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67：百宝匣劫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5期

 文；范汇公

一、白日抢劫

1954年初夏，北京。

西四区新街口“五福饭庄”来了一对外国食客。这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都是金发碧眼，肤色白皙。两人上了二楼，选择了临窗的一副座头，落座后用北京话招呼跑堂上了四样地道的京菜、一瓶一斤装二锅头，兴致勃勃开怀畅饮，不时碰杯，互道“祝贺”。

这对说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洋夫妇庆贺什么喜事儿呢？由于这事儿跟接下来发生的案子有关，所以先要作一个交代——

这二位，男的名叫史今乐，女的名叫安依君。史今乐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英国人，父亲是清末来华经商的英国老板，在华生意做得不错，于是把老婆也接了过来在北京定居，于1920年生下了唯一的儿子，当时起了个英国名字叫鲍勃·史密斯，过了几年，又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史今乐。安依君的家世跟丈夫差不多，她的祖籍是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其家族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十月革命后，安依君的家族和其他贵族一样遭到清洗，只有少数逃了出来，其中一个有着沙皇军队上尉军衔的小伙子就是安依君的父亲。他逃到中国后，在北京开了一家面包作坊，并与一个从哈尔滨前来投奔他的早年邻居家的姑娘成婚，于1923年生下了安依君。跟史今乐一样，安依君出生的头几年使用的也是俄罗斯姓名，叫伊莲娜·安纳托娃，后来才按照其俄文姓氏中文译音的头一个字，起名安依君。史今乐的老爸做的是把欧洲的面粉倒腾到中国来的批发生意，在经商中结识了那位前沙俄上尉、现今的面包师，两人交往多年，友情甚笃，后来就结成了儿女亲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业务经营都以粮食为主的两亲家在日军推行的严厉的粮食控制政策下，都被迫放弃了本行，过着窘迫的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今乐的父母还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双双死于侨民集中营。不久，安依君的双亲也因病而殁。

史今乐成年后当了乐师，靠替舞厅、酒吧演奏谋生，其妻安依君亦谙音乐且工于西式菜点，就以做钢琴家教以及帮佣挣些钱钞贴补家用。这种谋生手段，在旧社会还可以奏效，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类主顾的大幅度减少以及政府对舞厅、酒吧业的控制，这对夫妇的生存空间日趋狭小。两人婚后生有子女各一，如今已上小学，正是开支日渐增长的年龄段。因此，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用史今乐自嘲的话来说，叫作“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两个月前，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苏联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垦荒运动，苏联政府号召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回国参加农业建设。这项举措在当时称为“苏侨遣返”。

卫国战争夺去了苏联两千多万精壮劳动力。战争结束后，苏联劳动力缺乏。为此，苏联政府除了让军队大规模复员外，又号召其在国外的战俘、难民和侨民回国弥补苏联战后重建所需的劳动力的不足。1947年8月至翌年初，苏联政府曾从中国集体遣返了一批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侨民。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华苏侨没有全部遣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当苏联新领导人为解决苏联粮食严重不足问题而掀起空前规模的大垦荒运动时，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其最大的国外侨民群体——在华苏侨。

史今乐、安依君夫妇的国籍分别是英国和俄罗斯。史今乐在北京出生后，因英国政府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外交关系，所以很快就在英国领事馆办理了国籍登记。而安依君的情况就不同了，她的父母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从国内逃出来的，被当时的苏联视为“叛逆分子”，尽管苏联和北洋政府以及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是有外交关系的，可是他们一直没敢去领事馆办理国籍登记手续。因此，安依君属于当时中国不少城市都存在的“无国籍居民”。安依君与史今乐的子女出生后是向英国领事馆登记的英国国籍。

这个问题在去年终于得到了解决。11月下旬，安依君接到苏联侨民协会的通知，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前往领取苏联在华侨民证。这就是说，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接纳其为苏联公民。安依君喜出望外，立刻去办理了登记手续。这样，几个月之后，一份通知书就送到了安依君的面前，邀请她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通知中特别注明；“具有苏联国籍，有劳动能力，无现行政治问题的，经审查后即可回国，其家属亦可回去。”安依君自出生后，从来没有回过祖国，心头自是涌起一份激动。她征求丈夫的意见，史今乐也正为今后的出路担忧，认为这是一个解决眼前窘况的途径，当下表示赞同。这样，这对夫妇就向苏侨协会提出了前往苏联的申请。

据资料透露，苏联政府的这项举措，当时曾惊动了中国政府的以下九个部门；外交部、中央公安部、中央商业部、中央内务部、对外贸易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承担着协助解决苏联归国侨民相关问题的责任。比如苏联方面要求的“审查”，那就是公安部、内务部的事儿了。好在史今乐、安依君夫妇并无历史问题，亦无现行劣迹，因此公安局一审就通过了。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做回国准备，其他诸如房产、兑换金银、子女教育等问题都顺利得以解决，独独有一件事给卡住了！

这个卡子，是一个高一尺、长七寸、宽四寸半的紫檀木匣。这个由史今乐之父老史密斯传给儿子的木匣子，出自清宫大内工匠之手，精致无比，匣子内外都装设了机括，按对了，匣盖方可打开。匣子内设六层，层层叠盖，皆须按对了机括才能一一揭起，如若按错，则会自动锁定，只有按工匠制作时设置的按法解除锁定后方可打开。匣内每层分成二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内都盛放着小物件，诸如由名人手抄的火柴盒大小的《四书》、装在黄金小盒内的带测试毒物功能的牙签、核桃形状内盛红宝石雕就的石榴粒的翡翠球、精雕而成的象牙小舟、表面刻有题诗绘画的玉瓜子、外国金币、精致的宋代小瓷瓶等等。总之，一百二十个格子里分盛着包括金银器、玉器、铜器、瓷器、字画、金石、牙雕等的物件。这种匣子，古代称为“百宝匣”。史今乐手头的这个百宝匣算是小的，据说当时的清官内还有内盛上千种物件的“千宝匣”。当年老史密斯从黑市上购得这个百宝匣后，就决定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因此，即使在日军占领时被迫停止经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日子里，老史密斯也从来没有动过出让这个百宝匣的脑筋。后来形势愈加不利，老史密斯便招呼史今乐于夜深人静之时将百宝匣埋于住宅地下。日本投降后，史今乐才把百宝匣从地下挖出来。

当年老史密斯买下百宝匣之时，还是北洋政府统治下，海关对被统称为“古玩”的各类文物的出境尚未控制，因此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百宝匣是否能够携带出境的问题。现在，新中国对于文物管理是有规定的，这个百宝匣是否可以携带出境就成了史今乐夫妇的一块心病。史今乐甚至打算过，如果政府不允许他把这个百宝匣携带出境的话，他宁可不去苏联了。

这个问题，史今乐在向苏侨协会登记要求前往苏联时最先向接待他们夫妇的协会工作人员提出，得到的回答是；苏侨协会无权处置此类事情，您需向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咨询。史今乐又在前往公安局填写审查表格时向接待民警提出这个问题，民警说公安局不分管此类事情。然后，史今乐又去了外交部，这回，他得到了明确答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有具体法规，建议您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当时还没有成立文物局）咨询了解。于是，史今乐、安依君又去了市文管会，接待人员看了他们带去的百宝匣后，立刻向领导请示，最后跟史今乐约定6月I5日上午8时30分携带百宝匣再次前往市文管会，由文管会邀请的文物专家当场鉴定，如符合允许携带出境的规定，则当场可以拿到鉴定结论书。

这样，史今乐夫妇就在15日上午携带百宝匣，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市文管会。那里，已有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三个专家等候着，当着史今乐夫妇的面对百宝匣进行鉴定。

1950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文物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其中规定禁止出口的各种文物、图书有以下几种；革命文献及实物；古代动植物之遗迹、遗骸及化石等；史前人类之遗物、遗迹及化石等；建筑物及建筑模型或其附属品；前代画家之各种作品，宫殿、寺庙、冢墓之古壁画，以及前代具有高度艺术价值之绣绘、织绘、漆绘等；具有高度艺术价值之浮雕、雕刻，以及前代的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美术雕刻；甲骨刻辞、玺印、符契、画板之雕刻等，及古代金、石、玉、竹、木、砖、瓦等之有铭记者；具有历史价值之简牍、图书、档案、名人书法、墨迹及珍贵之金石拓本等；古贝、古钱币；具有历史价值之车、舆、船舰、马具、冠履、衣裳、带佩、饰物及织物等；古代生产工具、兵器、礼乐器、法器、明器、仪器、家具、日用品、文具、娱乐用品等。

此刻，文物专家对百宝匣的鉴定就是根据以上规定进行的。鉴定结果是；百宝匣内所盛的这些东西属于工艺美术品，也就是旧时所谓的“玩物”，并非国家规定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因此，这个百宝匣可以出口。但是，根据上述《暂行办法》的规定，出口地点仅限于天津、上海和广州海关，届时须将百宝匣交由海关人员监视装箱、加封。这样做，是为防止报运人暗中调换。

史今乐、安依君拿到了文物鉴定专家出具的证明，再三道谢后，携百宝匣离开了市文管会，还是叫了辆三轮车回家。路上，安依君提议应该庆贺一下，史今乐说那就到“五福饭庄”去吃个饭吧。夫妇俩在饭庄待了—个半小时，饭后出门，因为离家不远，就不叫三轮车了，提着装有百宝匣的帆布军用背包沿西直门内大街走了一程，就到家了。

他们的住处是当年老史密斯购买的一套沿街的二层楼房，太平洋战争爆发，老史密斯被日军禁止经商，因为生活拮据将房子贱卖了。卖掉后，史密斯一家仍居住于二楼，每月向买方支付房租，原先老史密斯做生意的底楼则由买方租给别人开店铺了。解放后，买方因是“一贯道”骨干被政府镇压了，该房产则被没收。如今，楼上还是史今乐住着，每月向房管部门付租金；楼下的店铺改作一家国营工厂的仓库。通往二楼的楼梯原是在店堂一侧的，现在用砖头单独砌出了一个跟楼梯等宽的通道，装了一道铁栅栏门，专供二楼住户史今乐一家进出。

意外是在史今乐夫妇回家后不过短短两三分钟后发生的！

门铃响了，安依君开了房门，发现楼下铁栅栏门外站着两个男子。对方掏出了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本亮了亮，嘴里说了句什么安依君没听清楚。史今乐夫妇此刻尚沉浸在喜悦中，再说其时北京已经解放六年了，治安情况大大改观，周围很少发生什么刑事案件，当下只以为是哪个机关的公家人，和前两天登门了解他们回国准备情况的区政府工作人员一样的来意，也就不疑有他。安依君便下楼去开门，把两人迎了上来。

那二位都是三十多岁年龄。一个体形瘦高，大眼，白肤；一个五短身材，壮实，肤色较深，三角眼。他们分别穿着蓝色、白色长袖衬衫。他们进门后，眼光就落到了放在一旁桌上的那个刚从包里取出的百宝匣上，二人相视一笑，“大眼”对“三角眼”说；“就是这玩意儿？好货啊！”

史今乐听着顿觉不对头；这二位怎么这样说话呢？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大眼”把提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上，扯开拉链把手伸入包内。史今乐以为是拿工作手册之类的，哪知对方掏出的竟是一把手枪！

着了道的史今乐夫妇只得在对方的枪口下就范。对方干这一行很老到，生怕个儿大力不亏的史今乐反抗，因此命令安依君先动手用他们带来的绳子将史今乐绑上，然后“三角眼”从裤袋里掏出一副白色医用手套戴上，再动手捆绑安依君，把两人背对背绑在一起。又从厨房找来一段绳子，把两人紧紧拴在桌子上。最后，自然没忘记用毛巾、抹布堵住这对受害者的嘴巴。这二位似乎还有搞清洁卫生的嗜好，从厨房提来一桶清水，用拖把蘸着水将他们涉足过的客厅、厨房仔细擦拭了一遍。

干完这些后，两人把百宝匣装进史今乐的那个军用背囊。临走之前，没忘记把外面的楼梯也擦拭了，最后将水桶、拖把留在末级楼梯下一米宽的水泥地面上，出去后还关上了临街的铁栅栏门。

一起惊动公安部的抢劫案件，就这样发生了！

二、四路调查

新中国成立伊始，民间古玩出售甚多，买者倒是不多，所以按照经济规律，本案发生时的古玩市场价格是比较低的。本案中的这个百宝匣，由于是清官大内物品，市场上很少见到。五年后的1959年，东北古玩市场上曾有过一个类似的百宝匣出售，内盛的玩物比史今乐夫妇的那个稍多，当时的成交价格是人民币一万九千元。以此类推，本案中的这个百宝匣在1954年案发时的市场价格大致上应该是低于两亿元的（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两万元，下同）。两万元在如今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款子，但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一笔大钱了，根据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贪污金额达到一亿元（即如今的一万元）就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因此，这起抢劫案就涉案金额而言应该够得上“特别重大”了。

可是，特别重大的案件多了，怎么独独该案会惊动高层呢？这要从1954年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中国政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一个文件说起。

1954年4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华司考代办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了苏方的遣侨决定，同时，还希望中国政府在运输、房地产出卖、侨民政治审查等方面提供协助。得到苏方的通报后，外交部于4月27日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研究讨论会，拟定了协助苏联集体遣侨的初步方案。为了保证这次遣侨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决定“对此次苏侨回国应当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速送走的方针”，并“成立委员会，以协助苏驻华使馆及各地苏领馆进行遣送工作”。4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制订的方案上报邓小平副总理。29日，邓小平副总理作出批示，对此方案“拟予同意”。5月6日，外交部又召集了全国各地外事处长会议，传达和讨论“4·28”报告，并作了若干补充。会上还提出了关于归国苏侨的企业、房地产、汇款，携带金银、外币、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等问题的处理办法。会议结束当日，外交部便将这次会议的召开情况及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向邓小平副总理作了汇报，邓在阅后表示同意。于是，外交部于当天以政务院的名义将这一报告的精神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到各地执行。该文件特别强调了各地在工作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有关问题，明确指出；“必须掌握中苏团结友好的总方针，自始至终予以大力协助”；“此事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必须由有关省市政府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周密布置，立即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当时对遣返苏侨一事之重视程度，因此，也就不难想见西直门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的反应了。派出所当即向西四分局报告，分局随即报告北京市公安局。而市局呢，则在稍后就将案情上报公安部了。警方将该案件称为“6·15”案件，市局在接到分局报告后的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从市局、分局抽调九名刑警组建“6·15”案件专案侦查组，要求以最快速度侦破该案，追回赃物，惩处案犯。

当市局刑侦处乔暮生副处长率领市局、分局的八名刑警赶到史今乐家时，先行抵达的刑侦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并将勘查结果告知专案组；由于作案者是戴着医用手套作的案，而且消除了现场的痕迹，因此未能获取作案者的脚印、指纹。不过幸运的是，受害人子女放学回家发现父母被绑，马上向邻居求救，上楼来帮忙的隔壁两个邻居由于无法解开捆绑史今乐夫妇的绳索，急切间他们是把绳索硬从史今乐夫妇身上“脱”下来的。这样，就留给刑技人员一个完整的绳结。这个绳结打得有点儿特别，不但结实，而且在结构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刑技人员认为这是从事过某种专门职业的人才会打的绳结。至于是哪种职业，还需要调查。但目前可以判断，那个动手捆绑的“三角眼”从事过与使用绳索有密切关系的职业。

专案组九刑警作了分工，分别向史今乐、安依君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邻居作了调查询问。做完这些工作前往专案组驻地西四分局后，组长乔暮生就接到通知：公安部刑侦局一位名叫柏群的科长奉命前来专案组蹲点。这个蹲点，就是如今所谓的“督办”了——当时的习惯，通常是不使用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用烂了的官方词汇的。众刑警马上就掂出了这起案子的分量，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则是自豪。干刑警的，一生参与侦查的案子应该不会少，但如若哪位遇到这种公安部派员前来“蹲点”的要案，那可以称得上是一生的荣幸了。

当晚，柏科长参加了专案组的首次案情分析会议。下午专案组九名刑警前往现场查摸情况的结果并不理想，史今乐全家、左右几家邻居未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样，众刑警此刻就只能把这些貌似无用的情况汇总在一起，试着进行分析，指望能够有意外发现。好在这个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有过独立破获刑事案件经验的资深警察，对于类似这种涉及财产的刑案，各人心里都有一个认知尺度。这样，一番七嘴八舌的讨论后，大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点上：作案者是从什么渠道获取史今乐拥有百宝匣的信息的？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从史今乐夫妇反映的遭劫情况来看，作案者显然是直接冲着百宝匣而来的，因为他们并没劫取史今乐夫妇的手表、戒指、项链，也没有进入卧室去翻箱倒柜。可见，作案者显然知晓史今乐手头有这么一件家传宝物。于是，问题随之产生，据史今乐夫妇先前向刑警反映的情况表明，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本没有外人知晓他们家有这么一个百宝匣。因为当初老史密斯完全是在一个意外场合偶然购得此物的，对方开出的价钱超低，基本可以断定出售者是一个小偷。这就是收购赃物了，即使北洋政府的警察局不来追究，光是一个英国绅士竟然收购赃物这件事，传出去就够丢人的了，倘若给伦敦的报纸一刊登，老史密斯以后回国时脸面往哪里搁？因此，老史密斯对此事一向守口如瓶，自己在家里也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才把匣子内的玩物拿出来透透风，擦拭一遍，防止生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老史密斯看看形势不佳，在华英国侨民恐遭不测，遂决定将百宝匣深埋密藏，当时曾悄然关照史今乐不能向包括其妻安依君在内的任何人透露此事。一直到二战结束，史今乐才把这个秘密悄然告诉了妻子，同样，要求安依君也守口如瓶。新中国成立后，史今乐、安依君夫妇依然严守百宝匣之秘，对谁也没有吭声。一直保密到6月初，苏侨协会通知他们已经批准赴苏申请，可以办理回国手续的时候。

这样，调查思路就形成了——盯着最近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史今乐夫妇透露百宝匣之秘的途径调查，极有可能获得作案者的线索。据史今乐夫妇反映，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携带此类物品出境的政策和规定，从6月3日至今的十余天里携带百宝匣先后去过以下几个部门：苏侨协会、西四公安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文管会去了两次。百宝匣的这五次现身，究竟有多少人在场看到了呢？史今乐夫妇回忆，这五次中，有两次并未把百宝匣从背囊里拿出来示人，一次是西四分局，另一次是外交部，史今乐只向接待人员说了个开头，“我有件东西是祖上传下来的，不知是否可以携带出境”，对方就打断他的话，让他去其他机构咨询。另外三次，是把百宝匣从背囊里拿出来的，但在苏侨协会只是拿出了百宝匣，还未打开，接待他的那个苏联女青年就说请他稍等，待她去请示领导后再作决定。于是史今乐就没打开匣子，也就不过一分钟时间，从里屋出来一个秃顶苏联男子，看都没看百宝匣就给了回答。至于在市文管会的那两次，倒都是打开了百宝匣的，还一层层取出来给人家看了，案发那天第二次，那三个专家把全部百多件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轮流鉴定过。

白天向史今乐、安依君夫妇调查的刑警李泗俊、钱秋侠曾向两人了解过那五次的在场人员情况，但当时史、安两人哪里料想得到之后竟会发生这等事儿，所以根本没有留心在意，一边回忆着一边陈述，临末把两人所说的情况放在一起比照，发现对不起来。不过，这难不倒刑警。大家分析，百宝匣在案发当天的那次亮相，应该是没有调查价值的，因为从史今乐夫妇携百宝匣去文管会鉴定到回家遭劫，前后不过三个多小时。而作案者显然是有预谋且是作过充分准备的，比如预备了公文包、绳子、手套，况且还知晓史今乐夫妇的住址。从时间上推算，作案者无法做到在文管会遇见史今乐夫妇并了解到其持有百宝匣后，立刻策划作案并作好一应准备。所以，如果说作案者是通过目前这条途径了解到百宝匣信息的，那么应当是在前面四次中的某一次。

于是，专案组决定次日一上班就着手对百宝匣亮相的那四次情况进行调查。同时，以市局名义通过全市十六个区的公安分局对各区所有古玩店铺、银楼首饰店进行布控，把市文管会出具的那份鉴定书所列明的物品目录发到每一个老板手里，一旦发现有人前往出售目录中的物品，立刻报告公安局。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到苏侨协会、西四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管会进行调查。刑警对后三家的调查很顺利，前往调查的三拨刑警很快就查出了与史今乐、安依君夫妇同一时间段出现在三部门接待室的七位来访人。按照分工，三拨刑警随即对这七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下来，均与本案无涉。

前往苏侨协会调查的两个刑警应同力和大杨就有些麻烦了。苏侨协会不是一个正规的机关，工作人员全部是苏联人，其中主要领导是从苏联国内过来的有着外交人员身份的官员，下面那些工作人员有的是专聘的在华苏侨，有的是该协会专门为这次遣返任务而招募的在京苏侨，这些人属于义务性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志愿者”。说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弄清应、杨两人的调查难度。他们除了要查清史今乐夫妇那次去协会咨询时也在同一时段待在那间屋子里的其他几位咨询者（而接待室对所有咨询者都是没有登记的，所以根本不清楚他们是谁、一共有几位以及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外，还要弄清楚当时在场的苏侨志愿者有哪几位，以及他们的姓名、住址等等。

苏侨协会接待室的负责人接待了二位刑警，那是一个金发胖女，来自苏联国内，很客气，可是此刻客气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她对于刑警的问题都是微笑着摇头、耸肩、摊手，用生涩的汉语表示她“不清楚”、“不了解”、“无法回答”，再三表示歉意。应、杨两人无功而返。

专案组组长乔暮生听了汇报，说看来我这是官僚主义了，我应该想到指派一名懂俄语的同志去的。于是，专案组唯一通晓俄语的哈尔滨籍刑警吴孝三就和应同力、大杨一起二上苏侨协会。三十岁出头的吴孝三出身于正宗劳动人民家庭，其父是个花匠，长期受雇于一个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至哈尔滨的白俄贵族家庭，吴孝三自幼就跟着老爸在东家生活，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习惯。此刻他一去苏侨协会，那个胖负责人一听他那口俄语，不由得就对他刮目相看，应同力、大杨因此跟着他受到了咖啡、甜点的款待。可是谈及正题，对方仍然摇头，说协会的这个接待室专为遣返苏侨而设，属于临时性质，一切都不正规，包括接待对象一律不作登记。

三刑警只好告辞。可是，吴孝三心有不甘，穿过花园时忽然想起大门门卫，眉峰便向上一挑，说咱去跟那个看门的聊聊，运气好的话，也许有收获也难说啊。吴孝三以前生活在哈尔滨，那里不但有不少流落到此的白俄，还有很多俄国人和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结合生下的后代，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混血儿。吴孝三先前进门时就留意到看门人像是中俄混血儿，此刻就想与其聊聊，指望有意外发现。

这个意外发现，还真让刑警撞着了。看门的的确是中俄混血儿，其父是满族人，娶了个俄罗斯老婆，生下了他，随父由满族姓氏改过来的“关”姓，又因为他个头高大，所以大家都唤其“大关”。大关原是中国国籍，解放后中苏大讲友好，苏联是老大哥，大关于是就动了心思，去苏联领事馆要求登记苏联国籍。于是，大关就摇身一变成了苏联人。后来组建苏侨协会，就把他唤去看门。他不是志愿者，是拿着一份薪水的。大关以前作为满族子弟，一度游手好闲，据说在东城一带还小有名气。他不但人头熟，记性也好，一些跟他打过交道脑子里早已格式化把他忘得精光的主儿，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而且可以把对方的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

现在，刑警跟大关聊了片刻，就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个情况。自从开始办理苏侨遣返后，有一个家住永定门，人称“老刘头儿”的古玩掮客，每天都会来苏侨协会。他不是苏侨，当然不是来咨询与遣返有关事宜的，而是动着跟其职业有关的脑筋，向络绎不绝前来登记、咨询的苏侨询问是否有古玩出让。前一阵，老刘头儿几乎天天过来一趟，有时上下午都来，来了就给大关敬烟，还送点心、水果，以此获得待在门卫室门口，甚至室内的资格。没人登门的时候，老刘头儿就跟大关闲嗑牙瞎聊天，有人来时就立马蹿过去拦住人家询问是否准备离华赴苏、是否有古玩要出让。苏侨也是各人各性，有人乐意回答，有人就冷淡。老刘头儿凡是遇到回答说手头有古玩的人，也不管人家是否准备出让，就像一帖老膏药一样紧紧粘着对方，往里盯到接待室，再跟着出来，甚至跟出门去一路纠缠。如此一个余月下来，这家伙竟然还做成了若干笔生意。最近一个星期，不知什么原因，老刘头儿没再来过。

吴孝三等人于是觉得这主儿可疑，返回专案组一汇报，专案组就决定盯着这个老刘头儿调查，这差使还是由吴孝三、应同力、大杨三刑警去干。三人就按照大关提供的方位前往永定门一带打听老刘头儿其人，可是，跑了两个派出所，人家都说没有听说管段内有这么—个人物，

三、三个嫌疑对象

6月17日，三刑警再次出动。昨晚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回不往派出所跑，而是跑古玩店铺，不是说这主儿是古玩掮客吗，那做古玩生意的对其人应当是有所闻的。果然，三人去永定门外大街的一家古玩店一问，人家就说认识此人，不过姓名、住址不详，圈内都唤他“老刘头儿”。刑警正和老板聊着，忽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老板指着对方告诉刑警：“这位黄先生跟老刘头儿混得很熟的，你们问他就清楚了。”

果然，黄先生一听马上就说他知道老刘头儿这人，真名叫刘巽祥，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住在琉璃井东街“如家客栈”隔壁那条小巷子里。刑警记下了姓名住址，正要再问些什么时，黄先生开腔了，竟是语出惊人，问你们是找他调查百宝匣的事儿吗？

须知百宝匣抢劫案发生后市局领导有指示，为防止对苏侨遣返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该案对外须严格保密，即使公安内部，无关人员也没有必要知情。为此，专案组还特地于案发当晚登门关照史今乐夫妇守口如瓶呢，怎么眼前这位黄先生一说就说到了百宝匣？于是，就提议找个适合说话的地方去聊。黄先生倒也不紧张，从容镇静地跟刑警去了派出所。刑警跟其聊下来，方知老刘头儿做古玩掮客生意乃是祖传的，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凭着这份资格和经验，他组建了一个圈子，用一种相当于互助组合作的方式，互通消息，转介客户。苏侨遣返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机会，老刘头儿断定苏侨手里肯定会有一些好货，而国家有规定，许多货是不能出境的，这样，那些苏侨只好就地出让，而且急迫之间价钱还不能开得过高。黄先生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但他跟老刘头儿私交不错。大约一个月前，老刘头儿去找黄先生，说有人知道苏侨手里有货，托他收购一件古玩——宫里流出的百宝匣，他已经着手做这事，请老黄也替他留心着。之后半个月里，老刘头儿曾三次找黄先生催问此事，看得出是很着急的，黄先生怀疑他已经拿了人家的定金。黄先生跟老刘头儿打了二十年交道，知道这人胆子小，应当不会做出特别出格的事儿来。而现在民警打听老刘头儿，那说明这回他可能一不留神出事儿了，而在黄先生看来，如果出事儿的话，那肯定是栽在百宝匣上了。

这样一来，刑警越发觉得这个老刘头儿疑点大了。把黄先生打发走后，就在派出所给专案组长乔暮生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乔暮生说你们立刻去找老刘头儿，找到后直接带到西四分局来。吴孝三、应同力、大杨三人于是就直奔琉璃井东街刘宅，可是却扑了个空，老刘头儿的老婆说丈夫已经六七天没回家了。去了哪里呢？刘妻说去天津了。上天津干吗呢？这个刘妻就不知道了。刑警寻思既然来了，那就不能白跑一趟，顺便查一下老刘头儿家里是否藏着百宝匣吧。那时候还没有实行搜查证制度，警察登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查，但老刘头儿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通常自己并不收购古玩，所以三刑警只找到了两幅并非出自名家之手的明清字画，以当时的市场眼光，根本算不上文物。

三刑警向专案组汇报情况后，专案组决定联系派出所配合对刘宅悄然进行布控。然后，就该考虑前往天津查访老刘头儿了。由于老刘头儿家里人不知道老刘头儿去天津做什么，也说不上其在天津的落脚点，三刑警就只好再去找黄先生。一说老刘头儿去了天津，黄先生马上说他肯定住在“独眼”家里。

“独眼”是何许人？黄先生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曾听老刘头儿说过几次，说“独眼”是他在天津最靠得住的一个朋友，二十多年前两人好像还换过帖子，刘每次去天津都下榻于“独眼”家。这样一个铁哥们儿，老刘头儿对外人也会透露，怎么他老婆就不清楚呢？刑警自然觉得可疑，于是，连夜前往琉璃井东街敲开了刘宅的门，再次向其妻询问。刘妻还是摇头。刑警又问她是否知道“独眼”，答称听丈夫说过，可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至于住在天津哪个旮旯就更不清楚了。刑警从刘妻回答时的表情看出这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多半是在撒谎，却又无可奈何。不过这也难不倒警察，众人一商量，认为老刘头儿的这个朋友很有可能也是古玩圈内的，“独眼”者，大约就是一目失明的主儿了，凭这两点，去了天津不愁打听不到。

6月18日，百宝匣劫案发生的第四天，刑警李泗俊、钱秋侠、小江三人奉命前往天津查找老刘头儿。午后，三人抵达天津，出了火车站买了几个包子吃着就奔天津市公安局。先找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人家就把他们介绍到市局经保处。可是，经保处却不知道“独眼”其人，于是又去刑侦处。刑侦处领导听说老刘头儿是个古玩掮客，就叫来了两个专搞古玩案子的刑警，一问，两人都笑了，说什么“独眼”，该是“毒眼”——那主儿姓沈名曾，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看古玩字画经验老到，一看一个准，是那些专门伪仿古玩字画的家伙的大克星，都说他的眼光极毒，圈内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毒眼”。

北京刑警于是就去找“毒眼”沈曾，一问，老刘头儿果然住在他那里，不过，昨天去郊区了。干吗呢？沈曾说他从北京过来，是为买一口百宝匣，那是一个有着多年关系的友人托他买的，已经付了一笔定金，而且他已经把定金花掉了，现在人家催得急，他在北京无法搞到，一周前就来天津打听。类似这样的事儿以前也有过，每次都是沈曾相帮解决的。这次，沈曾替他四方打听，听说郊区项庄那边有人手头有百宝匣，就让老刘头儿赶去了。今天上午老刘头儿托人捎话来，说项庄那人手里确实有货，但不肯拿出来，连看一眼也不行，他正泡在那里使出水磨功夫跟人家耗着呢。刑警马上问沈曾是几时得到的消息，沈说就是前天的事儿，晚上他和老刘头儿一起喝酒时告诉刘了，于是刘昨天一大早就赶去了。刑警算了算，跟史今乐那个百宝匣被劫的时间合得上，心里便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下，三刑警就带上沈曾赶往项庄，到那里时已是黄昏。老刘头儿果然在那个姓陈的人家里泡着，两人正一起喝着酒瞎唠哩。刑警关心的是陈某的那个百宝匣，把两人控制住后，开口就让陈交出百宝匣。陈某掏出钥匙让老婆从柜子里拿出来，打开一看，却是一口空匣！问是怎么回事，陈某说这是他两个月前从旧货市场淘得的，买下时就是这么一个空匣子。他以前折腾过几天古玩，识得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觉得挺不错的，也不贵，就买回来了。一连数日折腾，按照货主教的方法，按揿机括，打开匣盖，一一揭开里面的格屉，觉得新奇好玩。不过玩了一阵也就腻了。买这个匣子时，有个叫李宝二的朋友跟他一起，那主儿是个二百五，喝了酒喜欢胡吹海侃，不知几时跟别人说陈爷觅得了一个官里流出来的百宝匣。老刘头儿之前，已经有三个人要向他买这个匣子，他都没有答应。昨天老刘头儿登门，那是“毒眼”沈爷介绍过来的，沈爷面子大，他不能把刘轰走，就任凭他留下住着。

刑警看那个空匣，比史今乐所说的似乎还要高出一截子，宽度也不一样，于是相信了陈某的话。当然，是要去找那个二百五小子李宝二核实的。李宝二是同村人，一唤就到，说下来的情况跟陈某的陈述相符，于是，陈某这边的线索就泡汤了。

天津这边当然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刑警说老刘头儿你跟我们搭晚班火车回北京吧，路上正好唠唠你收购百宝匣的事儿。老刘头儿纵然万般不愿，也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刑警去天津火车站，而且还是自己掏钱买的车票。那时火车开得慢，抵达北京时已是次日上午7点了。一路上，刑警问清了老刘头儿受人委托收购百宝匣的来龙去脉，以及老刘头儿这些日子的活动情况，觉得可以排除其涉案嫌疑。当然，调查核实的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走下来的结果是老刘头儿所言属实。这样，这条线索也断了。不过，仅仅过了半天，另一条线索就冒了出来一

李泗俊、钱秋侠、小江在天津调查时，专案组其他刑警也没闲着，他们分头走访全城古玩店、首饰铺子、银行和旧货市场。线索就是刑警老潘在宣武区铁树斜街“万祥银楼”获得的。“万祥银楼”是一家只有一个门脸的小首饰铺，老板葛万祥是老潘的老熟人，两家以前是邻居，关系一向处得不错。后来各自搬迁后，两家人偶尔在街头遇见时还是很客气地驻步唠上一阵。新中国成立后，武工队员老潘进公安局当了刑警，每次路过“万祥银楼”时，只要葛万祥闲着，他就要拐进店铺坐一坐。这次，专案组指派刑警走访时，正好将“万祥银楼”划到了老潘负责的范围内，于是他就去了银楼，跟葛万祥喝茶聊天。

老潘身负使命，当然要聊到公安局的布控上。哪知葛万祥听着竟是一头雾水，用不解的眼神瞅着老潘。后者就觉得奇怪了，说分局难道没通知这件事？葛老板说他前两天有事去了老婆娘家乡下，银楼有两天没有营业，不知道分局有过布控通知啊！生性细致的老潘敏感地察觉到葛万祥在说这话时眼睛里似乎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暗忖难道其中有戏？他正要开口询问，葛万祥已站起身来一迭声叫着“翠姑”，把老婆唤了出来。问下来，原来是这样的——葛万祥去乡下的两天是6月16、17日，这个店铺另有一名雇用的店员老张，按照以往的惯例，葛万祥休息，老张也放假。这样，这两天银楼就关门停止营业了。但翠姑早上还是从后面的住室到前面店堂来打扫卫生的，17日那天早上她看见门缝里塞进了一张纸——其实就是分局油印下发的布控通知，派出所民警下发时见“万祥银楼”张贴着停业两天的告示，就把这纸通知从门缝里塞了进来。翠姑是文盲，只道是什么广告，随手就扔进了废纸篓，晚上丈夫回家后当然也不会告诉一声。现在，葛老板看着老婆从废纸篓里捡出来的这纸通知唉声叹气，老潘便知这里面有文章了。果然，还没开口询问，对方就说今天上午他收进过一件金器，可能就是布控目录中的一件！老潘一听差点儿跳起来；“是吗？什么东西？还没熔掉吧？”

当时的首饰店铺，很多都有代客加工金银首饰的业务，老板自己或者至少有个把店员是精通打造首饰技能的，像眼前的葛老板就是一位出色的首饰工匠，他雇用的店员老张也会打造。拿来金银要求加工打造首饰的顾客有，但不会很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饰讲究的是藏，而不是戴，这方面的业务就更少了。而银楼师傅的手艺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就开辟了一项收购黄金、白银的业务，把收得的金银打造成首饰后出售，其利润远比单纯的代客加工要高得多。老潘是知道“万祥银楼”这一经营特色的，所以最担心的就是葛老板或者老张这天特别勤快，随手就把收购进来的金器熔掉打造首饰了。当下见葛万祥摇头，这才松了一口气；“快拿出来给我看看！”

那金器是个寸许长的扁形盒子，其形状似一个削去一半厚度的火柴盒，金盒表面精工雕刻着一条盘旋嬉戏的龙，显然出自名匠之手；揭开盖子，里面是空的。老潘拿过市局下发的那份布控通知一对照，百宝匣内有一件金器的特征似与眼前这个金盒相符。老潘记得史今乐曾对该金器的用途作过说明；那是一个用来盛放十二根白银制作的签子的容器，银签的用途一是在进餐前测试食物内是否有毒，二是餐后作为牙签使用。现在，他翻来覆去查看金盒，觉得从体积来看，正好可以放满十二枚牙签。至于出售人为何没把银签一起拿来卖给银楼，那就不清楚了，多半是分量过轻，卖不出价格的原因了。

那么，是谁把这个金盒卖给“万祥银楼”的呢？这倒是可以查清的，因为解放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别说出售金银了，就是拿件旧衣服到旧货商店去卖掉，也得带上户口本或者工作证、单位证明什么的让收购人登记在册。葛老板当下拿出登记册，上面写着出售金盒者是住在宣武区牛街东里的一户居民，户主名叫宁得寿，六十四岁。老张在一旁说明，上午拿金盒来卖的，并非宁得寿本人，而是其子宁辰阳，这在登记册上也是写明了的。

消息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立刻指派老潘和另一刑警李泗俊前往宁家去找宁辰阳。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乍一看跟去史今乐家登门抢劫的作案者之一“三角眼”有些相似，也是五短身材，壮实，肤色较深，不同的是新剃了个青皮光头。潘、李两人心里不由得倏然一动，正要掏手铐，忽见宁辰阳迎着他们走来时一条腿竟是微瘸的，就暂缓下手。李泗俊开口了，不问别的，单问这条腿是怎么回事。宁辰阳说：“我小时候生病，好了这腿就这样了。”

既然如此，刑警就不必掏手铐了。但那个金盒的情况还是需要了解清楚的，于是把宁家父子一并带往派出所调查。查下来的结果却使专案组空欢喜了一场；这个金盒是宁家祖上传下来的，至少已有四五代了，这是有宁家的亲朋好友多人作证的，不由人不信。

这样一折腾，就到了6月20日。这天上午，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对案情重新进行回顾性分析，梳理思路。一番讨论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鉴于之前采取的从获取百宝匣信息方面人手寻找作案者线索这条渠道暂时无法走通，而且看来似乎没法再住下走了，因此考虑改变方向，从调查此类案件的惯犯情况切入，指望能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作出决定后，当天下午就开始行动，一千刑警分头前往分局、派出所或者直接找手头掌握的“耳目”进行调查。这种查访一连进行了三天，于6月22日晚上终于查摸到了一个可疑对象。

这个对象名叫单晖，三十五岁，北京人氏。单晖出身于艺人家庭，其家族祖上三代均是乐师，不是拉琴吹笛就是敲锣打鼓的。到单晖这一代，家族职业有所变化，有的干起了电气、铁路等现代技术活儿，只有他还端着艺人的饭碗，不过不是当乐师，他不怕吃苦，去学了武生，直接登台演出。可是，单晖身手虽然还算敏捷——据说从几张摞在一起的桌子上翻跟斗下来，中间还能伸手接住两碗水，落地后碗里的水还剩七八分——可是嗓子不行，高腔唱不上去，最后也就只好断了当个名角的念头，进不了名戏班，只能在草台班子里瞎混，比他祖上当乐师还不如。单晖吃了那么多苦，却挣不了多少钱，又不肯认命，心里难以平衡，在江湖上交了几个黑道朋友，受其影响，寻思自己这点儿三脚猫的本领闲着也是闲着，戏院的小舞台用不上，那就干脆到社会大舞台上去发挥作用。于是，就开始抢劫作案。那是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前的事了。

单晖客串强盗后，手头有了钱钞，开始胡吃海花，有时还去逛逛窑子，江湖结交面甚广，竟混出了小名气。不过名气有时并非好事儿，次年他就被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注意上了，年底落网。因为道上朋友向北平市地方法院通了关系，所以法官只是意思意思，判了他两年徒刑。释放后，即使草台班子也不要他了，于是他把业余改作专业，干脆干起了职业强盗。北平解放后，单晖继续干黑活儿，于是就被公安局拿下，军管会判了他三年徒刑。1952年夏天刑满释放，当天就与一班狐朋狗友聚在一起策划作案，在之后一周内，连续作案三起。

单晖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包括别人的经验——的角色，两次坐牢对于他来说，等于上了两次特殊专科学校，他不但学会了作案的多种方式，而且还知晓了如何反侦查。此后，尽管北京市公安局以及下辖各分局、派出所都有他的材料和照片，还时不时接到群众关于其行踪的报告，可就是抓不到他。

这次专案组排查惯犯，当然要注意上单晖。刑警收集了他的一些情况，发现其除体态、容貌特征与百宝匣抢劫案作案者之一“大眼”相似之外，还有其他几个相符的特点：作案时进退从容，擅长预谋；作案时对女性受害人无论在言语还是行为上都比较尊重；作案时每次都会把受害人捆绑住；喜欢持枪作案，而百宝匣劫案作案者和单晖一样，用的也是左轮手枪；出于反侦查的考虑，作案时会戴上手套，天热时戴医用手套，冬天则戴棉纱或者羊毛手套；离开现场时会把足迹擦拭干净。

6月23日，刑警拿了单晖的照片前往西直门内大街史今乐家让受害人辨认，史今乐不在家，女主人安依君拿着照片反复查看，最后点头道：“那天拿枪的强盗就是此人！”

这个由市局、分局抽调出来的精干刑警组建并有公安部柏科长蹲点指导的专案组确实不是凡品，之前久侦不着、久捕不获的单晖，专案组仅仅用了三十个小时就将其堵在黄化门的一个相好家里生擒活拿了。可是，讯问下来，单晖却拒不承认他参与了百宝匣抢劫案。让他交代抢劫案发生的6月15日那天的活动情况，他却又闭口不谈。次日，专案组联系了市局预审处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预审员，准备请其出山攻克这座堡垒时，却传来一个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消息；那两个强盗再次去了史今乐家！

四、强盗再次登门

这天是6月25日，百宝匣抢劫案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史今乐家的那对上小学的子女参加了学校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每天考一门功课，考完后就可以回家了。这两个孩子，哥哥上六年级，妹妹读三年级。本来，哥哥是不管妹妹的，放学后都是各自回家，自从发生了抢劫案件，父母就关照儿子要注意安全，上学放学两人一起走。所以，这天哥哥考完后就叫上妹妹一起回家。从学校到家不远，步行十来分钟。两个孩子说说笑笑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开临街的铁栅栏门时，背后不知怎么出现了两个大人。

那就是十一天前光临过的“大眼”和“三角眼”了。可是，两个孩子并不认识，他们上次没跟强盗撞见，父母也没有必要跟这等年龄的子女描述作案者的体态、相貌。况且，那二位态度非常和蔼，其中那个肤色白皙的“大眼”对孩子点点头，微笑着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来找他们父母了解上次那起抢劫案的情况。那时，社会上流行苏联反特电影、小说，新中国自己的报刊也时不时刊登几篇反特通讯、特写之类的文章，广播电台专门开辟了相关栏目，学校的老师也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反特故事，因此，反特意识深人人心，寻常百姓尤其是未成年人对当时统称为“侦察员”的刑事、政保警察很是钦佩。当下，两个孩子忙不迭开了门，领那二位上楼。

打开家门，家里没人，史今乐、安依君正好有事结伴出去了。“大眼”、“三角眼”从容不迫，让两个孩子和他们一起围桌而坐，继续很和气地跟他们说话，话题是那个业已被抢走的百宝匣，问孩子是否知道家里有这么一个匣子。孩子摇头，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父母拿出过那个匣子，直到被抢去的那天，才知晓自己家里有这么个物件。

“大眼”、“三角眼”不无遗憾地对视了一眼，转换话题问孩子是否知道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孩子回答说可能出门去买东西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因为父母知道他们今天考试，考完试要回家吃午饭。

两人一听，立刻作出反应。“大眼”打开那个史今乐、安依君见到过的黑色牛皮公文包，拿出两副医用手套和同伴一起戴上，然后掏出手枪。两个孩子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时，眼前一道寒光闪过，“‘咚”的一声，一把匕首扎在桌面上！“三角眼”指着匕首一脸凶相道：“听着，敢吭声，杀了你们！”

两个孩子惊得脸色苍白，妹妹瘪着嘴巴竭力强忍着哭声，终于力不从心“哇”的一下要哭出来时，嘴巴已经让一块抹布堵住。“大眼”从公文包里拿出绳子，动手把兄妹俩绑在一起，没忘了也往男孩儿嘴里塞点儿东西。他们跟上次登门时一样，公文包里是带了绳子的，而且比上次那根长些——打算把一家四口拴蚂蚱。然后，就把孩子塞到桌子下，两人一声不吭地静候主人回家。

史今乐、安依君夫妇是去买菜的，过了十几分钟就回家了。两个强盗听见楼下开门的声音，就起身闪到门后。史今乐、安依君开门后倏地看见桌子下两个被绑的孩子，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反应，房门已经被关上了，一支手枪一把刀，两件凶器对着他们；“不许出声！”

史今乐夫妇上次尚且不敢出声，这次子女的性命也在人家手里攥着，当然就更加不敢造次了。这时，回过神来的史今乐恢复了思维能力，对于强盗的再次登门大惑不解——百宝匣只有一个，已经给他们抢去了，今天再上门来干吗？安依君脑子里想的却是两个孩子的安全，她记得上次这二位是见面就绑人的，这次孩子已经绑上了，大人料想难免，所以，她顺从地把双手放到了背后。可是，强盗却没动手，“三角眼”把孩子从桌底下拖出来，扯到厨房门口，用匕首比画了一下，然后“大眼”就开口了，竟然很有礼貌；“二位好，请坐。”

史今乐、安依君只好按照对方的意思，背对着强盗在桌前坐下，听着“大眼”从背后传来的声音；“不好意思。再次登门打扰二位，希望得到你们的配合，这也是为了你们全家的安全着想。”

这二位再次“打扰”所为何事呢？大内制作的这个百宝匣，出自几百年前中国（可能也是世界）顶尖级木匠之手，代表着中国最高的木工技艺水平。前面说过，这个匣子的盖子以及每层格屉都是由机括控制的，一行七八个按钮，先按哪个，后按哪个，都是由匠人设置好了的，相当于如今的密码锁。开启者如果不掌握顺序，胡按一气，就算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是无法打开的。即使侥幸打开了盖子，里面的各层格屉仍旧无法开启。这一点，两个强盗事先没有想到，他们劫得百宝匣后，这十天时间里反复琢磨，可始终无法开启这个不知珍藏了什么宝贝的神秘匣子。这样，强盗们就头痛了，须知他们并非文物爱好者，有着如痴如醉的收藏嗜好，他们打劫百宝匣就是为了销赃得财。此类商品交易的原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货前先得让对方验货。可是，他们无法打开百宝匣，就无法让对方验货，这买卖就做不成了。他们也考虑过采取破坏性手段，可是，百宝匣本身也是一件宝物，把匣子毁了，拿出里面的百多件小玩意儿去销赃，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再冒一次险，二次登门，让匣子的主人帮忙。

这个意图，是史今乐看到“大眼”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图纸后才彻底明白的。这是一份百宝匣的结构图，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得以显示，而且还有虚实线条之分，尺寸看上去也是根据百宝匣实际尺寸按比例缩小后画的，由此可见强盗对此确实非常重视。“大眼”让史今乐从其子女的文具盒里取出铅笔，把图纸上每个按钮的用途以及先后顺序一一注明。史今乐听了，稍有犹豫，其妻安依君在旁边小声说:“告诉他们吧。”史今乐暗叹一口气，苦着脸万般无奈地拿了铅笔，一边想着一边在纸上划拉，完成后又长叹一声，把铅笔往桌上一扔。

“大眼”安慰道；“别唉声叹气，这是你的命！这本来就是咱中国人的东西，你一个洋鬼子怎么好意思带到外国去？”

史今乐以为划拉完了，这事儿也就结束了。可是，“大眼”把图纸拿到手里后，看了看，冷笑道：“这位先生，你敢保证确实把打开匣子的方式完完整整画出来了吗？”见史今乐点头，他也点头，“那好，我们要把你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带走，打开匣子再放回来。”史今乐、安依君夫妇顿时大惊失色。史今乐确实做了手脚，他从对方无法打开百宝匣这一点上看到了希望，所以故意给予错误指点，哪知对方心思比他精，已经想到了这一点，竟然出此奇招。事后想来，这其实纯属虚声恫吓。西直门一带即使在1954年，也并非荒凉偏僻之处，别说青天白日，就是三更半夜作案者也不敢把一个孩子绑走。如果他们有这份胆量，那根本不必费这番手脚，直接把百宝匣带来让史今乐当场打开就是了。可是，史今乐夫妇哪有这份从容镇定，思维只有随着对方转的份。

史今乐于是举起双手作投降状，说请容我复核一下，如有错误立刻改正。两个强盗露出得意的神情，因为他们看到史今乐确实立刻对之前的标示作了两处改正。然后，他们收起了图纸，不再说话。“三角眼”用匕首割下了绑住孩子后剩下的那段绳子，还是像上次那样逼着安依君把丈夫绑上。“大眼”再绑上安依君，接着把她和史今乐背对背拴在一起，堵住了嘴巴。两人依旧保持着上次的那份从容和细致，用主人家的拖把把每一处地面都擦拭干净，下楼后又擦去了楼梯上的脚印。

一家四口全绑上了，谁也动不了，按说这回史今乐不知几时才能报警了。但实际情况却是，仅仅过了半小时，专案组就接到了报警电话。原来，强盗一离开，两个孩子就开始挣扎。前面说过，那个下手绑人的强盗打的是一种特殊的绳结，很难解开。但是，由于孩子个子小，骨骼柔韧性好，这一挣扎尽管没能挣脱绳索，却让两个孩子背抵着背互相支撑着站起来了。下肢没有捆绑，兄妹俩就挪到了窗前，哥哥借助窗钩扯出了嘴里的抹布，对着敞开的窗子大呼“救命”。很快就有人叫来了附近执勤的交警，于是西四分局这边的专案组就得知了出事的消息。

这回，连公安部下到专案组蹲点的柏群科长也出马与专案组全体刑警赶到史今乐家来察看现场、询问情况了。作案者的路数跟上次一模一样，现场勘查还是一无所获。由于作案者是跟着考完试放学回家的两个孩子获得进门机会的，刑警认为他们应该事先踩点打听过考试的情况，所以除了向邻居、路人调查外，还去学校向门卫和校门口的小贩打听情况，可依然没能发现线索。绳子上的结仍旧保持着原状，由刑技人员带走了，他们正在研究这种绳结究竟出自从事什么职业的家伙之手。专案组长乔暮生不客气地向刑技人员表示了不满，说这事都十多天了，你们还没琢磨出来，这速度实在不敢恭维啊！柏群科长等史今乐夫妇和两个孩子陈述完毕、刑警要问的也问过了，这才开口：“你第一次标注故意留了一手，那么第二次标注是否完全准确呢？”

史今乐摇摇头，说还是留了一手，按照他的标注，只能打开匣盖和上面三层格屉，下面三层还是无法打开。柏群说那他们还会再来，再来时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乔暮生于是建议赶紧转移，找个安全地方先住下来。史今乐、安依君夫妇商量了一下，说先去苏侨协会吧，请协会的人给安排一下。乔暮生说：“不管住到哪里，你们都得知会警方，我们会通知辖区公安保护你们的。”

当天，史今乐一家就根据苏侨协会的安排，转移到广内大街一户也准备回国的苏联侨民家里。该侨民家紧挨着派出所，另一边是工厂，门卫室日夜有人，强盗再想潜入的话是有相当难度的，再说史今乐全家从此也有了防范意识，苏侨协会也安排侨民每天轮流保护他们，所以之后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专案组返回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柏群科长和乔暮生交换意见后，亮出了一个观点：史今乐留了一手，无疑给急于把百宝匣出手的作案者设置了一道坎，他们下一步要么是干脆带着百宝匣再上史今乐家，直接逼着史今乐当场打开百宝匣并学会如何对付机括；要么是绑架史今乐，把史今乐带至其藏身点演示如何打开百宝匣。另外还有一个估计，那就是如果作案者对古玩圈子比较熟悉的话，也许会打听到那个老刘头儿正在物色百宝匣之事，这样就有可能知晓天津郊区项庄那个陈某手里有一个空的百宝匣，或许他们会动那个空匣的脑筋，把空匣弄到手，触类旁通研究史今乐那个匣子的开启方法。

以上观点获得了众刑警的赞同，于是就商讨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一共有两条：一是派员前往史今乐原住宅和现在的临时住所蹲守；二是派刑警前往天津陈某家蹲守。先前抓捕的那个单晖，看来确实与百宝匣抢劫案无涉，专案组决定将其移交给市局治安处审理。

会议结束，一千刑警立刻按照分工开始行动。刑警姜梦水、钱秋侠和小江三人乘火车前往天津，抵达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项庄在郊区，晚上没有车过去，三人商量下来，决定在市内旅馆住一宿，明天一早前往。哪知，就是这么个“一不留神”，竟然错失了抓捕作案者的机会！

五、又一起抢劫大案

次日上午8点多，姜梦水、钱秋侠、小江三人赶到项庄，顺利找到了江湖上称为“陈爷”的那个陈某，一说百宝匣，陈某说已经卖掉了。刑警一惊；“卖掉了？卖给谁啦？”

陈某说昨晚10点多，他已经躺下睡熟了，却又被人叩门唤醒。来人即“大眼”和“三角眼”，二人说听说陈爷手头有个空宝匣，他们受朋友之托，想看看。陈某是个老江湖，凭着那双经验老到的眼睛看出对方不是善茬儿，而他家地处偏僻，一旦对方动手的话呼救都来不及，于是立刻捧出空匣说：“就这么个破匣子，还值得兄弟们连夜登门？找个人捎个口信我送到府上就是了嘛。我拿块布包上，兄弟们拿去就是了。”对方拱手说：“承蒙陈爷赏脸，可是哪有白拿陈爷东西的道理，我们肯定要付钱的，请您老开个价。”陈某于是就说了这个匣子的来源，他是花了两万元从别人手里买下的。对方听了，便掏出十万元钞票放在桌上说；“我们出这个价买下，不知陈爷是否应允？”

陈某哪敢不答应？然后，对方就请陈某演示如何打开这口百宝匣，陈某演示了一遍，那二位很仔细地听着，其中一位（“大眼”）还掏出纸笔把开启步骤一一记录下来。最后，两人自己动手试了一遍，确信能够顺利打开了，就拿着匣子告辞而去。

可以想象三刑警听了陈某这番叙述后的懊恼程度。定定神，三人稍一商议，还想着如何补救。可是问下来，那二位根本没说到过其他内容，而且，尽管两人没掏出医用手套戴上，但举止动作极为小心，没坐，双手没碰过除匣子以外的其他任何物品，所以指纹是不可能留下的。脚印呢？陈某家大大小小有七八口人，农村人早起，早就把地上的痕迹踩乱了。这样，就没法子了。刑警说；“陈爷，麻烦您跟咱们走一趟！”

陈某一惊；“走一趟？去哪里？”

刑警说；“上北京，协助提供情况，配合我们的侦查工作。这会儿动身，夜班火车就能回了。哦，晚上从车站往这儿赶不方便，那就住一晚再回吧。您老放心，所有费用由公家承担。”

叫上陈某去北京，是为了弄清楚他那个百宝匣跟史今乐被劫的那个开法是否一样。当天下午，就在史今乐夫妇临时居住的苏侨家旁边的派出所里，史今乐和陈某见了面，刑警让陈某演示他那个空匣子的开启方法。最后，史今乐摇头。刑警于是稍稍放心——作案者纵然掌握了陈某那个匣子的开启方法，但仍然无法对付史今乐的那个百宝匣。

天津之行与作案者失之交臂，往下该采取什么措施呢？专案组想到了补救办法——

作案者天津之行未能解决开启百宝匣的问题，他们就得继续攻克所面临的难题。从作案者的角度考虑，天津之行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了解百宝匣机括原理的机会。他们不会白白放过这个机会，估计接下来会采取以下两个步骤中的一个：一是自己根据陈某那个空匣的开启原理苦苦琢磨；二是请专业锁匠参照陈某那个匣子的开启方法解决难题。

根据刑警以往的经验，凡是干强盗活儿的家伙通常都不耐烦把心思花在琢磨细巧活儿上，他们喜欢大刀阔斧，干脆利索。所以，专案组认为那两个作案者十有八九不会自己琢磨如何对付机括，而是将这一特殊使命通过有偿方式委托给某个锁匠解决。那就布控吧！6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了紧急布控通知，要求在当天下午6点前将布控内容通知到每一个合法经营的锁匠。

当天下班前，市局技术处通知专案组，对“6，15”抢劫案现场遗留的绳子上的绳结鉴定如下：该绳结系英国皇家警察捆绑囚徒使用的“苏格兰场捆绑法”。“苏格兰场捆绑法”始用于19世纪初，后传入英国军队。在中国，会“苏格兰场捆绑法”的人不多，通常只有以下人员才有机会接触到：曾供职于英国或者英属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警察机构的；曾在英国军队服役的；曾在上海、天津、汉口、镇江、广州、九江、厦门等地英租界巡捕房供职的。

专案组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情况，于是就决定从市局调取伪职人员登记档案，从中寻找曾有过上述特殊经历的对象，分别进行调查。所谓伪职人员登记，是指1949年2月北京（当时还称北平）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即在全市张贴布告，要求历史上曾在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敌伪政权中担，任过党、政、军、宪、特、警等职务以及曾是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的所有人员，在限定的时间内主动前往所在地公安分局进行登记。登记结束后，各分局将材料上报市局汇总。这些材料，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专案组指望这部分已经进了档案的材料对眼前的侦查工作也能发挥作用。

像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想见当时涉及该项登记的人数之多。专案组全体出动，借用市局的一间乒乓球室，整整查阅了两天半才查完了这些档案，从中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对象六十五人。从6月30日下午起，一干刑警又马不停蹄分头对这些对象进行调查。查到7月1日傍晚，刑警跟这些对象中尚在本地的五十二名见了面，了解了他们在6月15日、6月25日的活动情况，无一人有作案时间。这样，这条线索也就断了。而对全市锁匠采取的布控也没有效果，作案者并未惊动锁匠。

看来，他们已经产生了高度警惕，不敢再冒险了。可是，专案组众刑警想来想去也不大愿意相信那两个江洋大盗会自个儿琢磨出开启百宝匣机括的方法，须知这是一门技术含量颇高的活儿，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干得了的。

之后两天，专案组全体成员度日如年。已经掌握的线索断了，对古玩、锁匠两个行业的布控迟迟没有见效，再次对史今乐住所、其子女上学的学校周边人员的查摸也未能取得任何收获，简直不知往下的路该怎么走了。没想到7月3日，百宝匣抢劫案发生的第十九天，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又一户苏侨遭到抢劫！

这户苏侨，男主人名叫马名盖，家住前门一带。这家苏侨也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举家逃亡来华的，当时马名盖还是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名叫谢尔盖·基摩菲依维奇·马林科夫。按照俄国人的起名习惯，谢尔盖是他的名字，基摩菲依维奇是其老爸的名字，马林科夫则是家族姓氏。稍后其父基摩菲依维奇就给儿子起了个中国姓名马名盖，顺便替自己也起了个中国姓名叫马基奇。他是留德医学博士，后来中国人就称呼其“马博士”。基摩菲依维奇在本国行医多年，颇有名声，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一位名医。这个名医因为出身贵族，在上层有关系，后来就进了沙俄政府，做起了卫生管理部门的官员。本来，这种官员无须逃亡的，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很需要医务人员，他可以去红军中当一名军医，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军官。可是，他妻子的娘家是乡村庄园主，还兼着恶霸，贫苦农民响应革命，就把他们全家给宰了，村苏维埃政权还打算到城里将已经出嫁的包括基摩菲依维奇的妻子在内的三个女儿（可能还包括她们的全家）捉到乡下去干掉。于是基摩菲依维奇别无选择，只好举家出逃。他们一家不像当时很多逃亡者在中国东北落脚，而是直接穿过东北来到了北京，因为基摩菲依维奇在德国留学时的一位中国同学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的中级官员。

马博士在这位同学的帮助下，在北京开了一家诊所，凭其“留德博士、俄国医学专家”的头衔，其收入足可使全家过上不错的日子。马名盖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他从小喜爱美术，十八岁时的油画作品已经达到了专业画师的水平。不过，他后来的职业却是一家私营医院的药剂师。马名盖的妻子是中国人，名叫沙宝珍，是个家庭妇女。

新中国成立后，马名盖还在那家医院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过，三个多月前他的工作没了。不是医院辞退了他，而是医院经营不善难以为继，关门了。马名盖在家消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四处奔波想寻找一份新工作。这时，苏侨协会通知他；国内急需劳动力垦荒，你可以举家回国，像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政府会妥善安排的，你可以到垦区的医院工作嘛。马名盖跟沙宝珍商量后，决定回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这几天，马名盖已经办妥了回国手续，正在着手进行动身的准备，其中有一项是去银行兑换黄金。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新政权根据中央的统一规定，对于黄金、白银、美钞（当时简称“黄白绿”）一律采取只进不出方针，即老百姓手里的“黄白绿”可以出售给银行，但如果想把自己手里的人民币兑换成“黄白绿”，那是不允许的，一定要兑换的话，那只有去黑市找黄牛兄弟，不过那是违法的，逮住了可是要受处罚的，超过一定数额还得坐牢。那么，这位马名盖先生怎么可以去银行兑换黄金呢？这是当时中国政府为配合苏联遣返在华侨民而采取的一项特别措施。人家侨民手头有若干以前留下来的“黄白绿”以及珠宝之类，现在要回国了，中国海关允许其携带出关，这是特别措施的一个内容；侨民手头还有若干人民币积蓄，这种钞票拿到苏联去是不能使用的，那也得允许他们兑换。卢布是一个选择，不过当时中国外汇极其缺乏，不可能给他们兑换成卢布，那就兑换黄金吧，让他们把黄金带到苏联去，再到苏联的银行兑换成卢布。这也是特别措施的一个内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马名盖手头尚有一笔以往积蓄下来的款子，于是就在一天前到苏侨协会开了证明，第二天前往银行兑换了十两（十六两老秤）黄金。他被劫的情况，就是史今乐遭劫的翻版。刑警上门去勘查现场一无所获，不过在走访群众时，有人反映看到过有两个男子跟踪马名盖，形迹可疑，但这是发生抢劫案后回想起来的情节，当时没有人有这份警惕性。这两个强盗，自然就是“大眼”和“三角眼”了。

据马名盖回忆，那两个登门“拜访”他（其妻沙宝珍当时不在家）的家伙，其实他在前一天下午去苏侨协会开证明的路上就已经见到过了。前面说过，马名盖的特长是美术，十八岁时出自其手的作品已经达到专业画师的水平了。因此，马名盖在认人方面颇有天赋，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专案组考虑到这一点，就将其请至分局，要求他把两个强盗的形貌试着画出来。这对于马名盖来说，并非一桩难事儿，他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两幅肖像。专案组于是就让刑警应同力、姜梦水拿着马名盖的这两幅特别作品去拜访百宝匣劫案的受害人史今乐、安依君夫妇，请他们辨认一下。安依君一看肖像，马上惊呼“太像了”。不过刑警并不放心，因为这个洋太太已经错认过一次嫌疑人，害得他们白开心了一回。然后就是史今乐上场了，他双手各拿一幅肖像，左看右瞧了好一阵，最后点头；“抢百宝匣的就是这两个家伙！”

应同力、姜梦水谢过这对夫妇告辞出门。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错过了一个获得有价值线索的机会。当然，这并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多嘴饶舌地告诉对方这两个画像上的家伙昨天闲得手痒，又去干了一票，受害人跟您家一样，也是准备回苏联的侨民。因此，专案组注定还得辛苦一阵。

这天，其他刑警也没闲着，根据前一天案情分析会上讨论的情况，认为作案者再次对即将遣返回国的苏侨下手，那说明他们花了十万元钞票从天津项庄陈某处购买的那个空匣对于其攻克百宝匣难关并无帮助，可是，他们对于金钱的渴望程度犹如久旱盼甘霖，而苏侨遣返正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就先把百宝匣放在一边，另外物色对象下手。基于这个分析，专案组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以市局的名义再次发出布控通知，鉴于新的赃物是黄金，因此特别要加强对首饰店铺的关注；二是属于防范性质的，那就是通知苏侨协会，请他们提醒苏侨近日要特别注意防范财产型暴力犯罪，对于需要兑换“黄白绿”的侨民，更是有必要面对面地逐个叮嘱他们提高警惕。

新的布控措施落实下去后，当天无话。次日，也没有线索。第三天，也就是7月6日，发生了一桩事；黄金抢劫案的受害人马名盖先生被西四分局西直门派出所扣留了！

百宝匣抢劫案的受害人史今乐一家在“大眼”、“三角眼”二次登门后的当天就离开原住所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了，他们在西直门那里的家，专案组考虑到作案者有第三次登门的可能，就要求西直门派出所安排监视。派出所人手紧缺，就把这件事委托给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的大嫂大妈对这种差事非常热情，抽调治安积极分子，排了三班，轮流义务值勤。

这天午后，情况出现了。一个外国男子来到史今乐家楼下的铁栅栏门前，按了门铃。铃声未停，他的背后就已经站了两个中年妇女，问他；“您干啥？”

外国男子说；“我找人啊。”

“找人？您找谁呀？”

外国男子已经感受到了对方的不友好，说找谁这是他的私事，没有必要向陌生人透露。其实，即使他说了找谁，人家也不会放过他。这样，这个按了门铃却又不肯说找谁的外国男子就给揪住了衣襟：“走！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

马名盖被扭送派出所后，派出所民警自是要问其身份。他出示了苏联侨民证，于是身份就得到了证实。然后，民警问他去史今乐家干什么。他说他跟史今乐熟识，是朋友，怎么不能拜访呢？因为百宝匣抢劫案，民警对于涉及史今乐家的事情都特别小心谨慎，当下也不再追问，而是给马名盖沏了杯茶请他稍等，然后就到另外一间屋子打电话，向苏侨协会核实一下这个名叫马名盖的侨民是否真的跟史今乐是朋友。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各地的苏侨协会里面都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成员，因此他们对于了解侨民情况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不过，再细也不可能掌握每个在华侨民互相之间的关系，所以，派出所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协会无法回答。不过，因为涉及史今乐，所以答应马上去了解一下。

协会给史今乐安排的那户暂时借居的苏侨家里是装有私人电话的。当下，协会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过去，当然不会对史今乐说有怎么怎么一个人被警察盯上了，要求了解是否跟你认识，是不是朋友，而只是就事论事地问一下；“有个名叫马名盖的苏联侨民，你认识吗？”

史今乐的回答很干脆；“认识，我俩是朋友。”

于是协会工作人员给派出所回电，说经核实，马名盖确实跟史今乐相识，是朋友。派出所没有理由对马名盖的这次拜访有什么怀疑，当下就对马名盖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马名盖访友不遇，被扭送派出所，尽管民警对他比较客气，但他心里总归不大爽的，他问民警：“你们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朋友史今乐全家都不在？为什么那二位大嫂要把我强拉到派出所？”民警还是很客气，说有关史今乐的事儿，您可以去问苏侨协会。马名盖于是气咻咻而去。

处置此事的民警小朱在得知本案破获的情况后，颇有些后悔；如果他当时饶舌几句，陪马名盖喝杯茶，聊一阵，没准儿就立下一份功劳了。他总结经验，发现是由于没有及时阅读《敌情通报》的原因所致。这是一份由市局编印的内部情况简报，每天上午发至自市局领导至各分局科室、派出所，所有在编民警都要阅读，以了解全市政保、刑事、治安、消防、交通等条线的发案情况。当时的派出所人手少，事儿多，又要求天天下管片掌握情况，因此不一定有空看《敌情通报》，所以一般采用早晨上班集中时念一遍的方式。7月3日发生的黄金抢劫案，次日就刊登在《敌情通报》上了，可是前一天晚上小朱值夜班，早上下班回家了，今天来上班后又没补阅，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案子。否则一听马名盖的姓名，肯定会意识到这是《敌情通报》上刊登过的那桩抢劫案的受害人，而史今乐是百宝匣抢劫案的受害人，这一点小朱作为管段民警当然是知晓的。只要联系起来，将该信息反馈给专案组，那班资深刑警说不定就把线索给分析出来了。

可是，小朱没能有这个发现，所以专案组一千刑警还得辛苦几天。

六、销赃失风

7月7日，侦查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

在这之前一天，差不多就在马名盖拜访史今乐不遇被扭送西直门派出所的那个时间，海淀区的一户居民家失窃。被窃的是一件当时很重要的东西，但如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那倒是一文不值的。这件东西是——每户必备的户口本。

对于当时的寻常百姓来说，户口本虽然必不可少，但用得着的时候并不多，通常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使用：家庭新添人口或者减少人口，需要去派出所增加或注销、迁移的；家里来了外埠亲友，需要去申报临时户口的；遇上选举年，符合年龄条件的选民进行登记的；还有就是家里收到了汇款单或者有东西要去出售的，用户口本作为身份证明。

以上这四种情形，多数人一年也遇不到其中的一种，遭窃的这家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户贫穷人家，男女主人虽然都有工作，但一个是清道夫，一个是给私营豆腐作坊打工的，而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一说，家里子女生了六七个。这样，该户人家能够吃饱穿暖已经不错了，家徒四壁是免不了的。因为家徒四壁，所以出门是不用上锁的，他们也没钱买锁，反正没有盗贼会惦记上他家。哪知，这天下午女主人下班回家，发现有人闯进来过。正问几个子女是否留心到有人来过时，男主人回家了，听说情况后笑笑说咱家啥也没有，几件破衣服、两张破草席是没人要的。于是也就作罢了。

其实，他家塞在床底下一口破旧木箱里的户口本已经遭窃了，只是他们没有发觉。那么是几时发觉的呢？二十四小时后的下午四点多，还是专案组刑警登门调查时才发现的。

这天下午两点多，一个男子走进海淀区的一家小首饰铺，拿出一根金条要求出售。店主一看是十两金条，立刻一个激灵；这会不会是公安局布控通知说的被抢劫的黄金呢？当下，一面拿过金条查看，一面迅速向老婆递了个眼色。老婆会意，进了店堂里面的住家，从后门溜出去急急奔派出所报告。首饰铺里，店主看过金条，放在一边，慢条斯理地跟对方砍价，因为生怕对方走掉，所以开出的价钱跟银行相差无几。然后，接过户口本登记。可是，因为派出所离首饰铺颇有一段距离，店主的磨蹭已经引起了对方的怀疑，那男子忽然伸手抢过金条，转身拔腿就逃。待店主高呼着“抓强盗”，从柜台里绕出来追出门去时，那人已经消失在旁边的那条胡同里了。几分钟后，派出所警察才匆匆赶到，不过嫌疑人早已不见影踪了。

专案组接报立刻赶到现场，马名盖画的人物肖像发挥了作用，经首饰铺店主辨认，确认逃掉的那个家伙就是“三角眼”。“三角眼”肯定没有料到他会在这么一家小小的首饰铺里阴沟翻船，所以在接触户口本时没戴医用手套，这样，专案组终于获得了他留在户口本上的指纹。技术人员还在户口本上发现了除户口本主人、店主、“三角眼”以外的新鲜指纹，刑警初步判断是另一个强盗“大眼”的。

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全国凡是有条件的看守所都已对被拘留的嫌疑人进行指纹留档。不过，由于没有电脑，所以这种指纹档案还不能像现今那样在侦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眼前，专案组获取的指纹只是在结案时多了一份证据而已。

专案组一干刑警来到现场后，还是按照之前的那套模式，查访周边邻居、路人。首饰铺出门往右拐走过四家门面有一条狭窄的小巷，派出所民警告诉刑警，“三角眼”就是从这条小巷逃走的。于是，该小巷就成了重点排查地。小巷一边是一家大宅院的高墙，另一边是普通民居，有的门户紧闭，有的敞开着。刑警一户户走访，大热天的，凡是门户紧闭的人家都是没人的，而敞开着家门的居民家虽然有人，但也不可能坐在门口闲得望天消磨时间。一家家走访下来，大部分人家竟然不知道曾经有人从门前奔逃而过，有的听见外面有奔跑声，但并未在意。

线索是在巷尾最后一户居民家获得的。了解到情况后，先前追捕“三角眼”的派出所民警瞠目结舌，懊恼不已——当他们奔到巷尾，站在另一条街上左右张望着搜寻逃犯的去向时，“三角眼”竟然就在巷尾那户居民家的灶间里坐着，跟他们不过一墙之隔，直线距离仅七八米！

不过，“三角眼”当时不大好受，因为他的右脚踝骨扭伤了，痛得龇牙咧嘴。正因为扭伤了，他才不再继续逃，而是拐进了这户人家。这家此刻只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娘在，那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来人一瘸一拐一脸痛楚，就问是怎么回事。“三角眼”说不小心把脚扭了，痛得不能走路，想在这里稍稍坐一会儿。大娘不但一口答应，还把“三角眼”搀扶进了灶间，倒了些烧酒，用热毛巾敷了一阵。这当儿，正是派出所民警追捕过来的时候，可惜未能向这户人家屋里探视一下。

大娘的偏方还是有效的，片刻之后“三角眼”就觉得疼痛减轻了，于是谢过告辞。大娘很热心，将其送出门，看到他叫了一辆三轮车坐上后离开。正因为这样，当刑警向她调查时，她提供了听见“三角眼”吩咐车夫“去喇嘛庙”的话。

这是专案组迄今为止获得的关于作案者的第一个直接线索，没有不抓紧盯上的道理。当下，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直奔喇嘛庙。喇嘛庙位于西四区北礼士路，这是一个地名，而不是真的有一座寺庙（也许以前曾经有过）。这个地名涵盖的范围方圆大约两里地左右，正处于北礼士路派出所和西郊公园派出所管段的交界线上。这对于专案组倒是一桩好事，两个派出所的民警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下去排查“三角眼”其人。专案组不敢过于乐观，作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把带着的那纸出自马名盖之手的“三角眼”的肖像画送到附近一家照相馆，翻拍后正要冲印照片时，传来了“三角眼”落网的消息。这主儿脚扭伤了，坐了三轮车不敢直接停在家门口，老远就下了车，结了账把三轮车打发走后，这才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熟人、邻居都看到了，出于关心或者好奇，自然要问这是怎么搞的，他的回答也就是“走路不小心扭了一下”之类。回到家里，他吩咐老婆沏一壶大叶茶，坐在门口正喝着要定定神时，派出所民警已经打听到了有这么一个主儿，直接登门了。那十两黄金，还在他怀里揣着呢。

按说，往下就该是戏收场的时候了，无非是“三角眼”交代出同伙“大眼”，然后登门将其抓捕归案并追回赃物百宝匣。专案组众人也是这么想的，不但他们这样想，就是市局领导接到报告得知作案人之一已经落网的消息后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专案组长乔暮生下令；除了两名刑警随其讯问“三角眼”外，其余刑警擦拭枪支，准备随时出动捉拿“大眼”，这厮有枪，得准备跟他枪战。

“三角眼”——名叫陶仰才——交代得很爽快，一五一十把两次去史今乐家，一次拜访马名盖家，还有他窃取户口本的经过说得很清楚，而且，说到同伙“大眼”时也毫不含糊。“大眼”是刑警给起的绰号，此人的本名叫关一荻，陶仰才还把这三个汉字一一解释清楚，免得刑警记录时发生差错。然后，下面呢？旁边屋里那班兄弟已经擦好了手枪跃跃欲试准备抓捕“大眼”呢！

可是，下面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无业人员陶仰才是6月1日晚上在外面闲荡时被“大眼”瞄上的，一番交谈后交上朋友。给吃给喝给烟抽还给零花钱，痞子出身的陶仰才系一介穷汉，自是只有感激涕零的份儿。过了数日，当“大眼”提出作案时，他自无二话，说关哥您咋说咱咋办，纵然上刀山下火海也决不推辞！关哥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他盯梢并跟着去拜访史今乐就是了。总之，所有的一切包括两次登门史宅、赴天津找陈某、抢劫马名盖、窃户口本、销赃（黄金）等等，他全是遵照关哥的吩咐去做的。至于关哥是何等身份、有过什么经历、住在哪里等等，人家没说，他也没问——不想问，也不敢问。如此而已！

那么，绳结是怎么回事呢？这可是陶仰才的手艺啊！陶仰才交代，他根本不知道什么“苏格兰场捆绑法”，这是解放前他犯了事被伪警察局关在号子里，闲着无事跟一个江洋大盗学的。

专案组分析了陶仰才的口供，对于其跟“大眼”的关系那段感到怀疑，认为不能排除编造的可能。于是，请市局的预审专家出马。次日晚上，预审专家两个多小时审下来，最终得出结论；陶仰才的供述无编造倾向。

这样，一干刑警又傻眼了；那个“大眼”（估计关一荻这个名字也不靠谱）是什么人？该上哪里去追捕呢？

七、绳之以法

7月9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缉拿主犯“大眼”。据陶仰才交代，以往关哥跟他联系时都是采取不确定的方式，有时直接闯到他家里，有时半夜来叩窗户，有时他在外面闲逛时在背后叫住他，总之，颇有些神出鬼没。刑警分析，如此看来，“大眼”肯定是天天都在注意着陶仰才的动静。由此判断，陶仰才的落网已经惊动了他，他不会再在喇嘛庙一带露脸了。

那么，如何获取“大眼”的线索呢？专案组反复讨论，最后认为只能采取重新过滤案情的方式，指望从中发现之前被遗漏了的内容，这种内容可能就是新的线索，可以作为突破口。于是，就作了分工，全组刑警分别进行以下两项丁作；一是讯问陶仰才，专谈与“大眼”相关的内容，说过的也可以再说，炒冷饭没关系；二是分析之前收集到的关于“大眼”的全部情况。

这一步走下来，刑警有了一个发现；据陶仰才说，关哥所持的那支左轮手枪是用发令枪改制的。在这种没有其他线索的当儿，或许这就是一条可以发展成为线索的信息，刑警就把主意打到了这上面。不过，陶仰才的这个说法并非出自关哥之口，关哥守口如瓶，不会跟他说这方面的话头，那是陶仰才自己看出来的。刑警本着科学精神，还得对此进行核实，否则冒失地确认是发令枪改制的，一头扎进去调查，其实却是不对的，那岂不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就决定分别去询问见到过“大眼”亮出左轮手枪的两个受害人史今乐和马名盖。前面与西直门派出所民警小朱失之交臂的机会再次出现！

7月10日下午，刑警吴孝三、老潘、姜梦水、小江四人分为两拨分头去走访史今乐、马名盖。姜梦水、小江去了马名盖的住所，铁将军把门，扑了个空。另一拨吴孝三、老潘去史今乐的临时住所走访，进门却见马名盖坐在屋里，正跟史今乐聊天呢。

前面已经说过，经西直门派出所向苏侨协会电话查询，马名盖确实是史今乐的朋友。马名盖访史今乐不遇还被扭送派出所，而民警又没回答是什么原因，他对史今乐的情况就有些担心，于是就抽了个空前往苏侨协会打听史今乐的情况。苏侨协会没有义务告知史今乐被抢劫之事，但是却向马名盖提供了史今乐的新住址，这样，马名盖就前来拜访。他比刑警只早五六分钟抵达，主人准备的咖啡还没喝一口呢。吴孝三、老潘和这二位受害人都接触过，史今乐、马名盖也还记得这两张脸，当下都以为是来找自己的，双双起身招呼刑警。这样，这对朋友才知晓原来他们遭遇了同一伙强盗的打劫。

史今乐、马名盖认为是巧合，而两个刑警却觉得这情节似乎巧合得过头了，凡事只要一过头，那就反常了。因为反常，所以刑警就邀请他们去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坐坐，以配合专案组调查。专案组长乔暮生和部里下来蹲点的柏群科长对于史今乐、马名盖这对朋友遭遇同一伙强盗抢劫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凭直觉感到这个巧合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什么，而被隐藏的内容就是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于是，立刻安排刑警分别和史今乐、马名盖两人进行谈话，主题是跟两人以前的交往有关的内容。

谈话结束时，已是暮色初上时分，专案组安排史今乐、马名盖吃晚饭。刑警则把两人所说的内容汇总起来，进行比对、分析。这对同龄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的童年是在一起度过的，因为他们两家是邻居。两人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星期天和大人去同一所教堂做礼拜。他们十岁那年，教堂重组唱诗班时，史今乐和马名盖双双人选，从此两人就多了一个课余接触的机会。在唱诗班待了两年多，马名盖家搬走了，因为搬得比较远，所以马名盖和史今乐的同学关系以及唱诗班伙伴关系从此就结束了。不过，两人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续上了关系，但都已是有家有口的成年人了，所以交往也就淡了下来。前几天马名盖去拜访史今乐，是因为自己要去苏联了，来跟朋友打个招呼，想约个时间吃顿饭。他并不知道史今乐这个英国人也决定赴苏定居。

那么，两人所叙述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可以作为钥匙的内容呢？若要让这二位自己说，回答肯定是：没有。但经刑警一分析，注意力就集中在一个名叫成公恪的人身上了。

这个成公恪，比史今乐、马名盖小两岁，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朝鲜人，父母信奉天主教，成公恪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教堂。童年的成公恪有一副好嗓子，那年教堂选聘唱诗班时，才八岁的他也被选上，成为唱诗班里最小的一名成员。这样，成公恪就和史今乐、马名盖交上了朋友，时不时去史今乐家玩耍。放假期间，有时一住数日。三年后，成公恪家由于经商原因搬迁了，三个小伙伴就这样分了手。从此，马名盖再也没见过成公恪，史今乐呢，回忆下来好像在十余年前曾在马路上遇到过成公恪一次，当时双方都有事，只停下说了几句话。史今乐告诉对方自己结婚了，妻子是白俄后裔，就是那个面包坊老板的女儿，小时候大家在一起玩过的。成公恪则说他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之后，史今乐也没再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

引起刑警注意的是；童年时的成公恪寒暑假时曾经几次在史今乐家住过，那么，他会不会因此而知晓百宝匣的秘密呢？

这时，史今乐、马名盖随着陪同他们去外面吃饭的刑警回来了，乔暮生把史今乐请进办公室，询问马名盖和成公恪两人当年还是孩童时，是否有可能在无意间知晓百宝匣之秘。史今乐说马名盖小时候喜欢画画，他家里特地给他请了家教，他很刻苦，家里也盯得紧，业余时间几乎全耗在那上面，所以他很少上别人家里玩耍，记忆中即使来一趟也是邀其同路上学、去教堂之类的，从不进门，就在门外招呼一声。而成公恪就没法判断了，因为曾有过在他家一住就是数日的经历。

乔暮生和柏群商量下来，决定开个会讨论一下，看是否有必要对成公恪进行调查——尽管查成公恪的难度大概比查“大眼”还要大一些，但只要有疑点，还是需要核实的。全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成公恪是有疑点的。那就查吧，不过这桩活儿肯定够折腾人的。好在，已经被抢劫案折腾了将近一个月的专案组，这次终于撞上了好运。

可能也怪父母给儿子起了一个比较别致的名字，使人容易留下深刻印象，。刑警应同力在解放初期曾被抽调到清河管训大队搞过一段时间的材料工作，他说记得整理材料时曾接触过一个名叫成公恪的管训对象，好像担任过国民党兵工总署的少校，是个工程师。大伙儿一听“兵工”、“工程师”这样的关键词，马上想起“大眼”作案时所持的那支左轮手枪可能是由发令枪改制之说，顿时振奋起来。于是立刻开始调查。

清河管训大队此时已经解散，那里办了一个劳改农场。原管训大队的材料已由市局封存。专案组联系市局有关部门后，立刻前往查找。全组刑警一直翻查到7月Il日凌晨3点多，方才找到了成公恪的资料，确系国民党兵工总署的少校工程师，经审查系一般技术人员，历史上未有直接参与反革命活动之罪行，且在管训期间能深刻认识个人历史问题并积极检举他人罪行，得到从宽处理，在管训三个月后释放回家，其户籍地属于海淀区海淀镇（即当时的海淀区政府所在地）派出所管段。

7月11日上午9点，刑警应同力、大杨、姜梦水前往海淀镇派出所。户籍警取来装订成厚册子的管段居民户口档案，翻到成公恪那户时，大杨眼尖，一下子就瞟见上面的备注栏里注明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临时户口，名叫成公惕，就问这人是怎么回事。户籍警说这是户主成公恪的堂弟，天津的一个生意人，这一阵几次来北京跑生意，持有天津那边工商局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刑警看了临时户口申报登记，发现这个成公惕自5月下旬至今已经申报过七次临时户口。应同力便问户籍警那人长得怎生模样，户籍警一说，三刑警差点儿当场欢呼；这小子不是“大眼”还会是谁？当下拿出马名盖画的肖像，户籍警马上点头！

刑警当即叫上派出所所有外勤民警直奔成公恪家。成公惕那厮正和堂兄成公恪在喝茶聊天，当下即给两人扣上了手铐。随即查获了完好无损的百宝匣和那支由发令枪改制的左轮手枪。“二成”到案后，供认了策划、实施两起抢劫案的经过。

诚如专案组所分析的，百宝匣的信息来源竟然还要追溯到成公恪的童年，那时每隔一段时间老史密斯都要把百宝匣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擦拭一遍，其中有那么几次，正好被住在他家里的成公恪看见了。当时当然不可能对其有什么兴趣，所以也没对开启百宝匣需要按机括这一细节留下印象，只记得史今乐家有那么一匣宝贝。

成公恪解放后的日子过得比较差，主要是经济拮据，尽管他是工程师，但由于历史问题，是没人用他的，只能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早在两年之前，成公恪就已经得知史今乐家住何处，那次他偶然路过西直门大街时正好看见史今乐从家里出来。当时是跟史今乐劈面相遇的，他认出了对方，对方却没认出他。这倒并非史今乐的眼力差，而是因为成公恪在以前进行枪榴弹试验时发生意外事故炸伤了脸部，从而容貌发生了变化。这次不期而遇唤起了成公恪的记忆，想起了那个百宝匣，但当时他还没有犯罪的念头。

犯罪的念头是成公恪得知即将遣返苏侨的消息后产生的，他马上想起十来年前那次偶遇时，史今乐说过其妻是白俄面包师的女儿。成公恪的分析能力不凡，从解放后新中国把苏联当成老大哥、苏联侨民地位提高的现状产生联想，估计史今乐可能已经随妻子加入了苏联国籍，这样，这次他们全家十有八九可能会移居苏联。于是，成公恪就想起了那个百宝匣，决定打劫。他去了趟天津，找到做过古玩生意的堂弟成公惕。成公惕是“一贯道”分子，解放后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两人当下一拍即合，策划了作案方案，因为成公恪不敢出面，就指使成公惕物色帮手。成公惕凭着其老江湖经验，成功地物色到了陶仰才。

不过，成公恪没想到百宝匣到手后还面临着一个开启的问题，古代匠人还真了得，发明的机括他这个现代工程师都对付不了。第二次登门史宅仍未能解决开启问题，成公惕忽然想起他曾听说过天津项庄陈某手头有一个空百宝匣，于是就去强行收买，没想到匣子到手了，成公恪反复琢磨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只好把赃物放在一边，日后再作计议了。堂弟冒着巨大风险折腾了这么些日子，一无所获，难免不爽，再说成公恪自己也很不甘心，就想再抢劫一次苏侨。于是就想到了另一儿时伙伴、俄国贵族后裔马名盖，寻思不知这家伙混得如何，但这次遣返回国估计是肯定的，就决定将其作为作案对象。马名盖家当初比成公恪家早搬迁，搬家时成公恪和史今乐还一起去过当时的新居，他至今还记得马名盖家门前有一棵大银杏树。随后，就指使陶仰才跟踪马名盖，7月3日，得知马名盖去了苏侨协会，成公恪推断可能是为出具兑换黄金的证明，这是报纸上公布过的照顾遣返苏侨的特殊政策，于是让堂弟第二天一早就去他家附近盯着，如果确实是兑换黄金，就入室下手。这事还真让成公恪给估着了！

1954年11月中旬，成公恪、成公惕、陶仰才三犯被押上了刑事被告席，审判结果是：成公恪、成公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陶仰才被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