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政府到底知道不知道明是亡于白银的?反正从它的诏书上是看不出来的。对于政府,禁海的理由是保护人民,对抗海贼,开海的理由是照顾民生。堂皇说辞掩盖着它的真实目的。就是试图控制白银。这从它的一系列行为中可以看出来的。首先是长达28年的禁海,而且不是明朝的那种禁法,是真正的饿死人都在所不惜的禁海。这样的政策,你看一眼就明白了,北方人重新夺回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堵住了天朝流血的伤口。白银流入总算被遏制住了。接下来的问题,国内的货币流通怎么办?用钱!24朝里清是铸钱最多的朝代,大大超过北宋。而且清初的钱法不是中华传统钱法。它是以银为基准发行的。一文等于一厘银。1千文等于一两银。清政府甚至讨论过发行“直千钱”对应白银一两。这样一来,请初的钱一文的重量就不是传统的一钱,而是要根据白银的市价随时调整,有时是八,九分,有时可以重达一钱四分。总之,意图就是保持1千文等于一两的汇率,将民间的用银习惯慢慢地调整到用钱上来。这个货币政策,其实用性和可行性且不去说它。从这种怪异的反传统做法上可以看出清初政府的思路:就是要用铜将银驱逐出流通领域去。当然它是失败了的。这样的奇怪政策缺点很多。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给铜钱的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个问题请政府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因为铜源有限,云南,日本二地是主要供应地,最多不会超过年1000万斤铜的供应量。而要大量使用日本铜就不得不面对海外贸易问题。康熙二十四年废除海禁,其中一个考虑就是扩大日本铜的进口量,因为光靠官船,运输量太小,必须利用民间资金。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满清统治已经维持了四十年了。这时它对白银,对海外贸易有了新的认识。也切身体会到了明不得不用白银的苦衷。中国太大了,人口又这么多,铜钱,且不说它根本就不适合做大额贸易,光从数量上讲就不能满足民生的需求。一味强调用钱,你连税都收不上来。所以康雍间常有诏书下去鼓励民间用银。你要人家用银,你就要放开海外贸易的口子。再说海外贸易也不光进来白银,还有铜,还有米,这些都是清政府急需的。南方人口这么膨胀,钱,粮的压力都很大,海外贸易是一条出路。于是这出收收放放的多幕悲喜剧又上演了。
海禁一开,白银就又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但是在白银流入这个事上,清和明不一样。明基本上是控制不住海外贸易的。禁的时候,走私遍地,放的时候管理缺失。总之,是个宽容的政权。清则严酷的多。税重,管理到位,有一整套的制度和办法。在清,海外贸易是政府严格约束下的有限贸易。绝对不要解读为自由贸易。反映在白银上就是流入的速度完全操控在政府手里。直到乾嘉之际才失控。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纪录上可以看到,白银大量输入中国的年份都是中国政府财政困难的年份:康熙末,雍正,乾隆末,整个嘉庆朝。到了道光转向白银流出。那么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鸦片战争,一共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 这个不好回答,靠谱的证据只有东印度公司纪录的7000万两。其他的都是估算。马尼拉和长崎港务当局对进出口船只的吨位是有长期纪录的,一般的研究都是根据这些吨位数据推算出每年的白银流入量。最后的结果各个不同。我比较倾向于2.5亿两这个数据。就是说清初至鸦片战争这200年的白银输入和明1550-1650间差不多,你可以看出在清政府的操控之下,白银流入中国的的速度平均比明慢了一半。它的峰值最高也就是3,4百万两一年,这个和明一样。但是绝没有如明那样放任它横行50年这样的事。而且清海外贸易的内容比明复杂。它有银货贸易,有货货贸易,有纹银和银元的贸易,有黄金和白银的贸易,有白银借贷流入。所以鸦片战争之前的这个2.5亿的流入和明朝的那个2.5亿的流入,其意义是不同的。清海外贸易上的问题不是单向的银货交易导致资源外流,而是自身卡得太严,完全忽视了长江流域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堵住了释放这种生产力的渠道。按照清政府的行政能力,这种忽视不应该发生,而且堵塞人民的生产能力,不能不让人怀疑清政府的动机。理念和生存冲突的主旋律,再一次奏响。这次乾隆爷聪明了,选择了理念。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明亡于居正,清亡于乾隆。随你怎么选择都是一个亡字。[1]抓狂一问,为什么呢?那你打开窗户向外看,终乾隆一朝,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了。英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华物资的需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一个有巨大的初级产品生产力,一个有巨大的消费力,反过来看,一个经过工业革命,已经拥有了无穷尽的工业品生产能力,一个是具有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二者之间只隔着一个专制自私的满清皇帝。最后鸦片战争解决了这个矛盾
[1]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康熙的“永不加赋”,雍正的“摊丁入亩”都是朝着解放生产力的方向走。乾隆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