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房子里的故事（三）— 褚哥一家（下）

送走欣华以后，一整天的劳累已经使她疲惫不堪，可是回到屋内看到桌子上一堆待收拾的碗筷和吃剩的残渣，她只能振作起精神，收拾整理它们。然后，再安排他们一一入睡时，已经十点多了。这时她几乎支撑不住了，她拿着一只小板凳独自坐天井里休息片刻，又轻轻地走进房间，拿出一个药瓶走了出来，再到厨房里倒了杯凉开水，默默地服着药，仰起头来，两眼凝望着夜空，苍白的脸颊上挂起了两行滚烫的泪水。

繁重的家务从来不让人分担，因为孩子有自己的作业需要完成，有时还要陪着父亲打牌，哄丈夫高兴，年迈母亲本来就应该颐养天年，因此只能独自承担起这繁重的家务，而且已经习惯了，有时妈妈心疼她，总想为她分担一些，但她反而感觉更累，更疼，这个累、疼，完全是心的累，心的疼，觉得很疼很疼。这种累，疼使她想起了过去时光里的一切:

当时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因病早年就离开了她们，母亲带着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妹妹，随着老家逃难的人群，从老家宁波逃难到金华，又辗转到了南昌，再到桂林。母亲领着她和妹妹沿途乞讨或替人家做佣人度日，受尽了屈辱、苦难、折磨。才好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她们又从桂林沿途乞讨回到了上海。母亲找到一家好心的东家，为他家当佣人，并收留她姐妹俩。当时姐妹俩虽然骨瘦如柴，但姐姐已经成为了大姑娘。不太丰满的苗条身材，白净瘦削的脸上总是流露着自信的微笑，一对大眼睛放着智慧，善良的光芒。小四岁的妹妹也十分的懂事，帮着姐姐一起为人家洗衣服或带小孩。

有一天，母亲又把洗烫好的衣服送去张先生家，多次为他家洗烫衣服，觉得她们洗的衣服很干净，烫的也好，于是又给她们介绍给他的朋友褚先生，与褚先生接触以后，原来都是浙江人，遇见老乡似乎亲近了许多，经过一个时间的接触，交流，觉得褚哥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情。并知道他15岁就开始闯荡上海滩，在一个铸造厂当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翻砂技术，很得老板的赏识，满徒以后就做了领班，数年后他当了工段长，全面掌握了这门技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的工业正处在恢复发展时期，特别机械行业才刚刚发展，他的几个同行的老乡与他商量筹建一个自己的工厂，由于他们原来都是打工仔，资金不足，实际上，后来筹建的工厂也仅仅是一个作坊而已。但他们终于搞起来了，居然业务也不少，凭着他们的勤俭治厂，他们的作坊有了发展。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经人介绍与一个在上海当保姆的苏北姑娘结了婚，婚后生了个儿子。可是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他的太太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整天迷恋于打麻将，甚至儿子都不管，褚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满足了她要孩子的要求，给了她所有的积蓄，才忍着痛苦离了婚。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过着单身生活。阿婆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十分的同情，有时就让大女儿除了为他洗衣服外，还为他做些家务，使褚哥感激不已，并逐渐对金花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从年龄来讲，相差十来岁之多，似乎相差大了一些，她们未必能接受，所以他一直埋在心里。后来，张先生将他的心思试探性地告诉了阿婆，其实，阿婆早看中了褚先生，只是想，人家是老板，我们岂能高攀？于是也没有与金花提过，甚至不提有关褚先生的任何事，现在知道褚先生在暗底里恋着金花，真是喜出望外。

但她还不知道金花的意思。她故意在女儿面前赞美了一下褚先生，察看了女儿的神色和反应。实际上，金花在接送洗衣服与褚先生接触中，又从张先生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褚先生的一些情况，感觉尽管他现在是个老板，但他为人正直，和善待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当她听了母亲对他的赞许后，她虽然没有接嘴评论褚哥，但她的脸却涨的通红。母亲是最了解自己的女儿了，看来女儿虽然突然听到当着她的面赞许褚先生感到意外，但她还是实事求是地评论着说：“褚先生为人的确很好，根本不像其他那些老板，总是看不起穷人。”阿婆听了还是装着没有听清楚似的反问：“真的吗？”金花坚定地说：“当然咯！”阿婆忙大胆又认真地对金花说：“现在褚先生已经看中您了，并且托张先生来讲了，您怎么想的？”金花一下子变得紧张又羞涩起来，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说：“我听姆妈的。”

不久他们在蓬莱路附近的楼房里租了一个三十来平方米的统楼，由亭子间，前楼和后楼组成，作为新房。根据金花结婚从简的要求，只邀请了些好朋友在上海大鸿运酒楼办了两桌酒席，结了婚。从那时起，阿婆她们在颠沛流离，流离失所了十几年以后才第一次有了这个安定又温暖的家，她们是那么的珍惜。褚先生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奋斗，尝尽了人间的各种味道，终于苦尽甘来有了这个温馨而幸福的家，他多么的爱护这个家啊！暗暗地发誓：“一定要为这个家努力奋斗，创造更幸福的明天！”事实证明，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解放后经过‘三反’，‘五反’，又对工商业实行改造，对企业实现公私合营，使他的梦想逐渐被破灭。虽然国家的赎买政策，使他每年能分到一些红利（寥寥无几的红利），但当时金花的妹妹还在上学，孩子相继出世，生活渐渐变得十分拮据起来，不得不离开了这个租金昂贵的楼房，搬进了一个面积较小较廉价的房子，数年后，三个孩子也渐渐的长大，才搬到这个石库门房子里来。

公私合营后，由于他没有太多文化，又无其他特长，被分配到车间从事他学徒时期的工作—翻砂工。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干过这种最繁重的活，而且在学徒时期，为了学到技术而过于卖力，腰椎受过伤，如今要他重操旧业，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伤害。可是，那个时候，所谓的资本家，小业主都是接受改造的对象，哪有你选择的权利和人身保障？只能绑着沉重的护腰带，小心地抬起一个又一个的沉重砂箱，浇铸一个又一个的大型机械零件。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的实在难熬。回到家里，金花不得不为他按摩一番，以缓解其疼痛。想起褚哥腰椎病复发时的痛苦神情，她又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明天还要上班，家里的人需要她照顾，而且已经很晚了，才进入厨房漱洗准备睡觉。

在十年动乱期间，上海的小业主，资本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济上进行克扣工资，还被抄家、批斗。褚哥也不例外，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家生活越来越拮据，金花只能给丈夫买一只较好些的菜，自己一直以免费菜汤度日。红卫兵也楸着褚哥在大门外的垃圾桶旁边开批斗会时，金花姐也被拉去陪斗，那些红卫兵根本没有任何批斗理由，只是高喊着几句口号，就草草收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被批斗过，但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引起我对他们的无比的同情。

褚哥对这个家是顶梁柱，他倒掉这个家就倒塌了。对金花一家而言是恩人，最亲的人，没有他，母亲还在给人家做佣人，自己还在给人家洗衣服或打杂，过着被人歧视的不安定的生活，妹妹哪能去上学？所以，她为了这个家，即使再辛苦再累也乐意接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温暖的家，为了褚哥的健康，快乐愿意付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她对这个家来说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对这栋房子来说也是一个好邻居。

金花姐虽然没有正规上过学，但她聪明好学，通过自学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卫生知识，她家的家人很少去医院就医，一般都由她根据她的诊断，服用家里备好的各种药物，即可康复。这栋房子里的邻居也没有少沾光。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后又忍着骨肉分离之痛苦，将唯一的儿子留在上海由年迈父母照顾抚养，在此期间，每当我儿子在晚上发高烧的时候，两位老人一筹莫展、不知所措的时候，金花姐总是第一时间（两家仅一板之隔）来我家，抱起孩子往医院送，待医生诊断处理后才与我父母一起回家。对我父母及儿子的关怀，照顾的一幕幕的情景，使我们全家永远也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