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连出了现行反革命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团里派以贾参谋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二十一连来蹲点,调查臧海凝的反革命言行。
我被叫到连部,贾参谋长、指导员贺长江找我谈话,排长老刁和两位调查组成员也在座。
宫苹初到广播站时曾对我说,不知什么人借甲鱼谐音背后称之为“甲参”。当时,我自以为是地说,“管他“甲参”、“乙参”,爱惜才华就是“好参”。除了记得第一天到达北大荒,新知青分到各个连队的名单是贾参谋长向我们公布的,我对他毫无印象。后来得知,贾参谋长很关心宫苹,常去播音室视察工作,因为在那儿碰上过他两次。近距离接触过以后,觉得他平易近人,印象相当不错。
三十多岁的贾参谋长,称得上英姿勃勃:背直腰壮中等偏高的个子,军帽下露出些许少白的发根。一张窄长的脸,浓眉大眼,两个活络的眼珠子像一对不安宁的小蝌蚪。只不过,他薄唇小口有点儿包牙又没下巴,真有那么点儿乌龟头的意思。
这当儿,贾参谋长的“平易近人”荡然无存,他侧身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面,好像完全不记得曾经见过我:
“江瑞丽,你是从哪儿来的,啊?”口气、态度咄咄逼人。
“北京。”我怯怯地回答。
“哪年来的?”
“六九年。”还是怯怯地。
“是团员吗?”
我摇摇头,更加感到没底气。
“你跟臧海凝是同学?”
我又点点头,心跳骤然加快。
“接触多吗?”
“过去多一些,也不是很多。后来,就是……这几个月比较少。”我小心地回答。
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了,插话说:“江瑞丽,如果臧海凝跟你讲过什么反动言论,你要如实地向支部汇报,不要包庇反革命。”
没等我做出反应,贾参谋长瞥了指导员一眼,接着问我:“为什么你跟臧海凝过去接触多,后来不多了?‘过去’具体是什么时候?‘后来’具体是什么时候?”
“过去,就是刚来那会儿。后来,就是这一两年,尤其是这几个月。我……他……我们俩不说话了。”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同学关系。”
“同学关系为什么不说话?”
“没什么为什么,我们俩到一块儿老吵架,太没劲了。”
“吵架都是为了什么吵?”
我不明白贾参谋长放这么一条线想钓什么样的鱼,回答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臧海凝跟你讲过什么反革命言论?”指导员又耐不住了。
“他没跟我讲过反革命言论。”
“你跟老钱和他闺女是什么关系?”指导员突然问。
我毫无思想准备,强压心跳,“我跟老钱没关系,跟他闺女是同学关系。”
贾参谋长放下二郎腿,转过身,两个手臂放在办公桌上饶有兴趣地问:“老钱的闺女怎么跟你是同学?”显然他知道老钱是谁。
我如实回答:“钱薇没来北大荒之前,在北京跟我是同学。”
贾参谋长意味深长地说:“你的同学里很有些有意思的人啊。”
我做出一副不明白他意思的表情。
指导员说:“毛主席几十年前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检验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试金石就是看他能不能分清敌友,你早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目前出现的问题充分证明了,你,在思想觉悟上一向就是成问题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必须悬崖勒马,靠近组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看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最能分辨的。谁想怂恿、包庇坏人,谁企图蒙混过关都是不可能的。”
指导员两眼射出尖厉的光,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我尽量不看他。到连队好几年了,第一次单独被连队领导的探照灯照到就是这样一个下马威,这叫我充分地认识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权力与正义面前何等渺小、何等脆弱。我又快速地看了老刁一眼,他的脸色阴沉沉的,看不出在想什么。
贾参谋长总结性地说:“这样吧,你回去仔细回想回想,他都跟你说过些什么。等你想好了,连领导会再找你谈话。另外,你也得好好回忆回忆你在跟老钱和他闺女的接触中,他们跟你讲过什么反动言论,如实向组织上汇报。当然了,最好是:争取主动,书面揭发。”
“江瑞丽,你必须好好考虑,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你是采取积极配合组织还是顽固抗拒组织的态度,一步错步步错,能毁你一生。我相信你很清楚,抗拒党只有死路一条,后果自负。”指导员声色俱厉。
“去吧。”贾参谋长挥了一下手。
回到宿舍,彩云见我神情不对,悄悄问:“他们找你谈什么啦?”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心慌意乱地爬上炕,放下蚊帐,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转着指导员的一口一个朋友、敌人,革命、不革命;贾参谋长的一口一个汇报、揭发,还有他阴阳怪气的盘问。
我又没跟老钱这个“敌人”交朋友。尽管爸爸妈妈并不认为他是真正的敌人,他是个老头,又是长辈,我跟他没得聊,因而不可能成为朋友。再说,这里的人认为他是反革命,就凭这一点,我一直就很自觉地跟他划清了界线。
我承认对钱薇感情很深,可我跟潘姐、秀莲、司马他们这些出身好的人关系也不错呀。我平时挺努力改造世界观的——读毛选,背毛主席诗词,唱革命歌曲,干活也是有多少劲出多少力,比好些团员和贫下中农还自觉。
退一步说,即便我对出身不好的钱薇感情太深,思想改造时间要比别人长一点,也并不能说明我有反革命思想呀。我一点儿也不反对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我都不反对——没有理由反对,连想都没想过要反对。难道,没有反革命意识或企图的人也是反革命?
要说揭发臧海凝,我虽然恨他,但我不会落井下石。最主要的是,我得为自己留条后路。且不说,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把他那次跟我说的,关于“消除城乡差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即便我能够,也不会说出来,万一他们正好抓住把柄,说臧海凝跟我讲这些话证明了“臭鱼找烂虾”,用潘姐的话说是“苍蝇不找干净地儿”。我要是傻乎乎地揭发他,指导员完全可以,也非常有可能,借此机会拿我问罪,这岂不成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唉,这臧海凝,人的一生中两件最重要的事,都是沾了他搞坏的。我还是少说为佳吧。
至于老钱,都没怎么搭过腔,揭发无从谈起。
可是呀可是,听他们那口气,揭发不揭发,都是包庇坏人,包庇反革命,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我怎么办呀?连里那个七零年搞“一打三反”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本地青年至今还在监督劳动。他不是个特别能干的人,在大地里干活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从来没人帮他。饭车来了,他老是最后一个去拿饭。想起他那副灰溜溜的倒霉样儿就不寒而栗——济公一样破衣邋遢,人渣一样被人唾弃。
这天晚上,我盖着担忧、枕着恐惧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早上,我们班的任务是去十九连的水泡子打草。早上出发前,大家聚在宿舍门口磨刀。老刁来叫我,说有话要说。我看了彩云一眼,彩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是什么事。同班其他人,连同潘姐,用写满问号的目光送我跟在老刁后面走向宿舍侧面的房山头。不善言辞的老刁很少找排里的人谈话,一般有必要跟某人单独谈话,都是由八面玲珑的副排长司马出面。今天,老刁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拘谨。
转到房山头背人处,老刁站住脚,转过身说:“待会儿,蹦蹦车上团部,你跟着去,上团部医院做个检查。”
我一头雾水,“检查什么?我又没生病。”
“妇科儿。”
我不解:来例假我都不休息,谁平白地这么“关心”我?
“是正常体检吗?还有谁去?”我问。
老刁说:“别问了,叫你去你就去吧,排里已经通知沈彩云你今天上午上团部有事儿了。”
“是抽查吗?”我脑子里的问号太多了。
老刁所答非所问:“这是党支部和工作组的决定,连里已经跟医院打过招呼了,你快去快回。”
在二十一连,支部的决定是谁也不能违抗的天命。
远远地看见我走过来,司机小梁打开车斗的门,等着我上车。陈勇走之前是本地青年小梁的师兄,俩人关系甚佳。因此但凡陈勇的好朋友,小梁对我们永远是很客气的。我推说喜欢风吹着的感觉,不由分说地爬到车厢里,今天我可没心思跟小梁聊大天。
一路上,满脑子的疑惑跟着蹦蹦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不是孕妇才做妇科检查呢吗?干吗检查我呀?难道?难道?哎呀我的妈,难道被男生抱过会怀孕?秀莲说每次她怀孕,自己还不知道呢,那帮老娘们儿就看出来了。我的老天爷,这他妈臧海凝,大流氓,把我给强奸了!我的头炸了。不管是否强奸都是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儿,我成“破鞋”了。完了,这辈子全完了!我怎么办呀?我就是跳到黑龙江里也洗不清了。
到了团部,我没去医院,先慌慌张张地跑去找宫苹,得告诉她我被臧海凝“强奸”的事。没准儿,她也被他“强奸”过呢。广播室门关着,门上挂着“广播时间请勿打扰”,这才听到大喇叭里,宫苹的声音在读一篇社论似的文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听得出来,这是一篇文章的中间段落。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广播室门外,打不定主意是等宫苹读完进去,还是直接上医院。
一个人从广播室门口路过,跟我打了个招呼说:“小丽,来啦,等小宫呐?”
我惊慌地点点头。等那人走过去了,我才意识到都没认出来那人是谁。不过,那人随着宫苹管我叫小丽,肯定不是二十一连的人。
我竭力静下心来想,告诉宫苹有什么用?她肯定站在臧海凝一边。也许,她心甘情愿地被他“强奸”呢。她不会同情我的,而且,同情不同情,检查不还得我自个儿去。除非……除非我逃跑。对了,逃跑得了。可是,刚才离开连队的时候脑子太乱,什么都没想。身上分文没揣,边境居民证也没带,逃能逃哪儿去呢?就算能搭车上鹤岗,再从那儿蹭车回北京,投亲靠友也不见得有人敢留我啊。而且就算有胆大包天的人留我,等连里派人追到北京,我只能是连累他人。要是真的怀孕了,到北京还不是一样没咒念。怎么办?
我定了定心神,又想:好像不是所有碰过男人的女人都怀孕。潘姐和指导员他媳妇儿,她俩,怎么也得碰过她们的男人吧,没怀孕。还有一次,我跟一个男生开玩笑拌嘴,他说不过我,就开始发狠。他攥住我的手,用腿把我顶在炕沿边上,要用烟头烫我,仗着我挺有劲的,挣脱了。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我不是好好的,没怀孕。也许,不见得每次被男生碰了都能怀孕,也许我没那么倒霉吧。
我心存侥幸,硬着头皮向医院走去。