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冬季与春夏秋三季一般长，近千垧小麦、玉米和大豆，从播种到收割大地里全部活计必须在五六个月的无霜期内完成。工作一环扣一环，紧紧凑凑，还没回过味儿来，秋收已经基本结束。

大地里的活计闲下来，大地排的任务主要是干一些打沙子、拉条子、给场院编草帘子之类的杂活。

彩云、潘姐和我跟老钱的马车打夜班。老钱是连里车老板中年龄最大的，可他跟别的车老板不一样。装车的时候，他总是跟我们一起干。沙坑离连队并不是很远，一个来回也就不到两个小时，一夜能拉好几趟，还能回连队吃夜班饭。

去沙坑的路上，彩云对我和潘姐说有人抱怨说我们吃完夜班饭，回宿舍休息时，动静太大，要我们注意点儿。老钱在一旁说，要是怕回宿舍打搅睡觉的人，可以上他家休息。不过这只是个建议，不用勉强。

到了沙坑，老钱避开，让我们商量。我和潘姐都说这是个好主意，彩云有些犹豫不决。潘姐宽慰彩云不用怕传染肺结核，老钱在这方面特注意。要是有危险，他不会叫我们去的。彩云说她不是怕传染，她是怕影响不好。

“你放心，上他家去的知青、老职工老多了，有人要找这茬儿，那可真是‘打击一大片’了。”

彩云还是不放心，“我们还是定个‘攻守同盟’吧，谁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是是，谨慎点儿没坏处。说好了，咱们跟谁都不许说。”我附和着彩云说。

走进老钱家，彩云说：“老钱，这儿的老职工里数你家最整洁。”

老钱笑着说：“小沈，谢谢你提拔我当职工。”

彩云不好意思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们就在这休息休息吧，到时间我叫你们。”说着，他走出房间。

彩云刚要说什么，潘姐拉了她一下，说：“没关系，他上后屋了。钱薇不在的时候，后屋空着。”说着，她向后一倒，身体往炕里头挪了挪，穿着鞋的脚搭在炕沿外面，“甭脱鞋了，就这么躺会儿吧。”

彩云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仰面躺在炕上，炕上暖暖的。

 

第二天，睡了一上午，休息得不错，吃午饭的时候，我想起秀莲生的大胖小子已经满月了。这一个月来，老孙脸上的麻子天天放着满足的光，该去看秀莲和孩子了。

秀莲家院子里地上摊着一大堆红绳子，绳子的一头在屋里，屋门敞开着，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屋子里洒满了阳光，并不觉得冷。秀莲坐在炕上一点一点地往屋里捯绳子。她身边熟睡的婴儿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小胖脸。

我新奇地问：“这是干吗呢？”

“俺回奶了。”秀莲说。

“什么？”

老孙在一旁解释，这两天，秀莲的奶水忽然没了。按当地人的说法，前几天来看他们娘儿俩的人里头有个脚底板子硬的人，走的时候把秀莲的奶给带走了。

我觉得可笑，问：“弄这玩意儿管用吗？”

老孙一本正经地说：“上次老郭媳妇用过这办法，她奶回来可快嘞。”

这无疑是迷信。看着老孙和秀莲那么诚心诚意地把希望寄托在这堆与人奶毫无干系的绳子上，我不忍心说让他们失望的话。我伸过手去，摸了摸婴儿嫩嫩的小脸，问：

“我能抱抱小宝贝儿吗？”

“中。”

老孙看着炕上的儿子，眼里含着将要溢出来的爱和喜悦。他把襁褓从炕上捧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我怀里那一刻，我心里倏地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从未感到过的爱，一种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做妈妈一定很幸福的憧憬。我低下头亲了亲婴儿的前额，浓重的奶味冲进鼻孔。我问：

“你们给咱小宝贝儿起个啥名儿？”

老孙说：“叫个‘昊’，上面一个日头的‘日’，下面一个‘天’字。”

“孙昊！”我说，“好响亮的名字。”

“是老钱头给起的，说是希望他的心胸像北大荒的天地一样宽广。”老孙虔诚地说。

我不由得感到一丝悲哀：不知道老钱是不是本来要给他自己的儿子起这个名字。“他来看过小孙昊吗？”我问道。

“没有。他说他是‘丧门星’——家里死的死病的病，他从来不串门子。”老孙回答，“其实，大家伙都不在乎。他来农场好多年了，在场部认识的人多，经常帮俺们办事。他的工资是城里干部待遇，谁家急着用钱，找老钱保管解决问题。夏收、秋收完后，拉麦秸、豆秸啥的，谁都要他拉的。老钱的车一点儿不虚法儿，装得结结实实的，比别人拉得能多烧好多天嘞。”

被幸运遗弃了的老钱受到老孙这样单纯善良淳朴的人的敬重是老钱不幸中的万幸。

老孙说：“人家是喝过洋墨水儿的知识分子，知书达礼见过大世面可一点儿架子都没有，跟咱们农民一样实在，真难得。就是命不好，媳妇死了，闺女病了，听说，生了个儿还让人领走了。”

我说：“他是希望他儿子有个好出身，不跟他过倒霉日子。”

老孙说：“俺给恁说这么一挡子事儿吧。那阵儿，乡里有红卫兵上俺村来造反，斗地主。一个小伙子可积极嘞，一巴掌把俺村那个地主婆打得趴在地上动不了窝，然后，一帮红卫兵又踢又踹，谁也不敢拉他们，直到地主婆咽气。后来，俺村人听说，第一个动手的小伙子是地主婆的儿。土改的时候把她的丈夫地主镇压了，她让人把儿子抱走的，就是怕她儿也被镇压。这事怪谁？说不清楚！”

“但愿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吧。”嘴上这么说，可我心里一点儿谱儿也没有。

老孙说：“啥是右派俺老百姓不懂。要是右派都是老钱这样的人，那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都是啥样儿的人呢？”

“好多当初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现在都成了走资派什么的，不是靠边站，就是进监狱，要不就是下放了或是遣回原籍了。按说，被坏人整了的人应该是好人了吧？可是右派还是右派，没人给被走资派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政治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负负不得正，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我稀里糊涂地说。

“俺不懂政治，可俺知道谁好谁坏。一来运动啥的，他们就开老钱的批判会，俺真个看不过去。”老孙忿忿不平地说。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心里强烈的共鸣。

让老孙一提头，我满脑子都是老钱和钱薇，跟柳云琴打架以后不久钱薇又去住院了。好几个月了，老钱总说她的病有好转，可就是不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绳子捯完了。老孙将绳子理好，说要马上给人送回去，也许还有人等着要用。他走了，留下我和秀莲，秀莲从我怀抱里接过小宝宝。

连里有人说秀莲嫁给老孙白瞎了，我从来没把那话当回事儿。现在坐在秀莲旁边，想起这话，我开始仔细地打量着秀莲。精明的秀莲二十出头，比老孙小十来岁，小巧玲珑的身段总是穿着整齐合身的衣服。她脸上线条柔和，五官匀称，红嘴唇，细皮嫩肤，人也大大方方的，很随和。老孙来北大荒也好几年了，可还是一身老家农民穿的对襟黑布衣裤，冬棉夏单永远如此。

“莲姐，你怎么跟上老孙的？”

秀莲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直言不讳地说：“他在这旮找不到媳妇。人给介绍了不少，一见面，就不干了。一个朋友出主意，说照片上看不出麻子。”说着，她自己嗤嗤地笑，“他照了相，寄到他亲戚家，跟俺一个村儿。俺老家可穷嘞，吃不上饭是经常的事儿。都说北大荒富裕，农场职工挣工资。俺寻思他长得不错，就答应下来了。在鹤岗下了火车，见到他，俺伤心死了。可是到这里以后，他待俺不错，有饱饭吃，这不又有了个儿，俺知足嘞。”

“老孙人是真不错，也算是你的福气。”

“可不是呗。人不可貌相，心地好是第一位。见天的有人惦着俺，有大白馒头吃，俺凭啥不知足？！”秀莲嬉笑说，“恁城里人是先恋爱后结婚，俺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

我趁机问：“你说说，恋爱是什么感觉？”

这种婚姻与恋爱的辩证法是我从未涉足的领域。尽管“自由恋爱”这个词儿处处可闻，但在我的印象中，男婚女嫁只是人类延续的一种手段，有那么点儿婚姻是必要的而恋爱则是奢侈品的意思。没有人告诉过我什么是恋爱，什么是婚姻，可从一开始发育，我却知道要掩盖自己身上女性的特征。社会风气和巷尾街头的碎语闲言教给我男女有别，尤其是女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检点。所以现在都快十八岁了，我对男女之间的事还一无所知。

年龄大些的青年有谈恋爱的，可他们怎么恋、怎么爱都超出我的想象力。潘姐跟老刁约会回来，有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有的时候心事重重地默不作声。有一次，潘姐回到宿舍说，她跟老刁在一台康拜因上面聊天，一对知青在康拜因下面聊天，他们互相开玩笑说以后做邻居。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柳云琴叫潘姐“别在宿舍里讲这种下流的事儿”，气得潘姐差点儿跟柳云琴动起手来。

国庆节前夕，潘姐高高兴兴地跟老刁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搬出宿舍的前一天晚上，她千叮咛万嘱咐地叫我一定要常去她家玩，可半夜里她却躲在被窝里唏唏嘘嘘地哭鼻子。我轻轻拉开她蒙在头上的被子问她怎么了，潘姐说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怎么了，只是觉得心里难受。我实在是猜不透，恋爱结婚，又笑又哭，到底是好是坏？是喜是悲？

秀莲说：“感觉不错呗。见天心里有一种他想着我、我想着他的喜悦。”

“说得还挺诗意的，还有呢？”

“还有，老想看着他、挨着他、摸摸他，还有去一块儿。”说完，秀莲不好意思地呵呵笑起来。

我傻傻地问：“去一块儿？上哪儿？”

“就是两口子去一块儿呗。”秀莲还在吃吃地笑。

虽然从秀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还是不追问下去得好，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唔”了一声。

“等恁结婚了就知道了。”

“我才不结婚呢。我反正知道，今生今世，我是个尼姑命。男的都那么……我说不上来，都好像……”我用手比画着说，“胳膊那么老粗，手那么老大，手指甲盖永远是黑的。干活一出汗，那味儿，熏天的臭，一个个粗了吧叽、脏了吧叽的。最受不了的是他们那副吃相，狼吞虎咽地吧哒嘴，饿极了，连死耗子肉都能往下咽。”

秀莲抿着嘴笑眯眯地不吱声。

“而且，你像我们女生，在宿舍里最闹腾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抱个暖壶比赛吃冰棍，或者抱个脸盆比赛吃冻梨什么的。不像他们男生，下个棋会急眼儿，说个笑话也会急眼儿；一急眼儿就打架，一打起来，屋里的人光在旁边观战，不但不劝还站脚助威。女生里头调皮点儿的，顶多上连队香瓜儿地摸个香瓜，上苞米地掰几穗儿老玉米，可他们男生干得都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一点儿道德都不讲。”

“说啥嘞？恁女的偷东西有道德？”

“你没听人说吗，‘连队就是我的家，连队有啥我有啥’？偷连队的东西不叫‘偷’。只不过，大家说顺口了，就都归到‘偷’里去了。他们男生可偷的是老职工家的鸡和狗，那可不就是没有道德了呗？”

偷玉米、香瓜和向日葵的事，庆庆带我干过。刚开始，我不乐意，她就是用这一套“偷”的哲学说服我的，我于是照猫画虎用来应付秀莲的单纯。

秀莲对我这套“偷”的哲学不感兴趣，说：“恁跟司马谈对象儿来，是吗？”

“啊？怎么可能的事儿？”我语无伦次，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为自己辩解。

“他们说，恁俩老上老钱家去约会。”

“瞎说！我一共去过老钱家三次。第一次是钱薇回来那天，他带我去看她；第二次你们家老孙在场；第三次是……”我打住话头，昨晚的事，说好了谁也不告诉的。

“这有啥可激动的？说真的，要是恁俩有那意思，挺般配的。”听秀莲的口气，她不但不反对，要是真没有这事，她倒要极力撮和了，“其实，要说不般配，最不般配的是你们北京的周玫和臧海凝。”

“啊？”

卫生员周玫是北京六七届高中生，小矮个，胸平屁股扁，毫无女性特征。她那张无形无状的脸上凸着两只金鱼眼睛，稀疏发黄的头发编成两条小手指粗的短辫，脸上皮肤粗糙得给人一种年纪轻轻就满脸横肉的感觉。冬天，棉帽子往头上一扣，就是个中性人。她是知青党员，围在指导员身边的“铁姑娘”之一。我既不生病也没泡病号的本事，跟她接触不多。她还是二十一连宣传报道组组长。据说“文革”前，她是个才女，光凭这一点，连里大多数知青对她就都挺尊重的。可听秀莲的口气，家属们似乎对她不太感冒。

秀莲说：“那个周玫长得不男不女、丑八怪似的。人都说，也不知道小臧看上她什么了。连长媳妇说，那天她抱孩子去卫生室打针，瞅见卫生室炕洞子里有个东西，她敢肯定是个那啥套。”

我说：“啥套儿？你今天怎么老说点子谁也听不懂的话呀？”

秀莲的河南话里夹着半生不熟的东北话说：“哎呀妈呀，恁咋啥都不知道嘞？”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还是傻乎乎地问：“套儿不套儿的跟臧海凝有什么关系呀？”

秀莲只管说：“一男一女老黏乎在一块儿，没关系也黏乎出关系了。”

我正要追问，秀莲怀里的孩子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她一边轻轻颠着孩子，一边熟练地解开上衣纽扣。“有了，有了。”她高兴地说，“有奶了。”

从秀莲家出来，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人本性好奇，爱捕风捉影，这也罢了。可我跟司马，根本就是没风没影的事，却被人嚼了舌头根子。生活中不顺心的事够多了，何必人为地制造烦恼？也不知道司马知道不知道这事？多别扭呵！至于，臧海凝跟周玫好，不可能，太不可能了！我屈指算了算，一个六七届高中生，一个六九届初中生，周玫比他大五岁呢。再说，一个才男一个才女，谈得来、有的聊再自然不过了。什么套儿不套儿的？肯定也是这帮老娘们儿无中生有编排出来的，还跟真的似的，我像挥手轰苍蝇一样把臧海凝跟周玫有暧昧关系的可能性轻而易举地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