子必有其母的泼妇妈就不干了、就爆发了、就加入了骂战，说“你骂谁都中，可你咋能骂我那死了二百多年的哥跟嫂子？”。这成了庄里当晚新闻联播的重点节目。

齐玉文在家里排行在三，其二哥到邻村去当了上门女婿。他的一个叔叔40多岁才娶上一个寡妇，50多岁有了最后一个儿子取名老闯，意思是他自己岁数大了老儿子要靠自己闯荡世界了。他还有另外两个叔叔是一生未娶上媳妇的老光棍。他们一家，是村里面唯一只有厢房没有正房的人家，直到我开始记事的小时候。

而我姥爷家自明朝永乐年间起就是他们那一宗的长门长房长孙，富足滋润的日子过了600多年。

齐玉文小时候是有名的坏孩子，打瞎子骂哑巴的坏事肯定是干过不少，欺负同学更是常有的事儿。有一天一个寻常一直被他欺负的高姓同学稍有不从，这下麻烦可大了。课后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去找教书先生阎卓斌阎老夫子，“高景明他欺负我，他喊我爹的外号‘二老浑’，呜呜”。阎老夫子勃然大怒，把高景明喊过来，狠狠地在他手心里拍了几戒尺。放学时齐玉文还截住高景明说，“往后不听话，我不收拾你，让先生收拾你”。他为了借刀杀人以立威，不惜自己叫着自己亲爹的外号。这是我爷爷我姥爷自他从小就看不上他的地方。

后来，这个穷人家的坏小子齐玉文机缘巧合地也有了出息，在民国时期也当了个什么官儿，是在山东，而且娶了一个山东媳妇。

60年代，我们村被遣送回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三个，一个老特务、一个老汉奸、一个国民党（实际上是农工民主党），他们仨分别娶回来两个山东媳妇和南京媳妇。小时候的按辈分我分别叫她们三太太、大奶奶、二奶奶。

老特务、高辈分的齐玉文的老婆就是三太太了。2006年我去南京看老汉奸，他那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的二女儿说齐玉文的老婆那还是一个县太爷家的千金呢。当时我可是没有看得出来，我倒是觉得老汉奸的那个叛徒老婆，一看就是南京当地的大家千金。

小时候的我没有看出来齐玉文老婆是县太爷千金，我只知道她是老特务的臭老婆，说着一口与我们家乡话不一样的山东“侉”话。

齐玉文一家原来是在济南工作的，但文革前就被下放回家乡的。

齐玉文夫妇无所出，抱养了一儿一女。那个小儿子，是济南她妹妹家的儿子，他小时候得了重病住院，是齐玉文夫妇出资治好了的。她妹妹家孩子多生活困难，齐玉文夫妇就势连讹带诱地把姨妹家的儿子变成了他们俩的儿子，取名小刚子。这倒好，小刚子不久以后就随他们成了乡下人。

齐玉文夫妇还有一个养女，应该也是来自山东某地，取名小娟。

我小时候觉得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要是那家孩子是要的（保养的）我们都知道可是就是抱养的孩子他们自己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

小刚子应该比我大4岁，小娟比我大7、8岁的样子。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完全说着一口当地家乡话。

小娟和我有这么一次接触。一天八九岁的我在学骑自行车，自行车链子掉了，我就把车子停下来安链子，就在村边上的他们家门口附近。小娟见我忙活了半天也装不上就过来帮我装上了。那时候的乡下小孩子我是不会说谢谢的，但我注意到她那雪白娇嫩的手指被弄上了黑色的机油，粉白的脸上也被初夏的太阳晒出了细小的汗珠。我还是很过意不去的。估计，当时我的眼光中应该是有着谢意和歉意的吧。我好像什么也没有说，没法叫她的名字，毕竟她比我大七八岁，也没法按辈分叫她姑太太。她毕竟只是一个半大姑娘，而且是要（抱养）来的，不是和我一个老祖宗。我小孩子家当时也很纠结呀！

她那个弟弟小刚子，不太像一个有出息的，他净和我们这些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们玩。

我八岁那年的正月，我们几个正在村头玩着就下起了小雪，我们几个小孩子就随小刚子进了他们家屋门，就见到他妈正在包饺子，正月里的饺子当然是用有肉的馅儿包的啦，只不过是胡萝卜葱花肉馅的。这是我第一次见人用胡萝卜馅儿包饺子，少见多怪的我还想“胡萝卜甜啦八几的，做饺子多难吃”。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胡萝卜馅饺子，但是从来没有吃过。在他们家饺子上锅蒸之前我就离开了，因为家里面有嘱咐，人家要吃饭的时候不能还在人家家里。

我还注意到，在他们家东屋（卧室）的东墙上贴着一副很旧的画，画的是立体的山景图，画下面标注是泰山。泰山这两个字我认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我已学过。

再其他的，和他们家就接触不多了。

我爷爷对村里的那十来个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多有同情，但是我爷爷不愿搭理这个齐玉文，说他过去不是个东西，现在还长着一张臭嘴。

当时的我不太明白什么是长着一张臭嘴，但等我长大了的时候真的是领教了他的臭嘴。

81年考完大学十几天后我在村东头遇见了齐玉文。他辈分太大了，我只是含糊地叫他一声“太爷”。齐玉文带着一副冰冷的脸用冰冷的口气问我“考上大学了没有？”。我回答“分数还没有下来呢”。向北走着的我听得身后的齐玉文还在说着“大学那么好考？哼”。

我心里话，“你呀，真是文革挨的揍还不够”。实际情况是我那时候已经对过了标准答案，粗估出来考了460分（实际上考出了465分，我够有自知之明的吧？那一年清华大学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是470多分）。

其实，对我们那里人来说，只要是有口饱饭吃、有高考的机会，考上个大学真的不是个事儿。以我家为中心，以1.0公里为半径，在1949～1966年考上现在的985/211大学的也不下20个人；若以2.0公里为半径，1920～1966年考上清华北大（燕大）的也有五六个；若以5.0公里为半径，1955年首批一百多个自然科学界的学部委员（院士）里面就有两个；若以10.0公里为半径，执政党的创始人就有一个；若以20.0公里为半径，火药奖获得者（朱棣文）的姥爷有一枚。

82年初第一个寒假，我买回来很多爆竹烟火，年三十晚上在街上放着。过去只见过鞭炮和二踢脚的乡亲们很为那闪光雷所震撼。看完了有种无量的烟火，大家伙儿余兴未尽地散去的时候，老特务又放话了，“十几块钱，没了，就听个响儿，哼”。

所以，几十年后，当老汉奸的女儿对我说老特务的老婆是县太爷千金时，我真的是一下子不相信啊。老特务这也不是从山东人那里学过来的倔呀？

1976年初夏大队部那场例行的对戴帽不戴帽的五类分子的批斗会上，当大队（现在的行政村）民兵连长手里面那根手指头粗的鲜杨木鞭子pia-pia地抽在他后脖梗子上时，12岁的我还是对齐玉文很有同情的。

真正让齐玉文家出名的是这样一件事。

齐玉文夫妇俩，对小娟儿和小刚子并不好。据说是老两口吃饺子却让俩孩子吃玉米面饼子；孩子若是犯了错，还要打完了以后在地上跪上几小时。俩孩子被这样对待以后曾相互问过“咱们是亲爹亲妈吗？”。

他们俩若是自己这样问问也就算了。小娟儿居然去问过了老汉奸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可是未来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后的妈妈。那时候老汉奸的女儿和老特务的女儿也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吧。这个在南京出生长大69年初被下放回老家的老汉奸小女儿，当即告诉小娟儿：你就是后爹后妈，你是抱养的。她给小娟出主意，让小娟儿去公社告发老特务夫妇虐待他们。

公社cao（发三声还是四声随你）书记是这样处理的：

小娟儿，从此完全与齐玉文家脱离关系，改名叫党育红，到公社当电话接线员。党育红这个名字的含义，你是知道的，我就不再解释了。

的确有姓党的。那时候我正在看我爸爸拿回来的《水浒全传》，去剿一百单八将聚义后的水泊梁山的高太尉有俩部下不就是叫党世英党世雄？

1975年晚秋我在公社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见过党育红，因为没有农民正经历的风吹日晒，她更显得白净了。后来，她作为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去河北农大上了大学，这多让我们那里的同龄人羡慕哇？！

老特务齐玉文两口子这下儿就更倒了霉了！

小娟儿搬出去到公社去当接线员的那一天傍晚，老特务齐玉文就被五花大绑起来了。记得他是被放在大队部冬天做粉条的厂房里。外面天开始暗下来了，里面更看不清楚，只看见他是绑着坐着，至于是否是绑在柱子或桌子上面就记不起来了。记得老特务满脸的胡茬子，两只大而难看的眼睛还在不停地眨巴着，外面一群大人和小孩子趴着窗户门上的玻璃向里面张望着。记得上一次这样的场景发生是在197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邻村的一个偷庄稼地里青玉米的终于被我们庄“看青的”抓住了。他也是被关在里面，社员傻刘宝全（文革乡间纪事之八中的主角）还从家里拿来两块红薯从窗户递给他，对大伙儿说这个贼是他的亲表弟。

又过几天，我在傍晚收工的社员群中看到了齐玉文，老特务脸上都是被打过的血迹和伤痕，不知道这是在公社大院里打的还是在我们庄大队部打的。如果是在公社打的，老特务挨打时喊过没有？不知道小娟儿、哦是党育红、是否听到了他养父挨打时的惨叫声。

再过了几天，我到大队部去玩，见到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在横眉立目地审讯着齐玉文的老婆，只见一个面目尚清秀的年轻人（气质上一看就不是个当官儿的）拍着桌子瞪着眼睛在说着，“你把棉花绑在肚子前头，装有了孩子”。老特务老婆倒是不紧不慢地回应说，“我啥时候把棉花放在肚子上装怀了孩子”。这都什么呀，这种话一个大小伙子也好意思说出口？我对此话题不感兴趣就出去了。

那个小刚子，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也被亲生父母唤到济南和父母兄弟姐妹团聚去了。十几天后小刚子回到庄里的家，一进门，他的亲姨兼养母说了一句“我儿子可回来了”。二不乎乎的小刚子来了一句“管你叫啥妈？”，娘俩就吵了起来，这些正好都被我看见。

也可能是心灰意冷了吧，齐玉文老两口把三间新盖的正房带大院子都买了，搬到了一个东西向只有一间半正房南北向与人家共享的半截院子去住了。

76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的大喇叭里想起来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77年的春节，大队书记决定说今年过年扫街就由团员来做吧，就别让那帮戴帽分子来做了。

后来落实政策，老汉奸一家回南京了，老特务一家还是在庄里生活，他们好像是拿到了一笔补偿。

小娟，后来的党育红，在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带着男朋友带着礼物专门回来看了齐玉文夫妇，赔了礼还给了一些钱。

后来我见到这个三太太跟我姥姥聊天时说，“孩子年轻，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小刚子，还是在我们庄继续生活下去，娶亲生子，一直把养父养母养老送终后回到济南父母那里去了。

这些人物都早已淡出我的视野。只不过，当年我在国内读书时谈过一个女朋友，这个父母为南方人但是在北方长大的高挑漂亮的女才子当时就叫x育红，当年也曾谈婚论嫁但是最后还是有缘无分。现在，她已经是中国南方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的经济学教授xyz了。

真心真意地祝愿那些现用名和曾用名为育红的人都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