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80：“波兰厨师”杀人疑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

1947年3月7日，上午十时许，一支由六辆轿车组成的车队驶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市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前。从警卫室走出几个高级警官，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五十来岁，面黄无须，此人是首都警察厅副厅长厉畏程。跟在他后面的，是首都警察厅预审部门的两个处长和看守所长。

这几个高级警察迎接的，是当时南京的一个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发起组建的民间慈善组织“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位负责成员。这六位均是女性，其丈夫皆为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

“天良慈善济难会”成立才半个月，该会所做的第一桩善事是向南京地区的五家尼姑庵捐赠了僧袍和布鞋。主持该项工作的是“天良慈善济难会”执行常委董玉珍。

董玉珍那年三十二岁，天津人氏，评剧演员出身，一度还是将红未红的准名角。抗日战争期间，董玉珍随剧团去老河口前线慰劳正在和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有感于军人抗敌的奋勇精神，竟然当场脱下戏袍，要求投军效力，报效祖国。军队方面在感动之余，自是要力阻。没想到董玉珍也是个烈性女子，二话不说，拿出一把小刀子就割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份血书，决心誓死参加抗日。这样，军方就只好点头。当时最后为这件事拍板的是在前线的一名最高长官、副军长万骧。这样，董玉珍就成了一名女军人，直接参加了战地诊所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惊险工作。此事当时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的报纸、文件中都刊载过，连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所作的电台英语演讲中也曾专门提及。因此，董玉珍这个名字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也留下了印象。

半年后，国军中将万骧奉命返回陪都重庆述职。蒋介石在召见万骧时突然想到了“奇女子”董玉珍，问了问，知道她还在前线，便说：“你回去后，通知她到重庆来。这样的奇女子，我们应当加以保护，不能让她命丧前方的炮火之中。”

蒋介石说着不知是临时想起呢还是怎么的，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万骧是否已经婚娶。万骧答称十五年前已经结婚，其妻生了一子一女，已于四年前患肺病去世。

蒋介石笑道：“如此，我就为你做一个媒，把那个奇女子董玉珍介绍给你。……唔，忘记问一声了，董玉珍是否结婚了？”

“好像还没有。”万骧用不很肯定的语气回答。

“你返回驻地后迅即查明董玉珍是否结婚、是否有未婚夫，然后给我发一个电报。以便我在召见她时有个说法。”

万骧返回前线后着人一查，董玉珍竟然从未结过婚，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于是，他就给蒋介石发电报报告了情况。

蒋介石于是出面做了媒人，董玉珍就成了中将夫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骧调往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职，董玉珍随夫前往。这时她已经是官眷，不必再为谋生而走江湖唱戏奔波，但闲着无事也觉着闷得慌，于是吃素念佛，成了女居士。笃信菩萨之后又想要行善，于是联络了几个一起念佛的官眷，搞了一个“天良慈善济难会”。她们考虑到以后开展活动时的方便，就由董玉珍出面求见宋美龄，要求蒋夫人担任第一发起人，并且出任名誉会长。宋美龄对这类出头露面之事一向很感兴趣，又因有“奇女子”出面请求，自是一口答应。

“天良慈善济难会”向尼姑庵捐赠过衣履后，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称赞，于是她们就想进行第二桩善事。经过讨论，执行常委会同意了董玉珍的提议，决定去看守所探望囚徒，赠送物品，以善感化。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会员中，有几位是警务界头面人物的眷属，与警察厅方面的联系就落实到她们的头上。这给警察厅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的看守所，是典型的“人间地狱”，警察厅不想露丑，免得外界闲话多多，于己不利，因此通常以“狱不通风”为由拒绝外人进入，连新闻记者也没人能够进得去的。但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情况不同，虽然是一批妇道人家，但是她们都有很不简单的背景，有时一个电话就可以坏了他们的事。因此，警察厅二话不说，一口同意该会派代表前往看守所行善劝恶。

警察厅把这件事交给副厅长厉畏程去办理，因为厉畏程的夫人也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成员，万一办得不合该会的心意，也会看在这个份上包涵一二的。厉畏程接受任务后，反复考虑下来，决定把“天良慈善济难会”打发到首都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去。因为该所是南京所有看守所中最小、设施最好的，相对而言，出洋相的概率也就小一些。

厉畏程作出决定后，就通知了第三看守所。第三看守所的所长姓唐，是个老狱卒，听说要把该所作为参观点，心里就有点发怵，因为他知道自己领导下的这个看守所底气不足，不过警察厅已经点上名了，底气再不足也得照办。唐所长便作了安排，乘机打一纸报告上去，要求临时增拨点费用。警察厅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批了些钱给三所。

这天，厉畏程亲自来到三所，预先到看守所内部各处巡察，又向看守所长询问接待细节，看看没有什么问题，这才放心。这时，首都警察厅预审处的两个处长也过来了，厉畏程遂把一行接待官员召来，议定回答董玉珍等人提问的原则提纲。

一切都准备好时，董玉珍为首的“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六名代表就抵达看守所了。

厉畏程一行把董玉珍等人迎进去，先去唐所长的办公室，自有狱警奉上茶水。所长向代表们介绍了第三看守所的情况后，原以为代表们要提出许多问题，但董玉珍等人此行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行善”，听完后就让各自的车夫(司机)从车上取下捐给人犯的物品——每人一条“新民牌毛巾”、一条肥皂、一包蜜饯。这些东西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用捐得的钱款在市场上采购的。

一位姓姜的代表把一份清单交给唐所长，一共是二百二十份。

至此，捐赠手续算是结束了。接下去，是请代表们参观看守所。

为了这次参观，第三看守所已经做了三天准备工作。连不知堵塞了多久的阴沟也通了通。董玉珍一行走马观花看下来，感觉还不错。

说话间，一行人到了看守所的大伙房。大伙房位于看守所的后院，那是靠墙而建的一排五开间平房。院子很大，平房前面有不小的一块空地。一行人走进伙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锅刚停了火的回锅肉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另一侧的条案板上还放着一排盆子，里面盛放着几种一式五份的西菜。

“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几位顿时来了兴趣，问看守所的伙房怎么还有西菜，是给犯人吃的，还是给狱警吃的？

唐所长的脸上浮现出笑意，他回答道：“这是给人犯准备的，因为本所最近关押了五名外国犯人。”接着他又介绍说，看守所按照国家给的在押人犯伙食标准，每周给人犯安排三顿荤菜，对于外国犯人，则就制作西菜，以适合他们的口味，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其实，这是唐某人的一番鬼话，在押人犯根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唐所长按照厉畏程的关照，必须这样回答，他也就照本宣科。

本来，按照看守所方面的安排，对看守所的参观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按排两名信奉佛教的女性人犯，与董玉珍一行当面对话，由代表们直接进行规劝。如果那两人有意忏悔的话，那就当场把她们取保候审，以给“天良慈善济难会”一个面子。但是，那几位太太围着案板看了一会，有人拿过刀叉象征性地品尝，然后就叫好，说其滋味不亚于鼓楼那里的“五味西菜社”。

这样，就有人打听：“这是谁烧的？”

唐所长回答：“这些菜全部是由在押人犯烧的。这西菜出自一个外国人犯之手，他被捕前是做西菜厨师的。”

唐所长的介绍引起了夫人们的好奇心，不知是谁提出是否可以见一见这个外国犯人。

唐所长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向顶头上司——预审处的那两位看着。

两位预审官还没有开口说话时，厉畏程表态了：“可以呀，只要你们有兴趣，还可以当面对这个外国人犯进行劝善谈话哩。”

这样，唐所长当即命令狱警把人犯从监号里带出来。

片刻，两个狱警押解着一个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外国犯人从前面监号里走了过来。犯人大约三十五六岁，肤色较白，有着一头黄褐色的浓发，穿着一件黑色细帆布的外套，袖口处已经有点破了。他在众人跟前站定，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几个穿著阔绰、气度不凡的女人，眼神间并无畏惧。

一个会说英语的夫人用英语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国家的人？”

犯人出乎意外地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回答道：“我叫安德烈，是白俄罗斯人。”

安德烈会说汉语，这引起在场所有夫人们的兴趣，他随即被夫人们围住了，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着。那两个狱警被夫人们挤到了圈子外面。

唐所长一看这样子。下意识地认为可能会出问题，于是笑着说：“诸位夫人，你们不必这么着急，这个人犯又不是要离开这里的。你们有的是时间，一个个向他提问题吧。”
众夫人一听，就不好意思再围着安德烈了。有几个随即退后几步，只有董玉珍和另一个仍然与安德烈热烈地交谈着他的烹饪技艺问题。

安德烈指指条案上的西菜，微笑道：“尊敬的夫人，这些菜肴确实是由我烧的。你们说烧得不错，就你们所看到的来说，我可以认为那是过奖了。因为你们看到的还只是一部分……”

董玉珍一愣：“什么？只是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

安德烈笑容不褪：“另一部分在这道菜的下面，这些盆子里其实都放着两道菜，上面是一道，下面还有一道，上面的是法国菜，下面的是俄国菜肴。”

这下子狱警也吃惊了，他们亲眼看着安德烈做菜，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安德烈做过西菜后，就被押回监号了。一个狱警刚想开口说什么，董玉珍已先发问了：“是吗？你可以给我们看看下面的那道俄国菜吗？”

“当然可以。”安德烈退后一步，随手拿起了一把叉子，伸向盆子，“尊敬的夫人，比如这一道莱，下面就是俄国菜‘炸鳟鱼’……”

董玉珍自然而然地凑拢过去看，就在这时，安德烈倏地伸出长长的左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董玉珍的脖颈夹住，右手的那把叉子已经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阳穴：“谁敢上来，我马上叫她死！”

二、

安德烈，那年三十二岁，苏联白俄罗斯明斯克市人，出身于一个苏联共产党中级干部的家庭。安德烈是家中的独生子，他自幼就有两大天赋：一是体育，无论是跑跳摔打，攀爬滚挪，都是无师自通，一看就会，举凡长短跑步、跳高跳远、游泳跳伞、拳击摔跤、角力柔道，无不精谙；二是语言，也没见他怎么死背硬记的，不知不觉间就能用英语、日语、汉语及欧洲诸国语言跟外国人对话。他的父亲当时是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务部的一名处长，认定儿子如此天赋乃是干特工的料，于是就在安德烈升到十年级的那年通过关系把他送往莫斯科去接受特殊训练。

当时，苏联还没有克格勃，安德烈接受训练的部门是内务部的一个情报人员训练班。原定训练时间为两年，后来因为安德烈的成绩比较突出，于是就在两年后又把他送往军队的一个内部特工训练学校去学习，当时当局已经有意要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高级特工。

但是，安德烈虽是一块好料，但他不肯过多地吃苦头。他受不了特务训练的那份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结果就从那所特务学校逃了出来。当时的苏联，在全国范围实行户籍统一管理，国土虽大，但若要想自由自在，那无异于架梯登天，井中捞月。安德烈的行为为特务学校的纪律不允许，军方发现其逃离学校后，立即通过内务部对他进行全国通缉。安德烈还没逃回家乡，就在火车上被拿下了，也不送回学校，就送到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去接受审判。军事法庭给安德烈安上的罪名是“泄露军事机密”，判了五年。

安德烈对此大怒，寻思根本就没犯过任何事情就判了五年徒刑，那这法律还有什么“公正”而言？他想想自己既受不了劳改营的那份恶苦，也难以接受刑满后被划入另类的生活现实，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了，还没押到劳改营就一逃了之。

安德烈成为逃犯后，为了谋生，案件作了一起又一起。不到两年，安德烈就成为莫斯科刑事侦察局榜上挂名的通缉犯。但是，一次次的通缉行动，都没有能够抓到他”，反而更激起了他变本加厉犯罪的念头。

1940年夏，安德烈闯进了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别墅，对正在那里度假的苏联海军中将莫洛奇耶夫的妻女进行强奸，然后将母女俩双双杀死，又将别墅的财物洗劫一空。这起案件，令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大为震惊，一直上报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盛怒之下，下令将主管刑事侦察工作的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三名官员全部送进监狱，又亲自下令在整个苏联境内通缉“罪大恶极的魔鬼”安德烈。

安德烈作案时，并不知晓受害人是海军高级将领的家属，直到斯大林的通缉令在各地火车站等处张贴出来后，方知闯下了弥天大祸。怎么办？安德烈读过中国古代的兵书，也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策略，于是当即逃往西伯利亚。次年，安德烈又越境逃往中国。

安德烈逃来中国后，先在东北一带东游西荡，有机会就作一次不大不小的案件，弄一些钱财；没有机会就花他从苏联出逃时所携带的积蓄。如此混了两年多，竟然没给日本人和“满洲国”方面的警宪人员察觉。

1942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安德烈当上了奉天(今沈阳)关东军特高课的翻译，日本人正需要像他这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外国人，因此对其十分看重，给他的待遇相当于日军中佐，还给配备了中国警卫。安德烈喜欢过的就是这种作威作福的日子，因此非常起劲，正想好好为关东军干一干时，却发现他已经被人盯上了——原来，苏联方面由于安德烈其人其案已经惊动了斯大林，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得知安德烈已经逃往“满洲国”后，当即派出侦察员潜来奉天，企图逮捕安德烈，逮捕不成则就地执行死刑。莫斯科来人已经暗暗盯上安德烈了，幸亏安德烈学过特工那一套，及时察觉，于是再一次运用了他从中国古代兵书中学得的知识，也没跟关东军方面打一声招呼，马上从大连走海路去了上海。

安德烈抵达上海后，再也不敢大意，为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一是得改变脸容，二是改变国籍，三是不能干出头露面的事情。

安德烈手里有一些钱钞，于是他去找了一位德国医学专家做了整容手术，初步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又买了一张假护照，摇身一变成了波兰人；很快又在上海公平路白俄聚居区的一家餐馆中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厨师整天缩在厨房里工作，没有人注意他，安德烈觉得很安全。

安德烈在特务训练班时专门接受过烹饪训练，再说他原本就会烧菜，因此在上海做一名西菜厨师完全合格。凭安德烈的聪明，他如果要在烹饪方面有所发展，也不是一桩非常犯难的事，但是他接受了在奉天给关东军特高课过于招摇而险些招来杀身之祸的教训，不想把厨师做得非常出色，于是也就得过且过了。

本来，安德烈可以一直这样安安分分地在上海混下去的，但是他天生是一个不肯安分的角色。安德烈只要看到有姿色并且体态丰满的女子，就会想方设法弄到手。他在奉天的暴露，原因之一就是在跟一个苏联女人来往后引起了苏联侦察人员的注意。因此，他到上海再搞女人时就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不沾苏联女人。至于中国女人，由于不够丰满，一般是不在安德烈的考虑之中的。

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安德烈正在厨房里烧菜时，前面店堂里突然传话过来，说有人要见见他。安德烈闻言暗吃一惊，寻思别是苏联侦察员又找上来了，他马上作好了逃窜的准备，然后叫他的中国助手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助手去而复归，告诉他是一位外国太太吃了他烧的菜后觉得非常可口，要向他敬酒表示感谢。安德烈放下了戒心，走到前面一看，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胖女人，交谈之下，得知对方是比利时人，丈夫在香港经商。她就住在附近，今天偶尔出来走走，见这里有一家餐馆，就进来品尝，没想到菜非常可口，她就想见一见安德烈。

安德烈一下子被对方的容貌、体态给迷住了，心里顿时起了邪念。这个比利时女人绝对没有想到，她在跟这个“波兰厨师”的交谈中，已经泄露了自己的住址和家中只有她一个人的情况，为此而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当晚，这个安德烈连名字、年龄也没弄清楚的比利时女人就被安德烈奸杀于住宅中。安德烈离开时，像前几年在莫斯科海军中将的别墅中作案时一样，把比利时女人的钱款、首饰洗劫一空。

三个月后，安德烈再次用相同的手法奸杀了一名德国太太。

当时上海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警察局也是由日本人把持。尽管对于这种杀人大案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搞了两个多月侦查也未能弄出什么名堂，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安德烈自己发现了案子的漏洞：这两个女人在出事前的最后一顿晚餐都是在他所供职的这家餐馆吃的。如果警察局了解到这一点，只要顺藤摸瓜查过来，这两起案子的侦破也就差不多了。

于是，安德烈决定离开上海。他找了一个借口，向老板请了假，说要去香港探望他的哥哥，然后就悄然离开了。

三、

安德烈并没有去香港，而是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他还没有在上海杀人作案的时候，就已经沿着沪宁、沪杭线去各个城市跑过了，当时纯是为了游玩。但游玩时所留下的印象足可以供他逃难时作选择，在安德烈所走过的那些城市中，最适合于他生存活动的，莫过于南京。

安德烈的直觉是准确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日本人的警宪机关后，为了表示他们是正统统治者，是“为民作主”的政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选择一些日本人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刑事案件搞侦查，力争个个侦破。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接受任务后，指派得力刑警组建了专案班子对本辖区内的那两个出自安德烈之手的外国侨民被害案件进行侦查。这一查，很快就了解到两个被害人在被害的当晚都曾去过公平路的同一家西菜馆用过晚餐。这样，这家西菜馆理所当然地被警方列入侦查视线。

刑警对西菜馆进行外围侦查，结果查到在案子发生后不久离开了的“波兰厨师”安德烈的疑点。当然，警方不可能知道安德烈当时其实并没有离开中国大陆，而是藏身于距上海仅三百公里的南京，只以为他做贼心虚已经逃离中国大陆。这样，这两起案件的侦查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却说安德烈逃往南京后，摇身一变成了“保加利亚人”，竟然混进了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当起了厨师。但是，他只在那里干了一年许就因“行为不检点”而被解雇。这时，安德烈对于南京已经很熟悉，由于在大使馆当厨师的这一段经历而结识了南京城里几乎所有西菜馆的中外厨师。因此，他离开加拿大大使馆后，很快就去了一家英国人开的西菜馆做厨师。

这时候，安德烈染上了赌博恶习，对于赌博的喜好甚至胜于以前对于丰满女人，不过他似乎永远是失败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但输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欠了数千美元的债务。安德烈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动起了作案还债的脑筋。

安德烈对于作案的对象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把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作为作案对象是最稳妥不过的了，在他看来，中国警察的破案能力很低，且对外国侨民被害似乎不太关心，于是他就把抢劫外国人的钱财定为其生财致富的目标。

安德烈在1946年秋天的两个星期内就抢劫了在南京居住的三个外国商人、一名印度外交官员，总共劫得钱财大约合五千美金。

五千美金在当时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了，但是由于受害人是三个，而且只有那个印度大使馆的官员报了案，因此当时首都警察也没有特别重视，只是记录在案，派出刑警略作调查。

安德烈得了钱财后，先是还债，然后再赌。这时似乎时来运转了，他一下子就赢了千把元大洋。正在暗自得意之际，警方的侦查触角已经罩到他头上来了！

安德烈的被疑纯属偶然。

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二中队的一个名叫杜自宗的刑警接待了一个来自上海警察局提篮桥分局的刑警。这个刑警是杜自宗的同乡好友，两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这次对方是奉命前来南京执行调赃任务的，到了南京。当然要来看望杜自宗。而杜自宗，则要请对方吃饭。

那天，杜自宗把那个刑警请到自己家里。让妻子烧了一些菜，两人就喝起酒来了。这对好友已经两三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自是谈得非常热络。“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七扯八扯就扯到了侦查案子上面。安德烈所作的抢劫案的调查正好是下达到杜自宗身上的。而那个上海刑警也恰恰正是当初参加过调查安德烈所怍的那两起奸杀抢劫案子的。结果就扯到—了“波兰厨师”的身上。

杜自宗是个老刑警，听同乡如此这般一说，马上想起自己在调查印度外交官被劫案时，曾经听说过那天晚上受害人是去过一家西菜馆用晚餐的。于是，他就决定再查一查。这样，侦查的触角终于伸到了安德烈的头上。

1947年2月中旬，安德烈被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以“涉嫌抢劫”的罪名予以逮捕，押于首都警察厅第三看守所。当时这个消息被南京的两家小报登出来了，于是另外两个受害者人也向警方报案，称曾在去了那家西菜馆用晚餐后的当晚遭受蒙面大盗的抢劫。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认为逮到了一条大鱼，安排得力人员专门对安德烈进行讯问，但是安德烈却矢口否认。

却说上海方面获悉南京同行逮捕了安德烈，于是就想到了几年前的那两宗命案。可是当时安德烈供职的那家西菜馆已经关门了，老板伙计早巳不知去向，这样对安德烈的身份就无从辨认，对其作案与否更是没法确认下来。但是，上海方面怎么也不肯放弃这个送到眼前的机会，于是一面安排人员在全市寻找那家西菜馆的原班人马，一面急派专人前往南京提审安德烈。

安德烈绝对没有想到几年前的案子这会儿竟会给扯出来，一看到上海警察，脸色就变了。但他连在南京的抢劫案子都不肯供认，对于上海的命案更是坚决摇头。上海来的那三名刑警和安德烈对峙了整整一天一夜，软硬兼施，但终究无法撬开安德烈的嘴巴，只好悻悻而返。临走时，他们对安德烈咬牙切齿道：“你等着吧，有你的好果子吃的，我们一定要拿下你这两起命案！”

四、

安德烈对于自己在南京作的抢劫案可以抵赖，因为他是蒙面作案，也没说过话，只要不是当场拿下，事后又没有赃物可以佐证的，基本上也就可以蒙过去了。但是，那两起命案的情况就不同了，案子既大，疑点也多，到这一步要想抵赖显然是蛮犯难的。安德烈知道根据中国的法律，像他这样的案情一旦全部审理清楚后，要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因此，他考虑到了越狱脱逃。

但是，看守所的防范很严，安德烈没法实施自己的计划。正犯愁间，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安德烈决定铤而走险，劫持人质，要挟警方让他脱身。

事情发生后的最初一瞬间，在场的人几乎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似地愣住了。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最先作出反应的，倒是受制的董玉珍本人。董玉珍是演员出身，演过刀马旦，又在前线待过，虽然没有正式打过仗，但那真刀真枪的架式却是见识过的，现在冷不防着了安德烈的暗算，竟然不顾一切地企图反抗。但是，她已经数年没有练功了，因此只有其心而无其力，刚动弹了一下，就被安德烈臂膊一紧，给勒得脸色煞白差点儿吐舌头。

这时，厉畏程头脑里一片昏昏然，不知如何处置此事，只好望着看守所长！

唐所长读懂了厉畏程眼睛里的意思，他抬手指定安德烈，大声喝道：“干什么你？不想活了？给我乖乖地松手！”

安德烈没有答理唐所长，而是对着那两个离他最近、潜在威胁最大的狱警喝道：“你们两个——给我滚远点！否则，我们这事就不好办了！”

那两个狱警往后退了数步。

安德烈在进门时就已观察过位置了，他乘狱警挪动的机会，随即挟着董玉珍往案板的一侧移动，使案板成为他和对方之间的一道理想的隔离带。如果看守所方面意欲动手的话，那就必须经过这道隔离带，这样他就有时间把人质杀死。

安德烈往后退了两步，使自己的背脊靠在墙壁上，把董玉珍挡在身前，手里的叉子抵住了董玉珍的太阳穴，冷笑道：“现在，你们即使拿枪来对着我也无济于事了，我在中弹后照样可以把她杀死！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试一试。”

没有人愿意作这样的尝试，再说当时在场的每个人身上都没有带枪。这是看守所的规定：凡是进入监区的人，必须把枪支取下，以防犯人夺枪暴狱。

到这一步，在场的警方最高长官厉畏程知道大祸已经酿成，事情态势基本上已经不可逆转了。这样，他考虑到最迫切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以董玉珍的情况，丈夫是党国将军，婚姻介绍人是蒋介石，证婚人则是宋美龄，这样的角色一旦丧生，他厉某人虽然不至于陪葬，但削职为民肯定是免不了的，多半还要被扣上一个“玩忽职守”的罪名，弄上几年牢饭吃吃。因此，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董玉珍的性命。

厉畏程于是摆摆手，对他的下属说：“你们都退到后面去，让我来跟这位先生淡谈。”

警察厅预审处的那个处长随即也醒悟过来了，知道厉畏程的用意，于是招呼众人往后退。其中一个随即悄悄向唐所长交代让他立刻去安排警戒，要警卫人员把看守所团团包围起来，内外不通，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

唐所长显然也有与厉畏程相同的顾虑，而且以他的位置和责任，弄得不好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也是有可能，此刻他已经六神无主了，一边听一边点头，临末悄言请示道：“要不要向厅里报告？”

“暂时不要报告，让厉厅长跟那洋鬼子谈谈，看是否有可能淡得拢，和平解决。”

“是！”

那边，厉畏程已经跟安德烈谈判了——

“年轻人，请你说说，你把这位太太抓住了想干什么？”

安德烈说：“我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我要你马上把我放出去；第二，要给我提供一辆吉普车，要加足汽油，还要另外装上一桶，停在这个看守所的门口；第三，要给我准备美金三千元、中国钞票六千元和黄金二十两。”

厉畏程听得皱眉头：“这个……你拿了这些钱，开着汽车要上哪去呢？”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总之，我今后不准备再在中国待下去了，这样，也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是不是？”

厉畏程想了想：“也许是吧。”

“那你说一句：答应还是不答应？”

“这个……”厉畏程卡住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根本没有权力决定。

安德烈杀气腾腾道：“如果你们不答应，那我就杀死这个女人。至于你们会怎样对付我，那就随你们的便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董玉珍。

厉畏程说：“你提出的事情不是没有协商余地的。但是这事重大，恐怕连我们厅座也没法一下子拍板。我听你中国话说得这样好，肯定在中国待了不是一两个年头了，那对中国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你会觉得我所说的话是实情。对不对？”

安德烈点了头：“那你打算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向上司请示后再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说的这段时间大约有多长？”

“半小时左右。”

“可以。把你的手表给我！”

厉畏程脱下自己的手表，扔给安德烈。

安德烈把手表放在面前的案板上：“在这段时间里，你们的人不要走到离我十米之内。”

“可以。”

“屋顶上什么的也不能有人或者有声音，只要我认为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也许就要下手的，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只有一次。你明白吗？”

厉畏程只好说：“明白。”

厉畏程退出现场，两个预审处长和唐所长马上迎上来，询问如何解决此事。厉畏程拭拭额头上沁出的冷汗：“这家伙开的价太高了，没法谈。”

这时，一辆摩托车开到了看守所大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官，那是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的刑警。他们赶来，是奉命对安德烈进行提审的。因为警察厅昨天刚接到上海市警察局提篮桥分局的电报，说已经找到了安德烈在上海公平路那家西菜馆当厨师时的两个同事，另外又找到了一名目睹安德烈离开那个被害的比利时女人住宅时的证人和一个知道安德烈的底细的白俄人，这样，安德烈奸杀那两个外国女人的案情侦查就有了突破，上海警方准备把安德烈押解上海讯问处置。根据国民政府的法律规定，凡是作案地在两处以上的，案情重的那处司法部门有权优先获得对案犯的处置权。

但是，安德烈在南京的案情还没有弄清楚，因此，刑侦大队就派员前往看守所对安德烈进行突审。那两个刑警还没进门就听说竟然出了这样一桩大事，不禁大吃一惊。这时，正好厉畏程走到门口来向已经受惊而逃到门口来的另外五位“天良慈善济难会”的代表作解释和安抚。那两位刑警待厉畏程说完后，把他拉到一边，向他报告了上海方面的情况，
厉畏程一听，惊道：“这家伙是俄国人？”

“是的，他早就在俄国犯下多起血案了，听说斯大林亲自下达过通缉令要逮捕他哩，因此他逃到中国来了。”

厉畏程倒抽一口冷气：“他妈的，如此说来，这小子是一个杀人魔王哩！”

有人提议道：“我们赶快把情况向苏联大使馆通报吧？”

厉畏程瞪眼道：“现在通报什么？你一通报他们正好派人过来坐等我们把人拿下了好引渡过去。”他扯过旁边一人的手腕看了看表：“不行，这事弄大了，我解决不了的，还是赶快打电话向厅座报告吧。”

厉畏程电话还没打，已经来了三卡车的宪兵。原来，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董玉珍被安德烈一拿下作为人质扣住，和她一起来的其余五名官太太即撤至看守所前面院子内的唐所长办公室里。这时，看守所所有的狱警都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那五名官太太虽是妇道人家，却也有跟着丈夫见过世面的，当下倒也有主意，议论说照这班人的这副样子，别指望他们能够妥善处置这件大事，别让他们把董玉珍的性命给弄掉了，得赶快想办法救董玉珍。这一说，马上有人想起要给宋美龄打电话，因为宋是“天良慈善济难会”的名誉主任，现在该会出了这等大事，不向她报告还向谁报告？另外，宋美龄是董玉珍的证婚人，平时互相之间也有来往。因此，报到宋美龄那里，她肯定要立刻设法处置此事的。

众人计议定当，于是便推举一个平时跟宋美龄有来往的次长太太用唐所长办公室的电话往宋美龄那里打电话。

宋美龄是过惯了夜生活的人，每天不睡到中午是不起来的，起来之后又要梳妆打扮花上个把小时。因此此刻她还不肯接电话，被她的女佣人回掉了。但次长太太不肯放下话筒，说她是蒋夫人的好友，来电又是十万火急之事，要佣人务必把宋美龄请来接电话。如此这般总算把正在梳妆打扮的宋美龄请到了电话机旁边。

宋美龄一听出了这等大事，自是大惊，但语气间倒还听不出惊慌，还是平时的那份优雅，问明现场情况后就挂断了电话。

诚如官太太们所估计的，宋美龄听说此事后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她已顾不上梳妆打扮了，当即去见蒋介石，三言两语把情况说了说。

蒋介石一听就火了，拍案道：“娘希匹！警察厅那帮子家伙真是饭桶，连一个关在里面的犯人都看不住？国家花费那么多大洋养着他们干什么？”

宋美龄说：“这事得赶快想办法，绝对不能让那个犯人伤了董玉珍。”

蒋介石点头：“对！是要想办法。这不单单是伤不伤人的事情，还关系到国家司法部门的体面。”

蒋介石随即唤来值班侍从官：“警察厅属下的第三看守所发生了一桩在押外国犯人劫持党国高级军官家眷为人质的特别重大案件，你立刻以委员长侍从室的名义下令：第一，务必保证人质的人身安全；第二，一定要把行凶犯人制服——包括当场解决；第三，在处置过程中，凡是有阻挠我警宪人员的，不论何人，一律枪决！

侍从官早已笔走龙蛇，把蒋介石的话语一一记录下来，随即复述了一遍。

蒋介石略一凝神，又补充了一句：“此事没有我的许可，严禁向外扩散！现场立即封锁起来！”

“是！”

值班侍从官急步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返回值班室后方才发现蒋介石的这个命令似乎有些奇怪——竟然没有受命单位。这个侍从官刚来半年，这种事情以前从未碰到过。他一下子愣住了，寻思不知是不是该去向蒋介石请示一下，问明命令该下达给谁，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担心打扰了蒋介石。他定定神，总算有了一个主意：去向侍从室主任请示。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是一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他身居高位，但对于每一个“下人”包括蒋介石官邸的花匠、佣人，都平和客气。他听值班侍从官把情况如此这般一汇报，马上说：“蒋先生这就是把处罚权下达给你了，由你在警察和宪兵中挑选由谁出面处理此事，也可以两家都出面，但是，这可能反而难以妥善解决。”

侍从官还是茫然不解：“下达给我处置，这从何说起呢？还望主任指点一二。”

陈布雷笑道：“蒋先生的口渝中不是有一句‘凡是有阻挠我警宪人员的’吗，这就已经定下了下达给哪一方的调子。”

侍从官恍然大悟：“唔！原来是这样的！多谢主任！”

侍从官稍稍一考虑，寻思此事已经构成一起大事件了，恐怕凭警察的本领已经难以解决得了，于是就自作主张决定将这个任务下达给宪兵去处置。

首都宪兵团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电令后，不敢怠慢，当即派出一个排的宪兵乘坐美式十轮卡车急赴第三看守所现场。

蒋介石为什么把命令以这种方式交给一个侍从官呢？十二年后，这个名叫莫驸膺的侍从官 (其时已经脱离蒋介石在香港经商) 对人作过解释：他后来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原因，蒋介石已料想到这件事的不可知性，弄得不好董玉珍的性命就要丧在安德烈的手里，但蒋又不想承担这种责任，于是就玩了这么一手，让侍从官去理解执行；这样，一旦董玉珍命丧安德烈之手而又因此酿成难以处罚的事件时，值班侍从官就成了替罪羔羊。

五、

宪兵团方面出动一个排，带队的是一个姓武名清平的营长。武清平是浙江奉化人，据说与蒋介石有点亲戚关系。可能由于这一点，据说这位武营长平时飞扬跋扈，巡逻时时常找警察的岔子，弄得南京的警察一听见他的名字就头痛。

那厉畏程见来了宪兵，已感到吃惊；待看清带队的竟是武清平时，一双眼睛就更是转动不了了，像是看见鬼怪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这时，武清平已经上来跟他打招呼了：“厉厅长也在这里？”

“是……”厉畏程一愣，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是武营长啊？你……怎么？”

武清平说：“厉厅长，兄弟接到委员长侍从室的命令，率人到此全权处置此事。”

厉畏程听说蒋介石已经知道此事，惊得像是有许多蚂蚁在背脊上爬，他根本无法想象怎么事情已经捅到蒋介石那里去了！现在，委员长侍从室指令宪兵前来处置此事，明摆着是不相信警方了，这事看来麻烦大了！

武清平没容厉畏程往下想又开口道：“厉厅长，这样吧，你把这里的情况向兄弟介绍一下，然后就招呼你的弟兄一旁休息去，以下的事情就由兄弟我来处置吧。”

厉畏程无奈地点头，于是就简单地把情况介绍了一下，他还没说完时，有狱警奔来说安德烈在里面叫嚷说时间到了，要厉畏程赶快给他一个答复。

武清平骂道：“狗屁！答复？老子一枪崩了他！”说着抽出了腰间的手枪，推弹上膛。

厉畏程惊得拉住他：“武营长，那家伙暴着呢，你千万不可造次！否则，人质的性命就完了，我们不好向人家交代。”

“人家？人家是谁？”

“她的丈夫是国军中将万骧。”

武清平点头：“是万骧？我认识他。原来人质是万将军的夫人。”

厉畏程又说：“再说，委员长把任务下达给宪兵团，那说明是对宪兵的重视和信任，如果差使办砸了，恐怕对于……”他适时把话语打住，让对方自己去考虑。

武清平想想倒也是，于是就说：“那我进去跟那小子谈谈，看他是不是肯买个面子。”

厉畏程说：“不过，武营长得先把手枪下了，否则……”

“怎么？”

“安德烈要是看见你佩着手枪，说不定就要你把枪给他，这时，你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

武清平点头，于是连枪带套都解了下来，递绐一旁的宪兵排长。

当下，武清平由厉畏程陪同着进了看守所后院，那安德烈挟着董玉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瞥着手表叫道：“三十——二十九——还有二十五秒……”

突然他看见了厉畏程两人，马上指着厉畏程道：“怎么样？这个女人你们要死的还是活的？”

武清平显出一副并不特别在乎的样子，看了看董玉珍，目光随即又停留在安德烈的脸上：“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你是生还是死！”

“我？”

“对，是你！如果她死了，你也得死，她活着，你也就不会死。这一点，你作为一个聪明人，应该是明白的。你说呢？”

安德烈喝问道：“你是谁？”

厉畏程说：“你——看他穿的制服就知道，他是宪兵团的武营长。”

武清平自报家门：“武清平。”

“你是来谈判的？那好哇，先把你的武器拿给我，这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武器？”武清平一愣，他的手枪已经下掉了，转而马上想起对方是看中了自己佩着的“中正剑”，不禁对厉畏程有了几分敬佩之意，寻思这副厅长倒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幸亏没有带枪，否则安德烈一定要枪了。

安德烈一把揪住了董玉珍的头发，摇晃着：“把武器给我！”

武清平恨得牙根发痒，却不得不解下佩剑，连套子一起扔了过去。

安德烈拿到“中正剑”后，随即抽出剑身，看了看，在董玉珍的脖颈部位比划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

安德烈问道：“我刚才提出的条件，你们准备接受吗？”

厉畏程和武清平互相看了看，武清平点头道：“没问题，但是我要问一下，你要了吉普车，是不是还要一名司机？”

安德烈想了想：“没有必要，我自己就可以开车。”

“汽车和其他东西到位后，你就放了人质？”

“那不行，我得把她带离你们看不见我的地方，然后再放人。”

“你不会是想耍花招吧？”

“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武清平说：“那好，我们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如果你要耍花招的话，那你的下场肯定是很惨的！”

“清楚了。”

“请你等候一刻钟，我们马上去作准备。”

武清平和厉畏程一起退了出来，武清平对厉畏程说：“我马上去作准备，我这里有的是特等射手，等他把吉普车开到前面拐弯角上时，立刻解决他！”

厉畏程说：“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是的。”

武清平于是就去布置伏击事宜，这边厉良程担心安德烈临时变卦，便又进入现场去和安德烈周旋。厉畏程让人拿来了一瓶葡萄酒、两个罐头，当着安德烈的面打开了，放在一个托盘里，从案板上慢慢地用竹竿推过去。

安德烈望着这一幕，问道：“这是干什么？”

“你可能饿了，让你吃喝一点，以补充体力。”

安德烈摇头：“没有必要。因为我不知道这玩意儿里面是不是放了昏迷药。”

厉畏程笑了：“安德烈先生，你太小心了。这些东西是当着你的面打开的，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安德烈也笑了：“这算什么？你们完全可以用注射的方法把昏迷药注射到罐头里去，这种事情我以前就干过。”

这时，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董玉珍突然开口了：“他不吃，给我吃。”

安德烈看了看董玉珍，松开了手，示意董玉珍坐下来，他自己坐在董玉珍的后面，手里拿着出鞘的，“中正剑”，戒心十足地盯着董玉珍和厉畏程。

董玉珍就着瓶口喝了两口酒，又从罐头里取出一块鱼吃了，侧脸问安德烈：“你不吃点儿吗？”

安德烈摇头：“我不想吃……”

话音未落，董玉珍突然一跃而起，抓着瓶颈朝安德烈劈头砸去！

董玉珍此举完全出乎安德烈的意料。在安德烈想来，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些时间，这个女人质一直像一头驯服的羔羊一样，再说她也没有反抗的能力，像她这样的女人，手里只要没拿刀拿枪，以安德烈的体质，任其动手也构不成威胁，所以他根本没把她当一回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现在这个女人突然动手反抗了！安德烈在猝不及防之下，脸部挨了一记，但由于几乎没有什么劲力，他未受伤，只是感到有些痛。

董玉珍的这一举动，其实并不是想自救，她知道凭她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甭想占到安德烈的便宜。但是，凭着对刚才武清平跟安德烈一番对话的理解，感到自己被平安营救的希望不大，于是就想最好是利用安德烈此刻的麻痹意识进行就地自救。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厉畏程外，还有两个看守所的狱警和那两个原想来提审安德烈的刑警。

应当承认，董玉珍的这一作法是对头的，如果在场的那几位对此有同样感觉的话，那么在瞬间制服安德烈并不是一桩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包括厉畏程在内的这些警察没有领会董玉珍的意思，他们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副静候事态发展的样子。于是，安德烈就有机会对付董玉珍的反抗了，他一掌砸飞了董玉珍的酒瓶，复一拳把董玉珍击昏过去。

厉畏程一看董玉珍伏倒在案板上，自是大吃一惊，连忙叫道：“你把她打死了？！”

安德烈说：“没有打死，打死了我也就离开不了了。这位太太是我安德烈的护身符，我一定要保留她的生命的。你们拿一桶冷水过来。”

马上有人打来一桶井水，安德烈让放在案板远离他的那一头，然后命令厉畏程等人后退二十步，他这才一步步地往前把水桶拎过去，看都不看董玉珍，就把一桶冷水全泼在她的身上。这一淋，董玉珍果然醒了过来。

安德烈随即又要了一副手铐，把董玉珍铐了起来。

这时，武清平进来了，说汽车和钱款黄金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汽车就停在看守所前。

安德烈说：“是吉普车吗？”

“是的。”

“加足了汽油吗？”

“加足了，另外还给你准备了一桶。”

安德烈略一沉思：“这样吧，你先把款子和黄金拿给我，然后再把汽车开进院子，停在这里。”

武清平从来没有接受过比他身份低的角色这种口吻对他说话，气得脸上的筋肉微微颤抖。但他还是忍了下来，点头道：“没问题。”

片刻，一辆宪兵团的美制吉普车驶进了院子，停在距案板数米处。这时，武清平已经作好了一应布置，出了看守所大门的两侧方向的第一个岔道口的店铺里都已埋伏着宪兵团的特等射手，安德烈驾驶吉普车出了大门不管朝哪个方向走，在第一个岔道口都会遭到袭击，而且是一枪毙命。

武清平说：“现在，你的条件都已实现了，我们退出去，让你出去吧。但是，你一定要尽快把人质释放。”

安德烈突然又提了一个要求：“给我一支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

“这个……”武清平感到为难了。

安德烈也干脆：“你们如果拒绝给我枪，那我就死在这里吧。”

武清平咬咬牙：“好吧，给你准备！”

一刻钟后，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和五十发子弹送到了安德烈的手里。包括武清平在内的全部人马上退出了院子，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悄悄窥察情况。只见安德烈往枪里填装子弹后，对准二十米开外一根树枝打了一枪，树枝应声而断，足见他的枪法不错。

安德烈随即押着董玉珍上了吉普车，发动引擎，把车慢慢地往看守所大门开去。他一手打着方向盘，一手用手枪对着旁边董玉珍的腰部。

这时，宋美龄打来了电话，要求务必保证董玉珍的生命安全。这个电话加重了武清平的精神压力，担心万一处理不慎会使董玉珍一命呜乎。他想跟厉畏程商量商量看，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但发现厉畏程已经不在现场了。

说时迟，那时快，这时安德烈驾着汽车已经到了看守所大门口了。看守所的大门早已打开了，连岗亭里的岗哨也已经撤掉了，总之，在安德烈的视野间，一路出来没看到过一个人。他心里暗自得意，把汽车开出了大门。看守所大门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场，上面有几棵很大的银杏树，枝叶茂盛，亭亭如盖。安德烈一看就有点紧张了，如果对方在树上安排几个枪手的话，那可是对他很不利的。他把汽车刹停，一手将人质拉过来挡在自己身前，一面抬头向上察看。看了一会，没有发现意外，便开车往马路上去。车刚起步，安德烈突然发现前方的另一株大树下的一张破席上躺着一个人！

安德烈暗吃一惊，随即又把车刹停，定睛看去，原来是一个耍蛇的叫花子，身边放着一个竹篓，篓口有两颗蛇头在探出探进的。叫花子身穿一件破烂的衣衫，手里拿着一个酒瓶，正就着一块像是咸菜疙瘩样的东西喝酒，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对于安德烈和这辆吉普车的出现根本不曾注意，连看都不朝这边看一眼。

安德烈放心了，继续驾车向前。当他把汽车开到距对方五六米处时，突见那叫花子的手里像耍魔术似地出现了一支手枪！安德烈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枪声已经响了，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安德烈的脸面，从眉心间进去，穿过整颗脑袋，在后脑勺飞出来。

安德烈当场毙命。

这个化装成耍蛇的叫花子，是首都警察厅的一名刑警。他是奉厉畏程之命执行这次特殊的狙击任务的。

董玉珍未曾受伤，精神上也未受到惊吓。但是，从此她对社会活动就不再热心了，那个“天良慈善济难会”渐渐也就停止了活动。

【评论】
好样的
这刑警厉害厉害
安德烈：胆大妄为，丧心病狂，恶贯满盈，在劫难逃；董玉珍：巾帼不让须眉；警察厅刑警：艺高人胆大。
真的有高手
真实不真实不知道，反正传奇加精彩
给犯人送温暖去
首都警察厅厉害的
其时叫军统特工应该更效率高
写得惊心动魄的，好文章
这是故事，事件人物根本检索不到。
赞！这个叫花子刑警很牛逼，可惜没有留下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