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我奶奶回自己娘家住几天。她老人家闲来无事就和街坊邻居在街上聊天。这时从村西往东过来一个骑车的年轻人，见了我奶奶立刻抬腿下车恭恭敬敬地问候了一声“大婶回妈家了？”。

我奶也回了一声，“你这是放假了，好义？”。

年轻人嗯呐了一声继续骑车东去。

这把那些聊天的姑娘媳妇大婶大妈大奶们都看呆了，有人赶紧问我奶，“这个人是你啥人呀，咋长这么俊哪？”。我奶说，“这是我们庄里的一个同姓的侄子，在外头教书”。

这个帅哥叫好义，是我们村解放前的首富的长房长子长孙，是前文《文革乡间纪事之四》中抹脖子的好德的二代堂哥（second cousin）。当然了，临解放时有首富头衔的就都是些土财主了，一般家里有个二三百亩地雇些个长工就了不起了（现在我们村人均1.5亩左右）。这些首富可是比不上前清同光时期的大财主。像我爷爷的太爷爷（曾祖父）那一辈时，家里有830亩地。那时候像我家祖上这样“先前阔过”的财主，都是在东北做买卖发的财。而自张大帅得势尤其是自“满洲国”“康德”年起，关内人就失去了在东北关外做买卖发财的机会，只能靠在家乡“土里刨食”了，儿孙后代若不善农事、再抽个大烟、扎个吗啡啥的，也就走上了连年“去地”的不归路，最后就成了穷的就剩下房子的“破大家”了。当时最识时务的就是那些舍财卖地供儿孙读书的老财迷们，比如我爷的太爷、我姥爷的爷、我姥姥的爹。不过呢，那些刻薄起家善于经营的纯牌农民倒是有了发财机会，比如我一个远房三大伯家、我二姑的婆家、还有好义的祖辈。当然，土改时这些发了没有十几年甚至才几年财的暴发户就都成了地主富农，大部分地被分给贫下中农、房产的一半或或更多也被分给贫下中农特别是烈军属和复员军人，浮财也基本上被没收，文革时还要游街撅屁股猫腰挨批斗。虽然好义家是土财主，家里舍不得让他去上北京汇文中学、北京四中、天津南开中学这些著名学校，但也供他上了个师范，在48年临解放时他已经是小学教师了。

好义，的确是长得非常帅，一米七八的标准个头，略显清瘦，眼神清澈和善，嘴角总是带着笑意，腰板笔直长颈挺拔，穿皮鞋戴手表，白净光滑的长形脸上戴着一副浅色眼镜，显得潇洒干练，整个人让人看起来是那么的精神。

当然喽，什么外在优点都俱全的人定遭人嫉，文革期间受人诬陷，差点儿屈打成招就算不枪毙也要蹲监牢狱，幸亏最后有正义人士出面仗义执言才让他得以幸免。

按我爷爷的讲法，好义那张嘴不值钱。在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好义马上就快憋不住了，跃跃欲试就要在大会上发言提意见了。可愣是让同样是教师而参会的我爷爷用眼睛狠狠地瞪了好几分钟，他不知道是咋回事，但心里面有些发毛，这言就没有发成。当然，他这右派也就没有当成。

58年大跃进时，村里要征我们家的大院落用来开食堂，把一家七口人赶到一个小门小户人家的西半截去住。不搬？不行的。村干部公社干部说了：搬了，给你们家40块钱的补偿。不搬，按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处理。我奶说那我们还是搬吧。文革后我爷爷半开玩笑半后悔地说，当时要是划成右派，怎么着现在得下来（补偿）5000多块钱。我爸赶紧说：爹你老可别这样想，你老要是当了右派，我的师范念不了、二弟的高中读不成，我们哥儿仨连媳妇都说不上，你老还得去挨批斗，……。

好义比我父亲大9岁，但是就是显得年轻。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好义还在我们小学当老师。他是高年级（初中班）的体育教师。这没错，虽然后来1978、1979年的时候他在社中当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社中是文革后期的特殊现象，那时候我们县每个公社都有高中班，但总共就办了两届，一共考上了五六个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无论冬夏，好义都穿着一身运动装，看起来比周围人抗冻很多、也精神得多。记得一次校运动会上，长胳膊长腿长脖子长脑瓜的好义的跑步动作夸张而快速，让其他老师自叹不如。好义拿大顶、练单杠，都能让老师们和学生们爆发出一阵阵喝彩。

我小的时候，总有两个名词分不太清楚，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动物园”。我妈妈给我们讲小动物的故事的时候应该是讲的是动物园；而早晨让我起床的时候讲的是运动员，说运动员这时候早都出去跑步锻炼了。

自从看了好义的跑步、拿大顶、练单杠，七八岁的我就认为他既是动物园也是运动员。您可别和我讲逻辑，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屁也不懂的小屁孩。

好义，人如其名，是一个急公好义之人。

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好，一年只能挣600～1000个工分，价值12～35元人民币/年，我们家可是穷得很。每年都要向生产队倒找200元左右。一次因为未能及时交上粮款，小队会计来家里威胁我妈说要给我们家“卖周转”，就是说以后生产队不再分给我们家新鲜粮食，我们家如果要吃粮，就必须拿现金去公社粮站去买陈粮。急得憋的团团转的我爸最后还得是走入好义家大门。

好义两口子每次都是非常爽快地借给我爸钱，20元、30元，有时候甚至50元。前几年我去看望好义大伯、桂芝大妈（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桂芝大妈还说“你爸每次来借钱时那个不好意思啊，可是借了以后都是按当时说的那天前还给你大伯”。可是，即使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句老话放在那里，还有另一句老话叫“帮急不帮穷”。

我一直感激着好义大伯桂芝大妈！

好义的父亲叫正雨，在解放前那是个潇洒人物。正雨在解放时划为地主，但是一直到文革也没有挨过什么整。相对而言，正雨比较洁身自好、比较聪明、比较精明、比较奸。比如说，在生产队干活时，他基本上是沉默寡言的，也不会占小便宜干像偷着往兜里装个玉米拿回家这样的事儿。在这一点上，我爷爷一直比较欣赏佩服他。

文革一运动起来，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就都倒了霉，都要撅屁股猫腰挨批斗。正雨是我们庄10个戴着帽的黑五类分子，自然是阵阵落不下的穆桂英了。

1976年的春天，公社派下来一个叫刘培夫的团委书记到我们庄蹲点。培夫书记讲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村里不久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天晚上把全村二十多个五类分子不管是摘帽的戴帽的、男的女的、壮的病的，都统统的揪到台子上逐个批斗。记得他唯一赦免了让回家的是我姥爷的八堂叔，他老人家实在是看起来太弱了，仿佛一阵微风过来就能把他吹倒似的。

那天晚上批斗会，每一个黑五类都狠狠地挨了民兵连长几鞭子，鞭子就是现用镰刀从苗圃里割回来的、一手指头粗的杨树苗，我记得老特务齐玉文后脖梗子都被打出血来了。批斗会结束时培夫书记做出决定：每天早晨上工前都要有戴帽分子游街，他们都要自己拿好锣和镲，两个人一组，站在街头一边敲锣打镲一边要揭发批判自己。

记得第一天排班的是云清夫妇。云清是军校毕业的，在南京给汪精卫当过什么少将警卫旅长什么的，还把一个要判刑的、年轻貌美的南京当地人、女共产党员弄成了他的小老婆。文革中这个小老婆和云清及三个小儿女就被发配回原籍劳动。

那天是云清打镲，小老婆敲锣，然后就有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云清先讲一段，然后是他小老婆讲。这位小大奶奶（我和妹妹对她的戏称）说着浓重的南京话，我们也听不懂多少。我只记得她叨叨着她原来对她的婆婆（军属，因为云清的妹妹是大尉级军人，在北京301医院工作，是高干夫人）很好，后来又不好了。

第二天，是云清的亲弟弟知果和特务分子玉文接着游街。这个知果是唐山市在改开之前的唯一民主党派成员，而且是在解放前就加入的。但是在我爷爷和我姥爷眼里，他是一个没有什么骨气的人，他比他的大哥云清，以及四人帮粉碎以后受牵连也被发配回老家有半年的妹妹相比，知果可是差远了。知果一个60来岁的人，跟我们一群孩子诚惶诚恐地数落着自己。

那第三天早晨下着小雨，这天轮到正雨和我的三堂伯两个地主结伴游街。我们一群吃完饭要去上学的孩子们已经围在哪里。只听得嘡嘡嘡三声锣响，正雨就开始讲了，“我叫齐正雨，今年67岁，我是个地主分子，解放前哪自己不劳动，雇活让长工干活。我自个儿吃香的喝辣的，就是舍不得给长工吃好的，……”。

小雨中的正雨正在村东头说着呢，他的大儿子好义穿着塑料雨衣推着自行车就要去学校上班。一看到他爹在雨中敲着锣正自我批判呢，这个好义一下子就火儿上来了，就鼻子不鼻子脸子不脸子地说，“净整这些用不着的（没用的），净整这些形式主义。这是抓革命促生产吗？”。

正雨赶紧喝住他，“这有你啥相干，上你的班儿去”。好义一个潇洒动作上车，气鼓鼓的上班去了，去公社所在的那个村子的小学。我们呢，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第二节课的时候，校革委会主任走进教室，让我们这些学生揭发好义在我们小学当老师时有什么反动言行。

老师同学们就绞尽脑汁的想，最后有这么几条：宣传锦标主义，鼓吹功利思想，污蔑毛主席的革命体育路线，污蔑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

当天晚上，在四天前开批判会的我们大队部前广场，又开始了对好义的批评与教育。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好义毕竟只是地富子女，不是地富，所以那天批斗的时候，只是让好义站在台上的一角，并不需要撅屁股猫腰低头认罪。当然喽，这时候的好义就不能玩潇洒了，只能是在哪里低着头尴尬地站着。老正雨在台上的另一角”陪绑“，他腰板本来就不直溜，我也不知道他那算低头认罪还是就那样正常地弯着。

大队书记先来个开场白，然后团委书记上台揭发好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讲吃讲穿、和原来的老婆打离婚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桂芝大妈比好义小4岁，是我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她娘家成分也不好，据我爷爷说她舅舅土改时是让铡刀给铡了的。那时候活埋、刀铡很普遍，为了节省子弹）。说到这里，好义桂芝的大儿子大伟、我的玩伴、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有可能那时候大伟还不知道他爸爸原来结过婚、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吧？

当然喽，这种儿女看到父母挨批斗而受不了当场哭出来的事情，我至少见过三次。我的同班同学世民、艳霞都哭过。记得艳霞本来是到生产队部叫她爸回家吃饭，结果看到的是她爸在前头撅着屁股挨批斗。她哭着经过我们家后门口的时候，我爷爷沉默了一会，一字一顿的说了一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批斗会继续进行。

下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小学革委会主任，他拿着几张纸条子而不是整页纸的批判稿，把那些锦标主义、成名成家、庄则栋什么的又讲了一遍。

紧接着是培夫书记上台做总结发言，他发言过后还要求好义说他受批评教育以后的感受。

记得好义拿着一种似认真又做戏、既像哭又像笑的表情，用文绉绉的以至于我记不住的话语慢声慢语地做了自我批评。

培夫书记还意犹未尽，又把老地主正雨换成主角，让干部群众继续批判他。

有个中年人站起来批判他，说他在土改时语带威胁地对分到他家的耕地的刘太峰说，“太峰，咱俩是好哥们，这地我种着好，你种着也好”。然后就有些冷场了，培夫书记就鼓励大家发言，要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要狠狠批斗反动地主分子。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齐正雨，前几天大伙儿一块儿耪地，我们几个聊天说到计划生育，说到节育手术。你说‘那不跟劁猪似的？’，你老实交代，你说过没有？”。正雨抬起头来慢声慢语地说，“你们说到用手术刀在男的下头la个口子，我是说过那不跟劁猪似的”。估计，这时候好义心里面这个后悔呀！

这下可完了，培夫书记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不到一周的一天，在全公社社员数千人都要给记工分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齐正雨被五花大绑，被两个英姿飒爽的武装基干民兵压着，被狠狠地批斗一番。代表我们大队（我们庄）发言的是美丽的团委书记，当她说到“像劁猪似的”，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正雨的儿子好义，全公社都知道的大帅哥儿，作为“陪绑”的，一直要在高台上的一角讪讪地站着。老正雨被两个背着三八大杆枪的基干民兵拎着胳膊压着，我还是在想他那样腰已经那么弯了还需要往下压吗？台下的男女社员都是带着酱篷篓型的草编帽子，两个基干民兵和老地主正雨、好义可是晒得汗珠子直往地上滴答。突然间，老地主直倒了下去，而且是倒了个四脚朝天，这可不是有人踹他。当然，是他真的是支持不住了，两个民兵疏忽懈怠了，还是老地主故意的用这种形式休息一下，就不得而知了。当时，台下一阵哄哄声。土改时，要镇压反革命时，村干部、村民主要是那些革干军属们，还是敢于去“做保”的，先不让杀。我姥爷、我姥爷的七奶奶经常干这种作保的事情。但是，文革中，是没有人有这种作保的胆量的。这时候主持批判大会的公社副书记方xx喇叭里高声大喝，“齐正雨你不老实，……”。

不到十天时间，先是正雨例行批斗、再是正雨例行游街、然后好义出场冒臭话、当天晚上在大队部父子分别先后为主角和配角同台挨斗、再过几天正雨五花大绑在全公社社员大会上批斗、好义陪斗。

这些，都被一天吃着八两毛粮、清肠挂肚、12岁的我看着眼里记在心里。当时的我不好好读书，净跟着看这些没用的热闹。

十多年前我回国时，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直慷慨借给我爸钱的好义大伯，就拎着一些营养品去看他和桂芝大妈。等我一进他们家们，我第一眼看到的不就是那个老地主正雨吗？我一时都没有缓过神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儿子老了像爹、闺女老了像妈”那句话是对的。

今年清明节回家，和我母亲闲聊时又谈及好义大伯。我妈说，“你好义大伯大妈今年评上精神文明奖了，老两口每个月有一万三的收入，花都花不完，都壮壮的”。

好义大伯年近90，桂芝大妈也85岁了。但愿他们继续充分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好生活，也像在全公社批斗大会上发言批斗他爹的那个我们村女团委书记的爹妈那样，一个现年98、一个现年96，还都活得杠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