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节：美国白银法案的动机
美国的动机。白银是当时中国的货币，是中国经济的血液。美国为什么要抽干中国的血液？无论当时和现在，一般的理解就是美国政治被一帮无知的被称作“白银集团”的自私自利的家伙们绑架了，罗斯福总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等等。这个说不通。“白银集团”无非是7个州，14个参议员，众议员人数更少了，人口少嘛。这么一小伙人有什么能量绑架整个美国政治？要知道1929年整个美国的白银产值不过3300万美元，当年美国GDP1030亿美元，完全可以忽略这个白银产值的。至于说到不了解情况，更是扯淡了。且不说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说明情况，中国各界不断地利用各种对美关系反映自己遭受的苦难。你美国在华这样大的情报网，外交系统的，军事系统的，教会教育系统的，中国政府里任职的各种美籍雇员，甚至你美国财政部的特使34年还在中国待了大半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广泛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如今拍回的电报都解密了。美国会不了解中国的清况？他了解的很！但是不能动摇和改变他抽干中国经济血液的决心。为什么？！
1933年的美国有点像2015年的中国。产能严重过剩。解决之道也相似，向外扩张自己的货币，希望通过让美元充斥世界来一，抬高美国国内批发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二，刺激世界性的对美进口需求。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扩张美元的供应呢? 购买金银。美国签发绿纸和世界交换黄金和白银，目标是收尽天下金银。33年是美国的黄金年，他对黄金的战略部署都是在33年完成的。暂停金本位，允许汇率浮动，外汇管制，收缴全美黄金，禁止黄金交易，禁止用黄金确定贸易和投资的价值，然后34年1月，正式宣布重返金本位，美元贬值到35美元一盎司黄金。但是这个重返的金本位是个半拉子金本位，美国承诺在35美元一盎司价位上无限制收购黄金，但是只购买，不出售，黄金只可以流入美国，不可以流出美国。那么天下大众出售完了黄金，手持绿纸，他能怎么办？当时的国际储备货币是英镑，那他要么抛售美元买入英镑造成美元对英镑贬值，要么投资美国，增大美国的货币存量，要么购买美国商品。无论那条路都会导致美国国内批发价的升高，以外汇反映的美国商品价格的降低，扩大美国的出口，将美国国内过剩的产能扩张到全世界去。如意算盘就是这样打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trick,人家凭什么要用黄金换你家的绿纸？所以33年美国搞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如果黄金收购量上不去，怎么办？那就大量收购白银。用白银来做个备份。收购白银要比收购黄金容易的多。再说政治上也有好处。由于美国是产银国，白银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里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历史上的购银法案不止34年一个，之前之后还有好几个。那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组成的白银集团一直是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势力，呼风唤雨，如今又做了美国黄金白银战略的代言人，联合了大半个参议院，势不可挡，美国总统如果忽视其意志是要付政治代价的，再说这项政策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制定的嘛，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一直执行到1962年。在这样的大形势面前，中国因此受到了伤害，Who cares？中国的想法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之于美国在经济上没有半点重要性，34年美国进出口总额45亿美元，中美贸易额才约9300万美元（按15%的中国外贸总额算）；中国从美进口额，33年最高。不过4408万美元，而美国34年出口额是21.1亿美元。1930年代美国在中国就是这点利益，外加2亿多美元的投资。可以说美国在中国毫无利益，他在中国最大的资产就是他历年打抱不平在中国人民心中积存的好感。天平的另一边是美国的生死存亡，是美国的世界霸权之梦，这一点点好感真可以弃之如敝屣。对中国人民因美国的白银政策而遭受的苦难，如果实在做不到视而不见，那就开动宣传机器把他变成对中国人的恩惠之举，最终大不了装个糊涂，啊，我不了解情况呀，好心办了坏事，Sorry。
而且，美国收购白银这一举还可以二得。美国一直关注中国的货币改革，从1900年起就不懈地要将中国的货币将美元挂钩，将中国变成一个依赖美元债务的国家。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为什么屡败？因为中国已经被英镑债务套上了，美元插不进去。这次白银收购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机会，可以促使中国经济早日破产，从而最终实现美国的50年梦想，用联系汇率打通二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合并二国经济，以此对抗英联邦。这里全文抄录杨格提供的罗斯福对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私人通信：
“请记住，我对中国的事情，有比一个世纪略多的背景知识。假如你把中国看成四亿人口的一个集体，中国在过去一百年内并没有改变多少。中国政府由于必须利用外资，并和外资打交道，是不得不信守国际准则的。中国政府任用的外籍顾问们所表达的那些准则。。。无疑代表了号称“正统”的世界银行界的利益。
你我都知道在过去二十个月里我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正是因为我们决心不接受“正统意见”。。。。中国已成为我称之为“寺庙里的钱兑商”的麦加圣地。他们现在仍然在那里牢牢地控制着。还要经过许多年，或者几次革命才能把它们消灭。因为新中国是不能在一天内建立起来的。
我倾向于相信“钱兑商”们是错误的，而且最好是加速在中国的危机，--以迫使中国人民一天比一天更稳地站住脚跟，而不必完全依靠日本和欧洲，不必对一种不健全的经济局面妥协。这种妥协意味着将使中国人所处得不健全地位在未来的时代里继续存在。 “
那么长的私人通信，完全是敞开心扉说大白话，翻译成如今网络语言就是：（中国）早死早超生。而且我就奇怪了，你罗斯福总统凭什么就认为一个凤凰涅磐的新中国，必然是依赖美国的中国，而不会是一个被民族主义绑架的中国？呵呵，引用另一个名人的语录吧：帝国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那个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手持贵金属，不好逃命，不如手持美元，还好汇。美国撞上了大运。
黄金大不一样。当时几乎全部金本位国家都停止了金本位，像美国这种没有金平衡的也不是真正的金本位。而且33年后美国国内已经没有黄金市场了。伦敦有，但是英国退出金本位，禁止金输出。美国要是在伦敦市场买入黄金那只有存放在伦敦。这个不合美国购入黄金的本意。因此美国收购黄金的政策不像收购白银那样可以通过市场进行。因此在33年的计算中，收购白银来的方便可行。到了36年，情况完全落在计算之外了。
美国优先，呵呵，那是当然的。挡吾者死，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金本位制度下，白银的货币属性远不如黄金，比较好收购。事实上黄金也好，白银也好，美国政府是不能直接到伦敦国际市场收购的，大宗交易从来不可以直接通过市场进行，现在美债也不是这样？所以美国政府的收购方式有二，私人零碎，大宗协议场外交易。黄金谁会和美国进行场外大宗交易？白银大宗场外的可能性要大些，后来美国从中国收购的白银都是大宗场外交易的。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的金融
作者: 陈韶旭 2016-12-09 07:45
【导读】相较于工厂内迁的苦难，资金内迁根本没有难度却遭到了抵制，原因就是上海的黑汇投机十分狂热。一般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人在上海套汇，每个月能够获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轻而易举。也无怪他们宁愿在租界发国难财而不愿意去内地了。
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和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埠际往来与互动视野下的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召开。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和实务界公认的观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者较多关注它的形成、发展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
然而，不可避免地，一些疑问也浮出水面。金融中心为谁服务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上海既然作为中国近代的金融中心，甚至一度成为远东的明珠，缘何中国国力依然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彼时的金融不仅没有帮助国家富强，反而成为拖累国家的负累——人们对于近代中国金融辉煌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整捆麻袋的法币、金圆券买不到一刀草纸的景象。
1.
自被迫开放到清末，上海金融的畸形发展，就已经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衰落埋下了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在研究近代上海和江南的经济金融活动中发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带，普通民众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产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产资金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朴素的方式进行融资。
戴鞍钢指出，距上海不远的浙江省嘉兴县，“私人借贷是调节农村金融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各处农民，除少数富有者外，大都负债。少者数十元，多者千元，亏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对上海市140户农家的调査亦载:“借债一途，为生活不足时之暂时救济法……有一部分农民，非赖此不能弥补入不敷出之现状。”其“借款之方法有种种，最普通者为直接借入现金，其次典质，再次约会。以农家类别言，借债之家均超过半数以上。最多者半自耕农，几占78.7%；佃耕农72.7%；自耕农量少，亦有55%”。就其借债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贷，而越是贫困者所受盘剥越重，该项调査者直言:“农家愈穷困，利率愈高，盖但求‘医得眼前疮’，即‘剜却心头肉’，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农户为躲避高利贷的盘剥，采用诸如“揺会”的传统方式互助互济。据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査:“乡民又有集合揺会者，每年举行三四次，每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会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经济之流通。”
1934年，有上海金融界人士直言:“银行之集巨资以营业，本以调剂金融为目的，但处于今日商业衰落之际，而仍日见其多，在不知者视之，必以为上海商业繁盛，故银行得以日增日盛。然吸收存款而无出路，亦遗害存户。且在银行未发达时，存户之款皆散在乡间，作为农民游资。及后银行信用日佳，存户亦嫌放款农民，不若存入银行为便利；且上海乃通商口岸，交通极便尚有租界可以保障，绝无兵灾危险；又兼近年来天灾人祸，愈为银行造机会。予观沪宁、杭沪二路一带市镇，在昔本富庶之地今者渐成衰落之区，虽半由丝绸业之失败，但银行之吸收存款亦不能辞其咎。银行吸收存款，既不放于农民而反事投机，故余谓银行愈发达，农村愈衰落，或非诬也。”
2.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前的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版图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对峙军阀混战。金融出于逐利之考虑，又兼并不热心普通人民的需要，故而更加容易依附政治势力。即便是“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各地的金融业依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曾一度有过法币不过黄河的说法，客观上也反映出背后政治的不稳定性。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马长伟指出，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全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起源于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褀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褀瑞解散旧国会，张耀曾等南下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上海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
3.
然而在利益面前，银行业并不会十分介意投靠谁。
马长伟研究中提到，近代中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所以北京政府时期，京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南京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南京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南京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的。根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査局的数据，自1927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亿元，而实收额只有64.5亿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卖公债的银行，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促成了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沆瀣一气。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南京的公债热。银行界成为政府政治上寻租的对手方。
尽管马长伟认为北四行只是在经济上与江浙财阀合作，理由是其总行始终在北方，直到日军入侵京津陷落才南迁上海，嗣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四行也没有跟随国府西迁陪都重庆，而是坚持在上海租界开业，但恐怕这并不等于银行做得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就清楚地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金融界发出了“到西南去”的号召，一则有利于巩固国防，二则也是为了实现投资者利益。到了1939年，上海游资充斥，有人估计上海各银行存款总额在20亿元左右，最高可能达到30亿元。各家银行存款一致性地激增，超过了战前水平，委实是一种畸形状态。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上海太过狭小，并不是康庄大道，西南各个安全地带是一片自由的新天地，这批游资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至宝。然而事与愿违，相较于工厂内迁的苦难，资金内迁根本没有难度却遭到了抵制，原因就是上海的黑汇投机十分狂热。一般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人在上海套汇，每个月能够获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轻而易举。也无怪他们宁愿在租界发国难财而不愿意去内地了。直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一些香港富民和租界人士担忧日军加强管辖，将资金大量迁往内地，带动汇兑贴水大跌，这才形成了上海游资逐步向内地转移的态势。
4.
金融不仅依附政治，在某些时刻，金融会影响政治，甚至左右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成林指出，宁汉对峙时期，武汉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维持金融市面，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仅许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汉钞”流通，禁止使用现金和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后又由中央银行汉口分行代发国库券近千万元，并同等现金流通于市面。然而，这些举措未能缓解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反而因钞券价格腾落，物价飞涨，进一步恶化了武汉地区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这也使宁汉政争的天平向宁方倾斜。“七一五事变”后，宁汉开始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也随之调整财政经济政策，允许现金使用和流通，“汉钞”和国库券贬值更趋严重。在此情形下，武汉当局不得不维持和收回国库券，并允许“汉钞”兑现，后又予以整理。
汉口虽然是国内仅次于上海与天津的金融中心，但是却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即汉口是依附上海和天津的，因为当时的华资和外资银行没有一家总行设立在汉口。因此，颁布《集中现金条例》断绝汉口和沪津的金融往来之后，汉口的金融和商贸顿时陷入了荒漠。
武汉国民政府仿效“一战”期间欧洲各国集中现金政策，无疑是自杀之举。殊不知，欧洲各国是在一国之内集中现金，而非限于一隅，其成功有赖于国内银行完善的银行组织系统，在现金集中后“固有之信用制度不因此而破坏”，“故可持久不敝”。张嘉璈认为集中现金是武汉国民政府做出的“最无经济常识之举”，认为汉口成为“荒野沙漠”是该条例颁行时没有顾及汉口金融在全国金融网络中的地位，进而破坏了汉口金融与上海、天津等地的往来关系，势必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面。进一步分析可知，在这种埠际金融关系被破坏后，武汉国民政府也难以独善其身，与南京合流是迟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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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li：
前天
错误的货币政策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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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法案的精髓，说来说去其实就一句话，America first，呵呵。
结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金不愿意换美元，白银却愿意呢？
作者: Parks M. Coble 2016-12-09 08:00
▲日军侵华前的上海曾是远东的金融中心
1930年代中期，日本进攻中国以前的上海是中国国内和国际贸易、银行业和工业制造业的主要中心城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又是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贸易的中心。大型国际银行如汇丰银行将上海作为他们的基地，大多中国近代银行把总行设在公共租界，或是在其中设分行。大约有一半的近代工业化制造业以上海为中心。毫无疑问，上海是一个外国人眼里的“特殊”城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自治和涉外法权下庇佑着许多外国人。
1937年8月13日，日本入侵中国，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标志着上海贸易中心地位的衰落。尽管上海的外国租界免于毁坏，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却被摧毁。此外，上海失去了她的重要财富——她之于外界的连接性。尽管外国船只仍然不断驶入港口，长江的贸易却被战争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打断了。铁路系统也因为战争而被破坏。但是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上海的租界区以“孤岛”的形式存在，出乎人意料的，银行业和贸易完好保存了下来。
周围城市的大批财富以资本的形式注入安全的租界区，即便是银行也在短时间内从中获益。1937年11月，不少银行的存取款额都有所增长。然而日本的统治破坏了国民党的货币——法币。日本扶持了两个伪政府，一个在北京由王克敏领导，一个在南京由汪精卫领导，两个伪政府都设置了“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上海“孤岛”仍然在使用法币，但是持续受到压力。实质上的货币战一定会给银行家造成严重伤害，但是或许战争期间银行家需要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在中国的所有地区，重庆、南京和北京，印钞造成了隐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就是物价的稳定上涨。从1937年年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法币区的物资零售价格涨了近20倍。
在最初的四年半战争里，上海作为贸易、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显然下降了，但是真正的崩溃在1941年12月7日、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很快占领了租界区，没收了同盟国居民的财产，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法币被请出了上海，当地居民必须以2：1的比例把法币换成汪精卫政府的伪币。日本很快就遭遇了几次严重的逆转。同盟国重创了日本的商船，造成了日本巨大的能源及物资短缺。日本的失败影响了上海和沦陷区的中国。因为能源短缺，运输业也步履蹒跚。1943年，上海的商业用电只有战前的40%，到了1944年底更降到了20%。公共运输在战争结束前在实质上已经停滞了。即使是水的供应也只有战前的30%。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日本没收了所有类型的设备炼制钢铁料。他们从中国的纺织厂里没收了超过一百万个纺锤和4500台纺织机制造用于战争用途的钢铁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上海彻底失去了她作为贸易、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交还给国民党是否可以让上海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最棘手的工作在于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建立可信而稳定的货币。重建商业和轮船业，恢复工业电力供应也同样是当务之急。国民党高层如宋子文信心满满，即使不再是帝国主义的飞地，上海也可以恢复荣光。战时的条约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不平等的贸易。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蒋介石的政府一败涂地，上海在许多年里都没有回到她战前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地位。直到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之后，上海才重新崛起。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坐实了蒋介石政府的完全失败，但是在军事败北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时社会的经济已经崩溃了。早在1946年后期，经济复苏停滞，恶性通货膨胀横行。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会失败？
恶性通货膨胀的失控
抗日战争之中以及战争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面对战争中的严重赤字，国民党政权只用增发法币来解决，导致了商业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把1937年1月的价格作为基数1.0的话，1945年8月“自由中国”的物价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647。但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后，中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能够稳定币制，开始恢复经济。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个月内，一切似乎可行，因为囤积者放出了存货。但是“和平红利”异常短暂。1945年10月，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正如国民党财政顾问法兰克·塔慕格纳在1946年撰写的一篇关于货币和银行的非公开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短暂的通货紧缩压力下，1946年秋天中储券的废除、国民党消耗的货币、美军的开支和内陆流入的货币造成了越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他总结道，“通货膨胀像台风一样席卷了上海”。1946年11月，上海的物价指数已经超过了1600（以1937年6月为基数1）；一年以后指数上升到了8177；1948年1月是140743。1948年6月，政府决定采取注定失败的金圆券改革之前，指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877000。
但是为什么“和平红利”没有了呢？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法币加速贬值，重庆政府由太平洋的胜利获得人民的信心被冲淡了。给法币的最沉重一击是1944年4月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尽管同盟国在其他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中国战场日本却占了上风。正如记者曹聚仁所写的那样，“战争最后阶段的军事形势——我们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方面，他总结道，胜利前的一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刻。“一号作战”最终在亚洲大陆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的威信和作为“四大家族”领袖的地位被严重削弱了。早在1994年9月，日本军队进入了广西，他们占领了桂林、柳州和南宁的美国空军基地。
杨格写到，“在1944年后期，物价的上涨变得异常迅速。日本在那年下半年猛烈的进攻再次打击了中国的自信。”在1945年春天，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大约是每个月25%，杨格评论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几乎不可逆转，在战争结束之前金融几近崩溃。” 杨格计算了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以1937年1月到6月为基数1，到1943年12月，该指数达到了228。六年的战争原本已经让法币贬值严重，但是“一号作战”使得贬值速度呈几何式增长。1944年12月物价指数达到了755，1945年6月达到了2167，1945年8月是2647。
即使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通货膨胀也给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政府严禁印发大面值纸币，认为这会在心理上给社会造成打击。在很长时间里，法币的最大面值是一百元。当恶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后，人们不得不扛着成捆的钞票到市场购物。同时印发纸币的开销也很巨大。大多数纸币在美国印刷，通过驼峰航线运输进来。大量印发小面额纸币的开销惊人，1942年美国提供5亿美元借款给中国，其中有5500万用于纸币的纸张和油墨。
1944年秋，美国陆军部的官员担心，飞跃驼峰运送大量的纸币将是一个问题。驼峰航线军事物资的运送不得不让位于纸币。美国军队建议纸币可以做小一点以便节省飞机上的空间。1945年春天，重庆方面将最后一笔6000万美元借款中的3500万花在了纸币上，留给其他需求的金额就受到了限制。直到国民党败走台湾以前，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财政部的官员拒绝发行大
面值的纸币，害怕在心理上坐实通货膨胀的发生，这本身就会导致物价的上涨。但是维持这一政策，政府必须提供大量的小面额纸币，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到1947年秋天，政府每个月要印发3000万张纸币。
美国的疏远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政府最主要的外国同盟是美国，唯有华盛顿通过物资和承诺来维持中国币制的稳定。但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些政策却疏远了美国政府中那些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其中最严重的失误就是重庆政府坚持法币的不切实际的高汇率。尽管国内法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重庆政府还是试图维持名义汇率。1941 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18.8：1，后来变为20：1。宋子文和其他人反对固定汇率，但是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或者说授意下极力坚持。即使是确定该汇率的那一时刻，该汇率也是不现实的，通货膨胀恶化以后就更是如此。1944年黑市的汇价达到了600：1。当美国军队在中国建造空军基地和设施时，他们需要按照官方汇率来支付，所以即使中型设备的开支也变得极其高昂。在1944年初，美国军队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官方汇率在中国建造空军基地，包括位于成都附近的基地和远程轰炸机，比在美国本土建造的价格还要高8到10倍。
不幸的是，这项政策不仅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也让美国领导人对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以支持法币保持警惕。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每一个美军大兵都知道这是敲诈般的高汇率，他们都觉得美国陷入了骇人听闻的、公然的诈骗之中。”白修德总结说，重庆政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削弱了美国政府在战后对蒋的支持。杨格同意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比人为汇率“让山姆大叔觉得被骗了”。
▲上海的金融业还带来了外国投资。图为可口可乐在上海的生产线
早在1944年，华盛顿派艾奇逊就美国空军基地的建设问题来协调汇率，艾奇逊提出了100：1（比官方的20：1要好多了），但是仍然远远低于黑市价格。孔祥熙坚决拒绝了，理由是法币会因此贬值。美国对此报复的方式是将那些付给在华美军的，理应直接回国的美金被送到了黑市上进行交换。
在此之后，很显然美国和英国政府支持他们的公民到黑市交易，孔祥熙做出了让步，给外交官们50%的补贴，但是仍然远远低于黑市价格。“占外国人便宜”疏远了那些曾愿意帮助中国的外国人。比如美国的传教士发现，那些美国教会为解救中国而募集的捐款，如果按照官方汇率的话就什么都买不到了。最终孔也允许传教士们领取补贴，但是还是要按照中央银行的汇率。这种方式以牺牲贸易伙伴和遭到广泛诟病为代价，强化中国外汇储蓄。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是一位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支持中国，此时却渐行渐远的美国官员。在1944年6月8日的备忘录中，摩根索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中国军事项目的财政困难要开始了，你记得吗，在开罗会议上中国的领导人找我们要十亿借款。”他建议罗斯福拒绝借款，提醒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委员长威胁说，中国政府不再对战争再提供任何物资贡献，包括军事基地的建设；除非我们能提供借款，或是按照官方的汇率支付我们的军费开支。”这种态度惹恼了摩根索，他很清楚战前法币值30美分，1941年就只有5美分了，这还是官方汇率。但是与此同时给总统的备忘录上写明，在黑市上法币只值0.5美分。摩根索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美国应该坚持拒绝新的贷款。蒋介石的态度疏远了华盛顿那些反对召回史迪威的高层官员，使得双方关系更加紧张。
美国财政部对重庆政府操纵黄金买卖也感到不满，这些黄金是美国支援给中国的，本来是为了支持法币，减轻通货膨胀。但是驻华的财政部代表阿德勒1945年3月11日报告说，中国政府坚持“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黄金”。政府拒绝调整黄金的官方价格，黑市的价格却持续高涨。阿德勒相信，“这将大量消耗中国在战争结束时所急需的外汇财富”。但当中国最终在3月28日提高了价格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在重庆和华盛顿都导致了批评的大爆发。有消息泄漏，中国高级财政官员在消息宣布前几天按照旧价格大量买进黄金（估计有3万到3万6千盎司）。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使得美国财政部确信，给中国的援助并未被妥善使用。
1945年5月，摩根索给宋子文一份备忘录，列出了他反对出售黄金计划的理由。他非常直率地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停止黄金销售计划。正如你们知道的，当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并未征求美国财政部的意见。鉴于黄金运输的困难，出售黄金对抑制价格的作用有限，国内公众对该计划以及用外汇资源达到最大目的的企业都持批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是愚蠢的。”对于可能存在的腐败和内部交易，摩根索甚至更加直接。“不幸的是，美国认为2亿美元债券及出售的黄金会必然落入中国少数人手中成为他们个人牟利的工具，而对中国经济毫无益处。”他同时要求宋子文打击投机者。“中国应当调查并取缔投机者、非法购买者的交易，保证只有符合规定的买家能够获得黄金。”
在美国财政部内部的批评更加激烈。摩根索的一位助手说：“中国人没有事先和我们沟通黄金销售的计划，而显然这在目前的条件是极不明智的举动，且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将手枪抵在脑袋上。”财政部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购买额外外汇并出售黄金……对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有显著效果”。
宋子文对于摩根索暗示在黄金运输上设阻的威胁感到气愤。在1945年5月9日，宋子文在他的回复中下达了最后通牒。“除非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完全保证黄金的供给，否则中国便会发生可预计的灾难性的金融崩溃，这也就意味着会发生随之而来的军事崩溃。” 宋子文以此威胁美国同意保证1945年5月和6月的黄金供应和运输。
宋子文直接向国务卿爱德华·斯特缇纽斯提出抗议。在1945年4月20日的备忘录中，他完全否定了摩根索的论断，强调“黄金的持续销售是吸收纸币重要且唯一的保障因素”。显然他试图通过美国国务院向财政部施压。宋子文表示，罗斯福总统曾经保证过，1943年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将以黄金的形式援助中国，“该保证也是美国财政部长所承认的。”但现在只有700万美元的黄金运抵中国，其后果可能是中国必须向已经购买黄金期货者支付违约金。
最终摩根索选择退让，运出了黄金，但是他对该问题的批评态度没有改变。1945年5月16日，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确认黄金即将运送，他同时提醒宋美国为中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的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而“在我看来，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的出售计划能控制通货膨胀，因此我怀疑它的有效性”。同日，宋子文与摩根索会面，后者前一天已向罗斯福总统咨询。宋子文也与罗斯福见过面，并对黄金运华的处理得到更正表示庆祝和感谢。在会见中，美方提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黄金销售过程中的批评，摩根索直接建议停止出售黄金。宋子文拒绝了摩根索并称已就此展开了调查。美国最终完成了黄金运华的承诺，但宋子文和美国财政部官员之间的关系已经遭到了破坏。
1945年8月，战争突然结束，而重庆政府在经济和货币方面却没有做好向稳定和平时期过渡的准备。战争后期的军事失败以及原本已经不足的政府收入的流失使得恶性通货膨胀速度加剧。而此时重庆的政策却离间了它和美国主要财政官员的关系，而后者本可以为中国提供切实的帮助。随后美国逐渐开始对蒋介石提供无条件的帮助，但这要等到共产党胜利以及右翼共和党人攻击杜鲁门总统“对华软弱”之后了。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和被占领的日本。对于支撑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货币制度，美国财政部官员逐渐失去了兴趣。
驱逐外国人
战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外国人在此享受着治外法权，外国公司在通商口岸城市占主导。这些城市的许多公共设施如电力、交通被外国人所控制，许多本地船只实际上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很多国家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战争过程中，日本占领掠夺同盟国国家的企业并关押其公民。战后，日本的财产被接管，日本人一般被遣返回日本。不平等条约的终结对蒋介石政府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心理上的胜利。当被捕的外国人从集中营中出来后，他们很多人的身心状态非常糟糕，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已准备好在中国恢复他们的事业。但政府却不愿外国人继续他们战前在中国的活动，如在内河航道经营船运或控制公共设施。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没有外国人参与的后果是，战争中受损的经济功能恢复缓慢。
战后上海经历的电力短缺限制了工业生产。上海电力公司是旧通商口岸系统的留存，中国官员们毫不掩饰他们希望重新建一个由中方经营的工厂。但同时现存的工厂产量大大低于其生产能力，原因是因为煤炭紧缺，而且厂方无力更换被日本破坏的设备。这些受损设备占总数的40%，但企业却无法绕开政府汇率控制购买配件。国民政府想要建立中国国有、自主经营的电力企业的迫切愿望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当时战后上海混乱的条件下，其带来的后果却只是造成电力短缺，为工业的复苏蒙上一层阴影。由于政府的政策，还迫使一家在天津的法资电力企业破产。电费由官方定价，但燃料成本飞涨。一份美国国务院智库的报告总结称中国政府的本质目的是将这些工厂设备没收充公，“中国政府就能间接没收这样的一个企业，而且不用给它的所有者任何补偿”。
宋子文确实想要推动政府计划改善这样的情况。1946年7月，中国获得了88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通过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购买10部美国厂用电力设备。但是新设备运抵中国完成组装、运行前，必然会有一段时间的延迟，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电力危机仍在持续。宋子文同时还筹划推出了扬子江电力公司，作为中国建设公司的子公司扩大在南京、无锡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扩展业务。1947年7月，为取得1947年至1952年共计1500万美元的贷款，该公司向在华盛顿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交了详细的计划。
战争期间，政府对进出口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此举在日本投降后仍有深远的影响。法币与外国货币间的名义汇率使得如果不在黑市操作，对外贸易将无法进行。1945年一位英国的外交官称“上海的金融、经济状况可以称得上是混乱。中国的银行开始营业了……但是受限于目前的情况，它们的功能十分有限”。200比1的伪币兑换率造成了许多困难。至于贸易，“几乎没有希望，但如果航运畅通且能自由在中国各口岸行驶，且固定一个新的、符合实际的汇率，那么贸易的复苏就会到来”。 英国方面派薛穆爵士自重庆出发来到上海，推动对外贸易的重开。1945年10月24日，他报告称，从香港驶来的英国船只仍被拒绝进入内地，他向宋子文施压，但几乎没有效果。
1946年2月，宋子文也在寻求使得美国运载棉花的船只从上海来到青岛和天津。这些城市原材料的缺乏制约着纺织业的发展，但唯一可用的货船是向上海运煤的美国船，它们从上海返回北方的时候实际是没有运货的空船。行政院的允许是必须的，宋子文显然也是认可这件事的。然而，法兰克·塔慕格纳从一份1946年10月行政院的报告草案中发觉，“1946年夏的中国北方经济停滞”。他将此归因于交通不便造成的原材料及煤炭的短缺。“目前这种状态对外国企业的影响尤其大，它们几乎没有经营，趋于停滞。”究其主要原因，他认为，“收费高昂但仍然运力不足的中国本土船运，对船运的种种限制以及外汇金融引起的困难是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障碍。”
宋子文本人忙于为中国购买外国船只。1946年初，他通过在伦敦的中国采购代理安排购买5艘丹麦船和2艘瑞士船。这些船最终流向了中国招商公司。但除此之外，因为协商中遇到的困难或因船只质量问题，他的许多购买计划都落空了。这都滞迟了宋子文建立一个中国掌控下的国内国际航运体系的尝试。
1947年，当外国企业难以在中国复兴，很多英国、美国的商业团体还开始批评和政府相关的企业。将与宋家（包括孔）有关的企业称为“皇家”企业的说法见诸报端。尽管这些企业否认得到任何特权，远东美国工商业委员会和国家外贸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联合报告，控诉“皇家企业”得到的特殊对待。他们指出，类似宋子良这样的官员使用外交护照在美国行动，实际上却进行着商业活动。与此相反的是，他们称许多中国私人企业家却根本连护照都很难取得。他们还指出，美国公司不能获得与中国交易的许可。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官方机构世界贸易公司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拥有宽敞的办公室，而且并不需要遵守许可证的限制和外汇管理法规。
在美国商人指出的许多例子中，有一项是战前原本前途光明的美国商人团体失去了在上海的汽车经营权。举例来说，凯迪拉克汽车在上海的经营者不再被允许进口任何一辆车，因为它们被认定是奢侈品。但是同时一辆运载着23辆凯迪拉克汽车的火车却刚刚抵达，它们是由政府运行的机构中央信托局进口的。美国企业抱怨的另一件事情是他们在中国获得了订单，但是却不被允许进口这些货物。像纺锭、结构钢设备、采矿设备仍然滞留在美国仓库中。
宋子文强烈反对这些指责，他在华盛顿与顾维钧博士一起反驳这些对中国的指控。宋子文强调，他和任何一家进口公司都没有关联。无论报道所说是否真实，无论是什么导致了商业许可证的延迟，到了1947年秋天，美国商人最终认为他们不被中国需要。而他们正是原本积极寻求在中国获利的那部分人。随着华盛顿将它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西欧以及专注于马歇尔计划，美国政治领袖开始对中国失去了兴趣。
结论
虽然难以估计，但很有可能早在1946年底就是金融状况的拐点。政府既不打算提高收入也不打算减少军事费用。许多中国富人（用尽各种办法）致力于获取更多的外汇，将他们的资本转移出中国。1946年10月行政院的一项秘密报告称华南与香港存在着非法贸易，最终会导致资本外逃中国。“目前信息有限，唯一清楚的是前几个月有大笔资金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该报告还指出“正在香港寻求庇护的中国资本，实际上对安全稳定的当地及海外长期投资感兴趣”。
事情显然陷入了恶性循环并脱离了掌控。在杨格的档案中，他保留了其在上海停留过的华懋饭店（如今的和平饭店）的一份打印表。上面印着：“很遗憾地通知您，因为已不受控制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被迫提高本饭店的价格。”而在表格上的价格是每晚90万元。一旦恶性通货膨胀的心理被建立起来，便几乎不可能逃脱这个循环。日常会计核算、计算投资与收益、取得银行贷款，这些全部成了问题。这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状态”。
最终，财政官员如孔祥熙、宋子文不能改变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尽管很多他的美国军事、行政顾问劝说他减小军队规模并现代化其军队，蒋介石本人却不愿意这样做。杨格在他1946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委员长最近仅凭一纸手写的命令就把每月军事预算从900亿提高到了1700亿。这是独裁！” 中国将会大量印钞票；恶性通货膨胀就会继续。“和平红利”并不存在。
自1937年日本入侵以来，上海作为中国主要贸易金融网络中心的作用被削弱，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地位被彻底终结。许多观察者认为蒋介石政府能够使上海重新回到战前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一系列政策失误再加上困难的现实使得贸易和商业处于停滞状态。持续以印钞的方式解决高额军事支出造成了报复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决定未来上海命运的人变成了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作者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教授。翻译：高作楠、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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