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业化沉淀了本来就不多的资金
其次士大夫的行为模式变了。前清时候，士大夫办实业的不多见。一般都是官办，士大夫的股份作为商股夹杂在里面。存款也是唯恐人家知道，偷偷摸摸地存在洋商银行里。有的连家人都不告诉。李鸿章死后，天津汇丰给出150万两存款。李经方拒收，认为他父亲在汇丰的存款绝不止这点。大清一倒，这些就都漂白了。可以拿出来用了。干什么呢，办实业。民国初的风气是士大夫人人谈实业，个个讲救国，形势看得都很明白，地主阶级必须赶紧向资产阶级转变，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从此诞生了。工业投资是很耗费资金的，即便是轻工业。
一战是中国工业腾飞的起点。投资主要来自二个方向：一个是日资，一个是民族资本。日资前一章已经充分叙述过了。并不消耗中国的白银，他实际上是向中国注入白银。现在单说民族资本。1911年民族工业资本是1.5亿银元。到1933年不包括东北的数据是4亿元。这些民族工业资本数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当时的民族资本家是根本不考虑流动资金的，都是先投入固定资本，周转的事情等厂子转起来再说。1911年全中国白银存量才12亿库平两，民族工业固定资本几乎要占据10%。1933年全国流通银元大概17亿元，民族固定资产要占23.5%. 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跟工业化之前的经济模式不一样。以前都是办货，货如轮转，钱也是飞快周转的。1911年中国12亿库平两的白银能够支撑100亿两左右的商品经济规模，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经济主要是以贸易为主的。一战以后，变了，办货变成了办厂，工业化像个怪兽，源源不断地吞噬中国本来就不多的资金。其实何止是工业化，现代化本身就是钱坑。通讯，交通，公用事业哪个不是费钱的无底洞？Rawsky做了个估算，他把所有的带现代味道的固定资本投资全部算进去， 1903-1936，中国年均投资4.95亿元。总共168亿元。就算东北全是日本人在投资好了，去掉44亿元，剩余124亿元。这些钱妥妥地沉淀到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底层，成了他的地基，周转缓慢。
3.银根奇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新的社会经济行为带来了新的资金使用模式，从而造成了新的问题。一战爆发，欧洲各国暂停了金本位，禁止金银输出，鼓励输入。英国开始从中国抽回白银，1914-1917年海关记录了8170万关两白银的净输出。偏偏1916年开始中国的民族工业快速崛起，二下夹攻，再加上农村日益增长的银元需求，上海的银底撑不住了。
银根紧到什么程度？17，18，19年连续三年上海的白银存底月平均金额始终保持在3000多万规两。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全国中外钞票发行量在1.2亿元，准备金至少要求5000万银元；那还有存款保证金呢，1922光中交二行的存款就达3亿元，外商银行方面，单是汇丰一家就有1亿元存款在内地，10%的保证金起码的吧？这就是4000万元！二项相加9000万元，合6480万规两是雷打不能动的；钱庄日常结算资金呢？前面章节里说过100亿左右的全年结算金额，一天就是3333万，10%的现金结算都要300万元；其他零零碎碎的比如标金，外汇仓位保证金等等，这些都得靠月均3000万规两银底来支撑，难不难？千难万难！
但是饭不能一天不吃啊，生意也不能一天不做。每年春季丝茶上市，中秋一过，棉花，杂粮，上海都要拿出白花花的银子去采购。一年之中，上海银底，洋底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可以相差三千万规两。[1]一到冬季洋货结账和土货收购两面夹击，一边是白银哗哗地向洋商银行里流，一边是银元大量下乡。银拆，洋厘本来应该是个跷跷板，此时却同时上涨。银根极紧，商家到处找银子，急如星火，深夜不息。1923年冬季上海可以动用的存银下降到500万规两。连洋商银行都恐慌了，从来没有过的事。[2] 1924年冬季基于上年的教训，大家都多准备了白银。总库存从23年的月均5399万规两上升到月均6985万规两。结果还是出了事，还倒了几家钱庄，比23年还不如。[3]那么上海的白银少了，内地的白银是否就多了呢？才不是呢！看当时的报刊，大家都在叫钱少，而且都将原因归结给对方。上海叫嚷内地土货吸收了太多的银元。内地叫嚷上海的钱庄将头寸全部调回上海，总之谁都缺钱。钱到哪里去了，一个沉淀到了农村里了，一个沉淀到了洋商银行里去了。
1911年以后的中国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来和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相匹配，来完成从商贸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但是中国没有一个起码的现代货币制度，中国法币的发行之路迟至1935年，还是被迫，不得已才走上去的。之前，中国只有白银，只能依靠白银输入和加速周转来解决自己的货币困境。输入的事慢慢再说。先说周转
这些对经济成长有没有帮助，只能维持。前两年米国还谈论重修桥梁和公路，走PPP的方式，
但是私人资本要求保正收益，似乎也没下文了，可能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内部谈不拢。
低利率，人工控制yield curve， 对大公司大企业有好处，对pension fund最不利，对一般的工资阶层中性，对没房的，要付房租的不利。
目前是骑虎难下，低利率是毁灭性的，因为抬高了资产价格，使资金定向流入，并且排斥其他一切经济活动。损害了各行各业的，尤其是银行的盈利能力。使得房地产成为全社会几乎唯一的盈利点，逼迫银行加紧向房地产放贷，推高资产价格。而高耸入云的资产价格反过来又要求央行维持低利率，更低的利率。一旦进入自我循环，就很难改出。tail spin，在经济活动并不罕见。
我们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对了，我想了一下，融资功能的确是央行的第一职能。
所以我说现在的央行不是真正的央行，是富人们洗劫穷人的工具。至少目前阶段央行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收钱，而不是所谓金融融通。收钱了我会失业，他们就会跳楼，二败俱伤，但是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新的起点，野火绕尽了，春风才能吹生。
所以说如果货币供应是央行的主要职能的话，那中国央行的传统源远流长，不说得很远，北宋发了多少货币？只不过没有央行这个名称而已。
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国债这个概念。国就是皇上，皇上取你项上人头一用都不用给出理由。债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第一次国债是光绪发的，叫做“昭信股票“。当时一群五毛如丧考妣地嚎叫，天地都要坍塌了。有人在北京门市部买入若干债票，当场撕碎。为什么？自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是违背礼教的。
中国是个奇异的国家，很多情况下，理念和现实可以毫不相干，二层皮，水和火相容，笃悠悠的过日子。前清中国到底有没有国债？现实当中有的是！就不说淮扬盐商，广东行商，就说山西票号吧。山西票号一年几千万两的银两汇兑，都是依附在政府身上的，那清的财政一年多少？不过五，六千万两到八千万两。就是说清政府南来北往，东调西拨，离不开票号。中国这个的制度，对任何民间的力量都是心存戒心的，所以清政府曾经讨论过甩掉山西票号，不就是个汇兑吗？政府成立个局，自己干部就行了，还肥水不留外人田。后来有奏折上来说不行，这不是一个汇兑的问题，各地上缴税款，中央下拨用款实际上钱款都到不了位的，要票号先垫上的。左宗棠说朝廷播下的西征款，出不了北京城，票号的人跟在他的军营里，随取随用，一旦用款批拨下来，直接进了票号。这实际上就是国债，当然是短期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债是山西票号自己的生意款，它一定和各地的钱庄票号有拆借关系，其实就是政府短期国债的包销分拆，我也相信这对上海天津的利率是有影响的。同时山西票号也收揽政府存款，并将余额拆借给上海的钱庄。
天下的商人都是一样的思维，实践上都有，程度不同，理论觉悟不同而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山西票号没有发展出类似英格兰银行的组织？环境不同。英格兰银行是独立的。他是国王或者议会的债主，这个债务如教会般神圣不可侵犯，惟其如此，才有信用。山西票号没有这个好运。他连自身的生存都时刻在政府的威胁之下。只要政府愿意，他顷刻间就可以完蛋。后来他真完蛋了，不是因为辛亥革命，他之前就奄奄一息了。开始是督抚用私人开票号，与山西票号竞争。后来干脆每个省都建立自己的钱号还是钱局，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发纸币，政府强行推广使用，当时小票满天飞，各省都有，各省还各自铸币，大洋，小样，铜元，银角，再也用不着票号了。再后来呢？政府垮了，因为没钱，地方政府有各种捞钱的办法，但是中央政府没有，它只能靠税收，要么借债，再看山西票号，他已经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