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晚饭一出食堂，迎面碰上司马那张带笑的脸。顿时心花怒放，我脱口而出：

“你可回来了，这一冬过得太没劲了。”

司马又带队上山伐木一个冬天，他笑盈盈地说：“我给你带了包松子，记得你说你喜欢。”

“是，我特喜欢。”我欢呼。

司马说：“你等会儿，我打了饭，咱们上连部去，边吃边聊。”

“连部？能吗？”

这些年来，我到连部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如同北京是祖国的心脏，连部是二十一连的心脏。尤其是那次在连部受过审讯之后，我更感觉那些经常进出连部的都是些坚信生活中只有阶级斗争的人。二十一连所有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血液都是因这个心脏的跳动而按部就班循环的，因此连部永远给我一种冷漠无情、闲人免进的感觉。

司马说：“有啥不能的？连部是公共场所。再者说，文书和卫生员俩都回家探亲去了。文书把值班室的钥匙也给我了，叫我平时帮着招呼着点儿连部。”

我笑他：“哟，刚一回来就被人抓差了。”

“可不是咋地？”

走进连部办公室，我提起立在炉子旁边的炉钩子，拨开炉盖，里面的火烧得正旺，一堵火墙把办公室隔成里外间。司马一边拿出钥匙，开了值班室门上的锁，一边说全连只有两把钥匙，现在他拿了一把，还有一把在指导员那里。平时文书和卫生员在连队，这门一般是不上锁的。

我好奇地推开值班室的门，探头探脑地看了看。里面有一个一人高、被一把大锁守卫着的木制文件柜，一铺小炕，两套铺盖卷。我随手摸了摸，炕还是热乎的，像是为谁预备好的。

我和司马面对面坐在外屋的办公桌两边，一边啃着手里的馒头，一边吸吸溜溜地喝着自己小饭盆里的棒子面粥。

司马咬了一口馒头，嚼着，仔细地端详着我，说：“胖了一大圈儿，脸成圆的了。”

“可不是吗？天天不是馒头沾白糖，就是馒头泡牛奶，可劲儿地造。这一冬，光蹲膘儿了。”

司马说：“那明年跟我们一块儿上山呗，尝尝野人生活啥滋味？”

我说：“那当然好。我知道人都说上山特苦，可是林海雪原肯定也特美特浪漫。真的，明年你帮我跟指导员说去，啊？”

司马笑起来，那意思我太幼稚了，但他嘴上说：“没问题。”停了一下，他又说，“在山上的时候，我好想你。”

他的暧昧让我难为情，我垂下眼帘，“别瞎说。”

司马说：“真的。你想我没？”

“想你干吗？”我明知故问。

司马认真地说：“你说呢？”

我的心有点儿跳，没说话，低下头喝棒子面粥。

“给我说说你一冬天都干啥了？”司马又变得一本正经。

“嗯……没干什么。回了趟北京，又跟逃难似的跑回来了。哦，钱薇给我留的书都看完了，一直等你回来呢，你帮我到老钱那儿再拿两本吧。”

“好的。”司马永远是痛快的，“我待会儿就上他那儿去，顺便问问钱薇咋样儿了，啥时候回来。”

“就是就是。”我一个劲地点头。

“这样吧，待会儿，你七点半上连部来，我在这旮等你。你把你看完的书带来，我明儿帮你还回去。一冬天没见了，咱们好好聊聊，行不？”

“好嘞。”

“那不见不散。”他歪起头，又盯着我看起来。

 

晚上又没电了，从宿舍出来的时候，手里的电筒还好好的，可是电池不耐冷，还没走到连部就一明一暗地威胁着要罢工。我用另一只手使劲拍了几下，反而更不亮了。连部办公室的窗户里面黑洞洞的，司马还没来。我怕黑，不敢自己到连部屋里去，就站在办公室黑黢黢的过道门口四下里张望着。等了一会儿，身上从宿舍带出来的热气散发的差不多了，我开始发冷，是那种从里往外冷的感觉，心先开始哆嗦，然后浑身上下连胳膊带腿都开始发僵。

算了，进屋等吧，黑就黑点儿，也许火墙炉子还着着，打开炉盖儿能有点儿亮儿。我咳嗽了一声给自己壮壮胆，走到过道里头，摸到办公室的门把。刚要拉门，忽然感觉到屋里有动静，我停住手，屏住呼吸。再仔细听听，连部里传出一种我从来没听见过的，不知是人、是动物还是鬼魂发出的奇怪的哼哼声，声音低沉但是紧迫。我心里一惊，赶紧转身往外走，门口正好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形。

“小江，咋不上屋里去？”司马温和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

“里面好像有动静儿。”我小声说。

“啥动静儿？黑灯瞎火的。”司马说着，往过道里面走。

我站在过道里，不敢动，说：“真的。别过去，那里面儿闹鬼呢。”

司马停了步，伸着脖子听；我也跟着屏住呼吸，心怦怦地跳。

“没有，你心理作用。”但他也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

“不是，真的，我听见的。”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耳朵。

“给你的，拿着。”司马摸索着塞给我一个书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和一截蜡烛。

我晃了晃手里的电筒，还是不亮。

司马点燃了蜡烛，拉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

我犹犹疑疑地站在门外，伸头往屋里看。火炉子里那神秘的火还着着，屋里是暖和的、安静的。

声音没了。

“看，哪儿有人？”司马一边说着，走到窗户前，把手里的蜡烛斜过来让烛泪滴在窗台上，好把蜡烛立在上面。

不知怎的，我还是觉得屋里的气氛蹊跷。

我走到火炉子边，拿起炉钩子。我冲着值班室指了指，意思说不管里面跑出来的是人、野猪还是鬼魂什么的，我至少能用炉钩子抵挡一阵。

司马没理解我的意思，可他顺着我指的方向看时，疑惑地自语：“我走的时候锁上了呀？”说着，他走过去拉值班室的门，拉不开——门从里面锁上了。他敲敲门，问，“谁在里面？”

没有动静。

我悄声说：“你不是说还有一把钥匙在指导员那儿吗？说不定……”

他摇摇头，意思是：不会的。

不知为什么，他发了一股邪劲，使劲地拍打着值班室的门，大声问：“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突然，门“砰”地被人从里面推开。指导员跨出黑暗，羊剪绒帽子一直拉到鼻子上，低着头、匆匆地走出办公室，差一点儿撞到我身上。我一侧身闪开了，指导员身后跟着瘪沓沓的柳云琴。

一贯善于随机应变的司马愣住了。

我更傻眼了。难道，那野兽般的声音是他们发出来的？干嘛呢？

吃晚饭时刚刚有点儿温馨的连部办公室，瞬息间又变得冷漠无情，而且平添了一层龌龊。

我转身走出连部，司马也跟我一起出来了。

黑夜冰凉寂寞。我们默默地走着，雪在脚下咔嚓咔嚓地响，我脑子里一团糟。猛然想起一次潘姐说有人在值班室的炕洞子里发现了一个装得满满的、还没冻结实的避孕套。他俩“去一块儿”？指导员和柳云琴？我的天！

“怎么办？”我打破了沉默。

“这事儿你跟谁都别说。”司马回答，“由我来处理。”

“嗯。”

闷了一冬天，我本来想晚上能跟司马好好聊聊，开开心。我觉得司马也挺想跟我聊天的，可好好的一晚上让柳云琴给搅和了。后悔没受过骂街的训练，不然可以畅快淋漓地骂她个狗血喷头，我愤愤地想：哼，好一个没脸没皮的正人君子！

联想起宫苹那次锁门的事，我真有些怀疑自己也是个丧门星，真的是“没眼力见儿”。

回到宿舍柳云琴已经钻被窝了，被子捂在头上严严实实的。第二天早上，她的两个眼睛肿肿的，睡在她旁边的小李子关切地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只摇摇头。屋里其他人也注意到平时一睁眼就咋咋呼呼的柳云琴，今天灰溜溜得不对头。有人询问地看着我，我明知道她们觉得我应该关心关心柳云琴，我们毕竟是同学，可我在心里生气地说：看什么看，我与她无干。

第三天，柳云琴回北京了，这是她来到连队以后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在此以前，她老是摆出一副高姿态说连队就是她的家，大家都回自己的小家探亲了，连队这个大家的工作总得有人做吧。

柳云琴前脚还没跨出二十一连的地界，人们就在她背后冷嘲热讽地哄起来：闹了半天，整那啥事儿的是他俩，怪不得又是入党又是当排副又是不回家的？装得人模狗样的。也就仗着指导员媳妇傻，搁着别的老娘们儿，还不得给她放血？

没等我再有机会单独跟司马聊天，他也回家探亲去了。

场院上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交头接耳，半天不出活儿。这些人回到宿舍，积极主动地把从场院听来的关于指导员怎么跟柳云琴好起来的，为什么跟她好，哪些地方发现了使用过的避孕套以及为什么他们俩突然站出来承认错误之类的“新闻”“传达”给没在场院干活的人。

我听到几个不同版本的“新闻”，着实钦佩人们想象力的丰富。也许恰恰是因为版本不同，人们更热衷于把这件事翻来复去地补充、推敲、求证。这是二十一连有史以来火势最旺、最够刺激的绯闻，它大大地满足了人们对这种新闻津津乐道的本性。

好不容易等到司马回来，我问他：“怎么连里的人那么快就全知道指导员跟柳云琴的事儿了？我可跟谁都没说过。”

司马说：“还没等我吭气儿呢，老贺就召集了紧急党员会。他和小柳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态度挺端正的，然后他俩自己上团里要求受处分。”

“哈哈，原来党支部是堵大窟窿小眼儿的墙，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人留。”

“咱们俩就别火上浇油了，对谁都没好处，让这件事平息下去算了。”司马说。

“嗯。”

以我的性格，巴不得以胜利者的姿态让大家都知道，是我和司马踢倒了指导员和柳云琴的密门，把这两个伪君子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没这么做并不是怕引火烧身，被人追踪前因后果，也不是不想在人们对柳云琴的斥责里得到满足，而是因为我答应了司马对这件事保密。现在我和司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这个秘密把我们俩拉得很近，近得使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

当然，我还很清楚司马的担心。如果连里的人们知道是我们俩在连部碰上指导员和柳云琴的，肯定会诱发疑惑：黑灯瞎火的，你俩上连部干什么？然后，各种各样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就会在连队里流传开来。司马是排干部，在这个没风都有浪，没阳光也有影子的小世界里，他不能不在乎自己的名誉。

我跟潘姐说起党支部的人传话的事，潘姐说：“你忘啦？老贺老爱在大会上叫老职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要彻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一听‘枕边话儿’就光热心自己的自留地了。其实，‘枕边话儿’哪儿就光是关于自留地呀，内容丰富着呐。”

“难怪家属们老是最先知道最新消息！”我茅塞顿开。

 

因为老贺和柳云琴主动承认错误，态度诚恳，团党委里决定从轻处理，只给了他们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贺长江带着憨媳妇到十连去当统计了。两个星期以后，柳云琴从北京一回来就直接到一个条件艰苦的新建连报到去了，她留在二十一连的行李是老钱赶车送去的。

贺长江走后，连排班干部做了一系列的调整。老刁任二十一连的指导员，司马任副连长，沈彩云任大地排排长，潘淑英任班长，陈晓辰任文书。

我专门上了趟团部，见到宫苹，劈头叫着说：“嗨，柳云琴出事儿啦。”

我把事情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

“太不可思议了。”宫苹的语气不无惋惜。

我气愤：“一句‘不可思议’就完啦？我可领教了什么是说一套做一套了。柳云琴真不要脸！”

“柳云琴这次是不对，可是你为什么老是对她成见那么大？”宫苹问。

“因为她对你有成见。”我哼哼地为宫苹打抱不平。

宫苹说：“她受过伤害。”

“你伤害她啦？”宫苹对柳云琴的态度永远让我费解。

“不是那回事儿。咳，跟你说不清楚。算了，不提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