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99：首届广交会谜案

——又名：财劫广交会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4年第07期、08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啄木鸟》2011年第08期曾经刊登过一篇《伸向广交会的贼手》，披露了1967年文革期间，春季广交会期间的一件大案。本文可以认为是其姊妹篇，讲述的是1957年首届广交会期间的一个故事。

1957年，我国开始举办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鉴于当时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属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宜在春、秋两季成交，同时考虑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客商的抗寒抗热能力各异，主办部门决定将春、秋两次交易会的地点设在广州，时间定于广州平均气温21。9摄氏度的4、5月间和23﹒1摄氏度的10、11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给这一年两届的贸易盛会定了个简称：广交会。

广交会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对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有这样一种说法：“文革”期间，中国只有两件事没有中断，一是研制原子弹，二是举办广交会其重要性可见一隅。

一、劫案突发

1957年4月25日，正是广东一年中气候最为宜人的日子，适合出门旅行。不过，对于外埠来番禺的男子陈鸿时来说，这天却是他一生中的噩梦。

虽说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侨乡，但那时的广东番禺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语，在行政隶属上跟广州市没有关系，还是佛山地区专员公署所辖的一个县。县政府设在市桥镇，坊间所谓“番禺”这个地名，狭义上指的就是市桥镇，也就是现今的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道。起初，县政府驻地位于先锋巷谢氏祠堂，1949年初迁移到海傍路(解放后改称“红星路”，1980年又恢复“海傍路”旧称)西段。

海傍路东西走向，西起西堤路，东至东涌路，原是一条石板街，1940年扩建成一条长约四百米、宽七米的马路。这条马路上有一家曾被称为“番禺第一”的“首都饭店”，原为私企，1956年公私合营，1957年1月转为国营。刚刚提到的陈鸿时，就住在这座全县最高级的宾馆里。

陈鸿时于昨日入住，今天一早即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广州市，下午5时许返回。他住在饭店一楼西侧尽头的1025客房，打开门锁推门而入，意外发现房间里竟然有一位不速之客！

那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金发男子，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是个“鬼佬”(旧时粤语中对西洋人的称谓)。“鬼佬”坐在单人沙发上，手持当天的《羊城晚报》，沙发一侧的茶几上放着一杯热气氤氲的茶水。陈鸿时年过五十，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医生叮嘱他“遇事不可激动”，这些年来他一向谨遵医嘱，不敢有违，亲朋好友都说他的自律令人钦佩。可眼下，他觉得自己的血压似乎控制不住了，耳中嗡嗡鸣响，下意识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框眼镜，一双小眼睛透过镜片定定地盯着对方，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我走错房间了？

“鬼佬”显然是读懂了陈鸿时的眼神，当即以行动作答——只见他身躯略一转动，手上不知怎么的就像魔术师那样凭空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他朝陈鸿时点了点头，持刀的右手一抬，匕首脱手向上方飞出，堪堪似要扎入木质天花板时突然转向，刀尖朝下掉落下来。陈鸿时还来不及出声惊叫，男子倏地从沙发上起身，其敏捷就仿佛屁股底下坐着弹簧，起身的同时，身体来了个九十度转向，面对房门站着，一双眼睛依旧盯着那把下落的匕首。说时迟那时快，待到匕首下落到与其肩膀平齐时，他探手朝刀身轻轻一拨，匕首听话地改变了下落方向，无声无息地扎进皮沙发的扶手！

这番肢体语言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先生，没有走错房间；但也不要有大声呼救或转身拔身逃走之类的动作，否则，只怕这把匕首扎入的不是沙发扶手，而是你的要害了！

陈鸿时强迫自己稳住情绪，冲对方拱手：“这位先生不请自来，不知有何见教？”

“鬼佬”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洋文，陈鸿时年轻时曾在英国生活过数年，通晓英语，当然听得懂。对方的意思是：“阁下说什么我不明白，你会说英语吗？”说罢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他自己则在靠门一侧的沙发上落座。

门口的位置被对方坐了，陈鸿时只能坐里侧的沙发。经过对方跟前，他难免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就此挨上一刀，好在这一幕没有发生。他在沙发上坐下，斜侧身体对着“鬼佬”，用英语询问对方“有何见教”。

“鬼佬”听懂了，翘起大拇指表示对陈鸿时英语口语水平的赞赏，然后用英语说：“我最近手头有点儿紧，希望阁下帮个忙，我想，阁下是不会拒绝的。”

陈鸿时寻思，这不是废话吗？我敢拒绝吗？没办法，只有认倒霉，破财消灾吧！于是用英语表示，想要什么只管拿走，我一定配合。

“我就喜欢跟阁下这种爽快人打交道。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会有一个相比其他不幸来说好得多的结果。阁下既然选择‘首都饭店’作为下榻处，想必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这样吧，你把随身的钞票——不论人民币还是外币，以及手表、戒指统统拿出来……哦，如果您使用的是名牌金笔，也请一并放在茶几上。”

陈鸿时暗暗叫苦，这“鬼佬”看外表似是懂点儿江湖的，谁知行事一点儿也不江湖，打劫竟然不给苦主留回家的路费！

“阁下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要不要再说一遍？”见陈鸿时犹豫，“鬼佬”催问。

陈鸿时赶紧点头：“不用！不用！”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一直拿在手里的深咖啡色鲨鱼皮公文包打开，把里面的九百多元人民币、三千多元港币全部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公文包的内贴袋里放有空白支票本，对方没提及，他也就没掏。然后，又把手表、戒指和“犀飞利”大号侧吸金笔取下，同时心里还有点儿庆幸上月过生日时女儿送给他一副18K金框眼镜：亏得此次旅行没戴，否则肯定也被这“鬼佬强盗”看上了。

“鬼佬”扫了一眼茶几上的财物，点点头：“很好！现在，请阁下站起来，往前挪几步。”

陈鸿时不知这家伙要怎样对付自己，一颗心在胸腔里又加速“怦怦”起来，但他只有服从的份儿，往前一步步走到墙壁前。

“行了！就这样站着，不准动弹！不准回头！”陈鸿时遵命照办，寻思对方若是要捅刀的话，自己这副姿势，那应该是最理想的下手机会了。想到这儿，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上下牙也不住地打架。

“鬼佬”大盗的语气里带着笑意：“不必紧张。常言道：破财消灾。你已经‘出血’了，只要你听话，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

陈鸿时心下稍安，只听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想是“鬼佬”大盗在敛走财物。但他觉得这动静持续的时间有点儿长——凭“鬼佬’大盗的身手，行动应该颇为利索才对，茶几上也就是现金、手表、戒指、金笔几样东西，并无什么大件，按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不过，事后想来，也许这段时间并不长，只是陈鸿时的错觉，毕竟处于生命危在旦夕的当口儿，所谓度日如年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总之，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在陈鸿时感觉，至少十来分钟。他不知对方在搞什么名堂，又不敢回头去看，只能老老实实面壁静候下文。两条腿筛糠般的颤抖倒是停止了，可取而代之的是脚软，眼看就要站不住了，忽听房门“咯哒”一声轻响——“鬼佬”大盗总算走了！

陈鸿时兀自不敢回头，连唤三声“哈喽”没有动静，方才转身。去卫生间看了看，确认“鬼佬”大盗果真离开了，立刻抄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摇柄就是一通紧摇。

那时通信设施落后，即便是“首都饭店”这种整个番禺县唯一的高级宾馆，内部也没有总机，客房的电话都是由县邮电局总机房接转。邮电局总机话务员把报案电话转到了县公安局值班室，值班民警闻听下榻于“首都饭店”的旅客遭遇抢劫，而且强盗还是个“鬼佬”，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案情，同时叮嘱陈鸿时待在现场不要离开，也不要让其他人人内，公安局这就派人过来。

可惜的是，陈鸿时已经六神无主，放下电话，又慌慌张张前往服务台说明情况，引着几个饭店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里，这样一来，现场的痕迹就给破坏了。稍后赶到的饭店保卫干部老朱见状立刻阻止，可还是晚了一步。

番禺县警方反应很快，不过十几分钟，就派人过来了，而且排场也大，来了十多个刑警不说，竟然是县局局长和分管治安、刑侦的副局长带队，市桥镇派出所的民警自然也少不了但他们只是奉命担任外围警戒，连进入现场的资格都没有。此等阵容，令苦主陈鸿时大大意外——乖乖，发生个凶杀案也不至于来这么多人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技术跟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勘查器材还是解放前旧警局留下的，至于手段，无非是获取案犯在现场遗留的足迹、指纹等，分析其作案过程和特点，再结合苦主的描述，勾画出案犯的形貌然后开展侦查工作。番禺县警方也不能例外，他们对“鬼佬”大盗的描摹如下：

男性，三十五六岁，身高约在一米七以上偏瘦，体态精悍，脸部轮廓分明，脖颈有明显的肌肉线条；脸型偏长，五官无甚特点，唯嘴巴略显平直，下巴稍向前凸出；再有就是一头浓密的金发。根据案犯体貌以及跟苦主的“交流”情形推断，应该是一名外籍强盗无疑。

不仅如此，这主儿还不是个寻常的小毛贼，而是作案经验丰富的惯犯：事先进入苦主的房间，自己动手沏了一杯饭店特地为接待首届广交会客商采购的顶级茶叶，一边品尝一边浏览报纸；陈鸿时进入房间后，他稳坐不动，掏出匕首来了一出相当专业的杂要表演；抢劫得手后，还不慌不忙地窸窸窣窣弄了一阵，消除自已留下的所有痕迹，出门时甚至没忘记把那份《羊城晚报》也一并带走——上面有他的指纹。因此，县局一干刑警一番辛劳下来，竟未能获取案犯留下的任何痕迹，遂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对手。

一般来说，往下就该组建专案组，进行案情分析，四处走访调查并布控赃物了。但此次并非“一般”情况。根据当时公安部规定的涉财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城市25元，农村15元即可立案；案值超过1000元属重大案件，超过3000元属特别重大案件”，陈鸿时被劫的港币、人民币就已经超过3000元了，再加上戒指、手表、金笔，此案显然属于上述立案标准中的特别重大案件”。此类案件须由番禺县公安局上报至佛山地区专员公署公安局，由专署公安局决定是县局独立承办，还是组建两级公安局的联合专案组。当然，专署公安局还应立即向广东省公安厅报告。

不过，这天的日子比较特殊，番禺县公安局可以不必上报专署公安局，只消往省城广州的“101专班”打个电话，就算是完成了报告程序。往下应该如何侦查，那就听“101专班”的指令了。

二、鬼佬迷踪

4月25日这天为何特殊，“101专班”又是什么部门？要弄清这两个疑问，就得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说起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解放军继续南下深圳，兵至深圳河畔时奉命按兵勒马。历史档案显示，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1952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物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因帝国主义的封锁很难获得。为此，广东省于1955年开始在广州市举办名谓“华南物资交流大会”的内地土特产展销活动，吸引香港、澳门的华侨商人前来采购内地的农产品、药材和工艺品。连续两年活动举办下来，每届的成交额均达到数百万美元。

这个情况引起了国家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兼广东省外贸局局长严亦峻的注意，由此产生了一个思路：既然这种小型展销活动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效应，赚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1956年6月上旬，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长陶铸同意，严亦峻以个人名义通过电报向国家外贸部请示，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随后，电报送至周恩来总理案头。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随即发出动员迅速组建筹备委员会，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市市长朱光分别出任正副主任，严亦峻理所当然担任秘书长。广东方面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此事请直接向我通报进度”的指示，将一应情况报予总理办公室。考虑到外商对于该交易会名称的好记易读，周恩来总理提议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1957年4月25日，首届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开幕。

在之前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陶铸以老革命家的高度政治敏感，认为广交会的举办，势必成为新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门重要窗口的一个重大经济举措，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因此，他指令筹委会必须把首届广交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不但要防止刑事犯罪分子作案捣乱，更要严防台湾美蒋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为此，广东省公安厅专门组建了一个临时专班——“101专班”，旨在全方位保证广交会业务活动的展开以及所有参展中外客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该专班下设三个组：第一组是安保组，负责核实报名参展的境外客商身份、发放证件以及会场日常安全保卫工作；第二组是治安组，负责处理交易会期间发生的各种纠纷以及治安案件；第三组是专案侦查组，负责调查并处置交易会期间场内外(所谓“外”，指客商下榻的宾馆以及宾馆所在地)发生的所有以境外客商为受害主体的刑事案件，该组对外直接称“101专班”。

“101专班”总指挥由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当时省厅主要领导就正副厅长各一人)李志杰担任，省厅政保处分管经济文化保卫工作(自1957年1月开始，有一段时间全国所有公安机关的经济文化保卫工作均隶属于本机关政保部门)的副处长龙显然作为副总指挥，主持广交会期间专班的日常工作。

1957年4月1日，“101专班”正式组建先开了一天会，专班成员就如何开展广交会期间的安保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若干条暂行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广交会期间，如若发生案件——广交会会场所在地、参会中外客商下榻点和活动地点的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出警勘查现场的同时即报省厅“101专班”，由专班统一调派警力进行处置。

如此，番禺“首都饭店”发生“鬼佬”大盗抢劫案后，县局刑警没有就地开展侦查破案工作，而是立即将案情上报101专班”，等候专班的指示。

然后就要说到苦主陈鸿时了。陈鸿时来自香港，系九龙“大吉利商行”老板，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广交会。可是，广交会的会场中苏友好大厦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他为什么不住在广州，却在几十公里之外的番禺县的宾馆下榻？

这个原因，说出来可能会让如今的年轻人难以置信——1957年的广州市区内，可供境外客商作为下榻处的宾馆饭店实在有限。有限到什么程度？前来参加首届广交会的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和外籍客商总数不过千余人，广州市却不具备把这些客商全部安顿在市区下榻的接待条件。那怎么办呢？广州市政府只好调拨车辆，将客人送到邻近的佛山、番禺、从化等地过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方才得到解决。

陈鸿时决定赴会的时间比较晚，又不熟悉报名流程，等他履行一应手续顺利入境，于昨天抵达广州时，被告知广州市内能够接待境外客商的宾馆饭店均已满员，连距离广州比较近的佛山也没空房了，无奈，只好到番禺的“首都饭店”下榻。好在东道主免费提供车辆接送他也就不好再有什么怨言。毕竟他是来谈生意的，为的是赚钱，并非来广州旅游。况且，别说他一个港商了，一起坐大巴来番禺“首都饭店”住宿的二十多位参会客商，有大半还是持有英国、印尼、星加坡(即新加坡)等国护照的正宗外商哩！

谁知来内地只不过一个昼夜，陈鸿时就遇到了这么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抢劫。幸亏他出发前听从妻子和女儿的劝告，购买了赴内地旅行期间的财产险，而且宁可多花钱选择了“全保”，被抢劫的财物可以得到赔偿。

“鬼佬”大盗抢劫案发生后，番禺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都前往饭店对陈鸿时进行安抚，表示一定兑现事先对此次前来参会外商作出的承诺，赔偿他的损失。陈鸿时颇感意外，香港报纸的时评文章里说，所谓的赔偿承诺，“不过是中共说说而已”，陈鸿时也深以为然。没想到共产党说到做到，还真的要赔偿啊！遂告知自己已经买了保险，赔偿就不必了，毕竟没有损失。

县长说：“既然如此，陈先生购买保险的费用就由我们来出吧。另外，请先生不要因为这个意外影响正常的采购计划，我们可以给您换一个下榻处、费用概由我方承担。”

“感谢县长的美意，我还是住在这里吧，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现在我身无分文，那个‘鬼佬’大盗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

正聊着，已经离开的县局侦查员去而复归。为首被称为“刘队长”的那位把身后两个穿便衣的男子向三位领导和陈鸿时作了介绍：“这是刚刚从省城驱车赶来主持办案的‘101专班’的同志。”

来人随即取出公函交给县公安局局长，其实公函的内容局长已经知道了，两天前，县公安局就接到指令：广交会期间，与参会客商相关的案件均由“101专班”独立调查。

所谓“独立调查”，据说是省委书记陶铸特别强调的，不管哪里发生案件，只要跟广交会相关，均由“101专班”处置，本省各级公安机关只有配合的义务，未经省公安厅长特别授权，没有过问调查的权力。

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对办案侦查员的“掣肘”。这种“掣肘”指的是常规的办案制度——在平时，这些制度自然可以有效保证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可是，广交会会期只有半个月，一旦发生案件，如果还是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逐级请示、频频开会研究，有可能错失破案时机。因此陶铸认为，为保证首届广交会顺利进行，在安保方面应该采用“特事特办”的原则。

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陶铸，履历中虽然没有担任过政保方面职务的记载，但他参与的些重要工作却是与“政保”、“谍报”有紧密关系的，诸如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打入敌军内部从事兵运工作，还在白色恐怖下秘密组织并指挥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厦门劫狱”(作家高云览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风靡全国、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并被拍摄为同名电影)。1933年5月，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领导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营救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等职。1940年前往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平津战役期间，陶铸不顾个人安危，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陶铸的上述革命经历可以知道，他虽然未曾直接从事政保、情报工作，但其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中有几个重要阶段都与政保、情报两条战线紧密相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用于广交会的安保战略构想上，还不是易如反掌？“101专班”的组建，就是广东省公安厅基于陶铸提出的“独立调查”思路研究制定的。

番禺发生广交会客商被劫案的消息传到设在广州市人民北路的“101专班”驻地，专班领导李志杰、龙显然迅即交换意见，指令专班第三组副组长景声浩率侦查员辛震远、伍今胜、麦逾、喻小丰、蒋益天驱车前往番禺，另抽调番禺县公安局精干侦查员五名，就地组建专案组对该案开展侦查，务求快速侦破，抓获案犯，追回赃款赃物。番禺方面自是极为重视，县局按照预案，派刑队队长老刘带领四名精干侦查员向省城来人报到，前往案发地点“首都饭店”展开独立调查。

“101专班”的侦查员乃是广东省公安厅从全省各地公安局精选出来的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红专尖子。前来番禺主持调查的第三组副组长景声浩是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一名科长，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是中共广东省委情报部的专职情报员，初解放时，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社会部担任特别科副科长，主持侦破过多起敌特破坏案件。

景声浩率领的五名侦查员也均非凡品，其中的伍今胜是广东警界的刑侦高手，放在现在就是“刑侦专家”。他是韶关市公安局的留用老刑警，祖上三代均是缉盗捕快，可以说是“祖传侦探”，对于侦缉盗窃案件有三十来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刑警生涯，可以写成一部探案故事集了。此次组建“101专班”，省公安厅王宁厅长首批点将，其中就有他。

一行人抵达“首都饭店”后，景声浩叫上伍今胜说：“咱俩先转一转，其余同志听县局刘队长他们介绍情况。”

景、伍两个果然出手不凡，只在饭店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悄声嘀咕了寥寥数语，就点破了先前县局刘队长一干警员尚未解决的一个疑团：案犯这样一个“鬼佬”，为什么会选择陈鸿时作为作案对象，他怎么知道单独下榻饭店一楼西侧尽头1025号客房的客人是一个理想的作案目标？

起初刘队长怀疑可能是“首都饭店”的内部员工为“鬼佬”大盗提供了信息。如果这个案子不属于“独立调查”范围，县局一干刑警只怕已在查阅饭店内部员工的档案了。而此刻景声浩、伍今胜就这么上下里外一转悠，就果断指出：案犯是从饭店大堂服务台的水牌上获取作案目标信息的。

“首都饭店”作为番禺唯一一家有能力接待外宾的宾馆，当然必须达到服务行业软硬两“件”的标准。不过，民国时期侨商投资建造该饭店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发挥番禺作为侨乡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设计者估计到，饭店落成开业后预计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接待的旅客大部分是早年下南洋创业有成归国省亲的粤籍华侨，他们记忆中对这座小城的印象，还是幼年时期的。因而“首都饭店”既要提供国际大型酒店优越舒适的下榻条件，同时又要满足海外游子们怀旧的需要，建筑风格保持旧时的特色，让他们看到曾经十分熟悉的故乡的“旧景老物”，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对于随同他们回来的那些出生在海外的子孙辈来说，也能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算是一种乡土文化教育。

基于上述考虑，设计者就把饭店大堂的服务台打造成旧时客栈的模样。清末民初粤地的旅馆客栈，在服务台(旧时称“柜上”)后的墙壁上钉有一块水牌，像“首都饭店”这类较高规格的宾馆，水牌制作得特别考究：擦拭得一尘不染、闪着岁月幽光的长方形红木板上，写着每间客房的房号，每个房号上方有一枚经年楠竹削制的竹钉，旅客登记入住后，账房先生会据其姓氏加以“先生、太太、少爷、小姐”等身份称呼，写在一块上端有一小孔的狭长红木筹牌上，再挂于竹钉之上。直到相应旅客退房离店，这块牌子方才取下。

有的华侨旅客估计此生可能不会再回故乡了，临行时要求把这块背面刻着“番禺首都饭店”，正面写着自己姓氏的竹牌带走作为留念，店方必定应允，并由账房先生当场操刀，将正面的“某先生”等文字改为此公大名，雕刻后涂抹金漆，作为一件工艺品赠送旅客留念(这也算一种广告)。

韶关老警伍今胜经验丰富，观察力强，进门时就注意到了柜台后那块长方形红木水牌，上面显示1025客房仅住一位姓陈的男性旅客，当时就把这个细节记在心里。稍后得知县局侦查员一直没能解决的疑惑——“鬼佬”大盗为什么会选择陈鸿时作为日标，遂和景声浩说了说水牌的细节。两人认为，案犯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水牌了解到相关信息，把住在一楼西侧走廊尽头1025客房的陈鸿时作为下手对象的。

这种选择对于案犯来说具有三个优势：一是目标单独下榻，孤身一人，容易控制，且房间的位置非常理想，从这里经过的旅客或者饭店员工极少，在作案时间段，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作案时，弄出点儿动静，也不易被人察觉；二是该旅客既然住在“首都饭店”这种档次的宾馆，大概率是一个华侨商人，选择其为下手对象，相比抢劫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想来公安机关的重视程度会稍低一些；三是该旅客多半是来参加广交会的，身上一定有些财物，但也不至于把全部家当带在身边，因而遭遇抢劫时不至于拼死反抗。生命和钱财哪个重要？相信他心中自有衡量。

在专案组举行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上，伍今胜把上述判断说了说，在座侦查员包括县局刘队长等一致赞同。那么，“鬼佬”大盗是怎么预先进人1025客房的呢？这个，之前刘队长他们已经弄清楚了——

陈鸿时与一干客商乘坐广交会主办方安排的大巴抵达番禺，在海傍路“首都饭店”门前下车，早已等候多时的饭店服务员纷纷上前迎接为这些客商提供拎包提箱的服务。客商们一个个从大巴上下来，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的，进店的次序就有先有后。这一点，案犯显然估计到了，他事先等在饭店门口特为庆祝首届广交会举办的宣传画前佯装浏览，待大巴抵达，利用这个时机，加之他那副“鬼佬”相貌，冒充第一个下车的外商旅客走进饭店大门，手里还拿着一份《羊城晚报》。

大门内迎宾的服务员热情问候：“下午好！欢迎回店！”

他则微笑回应：“Thank you！”

继而，案犯拐入走廊，来到他事先选中的1025客房门前，正好遇到推着小板车往每间客房送开水的女服务员小许。小许一脸灿烂地“外商”打招呼：“Good afternoon。”饭店方面事先开过会，强调过接待外商的礼仪，此刻，也不用“外商”自己掏钥匙开房门了，小许主动拿出钥匙串，用相应的钥匙为案犯打开了房门。

如此问题就来了，如果案犯没有巧遇服务员小许，那他该怎么进门呢？技术开锁吗？似乎不大可能。如果他有这等本事，也不必冒着偌大风险潜入“首都饭店”作案了——那时广州城里钱多风险小的作案对象多了去了。据案犯落网后交代，他原本是打算在客房门口等候苦主的，凭其那副“鬼佬”相貌和一口流利的洋文，对方多半不会怀疑他是跟自己一样的参会客商，在对方掏钥匙开门的空当儿，他可以彬彬有礼地上前自我介绍，相信对方会发出“进去坐一会儿”的邀请。商人嘛，奉行的就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交际宗旨，面对同来参会的“外商”，陈先生应该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此刻，专案组认为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细节上，而是着眼于另一个问题：“鬼佬”大盗作案后，是怎样离开饭店的？

这个，之前县局刘队长因省公安厅的特别规定——广交会期间所有涉外商的案件一律上报“101专班”，等待后续指令，就没敢自作主张进行调查。待“101专班”指派的景声浩、伍今胜一行赶到后，专案组侦查员分头跟饭店的门童、大堂服务员进行了谈话，据他们回忆，那一车外商抵达饭店后，大部分只是稍作歇息，有的甚至刚刚放下行李就出去逛街了。由此侦查员推测：’鬼佬”大盗很可能混迹其中，从容离开现场。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市区郊区交界处，都竖立着醒目的中英文告示牌，曰“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均须严守此项规定(这项规定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方才取消)。此番来广州参会的客商，大部分没来过广州，或者虽然来过，但限于当时的规定，被告知只能在指定区域内活动。而那些因广州市的涉外宾馆容纳不下不得已被送到番禺住宿的外商却“因祸得福”，获准可以“有限超越”，在番禺县逛逛(当然也只限于县城城区)。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人住饭店后，大多只在房间里蜻蜓点水似的停留片刻，就纷纷带上照相机出门了。

那个时间段，饭店工作人员哪知道1025客房已经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更不会留意那些兴冲冲外出的客商中，是否混进了一个西洋人长相的案犯。

往下，专案组就如何查摸“鬼佬”大盗的下落进行了研究，临末定下以下三条——

其一，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番禺县城的？市桥镇华侨居民颇多，却无这等西洋人长相的居留人员，这么一个特征明显的“鬼佬”，只要在镇上出现，肯定逃不过老百姓的眼睛。因此，专案组侦查员应会同市桥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全镇走访。

其二，广州市周边诸县亦无“鬼佬”相貌的角色定居，这一点干公安的都知道。但在广州市区，由于历史原因，有大约1300多名“鬼佬’相貌的居民(包括混血儿)，这些人中有小部分持有外国国籍，属于外国人侨居广州；大部分则是中国国籍，但其中部分人的配偶、父母是外国人。

专案组分析，涉案“鬼佬”有可能是这1300多人中的某个男性居民，大概率是持有中国国籍的混血儿。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这个案犯就是从广州市区潜赴番禺的。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只有乘坐公交车、内河航运客轮，或者搭乘运货卡车、船只抵达番禺；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使用摩托车或者自行车解决这几十公里路程的可能。不管案犯选择哪一种方式，都做不到不被别人看见，而一旦看见，就会留下深刻印象。故而，专案组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排查首先走访公交和内河航运相关单位。

其三，就是赃物布控了。这个比较简单，只须以省公安厅名义向广州市以及周边诸县的公安局发布协查通知即可

时间紧迫，主持该案调查的景声浩随即作了分工，要求侦查员连夜开展工作。

那么，这些措施有效与否呢？从大面上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世事难预料，计划赶不上变化，专案组这次恰恰遇到了意外……

三、劫案又起

“首都饭店”二楼东侧2003客房下榻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客商安达拉，她是与港商陈鸿时坐同一辆大巴从广州市区来番禺县市桥镇的。安达拉四十岁出头，系印尼土著家庭出身，其祖父、父亲都是部落首领。她在少女时期跟着其老爸的好友、英国传教士威廉神甫前往伦敦，在那里上学、生活，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二战即将结束时，军官丈夫在海战中阵亡。战后，安达拉以寡妇身份返回印度尼西亚。

根据其部族的习俗，嫁到部族以外的女子不宜回乡定居，回到印尼后，她选择居住在雅加达，用抚恤金、亡夫的遗产以及部落首领老爸给予的赞助，经营一家对外贸易公司。她在英国上大学时攻读的是贸易，毕业后在英国的商贸公司工作过，算是有一定经验。不过，做生意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对外贸易公司一直不温不火，每年年终盘账时虽然没有亏损，但盈利有限，仅仅是勉强维持而已。

三年前，安达拉考虑到进口业务的便利，在香港设了一个办事处。说是办事处，其实只是租了个门面，雇了一个职员，相当于如今常见的“工作室”。门面虽小，但安达拉很快发现，这个办事处对于改善公司业务颇有益处。在香港设立这么一个窗口后，可以直接跟中国内地做生意采购商品。之前，安达拉已经参加过广州市举办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采购的中国陶瓷运往印尼后大受欢迎，获利可观。此次中国方面举办更大规模的广交会，她自然是非来不可的。

安达拉去年来广州参会时，由于“华南物资交流大会”规模不大，外籍客商都被安排在广州市区的宾馆下榻。这次，广交会组织方把侨商外商的下榻点扩展到番禺、佛山、从化，她被安排到番禺。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游览广州周边的县城，下午坐车抵达饭店办好入住手续后，立刻兴致勃勃地出门游览，连晚餐都是在外面吃的。

直到晚上8点方才返回饭店。算算当天的行程，早上离开香港，中午到达广州，前往中苏友好大厦广交会会场报到，然后坐车到番禺，又马不停蹄地在县城里转悠了几个小时，整个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安达拉的疲惫可以想见。回到客房肯定是想简单洗漱一下就赶紧休息。

可是，安达拉未能如愿。回到客房后，一杯薄荷茶还没喝完，房门被轻轻叩响了。安达拉有去年来广州参加“华南物资交流大会”的经验，中国内地的治安状况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广交会接待方出于“安定人心”的考虑，未把先前港商陈鸿时刚返回饭店就遭遇抢劫的情况告知其他住店旅客——谁能想到那个“鬼佬”大盗竟然杀了个回马枪，回到饭店二次作案呢？

性格中本就有点儿大大咧咧成分的安达拉根本没有“防范不测”的概念，她以为敲门的是饭店服务员，听见叩门声便去应门。房门开处站在眼前的是一个西方人相貌的男子，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嘴里轻声用英语嘟哝了一句什么，安达拉没听明白。但对方这副西方人的相貌让她放松了警惕，寻思不是服务员，大概是同住在这家饭店的旅客，很可能跟自己一样，是参加广交会的外籍客商。于是，她也礼貌地报以微笑，并用英语询问：“这位先生，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对方再次开腔，伴随着一声“Yes”，往房间里跨出一步的同时，闪电般伸出右手锁住了安达拉的咽喉！跟着又是一串快疾得令常人无法想象的动作，脚下使个绊子，苦主站立不稳，略显臃肿的身体往一旁倾斜，眼看就要摔倒；这时对方突然松开了锁喉的右手，快速绕到安达拉身后，左手将其扶住，右臂伸展，肘弯已经勒住了安达拉的脖颈。

安达拉被突如其来的锁喉动作折腾得苦不堪言，惊吓不说，还呼吸困难。待对方松开右手，她刚要呼救，不料案犯动作神速，身形一闪，又从身后控制了自己，她能明显感觉到对方手臂对颈动脉的压迫，顿时头晕眼花，呼救声也被憋在嗓子里，转化成一串难以遏制的咳嗽。待喘息稍稍平复，对方已腾出左手关上了房门，还顺手扣上了铰链。

就这样，转瞬之间，安达拉就落入了刚刚在“首都饭店”干过一票活儿的“鬼佬”大盗之手。随着房门关闭，他放开了作案对象，手里凭空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若是让港商陈鸿时看到，一定会觉得眼熟。然后，他用英语对安达拉进行威胁，那套说辞和先前陈鸿时听到的如出一辙。

安达拉也患有高血压症，而且比陈鸿时更严重，当下血压飙升，脸上一片绯红，心跳也开始加速。“鬼佬”大盗似乎有些医学常识，见状便断定这个不幸的女苦主有病，而且估计到她这趟旅行肯定带了药物，在她被迫遵命打开坤包交出钱财时，“鬼佬”大盗提醒她应该服降压药，以免由于眼下这场“意外”对健康造成影响。

安达拉服药后，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港币、美元和中午抵达广州时兑换的人民币，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币近万元，此外还有黄金首饰三件。但“鬼佬”大盗并不满意，又取过坤包检查了一番。与之前打劫陈鸿时一样，他对那本空白支票不感兴趣；但这主儿对于玉石似乎略知一二，拿出安达拉的那枚签名章，只一看，脸上就露出如获至宝的喜色，随即把印章揣入怀里。

这是一枚“黄金黄”田黄石狮钮方章，冻透润泽，质感细腻，萝卜丝纹清晰绵密，通体呈黄金黄，外裹一层明显的包浆，幽然古朴。稍后案件侦破，该印章被追回，古玩收藏专家的鉴定结论是：该印章的石料堪称田黄石中的极品，市价至少三万元人民币。

警方从苦主安达拉那里了解到，这枚印章是其已故英国丈夫当初在订婚仪式上连同一枚2克拉钻戒一起赠送给她的礼物，据说以前上面是刻有篆字的，她丈夫连寻常汉字都不识一个，更别说篆体字了，根本不知其意。因为要送给安达拉改刻签名章，就请人把上面的篆字磨掉了。婚后，安达拉曾询问过该印章的来历，丈夫告诉她，十九世纪中叶，其祖父参加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这印章是祖父抢到的战利品。其实他祖父是个老粗，根本不识货，只是觉得这个印章颜色好看，体积不大方便携带，就留下了。祖父死后印章传到他父亲手里，他父亲更没当回事，把印章跟家里的一些零碎杂物放在一起。小时候搬家清理东西，他觉得这枚颜色如黄金般的印章很漂亮，开口向父亲索要，父亲就给了他。

侦查员查阅资料，所谓“十九世纪中叶参加英法联军”，那应该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10月7日，侵略军闯入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抢劫园中的金银财宝和文化艺术珍品，并放火焚烧。圆明园以及位于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等处的宫殿、文物，全部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如此看来，安达拉的这枚印章就是其亡夫的侵略军祖父在那次浩劫中掠夺的财宝中的一件。

念及苦主患有高血压，抑或是意外获取这枚田黄石印章，“鬼佬”大盗的心情不错，接下来对安达拉的处置，相比港商陈鸿时“优待”了不少。陈鸿时被勒令面壁而站，安达拉则可以坐在椅子上，双手背在身后，当然也要面向墙壁。对其的威胁警告，倒是跟之前对付陈鸿时一般无二：“你不必紧张。常言道：破财消灾。你已经‘出血’了，只要依言照办，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

好在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安达拉稍稍放心。她并不知道之前港商陈鸿时被劫的情况，对于“鬼佬”大盗在其背后发出的塞塞窣窣的动静也是不得其解。不过，她并未像陈鸿时那样听见“鬼佬”大盗离开房间时的关门声——大盗离开时带走了房间钥匙，他是用钥匙在外面轻轻锁上房门的，没发出一点儿声音。正因如此，安达拉一直心下惴惴，不知大盗有没有离开。很长时间后，她才战战兢兢回过头来，发现大盗已走，于是打电话报警。

以景声浩为首的专案组侦查员刚忙完排查布控等一应必须连夜要做的工作，回到番禺县公安局在后院为他们安排的临时驻地，正准备一边吃公安局食堂送来的夜宵，一边汇总情况，突然接到“首都饭店”的二次报警电话，不由得个个目瞪口呆！一干刑警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了，连续作案的案犯他们也不是没见过，但“鬼佬”大盗这般胆大包天器张至极的作案手段，却是连想都没敢想过！当下，自是顾不上吃夜宵了，汇总会议也别开了，全体出动再次前往“首都饭店”吧。

饭店那边，派出所民警已经到达现场，但这是“101专班”管辖的案件，带队的章所长只是安排民警对饭店实施封控，不管外商侨商还是饭店员工，所有人都禁止出入。个别参会客商贪恋小城夜景，在外面逛到半夜才回来，也都被拦在饭店门口，核实身份后请至饭店对面的小学，在老师办公室暂时休息，有饭店服务员为他们提供茶饮点心。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赶到饭店时，见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原来饭店方面见苦主安达拉的情状似乎有异，一问才知道她有心血管疾病，遂往县人民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侦查员抵达时，医生正在饭店底楼的夜班员工休息室为安达拉作现场检查。安达拉听说警察来了，即刻要求停止检查，要向警察说明遭劫过程，以便警方尽快抓到案犯，挽回其损失。景声浩下令：“老伍同志留下，和我一起听安达拉陈述情况，其余同志勘查现场，大家抓紧时间行动吧。”

听了安达拉的一番陈述，景声浩、伍今胜不约而同领会了“鬼佬”大盗把客房钥匙带走的意图——他对钥匙其实并无兴趣，之所以带走，是为了达到不发出一丁点儿声响就把房门关起来的目的。这样，安达拉就不至于立马发作大喊大叫，给他争取时间，以便顺利逃离作案现场。

如果这个推测准确的话，这主儿应该是一出饭店大门，就把这枚拴在木牌子上的钥匙扔掉了。这么一个已经没有作用的物件，留在身边反倒容易惹出麻烦，比如遇见夜间街头经常能看到的警民流动巡逻组，人家上来盘查甚至搜身，那枚钥匙就可能导致穿帮——钥匙牌上有“首都饭店”字样，自从下午港商陈鸿时遇劫，这家饭店的名字已成为整个县城公安人员的敏感词，他身上带着有敏感词的钥匙，人家自然要进一步盘查。他这么一个金发“鬼佬”冒充别的身份不好使，若谎称自己是下榻“首都饭店”的参会外商，人家一句话就能让他现原形——“你说你是来参加广交会的，那好护照拿出来看看。”

之前的案情分析会上，众侦查员已经对其真实身份进行过讨论，认为他多半是一个广州市区的混血儿居民，系中国国籍，所以他是拿不出护照来的。如此，等待他的就是手铐了。

景声浩、伍今胜交换过意见，随即直奔饭店大门。

“鬼佬”大盗要扔掉钥匙，不可能是随手之举。“首都饭店”大门外是马路，马路两侧都是商店、住家，夜间关门上锁，并非绿化带那样可以随意丢弃东西的地方。加之为了迎接首届广交会的举办，给外商侨商留一个好印象，商铺门口的人行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从昨天开始，镇政府和周边的居委会还专门组织类似如今“朝阳群众”的热心大妈上街，提醒路人注意保持环境卫生，制止乱扔垃圾废弃物的行为。这时候天早就黑透了，大妈们都回家了，但马路上还有行人经过，“鬼佬”如果就地扔掉钥匙牌，很容易被人注意到，钥匙牌很快就会落到警察手里，那岂不是等于告诉人家自己的逃窜方向吗？

两位侦查员一出门，景声浩一指左前方二十多米处的垃圾箱：“咱们先到那里去看看！”

因为夜间少有居民出来倒垃圾，所以垃圾箱还是有一些垃圾的。景、伍二位用手电筒一照，很快就发现了安达拉房间的钥匙牌。这个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鬼佬”大盗在抢劫陈鸿时和安达拉之后，都做了一番饭店清洁工的活儿，消除了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迹。可是，他忽略了钥匙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此刻，钥匙牌被侦查员发现，随即送往县公安局检验室提取了指纹。稍后，这个指纹对于确定作案者的身份起到了关键作用。

景声浩、伍今胜听取安达拉的陈述以及寻找钥匙牌的时候，其他侦查员同时对“首都饭店”内部包括安达拉所在的2003客房进行勘查，亦有重大发现——查明了“鬼佬”大盗在抢劫港商陈鸿时之后直到对安达拉实施抢劫前这段时间的去向。

并非像之前分析的那样，“鬼佬”大盗在抢劫陈鸿时之后，混迹于出门游览的客商中逃离了饭店，相反，他依旧留在饭店里，更确切一点儿，他就躲藏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间里

这个楼梯间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被饭店作为放置床上用品的库房。“首都饭店”的客房门锁都是当初建造时从荷兰进口的原装“强盾牌”旅馆专用门锁，那是欧洲名牌产品，售价不菲，故而仅用于客房，饭店里其他需要安装锁具的房间，使用的就是民间常用的司必灵锁了。楼梯间库房门上的这把司必灵锁，可能是产品本身有缺陷，也可能是多年使用下来，出现了“金属疲劳”现象，反正最近这段时间频繁出现故障，具体表现就是房门经常关不拢。本案发生后，饭店请来锁匠师傅检查，锁匠师傅的结论是，并非锁具本身的问题，而是房门与门框连接处的金属合页松动导致的。

这个情况，只有饭店内部的客房服务员方才知晓（他们天天跟床单被套打交道，出入的次数较多），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注意到，更别说住店的旅客了。“鬼佬”大盗不知怎么在事先踩点时留意到了这个细节，在制定抢劫计划时，把这间库房作为两次作案之间的临时藏身点兼休憩处。

那么，侦查员是怎么发现这个藏身之处的呢？说起来，这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要怪“鬼佬’大盗自己。

按说这厮的反侦查意识已经算是够强的了，前后两次抢劫离开现场前，都须做一番可能比饭店服务员还要认真仔细的清洁工作，出门时甚至把手帕压在门把手上，以免在把手上留下指纹。但百密一疏，他还是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首都饭店”既然是接待外商的涉外宾馆，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自然比一般的饭店高得多，比如走廊的地面，那是时刻要保持光可鉴人的。走廊经常有清洁人员打扫，案犯两次进行抢劫作案前刚好有清洁工擦过地。他虽然清理了房间里的鞋印，却忘了在走廊里也会留下足迹。

这个疏漏，在他对港商陈鸿时实施抢劫时就已经存在。但陈鸿时被劫是第一个案件，苦主打电话报警后，又去饭店服务台说明情况，引着好几个工作人员进入房间，现场难免混乱。尽管有负责安保工作的退伍军人老朱喝止，提醒大家注意保护现场，却还是晚了一步，走廊里“鬼佬”大盗留下的足迹已被破坏了。

第二个案件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是安达拉在“鬼佬”大盗离开后，并未慌慌张张开门呼救——她有心脏病，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激动，否则当场犯病也说不定。因此，她是直接打电话报的警，报警后也没有离开房间。二是陈鸿时遭劫后，老朱因为没能保护好现场，受到了县公安局方面的批评。老朱自是恼火，当即召集饭店员工，给他们做了一番关于保护现场的讲解。

前面说过，饭店并无电话总机，客房里的电话是由邮电局总机房转接的，饭店方面直到警察去而复返，才知道刚刚又有一位住店客人遭劫。而值夜班的老朱有了前车之鉴，闻讯立刻守在二楼楼梯口，不但不许员工上楼，连住在二楼的旅客也不让离开自己的房间。侦查员得以对二楼走廊的地面进行技术处理，使用化学药剂显示出“鬼佬”大盗的来去足迹，轻而易举地复原了这厮的行动轨迹——他是从二楼、三楼之间的楼梯间出来的，到2003客房作案后，大摇大摆地下楼出了饭店大门。

接下来，侦查员对楼梯间内部进行了勘查。“鬼佬”大盗应该是考虑到这个临时藏身点被警方发现的可能，别说指纹了，连楼梯间地面上的脚印都被他用随手可取的床单枕套之类的卧具用品擦拭掉了。房门的内外把手上也没提取到其指纹痕迹，照例，他在开关门时垫上了手帕。

“首都饭店”再次发生针对广交会境外客商的抢劫案的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到省城广州的“101专班”。省公安厅领导闻讯吃惊不小，王宁厅长随即指派“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总指挥兼专班第三组组长龙显然率侦查员齐宝胜、岳星辰、衣今晴连夜驱车赶到番禺，充实专案组并指导破案。

4月26日凌晨，李志杰在“首都饭店”的会议室里主持了案情分析会。汇总一应情况后大伙儿对于“鬼佬”大盗的认知提高了一个层次。难怪这家伙竟敢挑战由广东省政保、经文保和刑侦部门中遴选出来的精英侦查员组成的“101专班”，他在这两起前后相继的抢劫案中显示出的策划水平、作案技能、心理素质和反侦查能力，实在是不可小觑！一干侦查员讨论下来：重新为其勾画了综合特征，这个勾画对于接下来的侦查工作起到了方向标的作用。

四、疑踪浮现

“101专班”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勾画的“鬼佬”大盗的综合特征，事后之所以被视为“方向标”，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原先对该案犯身份的认定。而这个重新认定的产生，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王宁厅长的提示。

早在延安时期，王宁就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从事政保和刑事案件调查的经历，之后始终没离开过政保战线，主持侦破的案件多不胜数，其中也不乏涉外案件，但发生在番禺的这起连环抢劫案，在他的破案生涯中也是闻所未闻。

作为一个老政保，王宁勤于思考，善于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4月25日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前来参加开幕式，王宁肩负着重大警卫责任，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和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在获悉番禺发生针对参会港商的恶性抢劫案后，他并没乱了阵脚，而是见缝插针地把所有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考虑这起案件的侦破方向，最后聚焦于一点：这个有着一副西方人貌相的案犯，究竟是“正宗”外国人呢还是有着西洋人血统的中西混血儿？

得知“首都饭店”发生第二起针对参会客商的抢劫案时，王宁还没有休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批阅公安情报部门收集的外电对中国首届广交会开幕新闻的反响材料。当下，他和“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厅长商量对策。李志杰等人动身前往番禺后，王宁往番禺“首都饭店”拨打电话，向专案组副组长景声浩了解勘查现场的情况，对各种细节反复斟酌。

李志杰一行抵达番禺没多久，就接到了王宁的电话，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请专案组在分析案情时予以考虑。

王宁厅长的观点是：“鬼佬”大盗并非外西洋人，也不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西混血儿，而是一个华人！为什么？因为王宁厅长认为，该案犯在两次作案之间差不多三个小时的间隔里，别出心裁地藏匿于同一家饭店的楼梯间，这背后显然是大有文章的。

王宁在电话里只是提到了一个思路，建议专案组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分析。李志杰也是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政保工作的老公安，接到王宁厅长的电话后，马上领悟了其中的用意。不过，在案情分析会上，他不能直接发表意见，以避一言堂之嫌。在专案组研究完已经掌握的情况后，方才传达了王厅长的指示。

一干侦查员既然能够被选为“101专班”成员，自非凡品，当下皆有顿悟之感：省厅领导的水平就是高啊！咱们怎么光是考虑这个案犯“胆大包天”、“心理素质超强”、“显然是惯犯”之类的特点，却没想到这厮藏匿于楼梯间之举背后的文章？

所谓“背后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呢？众们查员作出了如下分析——

“首都饭店”二、三楼之间的楼梯间库房锁有故障，并被案犯利用作为临时藏身点，案犯显然不是25日下午抢劫港商陈鸿时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的，而是事先对这家饭店进行过踩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的涉外宾馆有个清一色的规矩，谢绝闲人进来溜达。案犯踩点，那就只有采用下面两种方式之一方能顺利进入现场：一是有登记入住“首都饭店”的旅客身份；二是冒充访客，打着访问住店亲友的名义进人宾馆。

距省城广州三十多公里的番禺县，并非外籍人员可随意进出的地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番禺和广州周边其他县城的华侨居民虽然不少却并无“鬼佬”大盗这等长相的外籍居留人员。如果此人是外国人，他就只能在广州市区活动，无法随意进入市区以外区域，更别说跑到番禺去了。

那么，他会不会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西混血儿呢？这个可能性亦被专案组排除了。据饭店方面说，这个楼梯间的门锁是清明节前一天才发现损坏的，如果案犯以混血儿中国人的身份入住“首都饭店”的话，工作人员肯定会对其这副外国人貌相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番禺这边的市桥镇派出所也会予以注意，毕竟其时已有通知下达让“首都饭店”做好接待参加首届广交会的侨商外商的准备了，这也是公安机关的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任务，谁都不敢怠慢。

因此，案犯进入“首都饭店”踩点，不但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而且持有登记住宿所需的一应证件或证明，他的相貌也一定是中国人的；否则，服务台工作人员肯定会对其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以拜访住店旅客的名义进入饭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也要在大堂服务台填写访客登记单，访客登记单上有一联回执，离店时他必须把有被访者签名并填写时间的回执交还服务台。他在登记单上填写的当然也应该是中国居民的身份。

如此看来，这个所谓“鬼佬”的西方人相貌，是案犯精心化装的结果。这活儿对于有心“做出一番作为”的案犯来说，其实算不上特别犯难，无非是准备一个金黄色假发套，找本专业书籍，浏览些许化装手法，再从戏剧用品商店买些化装用的膏粉油彩，改变自己的肤色甚至可以用染色的橡皮泥一类的东西把鼻梁垫高(或者案犯的鼻梁本身就很挺拔)，用隐形眼镜改变瞳孔的颜色，再对着镜子演练一番西方人的举止动作，大致上就可以让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西方人了——这种简单粗糙的化装肯定是有不少漏洞的，但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乍一看之下认定对方是个老外，即便有漏洞，也不去注意了。

经过这么一番梳理，众侦查员顿时个个振奋：这不省事多了，哪儿都别去折腾了，翻查“首都饭店”近期的旅客人住登记单和访客登记单，不就可以发现线索了吗？

主持案情分析会的“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这时，已经能听到窗外此起彼伏的公鸡报晓声了，考虑到大伙儿的工作强度，他建议大家先吃点儿东西，休息几个小时再投入工作。但一干侦查员都表示，时不我待，不需要休息，先把线索找出来再说说不定案犯还住在饭店里呢，别让他趁着这个空当跑了。

李志杰和专案组长龙显然低声交谈片刻，继而作出安排：“那就这样吧，不属于专案组正式成员的县局刘队长几位先去休息，专案组同志一半吃饭休息，另一半查阅饭店的旅客登记入住材料，两小时后轮换。一旦哪一拨查到线索，那就要辛苦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管是不是在休息，都要冲锋陷阵了。”

案情分析会结束，龙显然留下与副组长景声浩主持侦查工作，李志杰则跟大伙儿告辞坐车返回省城。他也是一夜没睡，只能在回程途中打个盹儿了。作为肩负首届广交会安保重任的领导，开幕次日要做的工作肯定不少，光是听取前一天的工作汇报，就得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番禺县公安局方面考虑到省厅领导返回途中的安全，指派县局刑队副队长张坚松带着两名警校实习生驾一辆吉普车护送。张坚松也是一宿没合眼，这小伙子是部队侦察兵出身，身体素质甚佳，一路上连个哈欠也没打。不过，稍后他却挨了批评，而且是直接由李志杰作出的——回到广州后，李志杰跟番禺县公安局局长通了电话，批评的措辞比较严厉，当然，连同局长也一并捎带进去了。

李志杰在番禺县公安局专案组临时驻地参加案情分析会的时候，县城市桥镇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县邮电局的一辆专门用于送电报的摩托车被盗。这辆绿色摩托车是停放在邮电局后院那间专供电报送报员待命的屋子里的。

番禺虽然是一个小县城，却因“侨乡”之故，电报比较多——大多是从境外发来的国际电报。当时国家邮电部有规定，邮电局收到电报后应迅即处理，普通电报必须在一小时内送达，加急电报则是即收即送。如此，县邮电局的这辆颜色醒目的摩托车就成了市桥镇上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车子的使用频率这么高，停放处也就不锁门了，反正是在邮电局内部，唯一可以通行的大门晚上是关着的，而且还有门卫值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任何闪失。谁知1957年4月25日这天，对于市桥镇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黑道日”。当天下午和上半夜，“首都饭店”发生了两起按当时公安部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来说属于“特别重大”的涉外抢劫案，下半夜又发生了县邮电局摩托车被盗案。

当天午夜，有一份加急电报需要立刻送出。送报员小姜正在前院邮件分拣库房跟夜班同事喝茶聊天等候送件，接到内线电话，直奔后院去取车。可是，摩托车却不见了。问大门口的门卫，门卫告诉他，别说摩托车了，这段时间连自行车也没出去过一辆。

邮局方面当即向县公安局报警。刑队值班的副队长张坚松带上两名刑警到现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邮电局后院外是一条河，沿河这一侧没有道路，河边建筑物的后墙都是建在一长溜石驳岸上的。邮电局是民国时期设立的，那时交通条件落后，大多送往乡镇的邮件只能靠船，故此建造时在后面围墙上开了一道门，在石驳岸上砌了青石台阶，供上下船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县城通往乡镇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有的与县城之间修筑了公路，有的虽未通路，但县里成立了内河航运公司，县局与下面不通公路的乡镇之间开通了小火轮航线，来往邮件就由邮局方面送往码头装船，届时乡镇邮电所有专人在码头等候接收。

从前年开始，邮电局后院的临河后门就基本不再打开了，只有每年夏冬两季局工会搞福利活动，联系乡下产地采购瓜果、水产、猪肉糯米等发放或低价出售给本局员工时，才打开后门卸货。没想到，这个后门竟被案犯利用撬开门锁，把摩托车搬上其划来的小舟，再将后门虚掩，案犯则驾船“水遁”了——这条被案犯作为运输工具的小舟，自然也是从附近顺来的。

“首都饭店”连续发生两起涉外恶性抢劫案，侦查员张坚松三人是知道的。案发后，县公安局以及镇派出所非值班民警几乎都被从家里召集来分派任务，前往市桥镇水陆道口执勤盘查谨防“鬼佬”大盗开溜。邮电局摩托车被窃张坚松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鬼佬”大盗身上。不过，他们的思维依然局限于“鬼佬”大盗的西洋人相貌上，和另外两个刑警讨论下来，认为即便真的是“鬼佬”大盗窃走了摩托车，这主儿也甭想驾车离开市桥镇——进出市桥镇的道路都封锁了嘛，这么一个老外骑着摩托到处跑，不是马上就被认出来了？

那么，作案者还偷了一条小舟，会不会划船开溜呢？三人认为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市桥镇通往外面大河的水道也已封锁了。“鬼佬”大盗只能躲在县城的某个隐蔽角落里，等天亮再寻机会逃离。

按正常的办案程序，张坚松三个应该打电话向刑队领导汇报初步的调查情况，听候领导的指示。可今天情况特殊，因“首都饭店”的两起涉外抢劫案，不仅刑队队长、指导员，就连正副局长都在外面身先士卒守卡布控，那时候又没有传呼机或手机，卡点也不可能有固定电话，那就只有等他们回来再说了。如此，张坚松只是往派出所打了个电话，通报了县邮局失窃摩托车之事。派出所的领导也都在外面，为抓捕“鬼佬”大盗忙碌，留守值班的两个小民警无法通知所领导，仅仅是记录了情况，至于如何处置，那要等所领导回来再说。

待到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县局局长致电张坚松，命令他带两个实习警员，开上一辆吉普车，护送李志杰副厅长回省城。生怕误了李副厅长的时间，局长说得有点儿急，让张坚松抓紧过来，张也就没来得及向局长报告邮局摩托车失窃之事，反正他在值班日志上已经作了详细记录。

要说张坚松在此事上有什么失误，那就是他在见到李志杰时，应该报告一下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也怪不得张坚松。面对匆匆忙忙要赶回省城的省厅领导，人家不跟你说话你敢主动攀谈吗？更别说多嘴多舌说什么摩托车失窃了。

这位张副队长后来受到了一个小处分，但并非因为他未向李志杰说及此事，而是他在勘查现场时，竟然没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上白班的另一位送报员把他的整套行头，诸如邮电制服、大盖帽、邮袋、手套等洗涤后晾晒在后院里“鬼佬”大盗在盗窃摩托车的同时，把这些东西也一并顺走了。

从案值来说，这几件行头简直微不足道，但此举对于“鬼佬”顺利逃离番禺并进行第三次作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佛山失手

那么，刚回省城的李志杰为什么又往番禺打电话呢？其中原因，自然还是跟“鬼佬”大盗有关。

张坚松估计错了，“鬼佬”大盗正是用小船载着摩托车，从番禺警方严密的水陆封锁中脱身的——之前警方认为“鬼佬”大盗既然是“鬼佬”，肯定不熟悉本地那些小河港汉，加之警力不足，只能在水网的干流上布控。谁知“鬼佬大盗偏偏走的就是这些连本地人都不一定说得清楚的水路，七拐八绕找机会上了岸。最关键的是，他卸下了“鬼佬”的化装，恢复了本来面目，再变身邮局送报员。封控卡点的民警哪里料得到这一节，即便看到他，简单查问两句也就放行了。

让警方再一次震惊的是，他并不是像寻常盗贼那样，作案之后销声匿迹躲风头，而是“再接再厉”，开着摩托车直奔佛山，赶下一个场子——进行第三次抢劫作案！

不过，这回“鬼佬”大盗的运气不像在番禺县城那么顺遂了，他遇到了一个厉害对手，差点儿被人家拿下！

前面说过，由于广州市内涉外宾馆的接待能力有限，首届广交会的一部分境外客商被分流到番禺、佛山、从化三地。“鬼佬”大盗下一个作案地佛山，旧时系广东省南海县下辖的一个镇，解放后，起初由镇转市，成立佛山市人民政府，属佛山地区军管会管辖。1950年1月1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佛山升格为地级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珠江专署实行双重领导。1950年7月20日，佛山重新划归南海县，称南海县佛山镇。佛山市政府变成了佛山镇公所。1951年1月1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佛山再次改镇设市(县级市)，筹备期间，对外仍称“南海县佛山镇”。直至1951年6月26日，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正式公布佛山改镇建市。

佛山是比番禺名气还要响的侨乡。当地有一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修建的马路——永安街(解放后改称永安路)，不长，只有五百来米，但这条马路上有三个处所却是全国知名：佛山大酒店、正埠码头和叶问拳馆。其中以佛山大酒店名气最响，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这家由旅美华侨邝泗先生出资建设的高级酒店，仍然是公认的佛山地标性建筑。首届广交会组委会在考虑参会境外客商分流下榻时，自然要把佛山大酒店作为分流地的首选。

佛山大酒店

却说4月26日凌晨2点40分——这个时间是被酒店大堂服务台记录下来的，当时，有两个女服务员在大堂值夜班。夜间事少，她俩正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忽听一阵摩托车引擎声由远至近。佛山这样的小城，摩托车属于稀罕交通工具，不仅私人拥有的凤毛麟角，就是公家单位也没几辆、除了公安局，也就是县邮电局了。两个服务员往常值夜班时有过经验，半夜三更的，应该不是公安局，多半是邮电局给住店旅客送加急电报来了。果然，摩托车驶至酒店门前，引擎声戛然而止。

通常送报员都是把摩托车停在大门外的白石地坪上，下车直接进门，今夜这位却似乎比较小心，停车后又把摩托车推了数步，将车子停在酒店大门右边的石狮子里侧。不过，这是服务员事后回想起来的细节，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接着，穿一身绿色邮电局制服、头戴大檐帽、肩背绿色帆布工作包的送报员快步进入大堂，走到服务台前驻步，目光在写着住宿旅客姓名的水牌上扫溜。坐在服务台里面的服务员仰脸看着他问：“哪位客人的电报？”

送报员伸手在绿色帆布工作包里翻找，发出一阵纸张摩擦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服务员没站起来，没看到他翻出来的是什么，想当然以为是平时送报员使用的那个绿色漆布封面的邮电专用工作本子。送报员低头看了看，又把视线投向水牌，用粤语说：“哦，就是三楼10号房间的罗伯特先生！”

话音未落，他拔腿就直奔楼梯，而非使用电梯。这又是一个反常之处，但服务员只当这位性子急，三楼并不算高，坐电梯进进出出还麻烦，干脆就直接走楼梯了。

这个送报员，自然就是“鬼佬”大盗了。这主儿从番禺邮电局窃得摩托车及邮电制服等送报员行头后，驾驶小舟在小河汉辗转，避开水路卡点上岸，化装成邮电局送报员大摇大摆逃离了警方封锁圈，骑着摩托车直奔佛山，前往佛山大酒店送“加急电报”。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酒店下榻的旅客中有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商，进门后在水牌上看到这个名字，明显是个老外，想必是来参加广交会的，随口就说了，同时，也把此人作为下一个作案目标。至于此人年纪多大，身体是否壮实，他也来不及考虑——仗着自己有些格斗本领，加之有前两次在番禺作案轻而易举得手的成功经验，此番到了佛山，一对一制服一个对手料无问题。当下，他来到三楼10号客房门前，按响了门铃。没想到，这回他却栽了跟头。

这个房间里住的旅客罗伯特先生，名字普通，欧美国家男子常用，这位客商也的确是葡萄牙国籍，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华裔。罗伯特先生本姓罗，少年时的名字叫“伯堂”，后去国外经商，娶了一个葡萄牙妻子，遂加入了葡萄牙籍，人乡随俗，把自己的名字稍作修改，就成了罗伯特。

罗伯特这年三十六岁，身材瘦高，肤色白皙，举止斯文，看似白面书生一个，其实身手不凡，乃是澳门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业余拳师。他祖上两代都是咏春拳高手，到他这一代，家族子弟依旧从小习练拳术。罗伯特是其家族三代二十来个子弟中功夫最好的一个，曾代替开武馆的堂兄多次接受江湖武人的挑战，从无败绩。1950年，澳门举行“港澳青年散手大赛”，他获得中量级季军。可以想象，当“鬼佬”大盗遇到这位年岁与其相仿的季军时会是怎样的情景。

门铃按响后，早已入睡的罗伯特瞬间即醒，翻身下床，悄无声息地踅到房门口，隔着房门问：“哪位？”

他说的是粤语，“鬼佬”大盗本应警惕，但他自己也是个冒牌洋人，思维习惯已成定式，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遂用粤语回答：“邮电局，送电报的。”

罗伯特每年都来内地谈生意，不止广州，最远到过东北沈阳，知道内地的治安状况不错，再说这次是作为首届广交会的参会外商来的，料想公安方面会有严密的安保措施，当下不疑有他只管开门。

两人一照面，“鬼佬”大盗才发现罗伯特原来是个华人，略感吃惊，但还是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行事，一步跨进客房，手腕一转，亮出匕首直抵罗伯特的胸前：“别出声！识相的照我说的去做，转身，举手，往前走！”

罗伯特出身拳师世家，不但实战经验丰富，对江湖黑道也不陌生，当下假意示弱，一边点头，一边听话地举手转身。哪知转到一半，他忽地来了一招“转身后摆拳”，“鬼佬”大盗猝不及防，抬手用匕首迎上去。罗伯特当然不会用空手去碰匕首，当下拳变掌，击中对手持匕首的右手腕。“鬼佬”大盗嘴里“哎呀”一声，匕首脱手飞出。他情知这回遇到了硬茬子，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更不可和对方纠缠，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这厮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没有抹头就跑，转身的同时，摘下头上的那顶邮局员工的大盖帽砸向罗伯特。这一招出乎罗伯特的意料，不知对方是什么路数，下意识一掌劈开，只听哗哗啦啦一阵声响，帽子里掉落无数黄豆，在地上撒了一大摊。罗伯特马上明白，对方这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是为了阻止自己继续追击——这么些黄豆撒在地面上，肯定影响行动，自己穿着客房里的拖鞋，跑起来本就有些不便。而且幸亏对方藏在帽子里的是黄豆而非石灰粉，否则自己一双眼睛怕是保不住了。一念及此，他不禁暗道侥幸。

就是这一瞬间的迟疑，“鬼佬”大盗已经跟罗伯特拉开了距离。罗伯特懂得穷寇莫追的道理，万一对方以命相搏，自己为此受点儿伤什么的，那就太不划算了。于是他也就不再追赶，退回房间关上房门，给饭店总机打了电话——佛山大酒店是有内线电话的。

佛山市公安局接到报警，迅速派员赶到现场。但案犯是驾着摩托车逃跑的，他下楼经过服务台时相当从容，服务员尚不知情，也没注意他出门后是朝哪个方向逃窜了。因此，追查一时无果。

不过，“鬼佬”大盗这次在佛山作案意外失风，还是给“101专班”留下了若干破案线索。

获悉下榻于佛山市“佛山大酒店”的参会外商遭遇抢劫，而且作案者高度疑似“鬼佬”大盗，“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立即联系在番禺主持侦查工作的龙显然。此时，专案组还在进行查阅“首都饭店”旅客登记信息的工作。李志杰告知了佛山发生的案件，说他马上带着广州市公安局的刑技人员前往佛山，要求龙显然也带几个侦查员前往。

从广州到佛山要比番禺近得多，龙显然率麦逾等侦查员赶到佛山时，李志杰那一路已经在勘查现场，跟服务员谈话了。李志杰向龙显然介绍了已经掌握的一些情况，两人都认为，佛山这个案犯显然与之前在番禺连作两案的“鬼佬”大盗是同一人。

顾及天亮后广交会安保方案的落实工作，李志杰必须坐镇广州。和龙显然交换过意见，他就匆匆赶回省城去了。临走前，他向龙显然作了以下交代：番禺、佛山的三起抢劫案串案并侦，专案组分为A、B两组，龙显然任专案组组长兼A组组长，目前留在番禺负责查阅“首都饭店旅客登记资料的景声浩任专案组副组长兼B组组长。A、B两组分别负责调查番禺、佛山发生的案件，调查中如果发现案情交集密切，可把A、B组合二为一，联合开展工作。另外，专案组根据调查工作铺开后的情况，随时可以“101专班”的名义，调遣番禺、佛山两地的警力提供协助，不必另行请示专班。

李志杰离开后，龙显然召集侦查员就地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上众人认为，“鬼佬”大盗之前连续在番禺“首都饭店”作下两起案件接着逃出包围圈奔袭佛山，不料在第三次作案时遭遇武术好手罗伯特，如果不是他往地上撒了一把黄豆，阻止罗伯特继续追击，说不定已经被拿下了。虽然还是让这厮逃了，但他逃得仓促，来不及像之前在番禺作案那样从容消除痕迹，留下了些许对破案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案犯进入“佛山大酒店”时，直接用一口流利的粤语向大堂前台值班服务员表明其邮电局送报员的伪装身份，上楼后与罗伯特隔门对话，说的也是粤语；之后与罗伯特进行短暂搏斗，被罗伯特一掌砸在手腕上，匕首脱手，眼看就要败北时，“鬼佬”大盗祭出脱身法宝——摘下藏有黄豆的大盖帽扔向罗伯特，摘掉帽子后露出的不再是“满头金发”，而是黑发平头。

据此，侦查员一致认为，该案犯是个假“鬼佬”，对王宁厅长之前的判断更是由衷佩服。往下，侦查员对上述细节一一进行分析，重新对这个假“鬼佬”进行勾画。

其一，案犯那把被罗伯特砸飞的匕首，经中共东江纵队侦察兵出身的侦查员岳星辰辨认，应该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飞行员的标配武器之一。战后，这些匕首、左轮手枪之类的飞行员防身武器以及其他诸如飞行夹克、飞行手套等装备，作为剩余物资落到了戴笠执掌的“军统”手里，至于“军统”是怎么处理的，那就不清楚了。

岳星辰有一位战友，当年参加过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的行动，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离开东江纵队驻地前，为表示对营救和护送人员的感激，把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都赠送给了营救小组，岳星辰的战友拿到的就是这么一把匕首。那位战友后来转业去地方，将匕首送给岳星辰留念。这把匕首现在还在岳星辰家里。

专案组侦查员分析，美军飞行员的标配武器被戴笠看上弄到手了，当然不是这个国民党“特工王”有收藏军用武器的爱好，应是配发给“军统”特工了。从案犯显示出的作案策划、施手段、反侦查意识和从容冷静等综合素质看，倒像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所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案犯此番接二连三对外商室施抢劫，就一定是台湾特务机关策划的对广交会的破坏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鬼佬”大盗的幕后指使者是台湾特务机关，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抢劫几个外商，而是着眼于“影响巨大的政治性案件”，即对广交会会场实施爆炸、纵火，对参会客商进行投毒、暗杀等。当然，抢劫参会客商制造恐慌气氛，抹黑大陆的社会治安治理，这种事台湾特务机关也不是干不出来，但相对于广交会这种世界关注的大型活动，如此小打小闹，那敌人的胃口也未免太小了。

基于上述理由，侦查员认为即便案犯曾经有“军统”或其他特务机关的背景，现在他也已经不是特务身份了。

其二，严格说来，从4月25日下午5时许到4月26日凌晨2点多，该案犯一共作下四起刑事案件，其中三起是针对参会境外客商的抢劫案，还有一起是盗窃番禺县邮电局的摩托车及制服。这四起案件中，他非常小心地避免留下指纹。前两起抢劫案，他自己动手消除了(唯一失误是遗漏了饭店钥匙牌上的指纹)；盗窃邮电局的摩托车时，因存放摩托车的车库平时不上锁根本不必他动手；在佛山作案时，罗伯特打落了他的匕首，他还把送报员的大盖帽掷出，以干扰罗伯特的追击，可这两样东西上也没留下他的指纹——他穿着邮递员的全套行头，还包括骑摩托时戴的手套。

面对如此情形，侦查员难免提出疑问：这厮为何要刻意隐瞒自己的指纹？

案犯消除作案现场的指纹，自然是担心警方提取指纹后，据此查摸到其下落。警方根据指纹查摸案犯的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比对。这种比对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如果警方发现了嫌疑目标，则把指纹与嫌疑目标进行比对如果没有嫌疑目标，那就只有去看守所、监狱类的地方，比对在押人员或已释放人员档案中的指纹底卡，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

要知道，那时中国警方的指纹鉴别技术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距。哪怕就世界范围来说，在本案发生时的1957年，痕迹学技术尚未电子化，只能进行人工比对。这种比对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误差率也很高。因此，那些没有前科的主儿在作案时，一般都不在乎在现场留下指纹——除非被抓到，否则，即便警方得到了指纹，也没什么用处。

当然了，所有具备反侦查意识的案犯在作案时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留下指纹，可本案案犯对此的执着程度，似乎有些夸张。侦查员由此推测，这家伙十有八九是一个有前科的主儿，至于是因什么案由被捕的，目前还不好说。刑事案件的概率比较大，但考虑到此人有“军统”特务背景他所犯的案子，也可能与政治有关。

其三，案犯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而且对番禺、佛山两地的环境比较熟悉，了解“首都饭店”、“佛山大酒店”两家宾馆的内部情况(对”首都饭店”似乎更为熟知)，因此，有侦查员认为案犯应该是广东本地人，曾在番禺居住过一段时间，也不止一两次去过佛山。

但也有侦查员持相反的观点：该犯懂粤语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是广东人；熟悉番禺和佛山也不一定意味着他曾经来过。

番禺是个小地方，虽然是著名侨乡，进出境的外侨比较多，可这些外侨的祖上也都是本地人，他们都是说粤语的。如果一个不懂粤语的外也人来到这里，那是比较显眼的，很容易被派出所、居委会或群众中的治安积极分子注意到，何况广交会期间，番禺作为参会外商的住宿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了治安防范。但如果案犯有参特务活动的经历，必定具备学习方言的能力，这是特务机关招收人员的必要条件之一，他会说一口地道的粤语，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至于悉番禺和佛山的环境，这个问题也好解释，比如，他在当地有同伙，可以通过同伙了解“首都饭店”和“佛山大酒店”的情况。

对应上述观点，还有一个佐证——藏在那顶那电局大盖帽里的黄豆。案犯偷窃邮电局摩托车，还顺走了一套邮局制服，却并不包括黄豆。那么，他在“佛山大酒店”和罗伯特搏斗时撒向对方的黄豆是从哪里来的？

侦查员分析，黄豆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从外埠潜入番禺时随身携带。不过，“鬼佬”大盗在番禺“首都饭店”作案时，并没有穿邮局制服，也没戴帽子。如果那时他身上就带着黄豆只能放在衣服兜里。但据“首都饭店”的两个受害者回忆(他们都曾跟“鬼佬”大盗近距离接触过)，案犯的衣裤兜里不像藏着什么重物；那就只有第二，当地的同伙为他提供了黄豆。

讨论至此，在番禺县城市桥镇主持调查工作的景声浩忽然打来电话，向组长龙显然报告：“首都饭店”本月的旅客人住登记资料已查阅完毕，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鬼佬”大盗不曾入住“首都饭店”，进一步表明他在番禺县城很可能有同伙。众侦查员很快达成共识。龙显然遂决定暂时中止在佛山这边的调查，全体前往番禺县城市桥镇，集中力量把那个同伙揪出来。

六、三个嫌疑

一干侦查员驱车抵达番禺，已是4月26日清晨。龙显然跟副组长景声浩互相通报了一应情况：“同志们一夜基本上没休息，这案子不知道还要耗多久，大伙儿先睡几个小时吧。我去跟县局领导联系一下，请他们安排人员，会同市桥镇派出所的民警，梳理一下镇上的居民，看是否能发现点儿线索。”

当天下午1点多，专案组十余名侦查员集中在县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刑队刘队长和市桥镇派出所章所长列席，两人介绍了初步的调查情况。

当时，广东省凡是跟“侨乡”沾边的城镇治安情况一般都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毕竟整体经济状况比其他地方都强。但就居民构成成分和社会关系来说，则比较复杂。根据专案组给出的条件——“可能有政历问题”、“解放前曾在县城与’军统’下辖的诸如’驻侨乡小组’之类的特务组织有接触或干脆就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曾因盗窃坐过牢”，刑队和派出所对全镇上百名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了排查，结合他们最近的活动情况，最终梳理出三个嫌疑对象。

第一个嫌疑对象叫汪似仙，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寡妇，广州人氏，出身武师家庭，自幼随父兄学过些拳脚，与寻常大汉一对一比画，据说都是胜家。她仗着这份优势，做起了一帮不良男女组成的帮会“威风堂”的堂主。这个堂口的名字虽然“威风”，其实也就只有十七八个成员，背后也没什么靠山，根本做不出市面，只有干些“拆白党”、“打秋风”、“强叫花”之类的下三滥勾当，靠敲诈和强买强卖弄些小钱而已。旧时的警察局对于这种小打小闹的团伙，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犯大事，压根儿就懒得过问。

汪似仙人如其名，的确有几分姿色，在她的母老虎脾气不发作时，那副温存模样还是有些“楚楚动人”的。二十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在广州银楼做账房先生的金姓男子。这位金先生是浙江人，他是怎么跟汪堂主结识的，外界无从知晓。反正在1940年暮春时节的一天，两人忽然宣布结婚，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汪似仙跟这位金先生成亲后没几个月，就去了番禺县市桥镇，经营一家由丈夫盘下的茶叶店。稍后，金先生也结束了银楼的工作，到番禺做起了茶叶店老板。

后来知道，金先生是“军统”派赴广州的情报特工，之所以娶汪似仙，是为了利用她掌控的“威风堂”收集情报。至于辞去银楼工作迁往番禺做茶叶生意，那是出于情报站安全的考虑。汪似仙结婚之后，已经不再管“威风堂”的事务，都是由丈夫以她的名义打理，那十多个成员则成了“军统”的外围喽啰。

要说这位金先生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样，眼看到了1945年8月13日，距日本投降还有两天，他竟然失风被捕，次日越狱时被击毙。驻番禺的日军接到广州的命令，本准备逮捕汪似仙的，恰巧汪在乡下的一位亲友去世，她去协助操办丧事，因而逃过一劫。

转眼日本投降，汪氏不再有被捕的危险，遂回到市桥镇。“军统”给了她一笔抚恤金，并发还茶叶店的房产(之前被日军抄没)，她把茶叶店改成了茶食店，生活还过得去。“威风堂”的那班狐朋狗党在金先生出事时作鸟兽散，她从此就算是退出江湖了。不过，据坊间说法，她的茶食店经常有外埠来人进出，偶尔逗留一两天，给人鬼鬼祟祟的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广州解放。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对其采取收容审查措施，但一番调查下来，并未发现她有什么涉谍活动，只是生活作风问题。

获释后，她的茶食店肯定是开不成了，好在她有一手不错的裁缝手艺，就做起了个体户。这些年来，她仍不时与一些本地或者外地的男子有来往。因为她是单身，派出所也不便干涉。但这次就不同了，广交会期间发生了“鬼佬”大盗抢劫参会外商的案子，当地警方认为她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向案犯提供帮助的可能，遂将其列入嫌疑名单。

第二位叫欧阳冲，时年三十二岁，是个街头设摊的小皮匠。此人生性好吃懒做，还嗜赌如命。抗战期间当过伪军，只因是个大头兵，抗战胜利后没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兵源紧缺，他被抓了壮丁。好在他是皮匠出身，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到部队后，长官免除了他的日常训练，打仗时也没让他上阵，而是在军中做了一名专职皮匠。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包了饺子，全部当了俘虏。按照政策，对于他这种普通士兵，愿留愿走由他自己选择，欧阳冲选择了走，于是就发给路费让他回乡。

回到番禺，他还是做皮匠老本行，赌博也依然继续。之前他在国民党部队混了三年，不参加训练，空闲时间比较多，就跟一班卫士、伙夫厮混，吹牛摆龙门阵，从此又成了一个话痨。他在街头摆摊，比较适宜发挥话术，这主儿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一直要吹到口干舌燥方才罢休。就是在一次吹牛时，他无意中透露，在国民党军队期间，他曾跟一个“保密局”特务交上了朋友。

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放心不下军队，生怕部队被中共策反起义投诚，遂指令“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下到部队进行秘密监视。欧阳冲所在的部队就有一个姓丁的军官，其职务是“后勤供给调查员”，实则是“保密局”特务，不知怎么的，丁某跟欧阳冲比较谈得拢，渐渐成了朋友。

后来，欧阳冲所在部队被解放军包饺子，丁某到底是做特务的，竟然从包围圈里逃出生天。欧阳冲被解放军释放回乡时，广州还没解放。丁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特意赶到番禺看望，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安家。欧阳冲用这笔钱娶了个小寡妇。丁某还跟他交代，局势不妙，党国”一败涂地，广东全省不久都将“沦陷”，叮嘱他以后在共产党治下过日子得小心些。

可惜，丁某的这个关照，欧阳冲没怎么放在心上。去年12月，他接到丁某的来信，是从韶关监狱寄来的。丁某在信中当然不会言及自己的特务身份，只说不小心吃了官司，无人救济，希望欧阳冲给予帮衬。欧阳冲倒是讲义气的，那一阵赌运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钱钞，又是汇款又是邮寄包裹，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欧阳冲跟人聊天时，随口聊到了这个话题上，那自然是要自吹自擂一番，主题倒并非炫耀他认识国民党特务，而是要告诉人家自己是多么的义薄云天。

想不到，此番吹牛吹出了祸事。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派出所，户籍警请他去“喝茶”。他寻思覆水难收，说出的话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只得实话实说。派出所分析，丁某被判刑，十有八九跟其以前的特务身份无关，遂向韶关监狱寄发机要公函核实情况。

果不其然，丁某于1954年抢劫了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富商，被捕后判了七年徒刑。在韶关监狱服刑期间，他意外遇到了一个留用警员沈某。沈某以前在广东省警察厅刑队任职时，客串过“军统”广州站的编外特务，归丁某领导。这下，两人都吃惊不小——只要其中一个捅破这层纸，丁某必定会被重新审查，加刑是跑不掉的；沈某虽然不再是刑警，调到监狱当了一名管教员，但好歹也是穿警服的，一日追究其“军统”编外特务的黑历史，以当时的形势，警服穿不成是小事，沦为阶下囚也不是不可能。

这二位都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的，对此心照不宣，保持默契。沈某利用监狱管教的身份，暗中对丁某予以关照。丁某写给欧阳冲的那封信，就是沈给寄出的。欧阳冲的回信寄到监狱后，也是沈以丁某所在小队管教员的身份开拆审阅，再转交丁某的，寄给丁某的钱钞和食品衣物，也是沈去邮局代领的。

这是监狱管教员的日常工作，无人会产生怀疑。只是沈某没有想到，曾经的上司这回可是害了他：丁某拿收到的钱请沈某购买了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用品看似无害，但经接受过特工技能训练的丁某一番拆解，竟然制造出了开锁工具，于上月中旬来了个不辞而别。监狱方面当即组织追逃，但这个逃犯是“军统”特工出身，他的越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逃出去之后在哪里落脚藏匿，自然也有预案，不像寻常小蟊贼那样容易落网。

监狱方面收到番禺县市桥镇派出所的公函方知自己单位出了内奸。沈某立刻被控制，关押于韶关市公安局看守所。他的罪行已经坐实，就等着法院宣判了。但对丁某的追捕一直未能取得进展，这个越狱逃犯就像狂风中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市桥镇派出所接到韶关方面的通报，内部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应拘拿欧阳冲，追究其“资助特务越狱潜逃”的罪行；另一种则认为，欧阳冲并不知道丁某要求“救济”是为越狱，况且丁的信是从监狱寄出，而欧阳冲的回信和钱也是寄往监狱，“资逃”的罪名似乎显得有点儿牵强。

派出所长和指导员都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他们还考虑到，人家韶关监狱方面只是打个电话来通报情况，并没要求派出所这边对欧阳冲采取措施，表明人家应该是有想法的。咱们这边弄得这么大张旗鼓，只怕对方脸面上不好看。都是同行，没必要弄得不愉快，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转眼到了今年3月底4月初，省厅的指示下来了，要求番禺县公安局着手准备首届广交会的安保工作。同一天，县局也收到了韶关监狱发来的要求协助缉捕逃犯丁某的公函。

其时市桥镇派出所的警力几乎都扑在广交会安保工作上，无暇顾及韶关方面的这份公函，连回复函件都没寄。4月25日“首都饭店”抢劫案发生后，由于一应调查工作概由省厅“101专班”负责，当地警方根本不清楚状况，派出所也没将此人跟抢劫案联系起来，直到奉专班之命在镇上排查“鬼佬”大盗的同伙，才想起这么一号人物。

第三位叫韩阿狗，是个年届五旬的单身小老头儿，平时推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部件哪里都响的破自行车，沿街叫卖零食小吃。此公系本镇名人，不但市桥镇尽人皆知，在番禺全县也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究其原因，倒不是小老头儿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有个革命烈士儿子。他的儿子叫韩潇清，其母因难产而死。大概是老天爷要给自打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孩子一点儿补偿吧，侥幸存活的小韩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好学，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间，竟然没让家里掏过一文钱学费。

此话怎讲？因为老韩家贫，又是年轻丧妻，旧时这种家境，要送儿子上学几无可能。但韩潇清实在是太有天分了，六岁跟着几个邻里小学生玩耍，不知不觉间竟然就识得上千个字，还能背诵小学课本上的一些诗文。坊间均觉稀奇，说他是神童。消息传到小学堂，校长登门拜访，当场一测试，立刻作出决定：可以分文不付入学，一应课业用品(旧时对教材文具的称谓)皆由老夫私人资助，直至毕业。

小学应读六年，韩潇清四年半就毕业了。当时对优异学生采取“跳级”制度，升学还免试。这种特优生，中学、大学都欢迎，于是仿效小学做法，学杂费全免。

韩潇清进入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后，仍是特优生，而且在大二那年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大四上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已是支书的韩潇清在其就读大学的宿舍主持支委会，不料遭叛徒出卖，警察局出动大队马前来缉拿。危急关头，韩潇清为掩护其他六支委撤离，抱着他试制的炸药冲向荷枪实弹的警察，与敌人同归于尽。

韩潇清的牺牲自是一桩重大新闻，坊间议论纷纷，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传到了活跃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半匪半帮会的江湖人物阮老三耳朵里。阮老三那当儿刚刚作下一桩大案——抢劫了一个国民党省级官员的宅第，因而受到当局的通缉，被警察局、保安团撵得四处躲藏，有时一天之内要换好几个落脚点。听说有个大学生抱着包炸药与警察同归于尽，阮老三大为赞叹，对手下表示：这小伙子是条好汉，吾等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去打听一下小伙子的眷属住在哪里，今后就由我阮老三提供接济。

稍后，追捕风声过去了，阮老三果然派人去市桥镇给韩阿狗送钱送物，还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潜至镇内悄然登门拜访，顺带去给韩潇清上了坟。之后，阮老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人给老韩送些钱物，来路肯定有问题——他的“创收”渠道只有打劫，但他比较注意不能给老韩带来麻烦，送来的生活物资都是专门从商店购买的，至于钱钞，那肯定是赃款了。韩阿狗虽然有一个革命烈士儿子，但他本人的思想觉悟还是属于旧社会底层群众的水平，再说他的生活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有阮老三的资助，那当然来者不拒。

中共党组织也没有忘记老韩这个烈属，尽管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还是不定时派人秘密慰问。老韩见到儿子生前的战友，自是觉得亲切，每次都热情款待，对方只要有时间，他总得拉呱一阵闲话，地下党方面由此了解到阮老三对其的资助情况。

抗战爆发后，阮老三被日伪保安团招安，做了一名营长。组织上认为此人讲义气，可以争取，派人慰问老韩时，打着老韩的名义拜访阮老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效果还是有一些的，阮老三虽然对共产主义事业不感冒，但人不傻，对英雄的同伴们还是很佩服的，为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抗战胜利前夕，阮老三率部向国民党地下武装投诚，还带过去几个手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日本军官，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嘉奖，抗战胜利后晋升为保安团参谋长。如此，他为中共提供情报的来源又有了拓展。

本来，阮老三是很有可能投向革命阵营的。谁知造化弄人，阮老三这人江湖习气比较重，不太在意官场规矩，不小心冒犯了省保安总队司令潘厚升，被军法处关押。担心被老潘喝高了下令“拉出去”，阮老三半夜挖墙洞逃跑了。本来潘厚生只是一时火起，想吓唬吓唬这个浑身匪气的部下，并没打算真的把他怎么样，现在阮老三不告而别，潘厚升觉得丢了面子，干脆来了个“全省通缉”。这个，阮老三倒是不怎么在乎——他人生三分之一的岁月都是在“全省通缉”中度过的。让阮老三没想到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保安总队里想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江湖上的仇家听说他失势，也动起了“报仇”和“赏金”二者兼顾的心思。不久，阮老三遭了暗算，一命呜呼。那么，这件事跟韩阿狗此刻被派出所怀疑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阮老三本人，倒是已经跟老韩没有关系。当年阮老三跟中共秘密接触后，组织上关照他以后不必接济老韩，组织上会关心烈属的。阮老三明白，中共此举是为了避免日伪因其跟老韩过从甚密产生怀疑，自是一口答应。可是，阮老三不再跟老韩有关系，他那些喽啰则未必。

这些年来，曾奉阮老三之命去市桥镇给老韩送钱送物的喽啰们已经跟老韩混得很熟了。抗战胜利后，那些家伙中有的离开了阮老三的队伍，有的金盆洗手改行做生意，有的继续为匪，还有的加入了“军统”、“中统”等国民党特务机关。待阮老三死后，他们和老韩的联系依旧保持着，尤其是为匪为特的那几位——老韩是住在市场门口的单身汉，白天晚上出入都方便，可以避免引人注目。江湖人士嘛，自然有一份义气，他们有事路过市桥镇时，就顺便来看看韩老头儿，送一份礼，老韩则像以往一样留饭奉酒，反正他一个人过日子也寂寞。

派出所多次接到群众反映，说老韩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结交，疑有窝赃销赃之嫌。首届广交会开幕前几天，还有镇上居民看见有陌生人晚上进入老韩家。此为一，还有二。前面说过，老韩是以沿街叫卖小吃零食为生的个体经营者，他可以为案犯提供黄豆。

“可以为案犯提供黄豆”，这话在如今的读者听来有点儿莫名其妙，黄豆算什么稀罕东西，即便家里没有，市场上也多的是，怎么还成了怀疑一个人的理由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但帝国主义对新生人民政权施行经济封锁，加之国内工农业基础本就落后，民众生活的三大保障物资粮油棉供应不足，国家于1953年推出了“统购统销”政策，把粮油棉的生产、收购、销售纳人计划，进行统一管理。该项政策意义深远，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92年方才取消。

在本案发生的那个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粮油都是定量供应的，而且品种也有限制。全国各地根据地理位置、种植作物的不同，定量供应的粮油品种也有差别。比如，南方供应大米以及少量面粉；而北方就不同了，大米、面粉是被称为“细粮”的，只能少量供应，主要是玉米、高粱之类的粗粮。如今可以随意在市场上选购的黄豆、绿豆、赤豆、花生、芝麻之类，均属于粮油物资，黄豆、绿豆粮站偶有供应，但严格限量；至于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那是出口换外汇用的，根本不会投放市场。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只有过年的配给物资里才能见到少量的花生芝麻那么，当时的居民基本上就吃不到这些东西了吗？也不能这么说。食品厂以花生、芝麻等为原料制作的花生糖、芝麻汤圆一类的点心，以绿豆赤豆为原料制作的棒冰、刨冰等冷饮，是可以用现金加粮票购买的，当然了，那时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不高，这类点心也是难得能吃上一次的。

也正是因此，“鬼佬”大盗在佛山作案时撒了一把黄豆阻止罗伯特追击之举，才能成为警方追查的线索。

在市桥镇上，可以追查黄豆来源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县城的豆制品作坊，那是县商业局副食品公司下辖的一家国营工厂，内部管理严格对于豆制品的原料黄豆的控制相当于粮站的米面、饭店的饭菜、食品厂的糖果糕点，员工下班时想带出一粒只怕也难，所以警方先不予考虑。还有一处，就是韩阿狗了。

老韩虽然有一个牺牲得轰轰烈烈的优秀儿子，但他本人却碌碌无为，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自己制作若干样零食小吃沿街叫卖，赚些微薄利润以维持生计。他自制小吃的原料，除了盐之外，几乎都在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目录上榜上有名：花生、芝麻、黄豆、蚕豆、瓜子，甚至包括白糖。

县民政局曾经动员他放弃个体经营，进国营食品厂当一名员工——老韩是烈士遗属，有这个资格，但老韩自由散漫惯了，哪里受得了管束，就拒绝了。民政局工作人员想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不再为他的个体作坊供应粮油，花生、芝麻、黄豆什么的当然也断了。不过，作为普通居民的粮油副食供应额度还保持原样，这点儿供应量自己吃喝倒是足够，用来做小吃零售，那就别想了。老韩想不通，放出风声说打算捧了烈士儿子的遗像去省城告状。县政府方面虽然没做错什么，却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回头最终解决的那一棒，还是要回到县民政局嘛，何必呢？遂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对这个番禺县独一无二的自产自销零食个体户网开一面，芝麻、花生是绝对不能给他的，但黄豆、绿豆还勉强，此外每月再配售给他一定数量的干枣、山楂和白糖，让他以此为原料试制产品出售。

韩阿狗对于鼓捣零食颇有天赋，不但用这些食材开发出了新产品，还揽收乡人猎得的麻雀、野鸡、野免等制作卤菜，小买卖做得还算不错。不过，这次他遇到了麻烦，派出所要请他去谈话……

七、真凶浮现

汪似仙、欧阳冲、韩阿狗三人是差不多同时间段被派出所民警传唤的。传唤虽由派出所出面，正式跟他们谈话的却是省厅“101专班”的侦查员——由于案件的保密性质，别说派出所警察了，就是县局刑队的侦查员都自觉回避。

和三人的谈话是同时分别进行的，半小后，汪似仙和欧阳冲的嫌疑都被排除，这二位没有作案时间，再说家里也没有黄豆可以提供案犯。

跟韩阿狗的谈话就有点儿意思了。龙显然掏出香烟，在场四人每人点了一支，剩下的都递给了老韩，烈士家属嘛，总要体现出来照顾，老韩很满意。

龙显然顺势就问到了每月配给下来的五斤黄豆的去向：“坊间有反映，说您最近出售的零食品种不少，但黄豆制作的好像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韩阿狗承认，黄豆大部分被自己吃了，但也确实提供了一个情况。

却说昨天半夜时分，老韩刚刚忙完第二天一早出摊销售的零食制作，一阵引擎声响由远及近，在家门口戛然而止，然后就有人敲门了。扣上锅盖去应门，来者却是邮电局送电报的邮差，但不是平时在街头偶尔瞥见的那个小伙子，而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男子。

那邮差说：“大叔，我不是来送电报的，家里有孩子，买您的成品我买不了多少，我来点原料，粮食，卖给我一点？”

听到孩子，老韩善心大发，拿了个做买卖时给顾客装零食的小纸袋抓了几小把黄豆放进去，叮嘱对方，“我不卖粮食，这个可以给孩子磨点豆浆，不要钱。”

那人收下黄豆，再三道谢，上车而去。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

龙显然问道：“你肯定那人是县邮局送报的邮差？”

别走，今晚的五百万是你的

老韩点头：“肯定没错！人家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手上套的、胯下骑的，就是邮局送报疑的全套行头嘛！那辆摩托，咱番禺全县就这么辆，还有假的？退一万步说，就算那人是假的，跟咱这做小生意的又有啥关系呢？不就给了他几小把黄豆嘛！”

瞧他那副神态以及说话的语气，不像是胡编乱造。不过，有一点侦查员还需要问清楚：“那人说话哪里口音？”

“当然是广东口音嘛，说得还算是流利。”

“算是？什么意思？”

老韩解释：“他那口广东话，似是广州城区的口音，但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广东人，肯定是来广东后学的——说得的确挺流利的，可还算不上纯正，有的字听着不准。不过，作为外埠人来说，能把粤语说到这份儿上，应该算是不错了。”说着，他眨了眨眼睛，仿佛突然醒悟，“哎，不对呀，您三位首长盯着我问这个算咋回事？去邮电局找他聊几句不就清楚了嘛！”

老韩离开后，侦查员对此进行了讨论。大伙儿认为，跟老韩谈话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个冒牌送报员的广东话被老韩听出不纯正，看来并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但因其比较明显的广州市区音，推测这家伙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段”，应该不少于一两年——外埠人能够把粤语学到被老韩这样的正宗老广东认为“流利”程度，没有一两年时间是很难做到的。

之前专案组判断“鬼佬”大盗在番禺有同伙，但跟韩阿狗等三人接触下来，全部排除了他们的同伙嫌疑，看来这个推测并不准确。那么就有了另一种可能：“鬼佬”大盗本人曾在番禺生活过一段时间。联想到他那把作案用的美制行员匕首，以及其刻意隐瞒自己指纹之举，就不得不想到两点（1）可能原来被警察局处理过；（2）可能曾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供职过。

侦查员麦逾说：“那个韶关监狱的特务丁某以前不是曾在番禺的‘军统局驻侨乡小组’待过吗？可惜这家伙越狱逃跑了，否则咱们倒是可以去找他调查一下。

一语提醒了龙显然：“哎！咱们可以去省厅的档案室查查，那里也许保存着‘军统局驻侨乡小组’的材料！”

龙显然随即作出安排，他和侦查员辛震远留守番禺，其余侦查员由副组长景声浩带队前往广东省公安厅的“老档案库”。

所谓的“老档案库”设在沙面，是一幢独立的三层小洋楼。早年曾是英国商人沙勃特的住宅，后来沙勃特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生意做不成了，遂把公司关了房子卖掉，回国养病去了，接手小洋楼的下家是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郝先生，他们一家在那里一住十年。待到全面抗战爆发日寇逼近广州，郝先生举家去了东南亚。小洋楼波日军霸占，成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小洋楼作为敌产没收。抗战期间，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历经战火，郝氏全家不知所踪，因而小洋楼没收也就没收了，无人向国民党政府讨说法。

不过，据坊间传说，自从英商沙勃特一家离开后，小洋楼屡屡发生“闹鬼”事件，说得活灵活现。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接收小洋楼后，原打算辟为单身警官宿舍的，就因“闹鬼”传说而罢休，和日本人的处理方式一样，依然把小洋楼作为档案库房使用。

广州解放后，小洋楼由广东省公安厅接管原封不动保持原状，派了一批大学生去整理旧档案，接着成立档案室，作为秘书处下面的一个独立科室。解放七年多以来，“闹鬼”的传闻倒是没有了，但无端发生过几次火警，消防队勘查过观场，没能找出起火原因。好在发现得早，没有太大损失。不巧的是，就在广交会开幕那一天前夜，老档案库再次发生火警。这次不同以往，发现不及时，烧掉了不少来不及清理的旧档案，还险些把房屋引燃酿成火灾。

专案组副组长景声浩去省厅开查阅单时闻知此情、不由心里一沉，寻思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把我们要查的档案给烧毁了。

一行侦查员到得沙面，景声浩惴惴不安地递上内部查阅单。那时候档案管理都是清一色人工，接待警员一连翻了好几册目录，这才查到有关“军统局驻侨乡小组”档案的存放位置，按铃唤来工作人员引导侦查员前往。看来档案还在，景声浩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

据该档案卷宗记载，1939年5月，番禺县市桥镇大东路上一家名唤“粤韵雅阁”的饭馆老板钟某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其在香港行医的儿子钟应重赶回番禺操办父亲的丧事。饭馆当然无法再经营了，遂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一个名叫魏复祥的广州人。

这个魏复祥据说是三代厨师出身，其父魏庆棠中年时携家小去了上海，在外滩附近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粤菜馆子，魏复祥的厨艺是老爸亲传的。魏庆棠有三个儿子，都是他带出来的厨师：还规定他们在三十岁前必须自立，靠祖传厨艺谋生，开店或者打工都可以。魏复祥排行老三，三十岁那年，他谨遵老爸的嘱咐，决定前往广州创业。

魏老爷子不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儿子早在1936年初就已秘密加入了由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初创时称“复兴社特务科”，稍后扩展为特务处)，此次是遵照“团体”安排，前往广州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根据“军统”高层的谋划，“军统”广州站应在广东两大著名侨乡佛山、番禺各设置一个秘密据点，通过跟当地华侨以及眷属的接触，收集境外情报、发展情报人员。魏复祥在番禺主持的秘密据点代号“B65”，对外以饭馆为掩护，也即他刚刚盘下的“粤韵雅阁”

这家粤菜馆除了老板魏复祥，另有七名特务员工，还在市桥镇当地雇佣了两个女性帮佣(她们并不接触特务工作，属于毫不知情的局外人)。按照“军统”的规矩，除了粤菜馆老板魏复祥使用真名，七名特务员工均使用化名，两个帮佣在档案中则分别被称为“郭氏”、“张氏”

对于侦查员来说，能够查到这一步已经颇感满意了，往下还是要回番禺继续调查，如果“鬼佬”大盗是“粤韵雅阁”的七名特务员工之一，那抓到这家伙就有希望了。

八、小周是谁

抗战胜利后，“粤韵雅阁”被魏复祥盘给番禺当地人陆曦漫，改为古玩铺；解放后又成为中药店。中药店已公私合营，经理竟还是陆曦漫：也不知他是怎样完成从古玩商到药材商这个跨行业的角色转换的。

4月28日，专案组侦查员登门拜访陆经理交谈之下才知道，这位陆经理居然是自己人。他原先一直在海南岛那边从事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前半年，因内部出了叛徒，紧急撒退至省城广州。抗战胜利后，被派往番禺建立秘密交通站鬼使神差地从“军统”特务魏复祥手里盘下了“粤韵雅阁”。两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竟是不共戴天的对头。谈完转让事宜，签了合约，魏复祥还下厨烧了几个菜，请陆曦漫喝了一顿老酒，此事估计组织上也不清楚，反正从未跟他说起过，直到今天专案组找他调查方才知晓，感慨一番是难免的。

专案组长龙显然请老陆聊聊当时他跟魏复祥以及粤菜馆那七名员工见面的情况，毕竟老陆是红色特工，职业素质没的说，只要是他打过交道的人，肯定能留下印象。可是，龙显然失望了。陆曦漫跟魏复祥签约时，粤菜馆事实上已经处于歇业状态，那些伙计都被魏老板打发走了。此刻老陆得知真相，回想下来，方才意识到这家粤菜馆的确反常——饭馆转让尚未签约，老板就把员工都打发走了，哪有这样做事的？但如果是特务组织转移或撤离秘密据点，那就说得通了。

如此，老陆就提供不出有关那七个特务员工的任何情况了。见侦查员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老陆又补充：“粤菜馆的那两个女佣倒还没离开，魏老板说她们是市桥镇上的，用着方便，手脚也勤快，建议我留用。”

龙显然眼睛一亮：“你把她们留下来了？”老陆点头：“当时是留用下来了。其中一个又干了两年，去乡下走亲戚时失足落水溺死了；另一个干到解放后，直到古玩店根据商业局的规划改为中药店，她说闻不惯药材气味，辞职回家了。她叫郭金芳，今年应该有五十来岁了吧，家住镇外陈家桥。她有时到镇上办事路过这边，总会进店跟我打个招呼，说几句闲话。逢年过节家里做了汤圆、粽子，也要给我送一些过来。

侦查员随即去走访郭氏。据郭氏回忆，那个粤菜馆的魏老板待下人还不错，不过性子有点儿冷，整天板着一张脸，很少见到他露出笑容。不单对郭氏和张嫂两个帮佣冷淡，对馆子里的厨子、账房、跑堂都不大搭理，更不许郭氏和张嫂跟他们聊天，说这是他定的店规，所有人都得严守，否则就开革。因此，郭氏并不清楚那七名员工的情况，但他们的名字、个头、相貌，那还是能说得上来的。

这些情况对专案组并无多大帮助。那些特务使用的都是化名，侦查员手头有“佛山大酒店那个奋起反抗打退“鬼佬”大盗的外籍客商罗伯特的笔录，其中描述了“鬼佬”大盗的相貌但时隔十几年，郭氏的碎片化记忆跟罗伯特的描述很难重合。

大伙儿自是失望，龙显然尤自不甘，跟郭继续聊下去，不断予以启发，终于获得了一丁儿可以勉强称作蛛丝马迹的线索：饭馆的跑堂小周，有时还能跟魏老板说上几句闲话。之所以二人的关系比其他人稍显密切，据郭氏分析，大概是他俩都喜欢听粤剧的缘故。晚上饭馆打烊后两人经常钻进后堂那个被称为“老板间”的房间里，关上门，一边喝茶一边听收音机里播的粤剧，有时还听外国广播。外国广播说的自都是洋文(郭氏称之为“鬼佬话”)，魏老板不懂“鬼佬话”，小周倒是能听下来，同步翻译给魏老板听。至于内容，郭氏压根儿就没留意过，此刻也就无法复述了

龙显然听着心里一动：难道这个“通晓鬼佬话”的小周，就是眼下我们要找的“鬼佬”大盗？当下，详细询问小周的相貌、口音，以及所有能回想起来的有关小周的情况。郭氏搜寻记忆，却提供不出更多的内容。龙显然换了一个角度，问郭氏是否听说过“粤韵雅阁”包括魏复祥在内八名东伙离开番禺后的情况。郭氏最初的回答是“没印象”，即将结束谈话时，突然想起一个模糊的细节，说前年或者大前年，她曾听东涌路的牛老大说起过，在广州的某条马路(具体地名她记不清了)上，看见人行道边的宣传画廊里贴着公安局的布告，上有被捕特务的照片，牛老大说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像是粤菜馆里的跑堂小周。

牛老大随即被请到派出所。这人本名牛菊生，干的职业也跟牛有关系——开着一家铺子，专门出售熟牛肉。郭氏当时的差使之一，就是每天提着一个上面蒙着挡尘白布的竹篾生漆食盒去“牛老大熟食铺”把预订的熟牛肉拎回来。

牛老大原是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搬运夫，后来闪了腰不能再负重，就改行卖熟牛肉。别看他五大三粗，络腮胡子，使人见之容易产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联想，其实他脑子一点儿不笨，居然自己琢磨出了一种特殊的烹饪牛肉的方式，一经推出，立刻受到街坊们的追捧。魏老板品尝更是赞不绝口，宣布今后粤菜馆供应的熟牛肉一律从牛菊生的无名小铺进货。这就相当于为牛菊生打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广告。老牛再次发挥他聪明才智，请人制作了一块字号招牌，曰“牛老大”。从这以后，人们也就以此称呼，牛菊生的本名倒无人提起了。

现在，已经退休的牛老大像一头驯顺的老绵羊一般坐在侦查员面前——他老爸曾是粤西老家里的地主，尽管这地主有点儿名不副实，也就比富农多了几亩地，而牛老大少年时代就已离老家，到城市谋生去了。但牛老大没有如实向政府说明这个情况，谎称其系贫农出身，待人家查清楚，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地主崽子”的帽子。听侦查员问他这几年是否去过广州市区，他马上解释：“大前年……哦，就是54年夏至日那天我去过省城，是去看腰伤老毛病的，当时政府还没给我戴地主帽子，我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侦查员示意他不必紧张，警方并非来找他麻烦的，而是了解些情况，遂将郭氏之语提了提，牛老大承认，小周的照片是他亲眼所见，至于照片下面写的什么、他大字不识一箩筐，那就看不懂了、听旁边人说好像是“刑事犯罪分子”，肯定要判刑的。

专案组认为，如果牛老大没有认错人，那他提供的这个情况大抵就可以成为一条线索了。于是，当即返回广州。

要查摸宣传画廊这事儿，侦查员不必往其他单位跑，找市局办公室即可。那时，公安局并未专设宣传部门，而公安条线的情况基本不会登报或者在广播电台宣传(电视台尚未开张)。即便是出于政治需要，向社会公布某案件或者个别罪犯的案情，也不是公安局自己写稿，而是由市委或省委宣传部指定报社、电台派记者来公安局采访，写了通稿，报纸、电台一起使用。公安局出面接待的部门是办公室(初解放时称“秘书科”)，指派某个科员引领记者前往相关业务部门就是。

至于牛老大所说的“宣传画廊”，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名义上是公安局与市委区委宣传部门联合办的，其实公安局只提供照片和材料，具体操办都是宣传部门的事。此刻侦查员向市公安局办公室一打听，对方马上想起，说那是1954年6月的事儿。那个时间段，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旨在“内防外堵，构筑铁篱”的专项行动，陶书记(即陶铸，当时的职务是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指示，要把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公安机关牢牢把守祖国南大门的事迹在社会上作一个宣传：挑选一些典型案例，分门别类推出几期图文并茂的街头宣传栏，对境内罪犯企图偷渡、境外敌特意潜人形成震慑。

市局办公室有一个自设的资料库，建局以来所有活动的资料都完整地保留着。资料显示954年6月下旬牛老大在永汉路(1966年改名北京路”，沿用至今)看到的那期宣传画廊是市公安局配合“内防外堵，构筑铁篱”专项行动推出的四期宣传专栏中的最后一期，该期挑选了最近半年内广东省公安厅协助全国数省市查缉隐藏或潜逃广州及广东省其他地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十八起案件，牛老大如果没记错时间的话，他所说的小周应该就在这些照片之中。结合“粤韵雅阁”女佣郭氏的回忆，跑堂小周听得懂“鬼佬话”，而“鬼佬”大盗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这个小周就能和眼下“101专班”的目标对上号了。

可麻烦的是，1954年那次宣传活动的资料中，涉及十八起案件的三十七名犯罪分子，其中并没有一个姓周的——“粤韵雅阁”的特务员工用的都是化名，面对这些照片，侦查员们不免茫然，其中哪个是所谓的小周，或者说哪个是“鬼佬”大盗？没别的办法，只能请见过小周和“鬼佬”大盗的两位证人前来辨认。龙显然随即下令，派车把下榻于佛山大酒店的外商罗伯特先生和番禺的郭氏接过来；同时，从市局政保处调取这三十七名案犯被捕后在看守所留下的指纹拓印卡片，与4月25日“鬼佬”大盗在番禺“首都饭店”作案后丢弃的客房钥匙牌上的指纹进行比对。

当天下午4时许，上述两项工作顺利完成。罗伯特和郭氏对三十七张照片的辨认结果均指向同一个人，而此人的指纹与钥匙牌上的指纹一致。至此，专案组已经完全可以确认，当年“军统”广州站在番禺的秘密据点、代号“B65”的“侨乡小组”特务之一小周，就是“鬼佬”大盗无疑。

那么，这个小周又是怎么被广州警方抓获的呢？现在人在哪里？

广州市公安局的刑事案卷显示，番禺“粤韵雅阁”的跑堂小周，真名叫赖安佛，1920年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五金商人家庭。六岁时，其父赖福升因买彩票上当受骗破产，遂将五金店盘出，带着还清欠债后所剩无几的钱款，携一家老小前往上海谋生。

赖福升早年曾在香港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做过跑街(推销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想象，这样的角色脑子通常是不笨的，只要不是对财富过于贪婪(诸如鬼迷心窍、投资彩票)，就不至于混到过不下去的程度。来到上海之后，他在公共租界租了一处狭小的住处，开始盘算今后如何过日子。发财暂时不敢去想了，先把一家几口的生活维持下去吧

盘算下来，自己的优势有三：一是通晓英语，二是懂的怎样做生意，三是他们全家都入了天主教。在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具备这三个优势，只要脑子没什么毛病，不可能过苦日子。于是，赖福升心里有了主意。

次日，赖福升就上街溜达，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六马路(旧时沪上坊间对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东路、北海路的称谓)，这六条在公共租界所有的商业街一条条跑到，了解街上各家洋行是否有意招收员工，面试自己可以胜任的职位。他的特长摆在那里，光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那副典型的经理人气质，内行人一看就清楚。当天，就跟一家出售洋油(煤油)的美国洋行签了合约，成了一名跑街先生。

赖福升对这一行并不陌生，尽管要推销的商品不同，但推销方式大同小异，只要摸清规律，做成生意并不难。况且当时上海滩大片地区尚未通电，或者虽然通了电，但仍有众多装不起电灯(即便装了，也无力支付电费)的贫困市民，油(煤油)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也就过两三个月，赖福升的营销业绩就令洋行老板惊叹不已。

谋生问题解决后，赖福升就要考虑一对孩子的学业了。当时，外国教会在上海租界投资办教会学校，在租界内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以及华人教友的子女可入学读书，还免费供应午餐。赖福升夫妇就把女儿和儿子送去，顺利通过入学考后，姐弟俩就成了教会小学的学生。小学毕后，两人又相继升入教会初中。

就在赖安佛升入初中那年，爆发了“七七变”和“八一三事变”。赖福升倒是有爱国心，参加了租界华人自发组织的“公共租界民众抗日前线支援会”，他有驾照，被分派到运输队，驾驶汽车往前线运送民众捐赠的物资。可惜没干得几天，在一次运输途中遭遇日本军机的空袭，又是投掷炸弹又是机枪扫射，赖福升不幸中弹身亡。

如此，赖家就断了生计。这时赖安佛的姐姐已经出嫁，丈夫祖籍广东，随家人去了香港，又辗转到南洋经商，回国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姐夫认为上海从此不会太平了，建议一家人去香港，把小舅子也带去，可以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不知赖安佛当时是怎么想的，婉拒了姐夫的好意，坚持要留在上海。家人劝不动他，只能由他去了，他母亲也和女儿女婿一起去了香港，留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在日本人还没占领租界，他在租界里以打零工为生，勉强还过得下去。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境沦陷。赖安佛开始感到日子不好过了，才想起来去香港，谁知香港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他跟母亲和姐姐、姐夫的联系就此中断，后来再也没能续上——当年12月18日，日军进攻香港，姐姐、姐夫全家均在日军的炮击中罹难，之后，赖安佛就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混迹江湖，直至上海解放。像他这类人如果没有户籍的话，放在解放后，那就是无业游民。但赖安佛有原公共租界的户籍，房东也同意他继续居住。

旧时上海的租房市场有个规矩，房客租房时立把一笔双方商定的钱款押在房东那里，称为“顶金”。房客只要按约付租金，房东无权将其驱逐。如果房租上涨，原房客有优先选择权。房客退租，房东同时也要退还“顶金”，如若当初的“顶金”不是纸钞，而是银洋或黄金，则需按照市价折算或者原物奉还。赖安佛的父亲租房的“顶金”是黄金，这么些年下来，金价上张颇多，房东不论是还黄金还是折算现钞，都觉的不舍，因此他也并不愿意赖安佛退租离开。

至于谋生，据赖安佛交代，平时主要是做些散客生意，赚点儿中介费；没生意可做，就给船、机器厂翻译一些技术资料(他在教会学校读书，通晓英语)，有时沪上店家搞展销活动，出售外地不知哪个旮旯里运来的土特产，也会叫去充任临时营业员，专门向那些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兜售；另外，他还做英文家教、溜冰教练、拳击陪练，还做过电影公司的龙套演员……总之，这是个万金油的角色，谋生手段五花八门，甚至客串过绿林好汉。他之所以在广州落网，就是因为抢劫。

赖安佛是在上海作下的抢劫案，为什么会在广州被抓？这个，相关材料上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他是越狱脱逃。赖安佛在广州火车站被巡逻民警认出——印有他照片的协查通报已经发到广州，三位民警早就烂熟于心，当场将其摁倒在地，不容分说扣上手铐，押解到派出所。

按当时公安机关的规定，只要查明确是逃犯，且无在本地犯罪的证据，本地警方是无权讯问的。于是，车站派出所将其押送市局看守所，由市局专门负责协查外埠逃粤案犯的临时部门“外省逃犯协查组”跟案发地警方联系，由对方派员将案犯押解回去。因此，广州市局的资料库里并无关于赖安佛的犯罪情况。

专案组侦查员翻阅过赖安佛的材料，都有一个疑问：这家伙没交代曾在番禺化装饭馆跑堂，给“军统”干过活儿吗？

再看上海市公安局的协查通知，上面只写着赖安佛是一起重大抢劫案的逃犯。看来，赖安佛把自己的特务历史隐藏得很成功。按说赖安佛被押解回沪，就其所犯罪行，判刑应该不轻，可距今不过三年，这主儿怎么就再次在广州出现，而且连续作下了更严重的连环抢劫案，成为“101专班”的目标？

由此推测，赖安佛大概率是从服刑场所越狱脱逃了。

案情上报至“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厅长，李副厅长与王宁厅长交换意见后，命令专案组派四名侦查员坐飞机前往上海，调查赖安佛的下落；如果该犯在广州作案后已逃回上海或周边地区，则就地展开侦缉。同时，以广东省公安厅的名义发函上海市公安局，请求给予最大的协助，力争尽快把其逮捕归案！

九、两度越狱

4月29日中午，专案组副组长景声浩率领侦查员麦逾、喻小丰、辛震远搭乘民航班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已经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王宁厅长的电话，指示市局政保部门抽调三名侦查员组成临时协办小组，协助广东警方侦查该案。景声浩一行四人下飞机时，黄赤波指派的联络员查思杰已经在舷梯处等候了。

查思杰驾车把景声浩四人送至市区延安东路的大沪饭店。该饭店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内部招待所，不对外开放，只向全国各地来上海办案的公安同行提供食宿，饭店门口有持枪公安部队战士昼夜站岗，对所有进出人员盘查甚严。办完入住手续，景声浩即向查思杰简略介绍了一应案情。上海同行的办事效率甚高，查思杰不但已经将广东公安来沪调查逃犯赖安佛之事通报了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当时劳改处属于公安局管辖)，还向劳改处提了一个建议：最好请了解逃犯赖安佛相关情况的劳改处同志提前赶到大沪饭店，广东侦查员一到，就可以马上听取介绍了。人家这个案子颇有些紧迫，据说北京公安部高层也已发话，要求在首届广交会闭幕前破获案件，抓获案犯，追回赃金赃物。

后面左侧大楼即为大沪饭店

因此，景声浩等四位侦查员入住大沪饭店后，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市局劳改处派来的两位同志就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了。这两位同志分别是劳改处保卫干部翟雄杰和逃犯赖安佛服刑的上海市第七劳改管教队(对外称“劳动钢管厂”，即如今的上海市北新泾监狱)管教组副组长叶泰山。叶泰山是上海解放时从山东老区过来的接管干部，依然是一口山东话，赖安佛的相关情况就是由他介绍的————

赖安佛于1954年因抢劫罪入狱。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赖安佛属于“无固定职业人员”，其本人成分则是“城市平民”，但那段时间他又是介绍生意，又是搞翻译，还兼带着做英文家教什么的，其收入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平民”能比的。他有一个未曾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公开同居数年的女友，名叫徐品丽。

徐是“仙乐门”舞女出身，后来身材发福无法控制，用如今的说法可能是患上了肥胖症，如此，舞女当然做不成了。反正赖安佛那时收入不错，她就待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妇女，即如今的全职太太。不过，徐品丽受职业影响，惯于跟外界交际，老让她待在家里受不了，闲来就跟邻居打麻将，没多久就上了瘾，而且赌注越来越大。

赌博这一行，有一个挺邪门的规律：接触伊始的菜鸟没脑子都能赢，特别有成就感，似乎自已成了赌神，渐渐就被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控制了。再往下，就是从输赢各半到输多赢少，最后则是一败涂地债台高筑。

徐品丽也没能逃脱这个魔咒一般无解的“规律”，而且“仙乐门”红舞女出身的她生性倔强，凡事都不服输。几个月下来，为了还赌债她把家里稍稍值钱些的东西几乎都卖光了。那一阵赖安佛在广东跑生意，其实就是充当香港、澳门走私客和内地买家之间的中介，两个多月后返沪，见家里简直像是经过一场浩劫的情景，不由大惊。问清缘故，倒也并未责怪徐品丽，说你没准儿着了人家的道儿了，赢家怕是出了老千.

赖安佛对赌博有些心得，接受过特务训练的那双手也比较擅长出千。于是，他就把一干参与打麻将的邻居请来，说自己刚在外地发了点儿小财，最近有些闲空，咱们玩玩。那几位自是知道赖安佛这是要为徐品丽出口气，但赌场有规矩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许走。输家的邀约，他们作为赢家是不能拒绝的，只得硬着头皮上场。

其实这几个邻居还真的不会出千，徐品丽之所以败北连连，是她的牌技太差，加之运气不济。邻居们遇到赖安佛这样的对手，只好自认倒霉。其中一个解放前混过帮会的老头儿见势不妙，次日便借口血压高不玩了。但他不玩，就成了三缺一，赖安佛当然不干。老头儿遂请来了一个帮会中的朋友代其上场。那位朋友是资深老千，赖安佛算是遇到了克星，一夜之间把他在广州挣得的一千多元输得精光。

凌晨牌局结束时，对方问今晚还玩不玩。赖安佛如果不应战，那输掉的一千多元就成了沉没成本，只得横下一条心：“继续！”

赖安佛又紧急向周遭熟识的“城市平民”借了一千元高利贷。可是，技不如人是客观事实。赖安佛看出对方是职业老千，自己那点儿伎俩，逃不过对方的眼睛，他不敢出千，又抓不住对方出千的把柄，那一千元又打了水漂。

往下，赖安佛就面临着被债主催逼的窘境，舞女出身的徐品丽也顺带着受到债主纠缠，坊间脸面全无。她跟赖安佛并非正式夫妻，户口也不在赖安佛的居住地，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没几天，赖安佛就被几个债主堵在家里，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放在他面前，说不还债也可以，你自己剁下一根手指头就是了！赖安佛求爷爷告奶奶人家才答应宽限三天。

三天时间，一千元是挣不出来的，也没人再敢把钱借给他。走投无路之下，他怀揣一把匕首，在北京东路40号专供外宾购买紧俏商品的友谊商店门口转悠，终于候到了一对说英语的老年夫妻。两人在选购野山参的柜台付款时，赖安佛隔着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玻璃窗，瞥见那老头儿出的钱包里有一厚沓英镑，他当即决定将这对洋夫妻作为抢劫目标，往下就是一路跟踪。

洋夫妻离开友谊商店去了外滩，然后又进了外白渡桥畔的黄浦公园。赖安佛尾随入内，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上前搭讪。对方对这个中国人顿起好感，赖安佛就充当了他们的临时导游，将他们引至一个隐蔽角落，亮出了匕首。

该着赖安佛走霉运，那老头儿倒是没有反抗，乖乖交出钱包。就在赖安佛心下窃喜之际，曲径通幽的假山那边突然晃出来两个男子。更不巧的是，两个男子是外地来出差的军人，今天刚办完事，回程车票已经买好，趁这几个小时的空当在附近转转，也算没白来上海一趟。这二位是上过战场的，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对付赖安佛一个小贼还不是手到擒来。如此，赖安佛被当场拿下，扭送附近的福州路185号上海市公安局。这桩抢劫案的苦主是外宾，据说还有些来头————老头儿是英国共产党的一位知名人士，跟中共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来华访问的。按说这种对象，原本应指派专人陪同，但人家说有人陪着玩得不痛快，还是自个儿随意漫游称心。之前他们在北京待了一周就是这样，昨天到了上海，也要求依样接待。接待方不好勉强，只得由着他们，不想竟然被赖安佛盯上了。

这个案子的影响非常坏，以1954年的刑事判案尺度来说，肯定是要“从重从快”的。要不是赖安佛隐瞒了自己那段“军统”特工的历史，估计上刑场也有可能。饶是如此，他还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先是在收押新犯人的提篮桥监狱关了三个月，然后被押解第七劳改管教队(即劳动钢管厂)服刑。

建国初期，监狱服刑人员中堪称“人才济济”，各个行业的技术尖子都有，赖安佛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算不得什么突出的特长分派劳役岗位时，监狱管理方就打发他去拉管子。

所谓“拉管子”，指的是把原材料运往轧钢车间，压制成板材后运到成型车间，在成型车间加工成毛坯钢管后运往电镀车间，最后，再把经过电镀的成品运到库房。那时这种活儿都是使用人力，把钢管装到特制的板车上，从一个车间运往另一个车间。在监狱管理方看来，赖安佛这种身强力壮的犯人，干这种活儿最合适了。

不过，狱方认为合适，赖安佛未必认同。他哪里受得了这份罪，遂利用运输过程中的监管相对宽松的机会，于入狱半年后越狱脱逃。劳改队随即组织追逃小组进行追捕，费了老大的劲儿，却没查摸到任何线索，最后逃犯还是被广州火车站巡逻民警抓住的。

赖安佛被押解回沪后，在第七劳改队的禁闭室里关了两个多月，收到了一纸新的判决书：加刑二年。屈指一算，他要在劳改队待到1967年才刑满释放。劳改队为防止他再动越狱的脑筋，给他换了个劳役岗位，去成品仓库发货。那也是一个体力活，每天要把打包好的钢管装上前来提货的卡车。这一干就是三年，赖安佛表现得很老实，每年的评审表上，狱方给出的评价都是：能遵守监规，积极劳动，小组学习时能主动发言，深挖犯罪根源，云云。

哪知，1957年2月24日，这个被狱方认为“大有转变”，不至于再动越狱脑筋的犯人，又一次跟第七劳改队来了个不辞而别。他是怎么逃跑的？曾参与过追逃工作的第七劳改管教队管教组副组长叶泰山摇头叹道：“不瞒您几位说，我们琢磨到现在，也还没弄清楚呢……”

几位广东侦查员不由得面面相觑，逃犯越狱近两个月了，监狱方面还没弄清楚他是怎么逃跑的，这个赖安佛不愧是干过“军统”特务的，有两下子。由此联想到他们几个赴沪查缉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不管困难多大，都是必须克服的。赖安佛若已逃回上海，那就要在上海将其抓获；如果不在上海，那也要查摸到有价值的线索，尽快发现其逃窜方向和目的地，一举拿下！

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处两位干部老翟和老叶对广东同行的期待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监狱方面来说，最为头痛的就是犯人越狱。而且这个赖安佛越狱后还不消停，一出手就是一昼夜连作三案，苦主都是前来参加首届广交会的外商，不但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个影响肯定是要传到海外去的，于国家声誉有损啊！可市局劳改处及第七劳改队对于该犯的追逃却毫无进展，他们能不着急上火吗？

从侦查破案的专业角度说，案发后(不论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越狱案件)72小时内如果没发现有效线索，往后破案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翟、叶二位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两人虽然没有明说，但对于仅靠市局劳改处自身抓捕赖安佛归案严重缺乏信心。此刻，代表广东警界最高水平的“101专班”侦查高手抵沪，他们顿时觉得有了依靠。

后来知道，劳改处在得知广东侦查员即将抵沪的消息后，分管副处长跟市局政保部门联系提出第七劳改队的追逃小组与广东的专案组联手开展新一轮的追逃工作。政保方面的意见是：设想很好，提法不妥。包括我们政保部门在内，都只有“协助调查”的资格，你们那个追逃小组也是如此。“天下公安是一家”这话没错，但指的是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合作分等级，在这个案子上，广东方面是主办，我们只是协办。“联手”这种说法，有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意思。人家广东侦查员表示客套可以这么说，咱们可不敢越位。

由于这个缘故，翟、叶两位表达得很婉转也很谦逊：“咱们追逃小组全力以赴协助您四位开展工作，组员们已经在楼下大堂待命了。

刚才听老叶介绍赖安佛越狱脱逃的一应情况，景声浩脑子里就在飞速旋转，此刻，他先向翟、叶表示感谢，然后说：“如果这会儿方便的话，咱们先去一趟第七劳改队看看？”

翟、叶一时间没理解广东同行的意图，但人家此举毫无疑问是破案需要，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照办就是。一行六人下楼，上了早已等候在饭店门口的小巴车。市局指派的联络员没有随行，他的职责是协调广东专案组在沪办案期间举凡用人、用车抑或其他侦查工作所需，但不接触具体的侦查工作。

抵达北新泾后，专案组随即投入工作，要求第七劳改队管教组把赖安佛平时接触比较多的同小组、同岗位的犯人唤来谈话。专案组这四位还真不简单，在等候犯人过来时，他们请老翟、老叶引领着去了趟成品仓库，两个月前赖安佛就是从这里脱逃的。劳改队方面一直没弄明白赖安佛是怎么越狱逃跑的，专案组侦查员就那么转了转，问了问仓库的发货情况，竟然当场就解决了这个疑惑。

侦查员麦逾指着一辆进入仓库准备装货的大卡车：“犯人是乘车逃跑的。”

翟、叶两个都是一愣。老翟是在局机关上班的，不清楚下面的情况，以目光询问叶泰山：是不是？

叶泰山语气犹疑：“不太可能吧……所有进出劳改队的车辆，都须在头道门、二道门停下、由警卫进行检查。首先查看的就是驾驶室，里面的司机、装卸工都得下车，让警卫检查内部；然后再查看车厢里装的钢管，那是一目了然的，一捆捆堆得整整齐齐，别说一个人了，就是一条小狗，一只小猫也藏不了。

叶泰山更是不解：“车辆底部怎么藏人呢？又没有空间？”

景声浩也笑了，冲四人中最年轻的侦查员喻小丰一摆手：“小喻，你的个头儿和赖安佛差不多，给同志们演示一下。

那辆大卡车已经停下，正准备调转车头，把车厢移至吊钩下方以便装货。景声浩走过去，示意司机下车，装卸工坐着不动，然后坐到驾驶位置，示意喻小丰开始。

只见小喻闪到车尾，一矮身子就消失在卡车底下。旁边站着的侦查员冲驾驶室打个手势：“行了！”

景声浩随即发动引擎，熟练地调转车头，朝前行驶了十几米，又倒车返回，在众人面前停下，熄火下车：“小喻出来吧。

喻小丰从车底钻出来，衣服上沾着些许油污，接过司机递过去的回丝把双手擦了擦，呵呵笑：“简单吗？就是这么回事。”

一脸惊异的叶泰山蹲下去查看车底，兀自有点儿反应不过来：“这是…”

喻小丰解释：“我是手足并用勾住下面的那个大轴套，把身子挂住。只要身体素质好，手脚再灵便些，用这种方式挂在车底，坚持个十来分钟没问题。这点儿时间，已经足够卡车开出大门了。

叶泰山恍然：“哦，原来如此！”

这时，仓库办公室窗口伸出一个脑袋：“老叶！管教组来电，犯人已经集中过来了。”

劳改队一共召集了十九名犯人。当时第七劳改队的监房每间十张双人上下铺，一共关二十个犯人，赖安佛不辞而别后，第七劳改队未曾进新犯人，那张铺位就一直空着。每个监房就是一个小组，二十个犯人白天去车间劳动，晚上回监房休息，星期天、节假日，或者因检修生产设备停工，则昼夜都在一起，闲着没事就是天南海北胡侃，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专案组侦查员希望从这些与赖安佛同一小组的犯人口中获取可以作为线索的蛛丝马迹。

十九个犯人见面，老叶作过介绍后，由景声浩唱主角：“大家放轻松些，咱们随便聊聊，主要是想请大家回忆一下，平时跟赖安佛聊天，他都说过些什么。”

一干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主动开口。景声浩为调节气氛，也不管劳改队禁止犯人吸烟的规定，让侦查员拿出几包“飞马牌”香烟，连同火柴往服刑犯人自制的乒乓球台(权当会议桌使用)上一扔：“大伙儿别拘束，一边抽一边说。”

众犯人顿时踊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灵巧的手法把香烟瓜分了——火柴没敢分，这是违禁品，绝对不能带回监房的。抽着久违的香烟，犯人们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景声浩问他们对于赖安佛的越狱有什么看法。

有个犯人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报告说：“这家伙有些本事，这一逃竟然就逃到了老远的广州去，再逃只怕就要偷渡去香港了。”

另一个犯人紧接着开腔：“他还真的说过以后有机会要去香港，他在香港有亲戚…”

侦查员听着，不由得暗自担忧：赖安佛选择广交会客商作为抢劫对象，是不是早就有了作案后偷渡去香港的打算？这主儿别是没回上海，而是逃到香港去了。

这些犯人年复一年待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日复一日见到的都是管教员和同监犯的脸，劳改队别说连广播都听不到，管教上大课还得拿着个白铁皮喇叭帮助传声，生活过得无聊至极，相互之间聊天也是同样的内容反复念叨，等同于炒冷饭。难得有从广东来的侦查员给他们开座谈会，围着乒乓球台坐着，还有香烟抽，这份兴奋劲可想而知。有人开头发言，话匣子就打开了，你一言他一语争相开口，一轮说完了，还要作第二轮第三轮的补充，补充完了，见侦查员似乎还是不太满意，抑或也有故意延长座谈会时间让侦查员再掏几包烟出来的念头，便挖空心思找话题。景声浩是何等人物，哪能看不出这些家伙的心思？只是不点破。他寻思这些家伙先前所说的内容大抵是靠谱的，往下就难说了。怎么才能引导他们继续说些有用的内容呢？片刻他就有了主意。待一个犯人发言结束，他看了看手表：“哦，都过下班时间了，你们该开饭了吧？”

有犯人说：“我们晚饭开得早，队长看着我们开了饭才下班的，一会儿咱们只有冷饭酱菜填肚子了。”

景声浩扭脸问叶泰山：“这边干部灶上有啥可以让他们吃的吗？”

老叶说：“米饭应该还有，不过菜估计没剩什么了。伙房是卡着用餐人数做饭的，都快立夏了，剩菜不敢隔夜……不过，炊场(即犯人伙房)应该有早上剩下的馒头。”

景声浩忽然想起，刚才坐车过来时，看到劳改队大门外不远处有一家饮食店，外卖窗口的招牌上写着有肉包子，就掏出钞票和全国粮票，让老叶派人买几笼肉包子回来。四位侦查员、老翟老叶和这十九名犯人一起吃了这顿特殊的晚餐后，座谈会继续进行。

景声浩这招果然有效，刚才似乎已经把话都说完了的这些家伙，吃了久违的肉包子，顿时又有了新话题。又是数轮发言，座谈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多方才结束。从这些发言里，侦查员终于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线索……

十、劫犯伏法

这个特殊的座谈会上，一个姓崔的犯人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专案组侦查员的注意。

崔某原是上海煤炭公司的职员，其入狱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倒不是他参加过“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七十六号”之类的特务组织，而是曾经有段时间脑壳进水(他自己的说法)，迷上了“一贯道”。迷到什么程度？他把刚去世的老爸留下的遗产、据说是出自清廷大内的古玩字画共十一件捐给“一贯道”，还准备辞去私营煤炭公司财务领班的高薪职位，去“一贯道”做一名义务信徒。

就在这时，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脑膜炎。这种病即便放在如今也是很危险的，七十多年前就更别说了，中医手里基本无治，家人将其送进广慈医院请西医料理，一条性命总算保住了，另外也保住了他那份高薪。病愈后，他的脑子也恢复正常了，对自己曾经痴迷“一贯道”感到不可理解，遂登报声明退出。但是，已经送出去的那十一件国宝级古玩字画肯定是要不回来了。须知当时“一贯道”的势力厉害到旧政权官方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其信徒中有不少都是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官眷。

解放后，崔某没把这段历史当回事。新政权通令凡是参加过反动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分子主动到管段派出所或分局登记，崔某曾是“一贯道”骨干分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经退出“一贯道”了，有报纸刊登的声明为证嘛，登记什么的跟自己没关系。起初也的确没人找他麻烦，甚至“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都没波及到他。哪知到了1953年，他终于逃不过去了。

当年12月，上海进行全市范围的针对有政治历史问题对象的筛查，就把崔某筛了出来，政法机关对崔某的案子是有过研究的，据说内部有两种意见：从严与从宽。从严有从严的理由，从宽有从宽的依据，估计是两种意见一时未能统一，就暂时将其收押于福州路185号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的看守所里。三个多月后，持刀抢劫外宾的赖安佛首度落网，因案情重大，直接关进了市局看守所，跟崔某同一监房。从此，这两人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似的：一起上了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全市公判大会，同一批被押解提篮桥监狱又同一批进了北新泾第七劳改队，分派到同一个监房。

这还不算完，赖安佛第一次越狱跑到广州被抓回来之后，两人还是同一个监房。座谈会开始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先了解了一下十九个犯人的简单情况，得知崔某在第七劳改队的犯人中与赖安佛同监房时间最久，对其发言就比较留意。可这个崔某天生沉默寡言，加之和其他犯人出身不同，他出身于大户人家，本就见多识广，后来又常跟“一贯道”上层打交道，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见得多了，对于同监房的犯人大多不怎么待见，也很少参与他们的聊天。座谈会期间，崔某是在场犯人中开腔最少的一个。不过，抽了政府的香烟，再说人家是大老远从广东赶来的，他什么情况都不反映，那也有点儿说不过去，就附和着大伙儿的话头稍稍说了几句。

他的这个心态，被侦查员看出来了。吃过肉包子，休息片刻再开会时，景声浩特地叫他坐在自己旁边。如此一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这是政府对自己另眼相看的特别礼遇，那就不能随意敷衍了。可思来想去，又实在想不起平时跟赖安佛的交流中有什么警方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提供。侦查员提示：“你跟赖安佛朝夕相处，他有没有说过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家人、朋友、同学之类？”

崔某受到启发，终于想起一个细节：“我记得当初开过公判大会，我和赖安佛一起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没几天正是监狱的接见日(旧时叫探监，解放后称接见)，有个女的来看他，还给他带了很多东西。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没领过证的老婆，原先是个舞女。在他入狱前，舞女老婆就离家出走跟他拜拜了，没想到今天会来看他。他恨这个女人，女人送的东西他不想接受，转身就要回监房，被政府队长叫住，非让两人说说话。接见期间他始终没开腔，都是女人在说。”结案后专案组开总结会，崔某所言内容被侦查员认为是这次座谈会获取的最有价值的一条线索，侦查工作因此拨云见日。

次日，4月30日，景声浩等四位侦查员前往提篮桥监狱，翻查三年前某女性探望赖安佛的登记，当然，她叫徐品丽。根据监狱规定，直系亲属可在狱方指定的时间前往监狱接见服刑人员，个别特殊情况，直系亲属以外的人，比如原单位同事、邻居、同学等，持证件或证明，经监狱批准也可以接见。徐品丽跟赖安佛虽然同居数年，但并没有登记，再说赖安佛判刑时她已出走，她是怎么获准去监狱看望赖安佛的？侦查员对此感到困惑。

好在提篮桥监狱还保留着三年前的接见登记，分门别类管理得很好，侦查员只说了姓名日期，管理员就像图书馆检索书目那样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册子，翻到其中的一页。上面的记载一目了然，徐品丽是以“事实夫妻”的名义前往监狱接见赖安佛的。

这二位不是没去民政局登记吗，她怎么向狱方证明他们是“事实夫妻”？原来人家有证明，是居委会出具的一张三指宽的小条子，写明是'事实婚姻关系”，当然没写徐品丽已出走。

侦查员在提篮桥监狱获取的情况仅限于此，至于其他，监狱方面就不清楚了。毕竟赖安佛只在提篮桥监狱待了三个月，而且刚刚押解过去监狱方面就已经根据市局劳改处的犯人调配计划，规划好该批犯人的去向——调配给第七劳改队。因此，管教干部跟这批犯人并没有过多的接触。

不过，侦查员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从监狱的记载里获知徐品丽的住址，随即登门拜访。

徐品丽于1955年登记结婚，嫁的当然不是赖安佛，她的丈夫是港务局的技术员莫某。出乎侦查员的意料，莫某并不符合一般人对“技术员”的刻板印象，诸如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之类，而是一个五大三粗的黑面大汉，丧偶。据邻里反映，莫某再婚后对徐品丽很照顾，还托人给徐品丽找了一份在小学后勤帮忙的工作。侦查员登门这天，他正好轮休。尽管有派出所民警陪同着，他还是代妻子认真看了景声浩等四人的证件，确认并非冒牌，方才把里屋的徐品丽叫出来。夫妻俩请侦查员落座，沏茶递烟。景声浩寻思，接下来要问的是徐品丽曾经的事实配偶赖安佛的情况，当着莫某的面多有不便，事先已关照户籍警将其唤到一边去“闲谈”，算是变相回避。哪知徐品丽说：“你们是来外调赖安佛的吧，没关系，我早就跟老莫把一应情况都说过了。”

莫某也说不碍事，不过，他还是拿出一副象棋，和户籍警一起去门外下棋了。

这一趟果真来对了。徐品丽讲述的赖安佛1954年因抢劫入狱的情况，跟侦查员之前了解到的有不少出入——

这厮有个姘头，名叫贾慧萍，苏北盐城人氏，早年逃荒来沪，进了一个在上海周边地区演出淮剧的草台班子学唱戏，后来嫁了一个旧警局的探长夏某。赖安佛跟夏某是朋友，有段时间经常出入夏宅，跟贾慧萍也成了熟人。上海解放后，夏某未被新政权公安机关留用，改行在马路边摆了个修车摊头。不久，他被人检举在日伪时期当过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暗探，不但每月领津贴，还时不时有赏金拿，这就意味着这主儿的暗探活儿干得比较到位。

正值“镇反”运动期间，公安机关反应极快，上午收到检举信，午后已将夏某逮捕。夏某自知罪行深重，押解途中突然挣脱绑绳(当时公安机关的械具都是旧警局留下的，本就不够用有时周转不及，只好用绳子代替)企图逃脱，被警员当场开枪击毙。

贾慧萍也受到了影响，工作由菜场营业员改为清洁工，收入也减少了。赖安佛知道后，便去关心。没多久，两人就勾搭上了。

徐品丽对此浑然不知。1953年底，贾慧萍因偷窃菜场的副食品拿去倒卖，被管理方开除，生活来源无着，不得已，打算将其居住的房子出售。赖安佛得知后，用自己的钱作为赌资，企图帮贾慧萍挣点钱(赖于1954年因抢劫落网后，隐瞒了贾慧萍的情况，对警方的说辞是为了帮徐品丽翻本，反正其时徐已出走，无法为自己辩解)，被徐品丽发现，与赖安佛大吵一场，回了娘家。

不久，赖安佛住所地派出所给徐品丽打电话，说你丈夫因抢劫已被公安局抓捕，羁押于市局看守所，你给他把一应日常生活用品送去。徐品丽更加恼火，说我和赖安佛没有登记过，他不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我不管！

派出所有些为难——他们接到看守所的电话后，已经答应通知徐品丽，让她给赖安佛送生活用品，哪知这个女人一口拒绝。那时看守所里在押人犯的生活用品，都是家属或供职单位负责，没有单位的，那就只能找家属。一般来说，这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偶尔有家属不愿意送的，派出所过去做做工作，也就解决了。只有那些既无单位又无家人的，或者外埠来沪作案，联系不上家人的，才由看守所方面解决生活用品问题。但也不能从公款中支出——经费里没有这种项目开支，只能把那些已释放人犯没有带走的生活用品给他们使用。看守所接到派出所的回复，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

不久，赖安佛的房东又找到派出所，说要收回房子，请派出所协助解决处置里面的东西，如果派出所不管，他就要去分局，反正人是政府抓的，那政府就要管到底。这个皮球派出所踢不开，即使暂时踢开了，绕一圈还得回到派出所。无奈，派出所跟区民政局联系，两个单位各派一人去找徐品丽，由民政干部向徐说明其与赖安佛系“事实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再由派出所民警敲打了几句，如果不配合政府，那就公事公办，所方将给市教育局发函，让教育局联系你供职的小学……

徐品丽这下没法推托了，只好答应下来，但她要求户籍警必须到场，把清理出来的东西处理掉。派出所答应了她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赖安佛住所里的东西，能卖的都卖给旧货店，所获钱款由派出所保存；赖安佛的衣服鞋帽之类，则由徐品丽送到提篮桥监狱。徐品丽与赖安佛没有开过结婚证，担心监狱方面不予接见，居委会还帮着出了一纸证明。

这是赖安佛入狱后徐品丽唯一一次前往监狱探望，之后，两人就彻底断了联系。

听了徐品丽的上述陈述，侦查员马上把关注焦点转向贾慧萍身上。徐品丽不知道贾慧萍的住处，但说得出其以前供职的菜场。专案组致电市局联络员请求协查，很快查到了贾慧萍如今的住所地——虹口兴安坊。侦查员先去管段派出所，那边已经接到市局电话，早就把居委会干部悄然请来候着了。

兴安坊居委会的成员构成在当时的上海滩比较少有，三个专职成员中有两个(主任和治保委员)是男的。治保委员老钟告诉侦查员，近段时间贾慧萍的电话很多。老钟的妻子杨婶值守传呼电话亭，昨天晚饭时正好跟丈夫聊起，下午她接到一个稀奇的电话，还是她做传呼员六年来的首次。

为什么说“稀奇”呢？原来电话是邮电局打来的，要求传呼住在14号的贾慧萍，说她有一封电报，先前送报员已经来过，该址无人，估计是外出了，现在打个电话问一下，这家人有没有回来。

贾慧萍接听了电话，回复说：“我这会儿在家，马上送来吧！”

侦查员闻之顿时一个激灵，景声浩立刻起身，去了另一间办公室，电请市局联络员立刻联系邮局方面，秘密调取贾慧萍昨天下午收到的那份电报的存根。

半小时后，联络员回电告知，该电报是从武汉市汉口邮局发出的，内容是“江申8号5月2日晨6时抵十六铺”，没有落款。

侦查员估计，这应该是赖安佛发的电报。4月26日凌晨他在佛山作案后潜逃广州，乘坐火车于27日抵达武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武汉待了两三天，昨天下午方才坐江申8号客轮离开汉口。

景声浩以广东省公安厅政保处名义紧急联系长航公安，要求核查江申8号客轮的乘客，发现赖安佛即予逮捕！他还特别提醒：该犯有超强格斗技能，抓捕时务必小心；捕获后须严加看守，谨防脱逃。

一小时后，长航公安来电：该犯已经落网！并告知专案组，客轮下一站将在南京停靠，请专案组派人前来交接。

景声浩向广东省公安厅汇报后，率专案组侦查员离开上海，于当晚抵达南京。其时，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已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指派警员在下关码头与客轮乘警办理了交接手续，暂时把赖安佛羁押于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5月6日，赖安佛被专案组侦查员押解至广州，所有赃金赃物一并移送。赖安佛对其一夜之间连续抢劫三名广交会客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后来去武汉也只是为了销赃和游玩。

1957年9月，赖安佛被广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贾慧萍犯包庇、窝藏罪，领刑七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