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古巴

作者： 罗伯特·曼宁（美）

 

在哈瓦那海港的船坞，时间的流逝侵蚀着一条倔强的废船。船上发动机和昂贵的钓具早已不在，但船尾“皮拉号”褪了色的字母仍然可见。玛丽·海明威说：“皮拉号不该由别人去驾驶。”她曾希望将“皮拉号”拖到海上，深深地沉没在科希马尔港湾——那个独自在墨西哥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的老人遭受最后一击的地方。然而古巴政府繁琐的手续导致皮拉号只能在加勒比太阳下腐损。

距离哈瓦那十英里的圣佛朗西斯科·德帕拉村是海明威生活了多年，他称之为“瞭望山庄”的家外之家。山庄有一幢石灰岩别墅、十三英亩的香蕉树、热带灌木和休闲花园，景观与1960年他与妻子离开这里回到美国时相差无几。如今，古巴政府已将其开放成博物馆。在博物馆工作的古巴人依然生活在那里，照料“爸爸”的山庄和别墅。他们指给游客“爸爸”的游泳池、他写作的卧室、还有那座白色的塔楼。“爸爸”曾在那儿写作或居高临下地凝视延展开去的哈瓦那。

我们这一代曾几何人没有被作家海明威而感动，没有为传奇制造者海明威而着迷？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这样描述他：“二十岁之前退伍；二十五岁走红；三十岁成为大师。”在人行道酒吧餐桌旁任心情被染成酒色、在左岸夜总会夜晚的喧嚣中沉湎；在雨中独自行走回家的路；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谈论死亡及其场景；在坦噶尼喀绿色的山中涉猎；在威尼斯沼泽地打鸭子；参与并书写两场世界大战；在基韦斯特和哈瓦那恋爱、饮酒、钓鱼。或大摇大摆地走进纽约图茨·绍尔餐馆；或登上《生活》杂志的封面；或接受《纽约客》的莉莲·罗斯采访时讲没有动词的乔克托语。

待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海明威时，他已达到声誉的巅峰——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他也在进入生命的黄昏。他五十五岁，但显得老的多。他在养伤——肾破裂，头骨破裂、两处脊椎压缩性骨折和一处脊椎破裂以及严重烧伤。这些都是前一个冬天，他的飞机在乌干达丛林中坠毁时受的伤。这些伤加上他头部有六个伤痕、身体里有200多弹片疤痕、一个完全劳损的膝盖骨、脚手和腹股沟的旧伤使他放慢了节奏。轻松舒适的古巴别墅已经变得比他所拥有的任何地方更是家，开皮拉号出海成了他去国外冒险的替代。

在圣佛朗西斯科·德帕拉和纽约之间的电话中，海明威同意了接受有关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访谈。其实，开始他有些抵触。这是因为我那时兼职的杂志社新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威廉·福克纳的渗透性文章。“你们把他劈砍得体无完肤，”海明威说。“哪里，那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回答。“如果福克纳跟笔家见过面，会更好一些。”

“你这借口不怎么样，”海明威说。然后他却自己想出一个借口——访客的到来是个开皮拉号出海钓鱼的机会——他被强制空闲在家太久了。“带件厚毛衣，咱们把船开出去，”他说。“我就跟玛丽说，你到这儿来准备把我剁成肉泥喂威廉·福克纳。”

一位在海明威的山庄长大名叫勒内的英俊年轻的古巴人全方位为他服务——勤杂、司机、管家样样都干。他到哈瓦那机场接我，帮我取了行李。行李里有一批最新留声机唱片。外加最后一分钟，玛琳·黛德丽听说有人要去古巴去看她的老朋友，托我给他带的一张她最近发布的唱片，叫做“摇、晃、滚”，这张唱片有可能被模糊地认为是时下流行的摇滚乐在进化过程中的爪哇文物。海明威调侃地说：“典型的德国佬音乐。”于他，情绪比音乐本身更吸引人。

尽管看到过关于海明威是个高个子大块头的描述和照片心里有所准备，但见到他本人时的第一个印象仍然是他的个头。他光着脚和腿，只穿了一条宽松的卡其布短裤和一件格子运动衫，上衣的下摆随意地从裤腰间翻出来。他戴着一副圆形的银边眼镜，稍稍眯起眼睛，透过他修剪齐整的白胡子给了我一个试探性的微笑，那种瞬间即可变成嘲笑或愤怒的笑。闲赋在家使他的腹部隆起，他那时候的体重怎么也得有100公斤左右。他宽阔魁梧的肩膀框架依然壮实有力，二头肌和腿肚子像美式足球后卫的那样强健。

“喝酒吗，你？”海明威问。我的欣然答复让他开心，微笑变成开怀大笑。他叫勒内调马提尼酒，对我说：“谢天谢地你是个喝酒的人。答应你来这儿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前段时间有个不喝酒的摄影师在这儿待了三天，他是我见过的最残忍的人，全世界最残忍的人。他让我们一连气在太阳底下站好几个小时，他还竟然不喝酒。”他小心翼翼地在一张大椅子上坐下。椅子的背面、侧面和底部都用大本的画册垫着，以支撑他受伤的腰背。

海明威抿着酒，说：“好，你要是听见我说话只用单音节的字或没有动词句子，你得告诉我，因为我从来不那么说话。她（指莉莲·罗斯）告诉我说，她想写一篇颂扬海明威的文章。那是我同意在纽约见她的时候她说的。”他大笑起来。“我认识她好长时间了，她写第一篇关于西德尼·富兰克林的重作的时候我帮过她。”

“今天晚上就开始访谈吧，”海明威说。“因为我晚上从来不工作。夜间思考和日间思考区别很大。晚上的想法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反正我晚上做的工作白天总得重做。所以咱们聊天吧。说话的时候，只是说说而已，可是一旦写，我就必须出好产品。”

客厅大约15米长，天花板很高，白熠熠的墙壁衬托出海明威少而精的美术作品——包括一幅米罗，两幅胡里·格里斯，一幅克利，一幅布拉克（之后被盗）和五幅安德烈·马森，以及从非洲狩猎之旅带回的战利品——兽头。在另一个房间，靠近铺着大块瓷砖地的餐厅入口，挂着一张油画，画中三十多岁的海明威穿着一件飘逸开领白衬衫。海明威说：“这是张老画像。瓦尔多·皮尔斯画的我，命名为“年轻的巴尔扎克”。玛丽喜欢，就挂这儿了。”

他揉了揉紧密卷曲的白胡子，解释说，如果不蓄须，在太阳底下呆的时间长了，他会有皮肤过敏。“不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会把这劳什子剪掉，免得跟圣诞老人争宠。”他说，“要是我躲上俩礼拜不见太阳，也许就可以不蓄须了。但愿如此吧。”

客厅的一个大角落里立着一个差不多2米高的架子，里面是数十种来自美国、伦敦和巴黎的报刊杂志。另外，窗台和桌子上堆放着一摞一摞的书籍，然后形成一条线路通向隔壁的两个大房间。一间是9x6平米的图书馆，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因塞满了书籍而微微下垂。另一间是海明威大而拥挤的卧室兼书房，不同阶段需要关注或疏忽的信函比比皆是。有摞得整整齐齐的信件和贴好邮票的回复；有几个大纸箱装着满得冒顶的打开过的信件，大概是读过了，有待归档；还有两个文件柜，其中的奥秘可能只有那些需要时海明威夫妇会从哈瓦那雇来连续工作一两天的兼职速记员最了解。还有一张偌大的狮子皮，在它张开的嘴里，有大约6个信件和一对马尼拉纸信封。海明威解释说：“这里面都是急件。”

别墅里可谓书满为患。玛丽·海明威的卧室里有差不多400册，包括二十本食谱；大客厅里500多册，大多是小说，历史和音乐；铺着优雅瓷砖被称为威尼斯式房间里300多册，大部分是法国的历史和小说；图书馆高大的书架上近2000册，仔细分类为历史、军事、传记、地理、自然史、小说以及大量地图；海明威的卧室里900册，主要是军事手册和教科书、西班牙文历史和地理学以及体育运动书籍。他还在瞭望塔里备有400册，其中包括他自己作品的外文版；山庄的客房里也书籍泛滥，书架上大约有700册、桌上也堆满了书。所有这些书籍，包括海明威的许多同时代人的亲笔签名作品，都被卡斯特罗政权扣留在别墅，海明威夫人只得以取走一些绘画和个人物品。

厨房传来预备晚餐的声响和气味。勒内从酒窖里取出两瓶上好的波尔多酒——酒窖随时从法国和意大利补充好酒。夜晚的声息荡漾在温暖的热带户外。远处有狗叫。别墅附近，猫头鹰开始一顿一顿地尖叫。“烦人的猫头鹰，”海明威说。 “整晚地这么叫。他住在这儿比我们时间还长。”

“我很推崇写作，”他突然说。“对作者则不然，除非是作为写作必用的工具。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退出生活，或由于某些缺点被强迫退出生活，他作品就会有萎缩的趋向，就像人的肢体不用就会萎缩一样。

“我不是主张大家都去过艰苦的生活，也不是说听从磨难的使唤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任何幸运或不幸成为运动员的人都必须保持最佳身体状态。人的身心紧密协调，身体的肥胖会导致心灵的肥胖，我甚至想说，它会导致灵魂的肥胖。可惜我对灵魂这东西一无所知。”他停下来，沉思着，好像在琢磨他自己周身的疼痛，肚子渐大，血压太高还有长久不用的肌肉。“话说又回来，每个人都得经历肥胖或消瘦这个过程，我猜想两个一样糟糕。”

他一直在读医书，书上说适用于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或治疗方案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人。“这些东西，其实，好多年前那些做谚语的人就知道了。但是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运动；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受酒精的影响；有些人比其他人能够以多种方式对付更多的磨难。

“以普里莫·卡尔内来为例，现在他倒是还行，可是过去他的身躯太过高大，可笨拙得够惨的。比方说，汤姆·沃尔夫，大炮筒子，此君无论如何管不住他的所思所言。还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点酒量也没有。”他指着沙发，说，“要是斯科特现在在这儿跟咱们一起喝酒，玛丽叫吃晚饭，斯科特倒是能站起来，但是可能马上就摊在地上。酒精对他就是毒药。因为这些弱点，他们便得到同情和青睐，这是那些没有这类缺陷的人得不到的。”

当然了，海明威成年后很大部分时候是个顶级酒徒但并不醉酒。但他在这方面不像传说中那么随心所欲，他实际上很自律。工作紧张的时候，除了吃饭时喝一两杯葡萄酒外，通常滴酒不沾。他黎明时分起身，到早上十点或十一点钟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写作。其他人还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开始放松了。

跟他早年写作时一样，海明威晚年写作进展极其缓慢。大多数时候，他是用手写，一般是站在卧室的书柜跟前。有时候也用打字机（“以求跟上对话的速度”）。多年来，他仔细记录每天的工作进展。除了偶尔需要处理与写作无关的事宜，他每天写大约400到700字。玛丽·海明威记得他很少有超过1000字的时候。他从未认为写作是件即快又轻松的事。他说，“我总是感到疼痛。”

海明威对年轻作家和某些老作家抱有浓厚兴趣并慷慨相助，但他在《流动的盛宴》（写于1957-1959年，1961年春季的完成）一书流露出一种对他同时代文学家的声誉异常且颇不体面的嘲贬。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T. S. 艾略特，更别说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詹姆斯·古德·科森斯和其他一些人。只要提起这些人的名字他总得有那么一两句带刺的话。至于批评家，他说，“我总觉得现在写作与评论之间有一种抗衡，而不是互相帮助。当下的作家真不能从评论家那里学到什么。评论家应该去对付过世了的作家。活着的作家倒是可以从死去了的作家那学到很多东西。”

海明威认为，小说的虚构应该在建于有认知的基础之上。“有认知的虚构意味着你的作品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内在的自动垃圾探测器，还得准备一个手把钻头，以防机器发生故障。要想写作，你必须找到那些于你有害的因素。快速地了解有害的，然后你再去学什么对你有好处。”

什么是有害因素？“咱们拿疾病打比方吧。疾病对人来说都是不好的，当然了，我出生在发明抗生素之前，......拿《大天空》[A.B. 格里里所著]来说吧，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本很好书。尤其是对疾病的描写，他描写性病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海明威笑了。

“再说创作吧。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写的两三个情节，可是我并不知道整个故事。”他犹豫了一下，手稍微动了动用以填补话语的间隙。“在那条大鱼嗅到饵料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它会不会咬钩。但我必须得写下去，在我的知识范畴内虚构故事情节。你得拒绝所有假的和不完全真实的东西。写《丧钟为谁而鸣》和《永别了，武器》我都不确定故事会怎么发展，都是虚构的。”

1953年出版的菲利普·杨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传》将海明威的灵感或“虚构”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要是没看过那本书，甭劳神,”海明威主动说。“要是有人说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某些痛苦的经历造成的，你会怎么想？知道吗，杨有他自己的理论，就像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床，他必须把我修理得能适合于那张床。”

晚餐时，海明威继续谈论写作风格和技巧。他认为太多的当代作家因运用比喻成瘾而自败。“把事先想好的比喻硬塞到作品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他挥了手里的法国面包。“就跟葡萄干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葡萄干面包还行，可是白面包更好。

他提到他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大意是：圣地亚哥并不孤独，他有他的朋友和敌人——海洋和海里的生物，其中有他的所爱和所恨。他热爱大海，但是大海却像是个诱人的妓女。这些，书里都描述得一清二楚。他试图把故事中的一切展现得真实：小男孩、海洋、马林和鲨鱼——希望每个角色都包含多种意味。这样一来，故事的一部分就变成了比喻，但并不是事先就都设计好塞到故事里的。

是夜，山庄的主与客都在猫头鹰烦人的叫声睡去。翌日黎明，我被热带鸟鸣唤醒，这天阳光明媚。这是海明威在非洲飞机坠毁以前首次开皮拉号垂钓之旅。六点三十分，他已经弓着身子开始读《纽约时报》了，穿着昨天那条短裤和运动衫，赤着脚。他和玛丽每天要读六种不同的报刊。留声机放着斯卡拉蒂、贝多芬、奥斯卡·彼得森和翻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28年的歌曲。

海明威时不时地往嘴里放片药。他说：“自从飞机坠毁，我吃的药太多了，要不隔开点吃，它们非得打起来不可。”

在我们用早餐的同时，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花发加那利岛民忙着准备将在海上度过一整天的船。他是皮拉号的大副、厨师、看守和调酒师。九点来钟，他的年轻的侄子帮着他给船加好了油，备了啤酒、威士忌酒、葡萄酒和一瓶龙舌兰酒、新鲜的青檬和海鲜午餐食品。驶出哈瓦那港的时候，格雷戈里奥掌舵、年轻人准备好深海钓鱼竿，卷轴和新鲜的饵鱼。海明威向我介绍当地的地标，并愉快地向周围出海的船只招手致意。那些船上的人们也会向他挥臂，偶尔有人会向“爸爸”问好。他兴奋地嗅着海洋的气息，探身窥视前方墨西哥湾流的黑线。他说，“看鸟就知道鱼群是不是浮上来了。”

玛丽·海明威不能来，她得留在家和进城办事。因为许久没有出海钓鱼的快乐，她同意让海明威出海，但由于海明威的健康，她叫海明威承诺早些回港。他向她保证会悠着劲并早早归来，打个盹，然后她一起去参加他们赞助的艺术展览。因此，他想快些到达捕钓佳域。格雷戈里奥开足马力把船驶到科希马尔的湾流。船上敞篷客舱有两张垫了衬垫的床，海明威在其中一张躺下放松。

“这片海真好，我太需要它了。”他指向大海。“海洋是最后一个自由的地方。连非洲都快完蛋了，战争不断，得打很长很长时间。”

皮拉号上安装了四根鱼竿，两根装在高得像天线的支架上，两根在船尾的座位旁边。海明威指挥格雷戈里奥和年轻人将两条活鱼穿在鱼钩上，另外两根竿用的是人造诱饵。一只军舰鸟懒洋洋地在海面滑翔表明了那里有鱼群迹象。一小时之内，皮拉号便有了收获，两条金枪鱼摇动了舷外支架上的鱼竿。回港以前，一群群的金枪鱼和海豚先后来到，既给我们时间捕钓，也给我们时间在加勒比阳光下愉快地喝酒、闲聊、谈话。这是好几个月以来最好的钓鱼日之一。

海明威情绪多变，时而郁郁时而却又像个孩子似地为一条金枪鱼咬钩或是钩住一条金蓝色的海豚而大呼小叫。有时候，他仿佛无视身上的伤痛，用手臂将自己撑起来，在飞桥甲板上开一会儿皮拉号。谈话中，海明威很少讲到当下，只字未提未来，主要说的是以前的事情。

他想起当年斯克里布纳给他寄去的《丧钟为谁敲响》的长条校样。“我记得，我九十个小时没离开酒店房间，看完以后，我觉得字体太小了，没人会买字体这么小的书。其实是我把眼睛看坏了。手稿改了又改还是不满意。我跟马克斯·帕金斯说字体太小，他说要是书出来以后我还觉得太小，他就全部重印。那得多贵呀。你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马克斯一点儿没错，字体并不小。

“你有没有回头再去看你自己写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的，”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挺会写的是件很受用的事。”

“你有没有感觉你写过的书要是重新写你会写得不一样？”

“还没有。

他说，纽约“是一个非常违背人性的地方，我以前就不爱住那儿，现在连去那儿玩都没兴趣。马克斯死了，格兰尼·赖斯也死了。他是一个很棒的人，过去我们老爱上布朗克斯动物园去看动物。”

他说基韦斯特三十年代前期很不错。“那儿有个拳击手，他有一只眼睛毁了，但他还是个很厉害的拳击手。他决定再次出山，叫我帮他作营销。他还叫我每周比赛给他当裁判。我告诉他，“我不干。”他不应该再上拳击台了。一旦对方知道他有一只坏眼睛就会把他另一眼也捅瞎，然后打他个落花流水。

“那家伙说，‘别处来的拳击手不知道我的眼睛不好，此地的拳击手不敢捅我眼睛。’”

“所以我终于同意给他当裁判。你要知道这是在黑人区。他们当真就这么介绍我：‘今晚的裁判是闻名世界的百万富翁、运动家和花花公子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海明威咯咯地笑着说。“花花公子是他们认为可以给予一个男人的最高的桂冠。”他又笑起来。“我都有过这样的喝彩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怎么可能感动我？”

站在飞桥上的格雷戈里奥时常发出兴奋喊叫，打断谈话。“有鱼！‘爸爸’，有鱼！”支架上的钓鱼线猛地向下一沉，卷轴开始嗡嗡地叫起来。“你去摇那个吧，”海明威会说。但经常是两根竿上同时咬钩，这时候，他跳过去摇一根竿，我则去摇另一根。

虽然他数百次地将鱼摇出海面，但是，每次看到一条颤抖的金枪鱼或是一只在天空衬托下的海豚的斜影，他仍然欣喜若狂。“啊，好美！多漂亮的鱼。好了，轻点摇，慢点，慢点，放松，放松。悠着点，就这样。慢慢地往上抬。好，现在加快速度。轻点！轻点！别太使劲，你会把它的嘴弄坏的。嘴坏了，钩子就掉了。”

等这一拨鱼群过去了，他会搜索海景寻找下一个好渔区。有一次，一个木箱漂浮在离我们的船不远的地方，他叫格雷戈里奥开过去，说：“咱们就在这儿。”他解释说，虾喜欢在漂浮的垃圾和海藻下躲避太阳，还有漂浮的海藻，海豚常被这种食物储存库吸引。就在艉杆的诱饵经过那木箱的一瞬，一只海豚被撞上并钩住。我们把垂钓海豚的重型玻璃鱼竿插在围绕在臀部的皮革条支架中把海豚摇上来。

他形容钓鱼就像是形容写一个英文句子。“如何去做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凭空而来的概念，而只是完成应该做的事情。眼下是要把鱼钓上来。把这件事做得漂亮或完美只是附带的。”

海明威只写过《第五纵队》一个剧本。为什么没写其它的？

他说：“剧本这东西，拍戏的时候，你得在那儿看着，因为为了迎合商业需要，他们老想把剧本改来改去的。我不爱待这么久，写完我就想回家洗澡。”

他随手拿起一本詹姆斯·乔伊斯，几乎是不经意地。“乔伊斯有次跟我说，他怕他的写作太中产了，他觉得也许他应该跟我似地出去走走，看看世界。他被束缚得很厉害：你知道，太太、工作、还有他的眼病。他太太说，是，这儿太舒服了。‘吉姆可以找个狩猎场去打狮子。’上狩猎场打狮子，简直是信口开河！”

“我们下饭馆或去酒吧喝酒，乔伊斯不是跟人争论就是打架。他连对方是谁都看不清楚。所以他老说，“去，海明威！你把他给收拾了！ “海明威停了一下。“现实中，名人并不都像书里写的那样。”

海明威对T. S. 艾略特不很推崇。他赞赏当时仍然被关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埃兹拉·庞德。“埃兹拉是个伟大的诗人，尽管他做了错事，他已经被惩罚得够厉害了。我认为应该让他到意大利去，在那儿写诗。在那儿，人们爱戴和理解他。他对艾略特是有恩德的。我参加过庞德和纳塔莉亚·巴尼成立的一个团体，为了帮艾略特辞退他的银行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地写诗。这个团体的名字就叫风雅才子。我记得，由于其他一些人赞助，艾略特确实摆脱了他的工作，给一个评论当编辑还自由自在地写诗歌。那个团体是庞德对所有艺术形式的慷慨和关注的典型例子，即便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亦或是他鼓励的人的可能将是他的竞争者。

“艾略特是诺贝尔奖的获胜者，可是我认为把这个奖给作为诗人的庞德也并不为过。庞德受到的惩罚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我相信时机已到，该让诗人们继续写诗。埃兹拉·庞德，不管他自己怎么想，并不是个像但丁那样伟大的诗人，但他，尽管有很多缺点，毕竟是个很了不起的诗人，”

黄昏来临时，皮拉号转向哈瓦那港，船长在飞桥上风度十足地掌舵。驾驶盘旁边的桃花心木的栏杆的支盘上摆着剩下的龙舌兰酒瓶和半个的青檬。海明威说：“这是避海蛇邪用的。”然后，他把酒瓶递给我，为顺利回港喝一口。

在码头，勒内报告说，那个画廊的开幕式推迟了。海明威喜出望外。“现在我们可以放松啦。睡它一觉。出去玩了好一天，太累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睡一会儿。

海明威回到家时, 海明威的精神状态减轻了太太对他运动过量的担忧。她端上热腾腾的牡蛎汤。海明威提前喝了睡前酒，带着满身愉快的疲惫在大扶手椅上坐下开始谈论他最近读过的书。他正在读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但不喜欢这本书。他说，“工作的时候，为了分散注意力而读书，所以总倾向于对他人的写作判断有误。”他认为贝娄早期的那本《晃来晃去的人》写得好得多。

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战后作家之一是约翰·霍恩·伯恩斯。他写了《画廊》和另外两本小说。之后，他在1953年过世，疑是自杀。“这家伙写了一本好书，然后写了一本关于贵族学校的臭书，然后就一枪把自己给解决了。”海明威思忖着，加了一个手势，似乎是问，你怎么解释这种事情？他呆呆地凝着神，看上去很累，很伤感。

“你知道，”他说，“我父亲就是用枪自杀的。

我们沉默着。我常听人说海明威从来不跟人提起他父亲自杀的事。

“你觉得有这样做得很有勇气吗？”我问。

海明威咬着嘴唇摇了摇头。“不，每个人都有权利自杀。但这里面有一定的自负和一定得无视他人。”他拿起一摞书，以此结束这个话题。“关灯之前，你可以浏览一下这几本书。” P.H. 纽比的《撤退》、麦克斯·柏金斯的信件选集、弗雷德里克·查普曼的《中性的丛林》和马尔科姆·考利的《文学现状》。

第二天早上七点，一群狗在山庄客房附近的院子里狂吠不停。勒内已经到镇上取了信件邮报回来。海明威穿着破烂的睡袍和旧拖鞋已经看了一半《泰晤士报》。

“昨天晚上你把考利的书看完了吗？”他问。“写得很好，我觉得。我从来没意识到作家在生活上有那么拮据，像马尔科姆所说的那样。”

他回想起早年在巴黎。“对我来说，那种处境并没有那么难。虽然不容易，但是我很开心。我有工作，能瞻养老婆孩子。我记得，每天早上去市场，给邦比买牛奶什么的[他的第一个儿子约翰]。他妈妈得睡觉。”唯恐他的话听上去带有贬义，他补充说：“你知道的，这是优秀女性的特征。睡眠充足她们才是美好的。”

海明威在巴黎日常的另一部分是每天去体育馆挣钱。他给拳击手当陪练。薪水每小时两美元。“那可是不老少钱。而且我没怎么被伤着。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不挑衅拳击手，躲避挨拳。反正他们还有好多别的陪练。”

他从一沓十五封信里拿起一个信封，打开。这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个高中英语教师写的。信中抱怨说她的学生很少阅读优秀文学作品。他们依靠电影、电视和广播的“知识”。为了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她写道，她给他们讲海明威的冒险，并鼓励他们阅读他的作品。她总结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是十年级学生的老师。我觉得你若知道是会高兴的。”可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沮丧：“如果孩子们不读书，这是很糟糕的事。”

第二次垂钓比第一次收获更丰。捕到的鱼不如上次多，但是其中有两条小马林鱼，一条大约八十磅，另外那条大约八十五磅。两条同时咬钩。海明威那条掌控有效。可第二条花费了本业余垂钓人不少汗水和痛苦，既受到揶揄又得到祝贺。那天由于玛丽·海明威在场，船上气氛活跃。海明威的第四任太太是个阳光、大方、精力充沛的女性。她不但精心照顾海明威，能预料他的心情和需求，并且乐于充当一个慷慨女主人，婉转地避开那些对海明威来说耗时的应酬和利用海明威的慷慨的要求。不仅如此，她分享他的爱好和广泛的兴趣——书籍、谈话、旅游、钓鱼、射击——这是海明威生活的核心。他们的婚姻显然是他最后十五年生活及个人关系的中心。

海明威高兴地看着那对马林。“恢复正常捕钓了。”说着，他给了玛丽一个拥抱。“值得庆祝，”玛丽说。

“下一站佛罗里提他，”海明威说。

佛罗里提他之前是哈瓦那舒适低劣的沙龙之一。那里的饭菜便宜可口，酒水充足。这时候业已时尚繁华，用红绒装饰得富丽堂皇，甚至用一条天鹅绒带子将餐厅和酒吧隔开。其声誉一部分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在这里常可见海明威的身影，甚至可以和“爸爸”海明威一起喝酒。“装潢很糟，”海明威说，“但这儿有一如既往的好酒。”

佛罗里提他在海明威的生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我不在美国，”他解释说，“并不意味着我与母语甚至美国分离。任何时候到佛罗里提他来，我都会遇到从美国各地来的美国人。这儿比纽约离美国更近。你来这喝上一两杯，就能看见到处来的人。我住在古巴，因为我喜欢古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别的地方，而且因为我在这儿能安心写作。我要是想到人堆里去，只要进城，就能看见空军、海军，那些我在过去战争中所了解的人。以前在基韦斯特，我能躲开人，但后来不行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跑到这儿来，躲在安泊斯姆都司酒店写。”

佛罗里提他的吧台柜很拥挤，但几个客人坐在长期以来被老板指定为“爸爸角”的座位移开。“‘爸爸’你好”声四起，握手一圈停当，海明威要了三杯“爸爸双料”。调酒师麻利地做好三大杯代基里酒。按照佛罗里提他的调酒法，酒里用的是西柚汁而不是柠檬汁或青檬汁。那时候，“爸爸双料”卖得很俏，价格1.25美元，便宜得很。

两名美国航母的水手鼓起勇气过来要求签名。“我读了你写得所有的书，”其中一个说。

“你呢？”海明威问另一个。

“我不太看书，”年轻的水手说。

“那你现在开始看吧，”海明威说。

佛罗里提他的老板走过来拥抱了海明威，说他们正在安装一个现代男洗手间。海明威悲伤地回答，所有的好东西都成为过去了。“后面有个老式茅房，”他说，“让你想喊：全世界茅房联合起来，除去锁链，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有机会在古巴和纽约与海明威接触，我们还通过信——瞭望山庄、或是西班牙、或是法国、或是秘鲁。他和好莱坞团组一起去秘鲁钓鱼，制作《老人与海》的电影。他寄给我的秘鲁明信片上写着：“治愈我的腰的脊椎按摩师”，明信片的照片是他和一条他在布兰科钓到的巨大的马林。

纽约似乎没什么可吸引海明威的，他去纽约次数越来越少。以前，白天和晚上他都喜欢去图斯疏雅斯饭店或餐厅21，他后来通常是情愿跟几个老朋友见见面，然后在酒店套房用餐。他的身体没有恢复到之前的健康。他的体重、血压和节食方面都不理想。他仍然在工作，《流动的盛宴》就是那时候的成品。（他还写了什么尚不清楚。海明威夫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连同海明威授权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和他的老朋友马尔科姆·考利一起正在筛选一大堆手稿，其中有几个短篇小说，几首诗，一些小说的片段，以及至少一本完稿的关于海洋的长篇小说——陆，海，空三部曲的一部分。）

他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故土（这个词可能应该双关理解）的好奇从未泯灭。还有就是他乐于谈论书籍和作家。

一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做了一个为时一小时的特辑节目，其中有许多海明威的老相识，包括一些不再是朋友的人，回忆海明威。西德尼·富兰克林的评论使他不悦。“我从来没有和富兰克林的斗牛队一起旅行过，”海明威说。“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是赞助过他一次，帮他在马德里斗牛，那时候，没有营销商愿意沾他，我给他出钱，为了让他不至于把身上的斗牛服都给当了。”节目中，马克斯·伊斯门又讲了一遍那次在斯克里布纳那儿他同海明威为海明威是否有胸毛的难忘的争论。海明威说：“这人有点滑稽。就跟曾经有个演单人脱口秀的人说他如何如何对付费城杰克·奥布莱恩似的。起码这次伊斯门让了步，原来的版本是他在一个角落里站在我的脑袋上，我发出刺耳的尖叫。”

海明威补充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从来没背叛过任何人，也没因为看见朋友或敌人吸毒而告发他们。

后来还有一次，一个神学院院长在《新共和国周刊》写了一篇题为《龌龊之秘》的文章。文中列出他认为是“肮脏”的作家，海明威名列前茅。一家新闻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海明威当时在西班牙，读罢此文，作为对院长先生的反驳，他作了一个简短幽默的讲座，阐明“龌龊”一词的真实含义，并且表明在军事上和戏剧界这是个荣誉词。海明威解释说，在进行特别危险的任务或面对死亡时，所有法国军官相互道别时并不是说，再见啦，伙计，祝你好运，或类似的话。他说：“写作中有时需要用过时的话或是脏话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个肮脏的作家。”他确实给那个院长写了一个脏字，但他并没把那张字条寄给院长，只不过出出气罢了。

海明威夫妇1960年7月离开古巴，前往基韦斯特。从那里，带着装满一火车车厢的行李去了纽约，在一个小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搬到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买下的新居，方便涉猎、垂钓、散步，这些都是这个出生在密西根州北部的男孩与生俱来的爱好。夏天，他去西班牙待了六周。在那儿，他跟随他的朋友奥尔多涅斯与其对手多米奇宁单独斗牛巡回赛，并写下《危险的夏天》。这是《生命》杂志约稿的斗牛篇。我的印象是他并不是很欣赏这两位斗牛士，但他没有直说过。那之后，他一直显得情绪忧郁，尽管在凯彻姆他显然一直在写作，直到他对自己开枪的那天。

重读海明威的笔记和信件，所见只能说是一瞥，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有可能认识他如此肤浅而且是他生命的晚期时段，使我更加难以理解他。

他的文风只可嘲仿不可模仿。有时候，他的所行所言故意掩盖他的潇洒和慷慨，以及他为别人提供的许多享受和热忱。他对待写作上的批评和竞争会极端敏感到记仇，但他又会嘲笑自己（他穿上战地记者制服时嘲弄自己的姓名）并且带着毫不掩饰的自豪感相信他完成了四十五年前在巴黎小阁楼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在他自己眼里，海明威是一个艺术家。在读者眼里，海明威是一种体验——一些虽小却深刻的徘徊不肯离去的记忆：

在纽约，一个安静的晚餐席间，一阵沉郁之后，他突然带着一丝惊讶说：“你知道，我认识的所有美丽的女人都在变老。”

在古巴，一个细雨朦胧的下午，他说：“如果我不是作家，那么我想做一个画家。”

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一家诊所，医生给他做了全身体检。他报告说：“一切正常”血压从250/125降至130/80，体重下降至175磅——对他的大骨骼来说偏低。他说，他的写作进度已经比预定计划晚了两个多月。这本书应该是秋季出版发行，当时正是1961年的秋季。

最后还有一张圣诞贺卡，写着：“咱们玩得很开心，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