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十四）—涉世之初
我在上海参加我国第一艘‘051’蒸汽动力装置试验回到大连以后，大连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军队已经进驻工厂，从大门进去的跨越铁路的高架大道两旁，搭起了用跳板和木方搭成的台阶，一直延伸至厂区大门，台阶上站着许多低着头挂着现刑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狗头军师……牌子的人，同时看到有少数人从大门口进来，一路上抽打那些人的耳光，使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恐惧。
从此，常看到戴着“群专”袖章的人随时随地地揪人开批斗会，批斗会的规模不大，可是常在喊着口号激动的时候，做喷气式算是客气的，有个别人会冲上前去将在押“人犯”痛打一顿，甚至用船厂的老K皮鞋猛踢“人犯”的头部，顿时，脸部一下子肿了起来，鲜血如注，肿了的嘴唇流着血在晃动着。也有人就因受不了那种酷刑的折磨而自杀，真是惨不忍睹。
车间里的两派矛盾也日益尖锐，空气显得十分的沉闷，师傅们的话也少了许多，只是在相同观点的人之间交流，谈论。一天，中午时分，车间的师傅们都纷纷从船上下来，准备吃午饭。我班组里的一个师傅突然与车间里持不同观点的其他班的一个师傅争吵了起来。
我在车间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我们班师傅的观点属于解放军不支持的一派，那个师傅的观点是解放军支持的一派。解放军进驻以后，很明显，进入学习班的和被专政起来的，基本上都是解放军不支持的那派，因此，车间里被搞的人心惶惶。我才来不久，对两派的观点都不了解，我根本没有什么观点，但我主持正义。
当时那里围着一些人，我和我的学长罗也凑热闹走了过去，我班的师傅正在辩解说：“我只是与老张说，某某人（我记不得具体姓名了）可能要被专政了。他在旁边偷听后，就说我造谣，要抓我小辫子似的……。”正在此时，负责车间的解放军单代表正好在车间，他经常在车间人最多的时候出现在车间里，显示他权威的存在。他看到一群人在围着争论着什么，这是他责无旁贷的事，忙走过去了解情况。他刚走进人群里，就十分严厉地打断我班师傅的话说：“你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没有依据就是造谣。你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好像马上就要搞我们师傅似的。我就与罗悄悄地说：“现在车间里人心惶惶，师傅之间这样议论也很正常，就凭这句话就要搞人家似的，这个解放军水平也太低了。”罗向周围环视了一下，朝我眨了眨眼睛忙拉着我一起走开。当时，我还感到我的学长有点莫名其妙。
没有几天，我觉得学长罗要比我机灵许多，他居然混进了 “群专”组，经常告诉我关于他们的许多内部消息。突然在一天的中午，他把我拉到车间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神情十分严肃告诉我：“这几天，那个单代表要我们“群专”组密切注意你的动向。”并劝我是否主动找单代表谈谈，或写个检查。我带有蔑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写的？”他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走了。
又过了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我与我的师傅从051船上下来，走进车间，在车间的布告栏前站着许多人，平时我不太关注布告，现在人那么多，有什么重要的告示？随着大家停了下来，视线转向布告栏，第二期学习班名单公告！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我，我的腿一下子软了下去，脑际出现了第一期学习班成员的下场，被打的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以后，又送进了“群专”，等待着的是无休止的批斗。我拖着双腿好容易到了班组，没有吃午饭，就向班长请了假，与我的师傅打个招呼，他们以无限同情和无奈目光送我离开了车间。
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着怎样度过这个难关，这是涉世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始料未及的冲击，使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起了深爱着我的父母，心想，如果我过不了这个关，那么请父母原谅我不能尽孝了。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不想任何人为我担惊受怕。
当一切决定了以后倒反而觉得轻松许多，已经没有恐惧，我在想象，一个死囚即将被绑赴刑场执行之前的感觉大概也是如此吧？反而精神振作了起来，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学习班的第一天，单代表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训话，阐明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会上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只有深刻检查，反省，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我感觉他的训话都是对着我说的，我在想：只要没有皮肉之痛，怎么检查都行。于是在写检查的时候，我把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忘本……什么样的帽子都戴上，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共写了16张纸的检查。他看了我的检查以后，在一天的学习班上，他显得很得意地高兴说：“我们这一期学习班还是很有成效的，李益同志的检查是深刻的，从今天起李益同志担任这个学习班的记录。”他已经称呼我为同志，听了以后，我一下子松了口气，心里想：“皮肉之痛没有了，至于那份检查都是很空洞的东西，根本没有具体的内容，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帽子的存在。”我有点不无得意地在心里笑了起来。但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萌发起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念头。
当时，唯有我的学长罗最了解和关心我，为了让我能安心地工作，在一个午饭休息时间里，他开导我说：“学习班的事已经过去，为了未来要学会适应，但不是同流合污，您不妨到了晚上来我们宿舍白相相，那个单代表一直在和我们一起玩，与他玩熟悉了没有什么坏处。”我心存感激地接受了。
一天的晚上，根据一般的人情世故，我带了从上海带来的仅剩的两包“大前门”香烟（我是从不抽烟的，但每次从上海回来总要带些香烟回来。）这种香烟在当时来说几乎是顶级香烟，而且还不容易能买到，当然这样说有些言过其辞了，还有更顶级的“熊猫牌”“中华牌”香烟呐，但这些都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抽的烟。在广大民众中间“大前门”香烟确实是顶级的了。而且这是我仅剩的两包烟（其余的都在与师傅们应酬时抽掉了）。我吃完晚饭早早去了修竹街职工宿舍，因路途上的时间，我达到那里，他们已经热闹地玩起了扑克牌，虽然我很少去那里，但这些人我都认识，大多数是我的学长，都是“臭老九”臭味相投走到一起了，只有穿着黄色军装的显得很精神的单代表是我熟悉又陌生的人，罗首先见到我，忙起身招呼我，示意我在他旁边坐下，又忙给大家介绍似的说：“小李是稀客，很少来这里，但大家都认识，欢迎常来玩。”说着边观察着单代表的反应。大家都“是啊”附和着，单代表只是脸露笑容地看了一下我。我向大家一一点头招呼，最后转向单代表，不!他已经提升为我们车间的革委会主任，我忙改口称道:“单主任，您也在这里？”他才朝我笑着说：“是啊！这里是革命大家庭，欢迎您常来。”革命大家庭立刻温暖了我。
玩扑克牌在留校搞大革命时期曾受到一番锻炼，他们所玩的基本上我都可以应付。在玩的同时，当时国家物质十分匮乏，没有小吃，瓜果之类的食品来边品尝边打牌，有时也感到麻烦影响打牌，只有香烟是最好的助兴剂，我把带来的两包香烟交给罗，由他来分发，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抽烟？又自己从来不抽烟，发烟的动作也很笨拙。抽烟的人见到“大前门”似乎眼镜一亮，点上以后，使劲地抽了一口，然后作个深呼吸，深深地吸入，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很久以后才慢慢从鼻腔或口腔喷出，品尝着香烟的诱人的味道，顿时大家都淹没在烟雾弥漫之中。这时，罗让了我位置，我第一次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打牌。打完一局下来，让我知道，这是这些“臭老九”设的局，只要把单主任拉在这个局里，老九们就安然无恙了。
从他们那里知道，单主任的军衔是排长，四川人氏，初中文化。但从当时来说算是个有文化的军人，入伍不久便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文化大革命的好机会，进驻了我厂担任了我车间革委会主任，车间的第一把手，我车间的人数可能是他排的好几倍，其中有工程师，高级技师，大工匠，大学生等。人人都对他俯首贴耳，仿佛自己是君王一般。
在我与他们第二次玩的时候，单主任对我似乎很熟悉的了，我一般到那里的时候，他早已经在那里了，并已经抽了不少烟，喝了不少茶。因为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烟雾腾腾了。他见我进来，主动笑脸相迎，邀我一起打牌，我也只能笑脸相陪向他问好，并投其所好与他们玩起牌来。当他玩的高兴时，突然对我说：“小李！你现在是实习生，请假回老家是不扣工资的，你想回家就回去呆个一个月吧。”我忙道谢：“谢谢单主任的关怀照顾！我正好家里有些事要办，我什么时候准备好再向你报告。”他又接着说：“你这次回上海，我要你为我办一件事。”他说了又停下，忙观察了一下我的反应，我忙说：“单主任！您不要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事也照办，请尽说无妨。”他见如此表态，就十分高兴地继续说：“听说上海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很多，你回来时替我带几条回来，钱待你回来时结算。”我是一个不抽烟的人，但我知道这种阿尔巴尼亚香烟，当时是一种最廉价但很有烟力的香烟，一般上海人喜欢抽劳动牌，勇士牌香烟，抽大前门香烟是最高级的了。所以当时上海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多的是，我忙应着他说：“好说，好办。”
在上海度了一个月假以后，回大连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忘记，主任要我买香烟绝对不能忘记，而且要在他要求的基础上加倍的买，一则，那香烟太便宜了。二则，让他更高兴，我们更安全。另外也不能忘记设法（不是随便能买到的）买几条‘大前门’回来，因为我还要与他们交道。
回来后，我便急着去他们那里，向主任汇报，我准时回来了，同时他委托的事(买香烟)我办了。我首先将两包‘大前门’交给罗，由他支配。又将双倍的阿尔巴尼亚香烟交给了主任，他意外地见到那么多的香烟，欢喜若狂地笑着说：“带那么多，给添麻烦了。”接着又表示十分歉意地说：“我不知道您那么早就回来，所以，这钱今天没有带来。”我忙说：“这没有几个钱，请不要放着心上。”我又故意转移话题说：“我们还是打牌吧！”
在后来几次去那里玩时，我们和主任大家不再提买香烟的事，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许多个夜晚。使白天的气氛也和谐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