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伏萝卜、二伏菜、等到三伏种荞麦。

这是我故乡的农谚，讲的是节气，讲的是时令，讲的是农耕劳作。

今年特殊，伏天居然有40天，但是今天应该算是三伏天了，因为前天已经立秋。另一农谚讲的是“立秋十天难过河”，就是说天不久要冷下来了，空气相对湿度就要下降了，日温差就要大了。

现在的城里人，包括新进城的人，几乎不知道应该按节气吃什么了。一般是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瓜果蔬菜新下来吃什么，也有的是什么便宜吃什么。

作为一个生物工程学者、环保主义者和化学工程师，我认为应该是什么瓜果蔬菜当季吃什么。

当季意味着便宜，当季意味着供应量足，当季意味着营养充分。那些赶时髦吃贵的、吃刚刚上市品种的瓜果蔬菜的，与那些忍住口水，晚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后买同样品种同样量的瓜果蔬菜的人或家庭相比，一年作为一个周期下来，您与他人唯一的区别就是您家的菜金比别人多出来了20～50%。

您可以说，我有钱我馋我愿意，再说了，这点儿菜金占我家收入的比例才多少？

但是，那个营养呢？这个您得考虑了吧？

不应季的蔬菜瓜果，就可能是温室大棚里生产的。尽管美国温室蔬菜比例不像中国大陆那么普遍，但是在冬季也是有的。我过去申请美国农业部项目时了解到过，应该有20～30%的冬季蔬菜是温室生产的，尽管绝大多数水果是自然状态下生产的（毕竟美国有拉丁美洲作后院）。

温室蔬菜的特点是营养不全，当然口感也不好。

这与温室内土壤已经贫瘠化、微量元素缺乏有关，最最重要的是温室中缺少正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适宜的二氧化碳浓度可是植物生长必须的。这差不多是温室经济的最重要控制因素。

所以，中国国内不应季生产的草莓、樱桃、桃子、西瓜、甜瓜、甚至桑椹和香椿芽，根本就不是原来的味儿。真的是吃一回后悔一次。更严重的问题是到了草莓、甜瓜正常上市的季节，市场上倒见不到这些瓜果了。这真是小姐把辈分弄乱了，大棚把节气弄乱了。

这头伏种的萝卜，就是北方冬天吃的大萝卜，这二伏中的菜，就是冬天吃的大白菜。萝卜白菜种早了不行，也没有必要先把田地占上。但是如果种晚了，萝卜长不大，白菜不长心儿。没有心儿的白菜只能做霉干菜用了。

至于这三伏种荞麦，实际上是无奈之举。

据家里老人讲，过去在我们那里，地处滦河三角州的平原地带，最多的一年滦河发七次大水。所谓的发大水，就是洪水溢出河槽，流入田地淹没庄稼再进入村庄。如果滦河只是部分淹没庄稼，那叫发小水。

如果庄稼被水连续浸没几天就死掉了，这就是所谓的颗粒无收。那怎么办？如果淹没的田地在三伏天前露出来，就可以在没有庄稼也没有野菜野草的土地上种上荞麦，收多少算多少，听天由命。如果是三伏以后发大水，那就是老天爷不给人活路了。

荞麦产量极低，所以农民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来种。您如果说荞麦营养好、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纤维素、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最最重要的是还含有丰富的亚麻酸，这可是比深海鱼油还好的营养品，那请您原谅，那时候科学不发达，老农民不知道这些。老农民就知道荞麦的产量还不到玉米高粱的产量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我的故乡，自从我出生，就没有发过大水，连溢出河槽的水都没有见过。邪恶的我小人家一盼地震，二盼发水。唐山大地震让我过了瘾，可是看发大水的瘾从来没有满足过。据说62年那场大水，我们家炕已经淹没，大水马上就要没窗户台了，叔叔姑姑们都上了房顶，爷爷奶奶在窗台上坐了三天三宿，一天晚上我奶奶一打盹儿，就掉到烂掉的炕泥里面去了，我爷爷一通乱捞才把我奶奶救上来。可是62年我还没有出生，爸爸妈妈还分别在秦皇岛、石家庄读书呢。

所以，荞麦对我一直是一个传说。

我第一次和荞麦相遇是一个偶然。

我私自溜出家院去到野地里撒野的玩是在我四周岁多一点儿的那个初秋。一天中午，劳累一上午的“公社社员们”尚在午休，用高粱米粥填饱肚子的我、二舅家比我大一岁的表姐、比我小一岁的表妹，三个人出了村西头，沿着十分不宽敞的、仅仅够一辆牛车通过的田间小路向西走去，据说路的尽头就是一条河了。一路上我们仨让两米多高的玉米、三米来高的高粱，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压抑的透不过气来。突然间，眼前透亮了，只见路的两侧长着那么多的萝卜和白菜。我们仨，一看有这么一大片绿绿的、比我们矮的菜地，就忍不住跑了进去。忍不住用手摸还不算很大的萝卜，再从白菜里面掏出来一把把白菜心吃。

绿油油的白菜地太可爱了。我就趴在白菜地里面，再爬着走，表姐就找不见我了，急得表妹使劲喊我。

在地上趴着的时候，我发现一种野草，就像一个微型的小树，针叶的小树，完美的绿颜色小树，它肯定不是扫帚菜（地肤），不是猪毛菜，也不是沙蓬或碱蓬。我叫不上它的名字，到现在也不知道它的名字，记得它在晚秋结籽时仍然不高。

所以，我就站起身来，用两眼四处寻找这种小草（应该算是一种野菜），用右手去拔，然后放在左手里握成一把。表妹也学着我的样子到处找这种小草。其实这种小草并不多，我们期望着的寻找着，慢慢地，离原来的路就很远了。

正在我们有些失落地寻找时，抬头向前面一望，怎么地里面没有庄稼了？怎么全是草了？再走近一看，有一种草，不到半尺高，叶子绿油油的，开着一种白色小花煞是好看。

有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草啊！我们跑了过去，忍不住用手拔起这种草来。后来干脆把原来手里面那种小草随手扔掉，两只手用劲拔起来这种草。每个人一声不响的拔了很多。然后抱着一大抱“草”跟随着表姐向外走，我和表妹差不多迷路了，走到原来那条路上，根本辩不出来北西南东来了。我和表妹正在等着表姐拿主意，就见我们村社员们三五成群走过来，我们村南的王葛庄一些不认识的社员们也走过来，我们就知道了，这是社员歇晌后上班了，我们认识的社员们出发的方向就是我们村子，我们就每个人抱着一大抱草向东走。那一抱草太大了，把我们的小脸都差不多挡住了，我们和社员们擦身而过时，总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象是社员们有的嘴上、至少心里面在说“这是谁家的熊孩子，啥都敢抱回家”。好在走了二三百米就到了村头，村子里静悄悄。当我们把胜利果实给姥姥看时，姥姥说“你们把队里的荞麦拔了，没人说你们？”“荞麦是庄稼，以后不许拔”。

我们就真的有些后怕了。可是这个“荞麦”它是庄稼？你看它个儿那么矮，茎枝那样的细嫩，还开那么小朵的花，这哪像是庄稼？我那么小就知道菠菜了，还能够根据它们的花儿分辨出来公菠菜和母菠菜来，菠菜是蔬菜，这个荞麦算是啥？

现在忘记了怎么处理这些被拔下来的荞麦苗了。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不是姥姥、不是爸爸妈妈，反正有人就吓唬我们说，夏天秋天小孩子家不许去高粱地里，里面有“拍花”的，就是有人拍你一下，或者对你喷一些东西，你就跟着拍花的人走了，然后他就把你买了。

这太可怕了，在这以后的三五年里，我最怕“拍花的”了。当然了，有时候也用有拍花的来吓唬别的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们。

这可不是击鼓传花，吓唬了别人，自己就没事了，我仍然害怕拍花的。

五六岁的一天，我和弟弟在村子东南角的大柳树下玩耍，一个穿着带四个兜的上衣、梳着背头、穿着皮鞋的慈祥陌生中年人走过来，对我们俩笑眯眯的看着，然后走近前拍我弟弟的头，我撒腿就往家里跑，一边喘着气一边告诉奶奶“奶呀，拍花的真来了，把弟弟拍走了，快去救吧”，我奶奶只得从院子里走出来，一看就说“那是你王大伯”。王大伯是唐山市一个局的局长（大官儿！），当时病休在家，他要来和我爷爷聊天。

不能出村子玩儿了，小时候的我在村里还有拔“草”的业绩，就是把人家的紫苏苗当杂草拔起来，闻着味道怪怪的，就顺手扔掉了。

可是自从我四岁那次拔荞麦秧子，我以后不记得生产队种过荞麦，也不记得吃过荞麦食品。

1974年春天的一天，生产队长通知我妈，后天工作组的人在你们家号饭。

所谓的号饭，就是说有官家的人在某一天的早中晚三顿饭，要在某一个农户家吃。

这次号饭可愁坏了我妈，家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也没有什么蔬菜，总不能让官（公）家人到我们家上顿下顿吃高粱米粥就无油水的咸菜嘎达吧？没别的，还要一个脸面吧。

第二天我爸爸正好回家歇周日，妈妈和爸爸商量这事儿。我爸爸就说“我这个月领的粮食里不是有几斤荞麦面吗，中午给他们做几个荞麦面花卷好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