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八）

当时，我们读的是五年制大学，其实我们只需要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大学所有的学业。接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是用来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或运动，旨在对我们年轻一代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牢固地树立起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

在读完大二后，按专业重新分配班级，我被分配在船舶动力装置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又分：蒸汽动力装置和内燃动力装置，我被分配在蒸汽动力装置专业。

我们班级相对来自外地农村的年龄偏大的同学多些，他们的处世比较老道，个别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尽管他们从整个班级来说还是少数，但他们是我们班的当然的领导。大多数来自城市的同学思想都比较单纯，但总是被认为有小资思想，那上海同学则更被认为小资思想浓厚的了。

其实，他们对我们还算比较友善，既没有经常向上打我们的小报告，也没有在政治运动中整过人。只是在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分歧，性格上不那么合得来。譬如，我们一般喜欢买白色的跑鞋，他们则喜欢买黑色的跑鞋。在他们看来，喜欢穿白色跑鞋的小资思想严重些，黑色的就比较革命些，思想进步些。同样，衣服的颜色、款式都能作为判断进步与否的依据。在参加每次政治运动中，更以他们理解的标准来判断，评定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和表现。

刚读大三时，我们在上海郊区施湾镇参加了第一次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下农村基层通过社会调查，在宣传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开过动员大会以后，我被分配在一个生产小队里，当时为了不影响生产劳动，白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下生产队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工作队领导的指示，首先开会动员，然后社会调查，写工作汇报。一天徬晚，我们分头下生产队，给生产队进一步作动员，发动群众反映生产队的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会议结束后，队里的两个青年妇女要私下向我反映生产队的一件贪污案，这是我第一次社会实践中遇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既紧张又兴奋，但又感到不知所措。但又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马上冷静地想，必须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然后汇报工作组，怎么处理可以请示工作组领导或让领导来处理。于是我们站在回去的路上，我详细地听取了她们的反映，并记在脑子里。这时，已经晚上11点钟多了，我的“领导”（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干部）摸着黑夜(当时农村没有路灯)来寻找我，当时我还对他们的关心，心存感激。可是他们见了我，当着她们的面质问说：“怎么搞的那么晚?要注意影响！”我一下子被他们曲解而恼火，我二话没说，只是与她们俩打个招呼，就独自匆匆回宿舍了。

第二天，我根据案情线索直接询问了生产队长这笔款子的来源和去向，发现他十分紧张，显然他所说的与反映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为了使他来不及与会计统一口径，于是我问完他以后立刻去找会计谈话，会计所交代的确实与生产队长所讲的有很大的矛盾。事情几乎已经水落石出，我便写了一份长达数张纸的“某某款的调查报告”的详细报告，交给了我的“领导”。

我可以肯定，当时我的这份报告在我们班级里是唯一的一份报告，但并不是这样的案例只发生在我蹬点的那个生产队。只是他们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去做罢了。其实，如果不是他们对我的曲解，不是我对农村中的这种贪污行为的厌恶，我也绝对不会写这个的报告的。因为我是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学生，而不是一个马列主义学院的学生。更不是学生党员干部，这种事根本用不着由我去操心。

我的“领导”看了我的报告以后，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