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我手里攥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兴冲冲地跑去找老钱。进了院，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钱伯伯，钱伯伯！我妈来信了。”

虎子正在院子阴凉里打盹，闻声颠儿颠儿地跟在我后面跑进屋里。

老钱在烧火做饭。

“钱伯伯，先别做饭，看这个。”我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屋里，指着信上第一段，说，“您看，您快看。”

老钱不慌不忙地在炕沿上坐下，两手捧着信，读着，脸上没有表情。

我靠在他身边炕沿上，伸着脖子又把那一段关于中央即将给右派摘帽的最关键的字句仔细地看了一遍，兴奋地说：

“要平反了，要给您平反啦！”

老钱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没说话。捧着信的手慢慢地落在膝上。

“钱伯伯！”我禁不住抓住他的手臂摇了摇，像个小女孩跟爸爸撒娇一样。

他不动声色地把信还给我说：“不晓得这消息可靠不可靠？”

“可靠，肯定可靠。”我充满自信地说，“我妈不是那种什么都听什么都信的人，她可谨慎了。既然她说叫我给您通个信儿，她肯定核实过的，肯定没错儿。”

“……”

“到时候，咱们办好手续一块儿回北京。乌拉！”

我双手举在头上，雀跃欢呼着，在屋里转起圈儿来。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这么高兴过了。我心灵里紧闭的门窗终于开了一条缝儿，阳光穿过缝隙透进来，一颗希望的种子绝处逢生。

“你先别激动，听我说。”老钱冷静地说，“你的手续已经快办妥了，该走就走，不要耽搁。给几十万右派平反谈何容易！就是办手续恐怕都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另外，我这把老骨头，回北京还能干什么？”

站在老钱面前，我尴尬地意识到自己对他感受的忽视。他的心在发疼，疼得非常厉害，疼得使他窒息，疼得让他无法立即接受这突如其来好消息的刺激。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过早离去的蒋阿姨和钱薇，是他那不知去向的儿子。他心灵里那紧紧关闭的门窗没那么容易撬开，他千疮百孔的心难以被这迟来的消息激活。

想到这些年他经历的屈辱、痛苦、孤寂和无望，谁能弥补？拿什么弥补？我很悲伤：如此人生，如此命运，如此悲剧就发现在我身边。我很气愤：时光不能倒流，一纸平反抹不去老钱失去的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还不了他失去的家人；填不平他心里那个巨大的空洞。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本来，我是准备在翻开一本新日历的时候回到北京，可是不知老钱在场部使了什么招，九月初我的回城手续就办好了。像当年一窝蜂来到北大荒那样，没有什么繁文缛节，趋之若鹜，我又将跟在大家后面一窝蜂地去了。要走了，我却觉得恍然若失。在这之前，提到走，都是跟别人有关的事情，现在，队里的老职工、家属和剩下的知青已经在互相通告又一个告别者——我的名字了。就要离开了，我却不急着走，甚至不情愿走。

我每天到江边去，江水一如既往默默流淌，冷漠地面对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喜怒悲欢。在那片小树林里，我轮换着在司马和钱薇墓前呆呆地坐着。

早秋的风像司马的手，撩动着我两只齐肩的短辫。我扬起脸回味他的柔情，寻觅他的温存，可是什么也感觉不到。

小树林哗哗的声响仿佛钱薇喃喃的话语，咻咻不息，我费力去听，可辨不清钱薇说得是什么。

阴间与阳界、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不相通恐怕是人类最大的、最无奈的、最无法解脱的遗憾。

我告诉司马，我和钱薇有血缘关系。我想，得知这个秘密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告诉钱薇，她爸爸即将得到平反，回到祖国的心脏。我想，得知这个消息她也一定会十分欣慰。

我对司马说：再见了，我永远的挚爱。

我对钱薇说：再见了，我亲爱的姐妹。

到了九月中旬，我不能再赖下去了。

暑气已过，清晨是凉飕飕的。大地里一望无际、深绿色的大豆进入了最后的生长阶段。我坐在老钱的马车上，潘姐和秀莲坚持要送我去场部搭小客车，一边一个，像是押送我的差解。

好像回北京就不过日子了似的，我把铺盖、被子和冬装全都留给了秀莲，只带了个手提包、一个油桶和一个托上海知青在上海买的浅灰色的马桶包。手提包里装着用衣物裹着的五斤白糖和二十几斤去年的大豆，油桶里是秀莲给我带回家的几十个鸡蛋。马桶包里，宫苹送给我的红围巾里裹着一个装满了豆油的塑料油桶。

潘姐和秀莲跟老钱议论着今年大豆结荚密不密，籽粒饱满不饱满。老钱说他看过了，今年大豆收成不会差。潘姐说队里如果今年盈利多，多分点儿红，她得叫老刁带她回趟兴城。

进入场部家属区了，潘姐正没完没了地嘱咐我到家后给她报平安，老钱忽然示意她暂停，大广播里正在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一字一句，言之凿凿。

我和潘姐欢呼起来，秀莲先是一愣，然后也跟着拍手叫好。

老钱终于不再是政治的侏儒了，他又能直起腰来了，历史终于还他本来面目了。然而，他凄婉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当年，从革命群众到反革命分子只一步之遥，然而，从反革命队伍回到革命群众行列，这条路他走了整整二十年。这是多么艰难、多么坎坷、多么漫长、多么让人心碎的二十年啊，是啊，他能说什么呢？

我两手一撑车帮子，跳下车来喊着说：“钱伯伯，我不走了，等您办好手续，咱们一块儿走。”

家属区里一大群狗一齐跑过来朝我汪汪地叫，见我既不害怕，也没工夫搭理它们，便一个个悻悻地摇着尾巴懒散地走开了。

老钱吆喝着停住马车，厉声说：“那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今天必须走。”

我双手往怀里一揣，向后退着说：“不，我等您一块儿走。”

潘姐跳下车来劝我：“你放心走，俺家‘老大’不会耽误老钱头的事儿。”

“不，我要护送他回北京。”

“啥时候学会耍小孩子脾气啦？快，快，一会儿赶不上小客儿了。”潘姐提醒我。

秀莲也说：“快点儿，快点儿。误了小客，我看恁上哪旮睡觉去？”

我扑哧笑了，“上你们家呀，我铺盖卷儿在你们家呢。”

潘姐和秀莲连拖带拽地把我拉上马车。

柳云琴已经在客车站等着为我送行。

我不失时机地对柳云琴说：“怎么样，琴子？老钱自来就是个受害者。我的直觉没错吧？！现在你必须答应我，有工夫常替我去照看照看他。”

“没问题。你放心吧。”柳云琴满口应着。

我坐在小客车最后一排位子上，转过身向车窗外的老钱、潘姐、秀莲和柳云琴摇手再见。他们开始倒退、越来越远。我走了，钱薇，还有司马，永远永远永远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