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节：与经济规模相配套的货币总量及其白银准备的匮乏
“申汇”现在是个陌生的词汇，在1949年以前，如果你参与经济活动，那你是天天和这个词接触的。它的意思是“在上海议付的汇票和本票”。它首先是一张票据，不是现银，第二，它的议付地点在上海。出票人在上海，在北京，在重庆，这个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票据最终要在上海议付。所以才叫做申汇嘛！理论上当然也可以有“京汇”“渝汇”，但是实际上不需要。一张重庆开出的申汇票据，如果你半路上想在汉口拿钱，自然可以在汉口的钱庄，银行里贴现。当时的申汇市场是全国性的，任何有信誉的申汇票据都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钱庄，票号，银行买卖。这个申汇市场的龙头就在上海，因为绝大多数的申汇是上海签发，上海议付，最后在上海结算，收回销毁。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整个19世纪再加上20世纪的前50年，共150年间上海的钱庄数目就一直维持在50-120家之间，在全国除了山西票号，和后来的银行，无可与之争锋者。这个所谓的申汇其实就是准货币，是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血液。这血液有多少呢？
来看申汇的结算。在1930年代银行抢夺了钱庄的结算权之前，上海票据结算一直由钱业公会垄断。这个钱业公会就是钱庄的行会。每天的到期票据都在这里对冲抵消，余额以宝银结算。宝银重50漕两，成色985.88，50两宝银里的纯银相当于52.7两纹银（935.374）里的纯银，所以结算的时候50两宝银可以当作52.7两来计价，升水2.7两，故称为“二七宝银”，是上海钱庄的专用结算工具。也可以不用宝银，再开一张票据作为结算之用。这个牵涉到信用这个金融运行的根本，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的。真金白银作为最后的结算工具容易得多。只是你能拿出多少呢？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要搞清的是申汇的结算金额到底是多少？上海钱业公会的正式结算数据从1925年才开始有记录。1925-1929年的五年数据，平均起来一年上海钱庄的申汇“汇划”125亿规两。所谓“汇划”是指隔天进帐。若是要想当柜立刻进帐，那只有到外国银行去议付，这种汇票叫做“划头”。[1]现在准货币的数额出来了， 起码125亿规两以上。但这只是1925以后的数据，之前，只有老人们的回忆，据说在此之前20年，上海钱业结算的汇划只有一半的金额。就是说1905年左右，中国经济里的货币供应量大概60亿规两，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断，1913年左右的数据是70-80亿规两。
再进一步深入下去，准货币归根到底还不是货币嘛！它是要以货币做准备金的嘛。那么这七，八十亿规两的准货币到底有多少准备金做保证呢？铜钱自然被排除，它是零售支付工具，从来不是结算工具；银元主要的还是用于支付，不是用于结算。当然实在宝银紧缺，银拆高涨，洋厘低落，银元理论上可以回炉变成宝银。但是中国近代金融史里白银变成银元的事情大量发生，银元变回宝银不太听说。越到后来，银元的使用量就越大，是当时中国城镇的主要支付工具，同时还要做钞票，存款准备金。一般而言，即使到了宝银紧张的时候，也是从外面进口白银来应对，很少直接用银元来做结算的。[2]那么可以用来做这个七，八十亿规两的结算准备的银两到底有多少呢？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1883年年初的上海金融恐慌到2月7日初步稳定下来后核算，整个钱业亏空160万规两。就是说1月12日那天要是有这个160万规两垫着，这个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到了1910年橡胶风波的时候，上海道台向外国银行借款350万规两冲抵拆票，再挪用了庚子赔款400余万关两，注入钱业，勉强支撑住了上海钱业不再继续崩盘。后来朝廷查下来，收回200万，上海钱庄立马倒成一片，只好由商会出面再向汇丰借200万规两补足。可见当时的市面七，八百万规两的周转是必须的。1911年辛亥革命时外国银行停止拆票，盘点下来总共放款数800万规两。[3]1931年，“一二八”事件，日本银行联合制裁中国，造成隔夜拆借利率飙升，上海钱业集资1583万规两，保住了金融结算的正常运行。
这样看来，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支持申汇结算的上海宝银准备金一般都在二，三百万规两到二千万规两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而同时期上海市面的整个白银库存即行话所谓银底，洋底也不过在八，九百万规两到1亿规两之间。[4]说出来你不相信，100多亿的经济就是靠这点钱来维持。当然外埠也有自己的同城结算系统，也会维持一定的结算资金和流动资金，[5]全国的数字我没有，上海数字的代表性已经足够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国是资金极端绷紧的国家。虽然当时中国还有黄金2000吨左右[6]。当时上海的标金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场，仅次于伦敦，纽约。年交易量，1930年代初达到1-1.5万吨。2000吨黄金准备应付这些交易已经够吃力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用黄金来做申汇结算的。[7]
想想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民族选中了这块土地来谋生，有幸，也有不幸。一个不幸就是货币一直短缺。这么大一个经济盘子，无论有多少货币，一均摊总是不多的。我们又没有金山银山，铜山以前倒是有过的，海外贸易一来就流失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8世纪就有汇票了，12世纪就有纸币了，都是世界第一。你也许感觉到自豪，我却从中体会到了苦涩。好容易熬到了金山银山的出现，都在人家地盘里，人也不白给，得拿血汗去换。吃辛吃苦500年，到1910年，也不过12亿库平两。12亿两，农村就根本指望不上，它一直就在用铜钱，甚至货货交易。城镇才能看到些白银，还不能全部用白银，基本日常生活里用的是铜元，银毫。银元是用来做大额支付的。当时所有大额交易都是以两计价，以元支付。而真正几千，几万的现大洋支付基本就没有，除非你发军饷。当时的老百姓手上弄几块，甚至几十块现大洋都不是件难事，去趟钱庄，银行就是了，但是几百，几千，几万的，一定要用汇票。而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其白银准备就是可怜巴巴的这么一点。那么你不是有12个亿吗，从内地多调些白银来不就行了？那就要以农村的金融萧条做代价了。1930年代，白银往上海走（原因后叙），到了1934年上半年，上海积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白银储备，将近5亿两。那么30年代中国农村是什么局面，普遍的钱荒，市面上看不到钱，连铜钱都没有了，富人都没钱，穷人就不用说了。有些地方开出月息10%居然借不到钱，鸡蛋都成了货币。30年代的农村破产和白银流向上海大有关系，所以要闹革命嘛！这个革命你要是放在1912-1925年之间，闹不起来的。就是说以中国当时的白银储备量对应当时的中国经济规模，1亿两上海白银储备差不多是个极限，再多经济就要崩溃的。1911年到1925年的上海白银储备平均起来就是5000多万规两，前期不过3000多万，甚至更低。那么用1000多万规两结算，5000多万规两储备来保证80-125亿一年(330天算)，2500万-4000万规两一天的经济运行？这个戏法怎么变呢？上帝，或者说天意真是个天才的魔术师。
[1]汇划的精髓就在隔天进帐。隔了一天，可以做对冲的庄票就冒出来了。这样余额划头部分就少多了。现银解付的压力自然小了。这是中国金融界应对现银不足的传统办法。
[2]废两改元之后，银元就成为中国的本位币，支付，结算全是它了。饶是这样还出了1000元一锭的厂条专门用于结算。说明当时的中国用一块一块的银元做结算的确是个麻烦。
[3]这是洋商银行的拆票数据，加上华商银行的数据，当时银行对钱庄的拆票应该在1000万规两左右。
[4]上海的白银存底一般有三个作用：最后清算，钞票准备，外汇及黄金期货保证金。
[5]上海是现码头，是所有债务的最终结算地，必须用现银结清。外地不然，可以用申票结算。所以外地的现银准备是不多的。
[6]这是我根据上海标金市场的交易量估算的，至今没有找到直接数据来源。
[7]外埠有用黄金来做对外贸易结算的。
所以你说的“经济就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这个观点，我主观认为不对，但是我没有能力反驳，我只能正面叙述我的理解。比如我理解市场的有效性恰恰在于它的无序性。一旦有序，市场就转向无效。这个和你的观点不同。今后我要是真发血性读经典的话，我可以自己验证自己的观点。错了就改。
市场是谁，这个话题很沉重。所以要开放边界，让寡头们去博弈。前天去美国，加了50毛一升的油，加拿大是1块。没办法，如果全世界的石油公司都可以在加拿大做零售会好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公债市场从北洋开始的。私债也有，宋子文，张静江都发过私债。不过20，30年代的中国债市主要是玩公债。
面向工商业的中长期贷款在新式银行出现之前是没有的。沈宣怀的通商银行是第一家华资银行，工商业贷款不多。后来出现的华资银行观念比较新，也相信工业救国，向工商业贷款比较多。陈光甫是一个，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是一个。天津化学工业最初是周作民投资搞起来的。
民族企业的资本从哪里来的？主要搞集资。官股在里面集资不象集资，贷款不像贷款，因为它不允许亏本，所以后来都退出了。主要是民间集资。国民党发过建设公债，
在申城最终结算的商业汇票？
按现在的术语说，就是有抵押的短期信用贷款，用于为贸易提供融资，
属于信用货币的一种，而用于结算的白银就是基础货币。
可以想象商家用这种信用贷款补充流动资金，那厂家是否也用汇票支撑流动资金？
当时有没有中长期的债券市场，我所知道就是子夜里面描写的公债市场，
有没有面向工商业的中长期贷款，记得亲近商人，敬远官僚的陈光甫就是喜欢给纱厂面粉厂贷款，
其它大银行应该也向工商业放款，可能都是支持自己的关系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时工矿企业似乎都是官僚士绅办的，他们的资金从哪里来，来自地方税收或发行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